世界步入减税年代对当前部分发达国家减税的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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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步入减税年代对当前部分发达国家减税的分析
世界步入减税年代——对当前部分发达国家减税的分析
迈入1999年下半年,尽管美国众议院曾经通过的总额多达7900亿美元的减税议案最终未能出台,但美国朝野内外的减税的呼声仍然很高。
同期,法国、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发达国家也纷纷公布了各自的或大或小的减税或税制调整的方案或计划。
欧盟在前期举行的财长会议上也同意其成员国对增值税的部分税目进行实验性的减税调整。
可以说,减税已经重新成为发达国家刺激经济和体现社会政策的一项重要的政策工具。
一、美国等发达国家减税计划的内容
美国
尽管总额达7900亿美元的减税议案最终未能成行,但这项庞大的计划仍然值得我们认真审视。
其主要内容包括:
1、对已婚夫妇的联合申报方法的调整。
出发点在于:
由于在扣除和抵免等方面存在着诸多区别,所以进行单独申报的夫妇通常比那些进行联合申报的夫妇的纳税相对要少。
2、取消遗产税或调高遗产税的免征额。
3、调整供选择的最小税(Alternativeminimumtax,简称为AMT)。
AMT的征收的初衷是为了防止富人通过运用税法中的漏洞逃税的一种应对措施。
但是因为这一税种没有随因通货膨胀进行指数化调整的内容,现在使得一些中产阶级也开始变成AMT的纳税人。
因此需要给予AMT的纳税人,尤其是中产阶级以更多的抵免项目。
4、增加照料儿童的抵免(Child-carecredit)。
5、对储蓄的优惠(savingincentive)。
这主要是对某些种类的个人退休帐户(IRA)的存款的税收政策进行调整。
6、对资本利得的税收政策。
降低长期资本利得的税率(目前是20%),或是减少其持有期限的标准(目前是1年)
法国
法国计划从下一年度起有选择地降低现行增值税的较高的税率水平。
此次减税并不是一次对增值税的大范围的改革,而是主要针对诸如住宅修缮等少数税目。
在适当改动增值税的同时,法国也在考虑降低社会保障税的税负,因为社会保障税的高税负现在正扮演着妨害创造工作岗位的角色。
同时,法国总理还表示,将尽快为中产阶级减税,但具体细节没有公布。
日本
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在8月表示,他认为,必须降低遗产税的税率水平,以便帮助中小公司克服在公司重组等情况下产生的涉及继承的问题。
有关此次减税的关键问题将被提交给在明年1月召开的议会的下次例会上加以讨论,预计将与明年秋季通过减税方案并加以实施。
此前,日本国会在3月通过了1999年的税改计划,降低了中央的公司税和地方的企业税的税率;降低了证券交易税的税率;暂停征收地价税;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增加一些扣除项目;等等。
加拿大
受邻国美国减税议案的影响,加拿大国内的减税呼声也比较高。
例如,加拿大的商会就提出了一项减税方案,计划在2年内实现减税90亿加元。
澳大利亚
澳大利亚政府计划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水平,使目前为47%的最高边际税率降低到36%。
同时,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从万澳元增至6万元。
英国
英国政府计划对伦敦市场的国际证券交易免征欧盟所建议的预提税。
该方案被认为是建立于这样一个出发点:
从区分个人储蓄者和机构投资者入手。
个人储蓄者将有义务纳税,而机构投资者则享受免税待遇。
区分大规模投资者和散户的标准将可能定在40000英镑左右。
此外,欧盟在前期结束的财长会议上同意,欧盟成员国可以实验性地降低对劳动密集型服务业的部分税目的增值税的税率水平,以便刺激就业并抑制难以显性化的“黑色经济”问题。
可以减税的行业主要是适用于小的修理和服务行业,诸如修理自行车和修鞋、对私人住宅的修理(包括材料)、私人家务中的清洗、家庭照料服务和理发业。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近期公布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建议瑞典政府考虑减税,以便降低对劳动者的税负水平,从而降低人工成本,并提高其经济的竞争力和税收的竞争力,保持其良好的增长势头。
二、部分发达国家减税的背景分析
美国等部分发达国家的减税计划不外乎这样几个出发点:
刺激经济复苏或增长;调整税制和税种,使之更加完备、科学;实现一定的社会政策,努力促进公平。
但这些减税计划都又一个共同点,就是立足现阶段各自的经济状况和财政实力,是实力和国情的一种内在反映。
1、刺激经济复苏或增长的要求
部分发达国家在减税方案中直白,减税就是为了促进经济的复苏和持续增长。
以日本为例。
日本首相在公布降低遗产税的计划时就表示,日本经济开始出现一个翻转的征兆,所以应继续采取措施加速这种势头。
日本政府一直十分重视中小企业,认为它们是构成日本经济回升和增长的重要支柱。
而此次减税计划的主要受益人就是中小企业。
在今年的早些时候,日本政府就同意注入74500亿日元(670亿美元)的公共基金给日本的银行,以便部分地缓解已经对中小企业产生不利影响的信用的紧张程度。
同时,日本政府还增加了部分金融机构的资本金水平,以便帮助中小公司克服经济衰退的不利影响。
从目前的情况看,日本中小公司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公司重组等情况下所产生的涉及继承的问题。
一方面,缺乏这种继承者;另一方面,遗产税的负担太重。
这些不利因素已经使中小企业的数额从1981年的526万下降到1996年的507万。
中小企业的代表们表示,遗产税通常是由出售公司资产的小企业缴纳的。
这直接影响了公司为保持公司的持续的增长而进行资本投资的能力。
从遗产税的国际比较来看,与其他的工业化国家相比,日本的遗产税税率也显得相当高。
日本的遗产税的最高边际税率为70%,而美国为55%,英国为40%,德国是30%。
并且,从税收收入占税收总收入的比重上看,日本也是最高的。
目前,日本的遗产税收入构成其税收总收入的%,而美国的比率仅为%,英国为%,德国为%。
2、税制自身的要求
欧盟同意其成员国又选择地调低部分税目的增值税的税率水平,很大程度上是出于整合整个欧盟的税制的目的。
以法国为例。
作为最早开征增值税的国家,法国的增值税制度一直被认为是比较完备的,并成为许多国家仿效的一个样板。
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法国的增值税也开始暴露出一些问题。
作为法国最重要的收入来源之一,增值税收入占法国今年第一季度8000亿法郎财政收入的42%。
但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法国的现行增值税的主干税率水平超过了20%,这在欧洲是最高的国家之一。
从欧盟内部的竞争的角度看,法国将因此处于一种相对的劣势。
当然,法国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对财政体制做根本性的改革,就无法对增值税制度做较多的改动。
所以在过去的两年中,法国就一直在酝酿一种渐进的改革过程。
现在,法国选择在住宅修缮上削减增值税,就是作为对完善增值税制度本身的一种尝试。
同时,对这些税目减税也可以促进创造就业。
法国国会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如果住宅修缮这一税目的税率降至%,虽然会耗资100亿法郎,但能够创造近26000个工作岗位。
实现特定的社会政策也是此次部分发达国家减税的一个重要目标,体现了目前其生产关系的特定要求。
从整个80年代的税制改革的情况看,总的方向是侧重于效率和税收收入。
但降低所得税的过高的边际税率水平在促进效率的同时,不可避免地部分地牺牲了公平。
富人阶层可能是80年代减税的重要受益人之一。
从80年代税制改革的内容上看,宽税基、低税率使得许多收入较低的人们也跨入纳税人的行列,而相应开始收到重视的增值税等间接税的收入再分配的功能微乎其微,税制的公平功能的确下降了。
但是,许多发达国家因此也启动了针对贫困阶层的各类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
解决贫困问题也的确是发达国家比较关注的。
因为,这直接决定其政权的稳定性。
所以,从某种程度上看,贫困阶层虽然从80年代税改中获益甚微,但从整个财政体制上还是比较大的受益人。
相比较而言,中产阶级就成为从80年代税制改革和财政体制中获益最少的阶层了。
这很大程度上或许是因为,在80年代,中产阶级的群体还不够壮大,因此也没有足够能力表达自己的愿望。
但时光荏苒,随着这个世界经济的发展,尤其是金融证券业在这些年的蓬勃发展,大量的工薪阶层,尤其是持有股票或认股权的白领阶层也步入中产阶级的行列。
壮大中的中产阶级就开始为自身的社会地位和经济问题发出越来越大的呼声。
如前所述,中产阶级开始认为,自己是税收负担最重的阶层。
仍以法国为例。
法国总理承诺为中产阶级减税一方面是为了着眼于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体现法国政府在现阶段针对中产阶级的社会政策。
法国的中产阶级认为,自己承担着在欧洲相对是最沉重之一的税负,而法国社会党“长期没有认识到中产阶级的合法的热望”。
作为主要的工薪阶层,中产阶级在社会中的群体规模越来越大。
在法国自1997年开始实施的帮助那些贫困阶层和工人阶层的措施以后,现在应该是为中产阶级们减税的时候了。
4、财政实力的内在反映
减税从根本上说,还是取决于一国的国情,尤其是其财政的实力。
从统计数据上看,近期计划减税的这几个发达国家,除日本外,财政运行态势都不错。
美国在前些年大幅度削减社会福利支出后,数年财政平衡的努力收效较大。
年度财政预算开始出现盈余,庞大的财政赤字开始减少,财政问题曙光乍现。
欧盟由于受整个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较小,总体的经济走势良好,欧盟各国目前的财政收入情况普遍乐观:
西班牙今年前7个月在实施削减所得税的前提下,财政收入仍增长了10.1%。
意大利今年前5个月政府收入增加17.4%。
法国今年上半年税收收入增加8.8%(增长因素部分由于公司税收入的增长)。
德国尽管经济发展缓慢而且年内内阁批准了削减300亿马克政府公共支出,但本年前5个月税收收入还是增加了5.9%。
有了足够的财政收入做后盾,减税就能够成为这些国家刺激经济的重要工具。
但许多国家对减税的热衷程度不一。
法国在表示了强烈的减税和降低劳动力成本的愿望的同时,也对财政赤字表示了相当的关注。
欧盟的几个成员国,如英国、芬兰和意大利等,干脆对欧盟通过的部分削减增值税税率的决定表示毫无兴趣。
但英国却不顾欧盟其他成员国的反对,一再强硬地坚持对在伦敦市场的国际证券交易免征资本利得税。
显然,国情和财政实力至上,国家利益仍然是高于地区利益的。
三、对部分发达国家减税的评价
税收作为一项重要的经济杠杆,其调节功能也不是万能的。
减税的政策效果未必就优于财政支出。
例如,从历史上看,以扩大财政支出为主的“罗斯福新政”的收效似乎最为明显。
而1986年税改后,美国的经济虽然略有起色,但由于美政府的的蓬勃野心,财政赤字也从此步入泥潭。
相反,克林顿政府1992年上台后实施增税和削减财政支出,美国股市和经济在同一时期竟保持了创记录的增长。
因此,减税和增支等都是应随客观的经济环境的情况而相机抉择使用的政策工具。
1、刺激经济复苏与增长是主旋律。
步入90年代,世界经济一体化与国与国之间的经济竞争相伴而行、愈演愈烈。
发达国家谋求经济的复苏与增长,维系对贫穷国家的经济霸权;发展中国家不甘落后,奋起赶超。
经济成为一国保有未来的生存权和提升国际地位的越来越重的筹码。
在经济增长的快车道上,高科技、知识经济、信息经济这些主流旗帜之下,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国家的着眼点也各不相同。
例如,日本就极为推崇中小企业。
西方国家则笃信科技、资本和人力这些增长的传统要素。
如何提高科技水平、刺激资本投入、扩大就业和促进对劳动力的培训等就成为刺激经济复苏与增长的主要内容。
同时,随着国际贸易的发展,在国际竞争中,出口退税、关税和国内商品税的竞争成为决定一国商品出口竞争力的越来越重要的决定因素。
这些都为减税这种政策工具提供了越来越宽广的一展身手的大舞台。
2、对减税工具的认识
减税作为一种传统的扩张性财政政策工具,在刺激经济中理当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尤其是在历经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之后,各国对金融工具(衍生金融工具)虽谈不上谈虎色变,但至少对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有种投鼠忌器之感。
财政政策的地位终于开始日倾其重。
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工具中,增加财政支出和减税各有利弊,效果也各不相同。
单纯判断,无法说清谁是最优的。
但在目前各国财政赤字都比较高的情况下,相比较而言,减税更有可能经议会通过而付诸实施。
因为,一方面,增加财政支出通常的受益阶层比较明显,容易遭到非受益阶层的反对;另一方面,在赤字的压力下,议会通常倾向于将财政收入(增加的部分)用于弥补赤字,而不会热衷继续扩大支出。
因此,减税有一些比较优势。
降低增值税等间接税的税率水平的受益层面比较宽,而降低成本、降低物价和刺激就业等方向性又是显而易见的。
即便是削减所得税等直接税,其受益层面通常也宽于增加财政支出。
但是,减税的缺点也是明显的。
首先,减税一般是建立在一国税收收入大幅增长的基础上的。
如果在减税实施之后,一旦经济形势发生变化,税基缩小,就会置财政于十分尴尬的境地。
其次,减税也影响税制的固定性和税法的权威性。
税制在一段时期内必须保持一定的固定性,这对保持整个经济环境的稳定有着比较重要的作用。
如果税收工具的使用不当,税制变动过于频繁,可能会给人以“朝令夕改”的印象,势必会影响税法的权威性。
第三,减税的政策效果不如增加财政支出那样明显和直接,往往有一定的“时滞”,给制定政策部门的决策带来相当的难度。
3、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还是根本
仔细审视这些国家的减税计划的内容,我们会发现,保持财政收支的平衡还是这些减税计划隐含的一个前提。
减税虽然牺牲了部分财政收入,但在促进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就扩大了税基,其实最终还是希望获得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的“双赢”结果。
部分国家在减税的同时,还希望从其他税种中获得相应的收入补偿。
例如,法国政府就正在考虑从公司税中设法获得新的财政收入。
由于1998年法国的经济增长势头强劲,这种收入将可能达到100亿法国法郎至200亿法国法郎(16亿美元32亿美元)。
这为法国的减税计划提供了相当不错的财力资源。
澳大利亚政府能够推出削减个人所得税的计划的很大原因是因为,近期澳大利亚将推出商品劳务税(GST),即通常意义上的增值税。
降低个人所得税的税率一方面是因为有GST收入的保证,另一方面也是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的免征额抵消GST的累退性。
有些国家则着眼于,在减税的同时削减财政支出。
例如,美国的庞大的减税计划原打算伴随着医疗体制改革、社会保障的改革和增加烟草税推出。
而日本更由于身陷经济萧条,能否有能力减税都很成问题。
尽管对遗产税的减税的呼声比较高,但日本首相仍将面临来自大藏省的强烈的反对。
在日本这些年的衰退过程中,税收收入已经急剧减少了,削减遗产税无疑会为财政预算的平衡带来更大的压力。
虽然日本经济在近期终于开始走出低谷,但这是经济复苏的开始还是昙花一现,现在还很难下结论。
多数国家在减税还是削减财政赤字这一问题上犹豫不决。
例如,欧盟成员国虽然近期的财政收入增幅较大,但由于面临欧盟的《稳定与增长条约》的要求,更多的倾向与先用收入削减赤字。
甚至连积极减税的法国也表示,由于法国目前的赤字水平高于欧洲的平均水平,所以法国的减税只能小范围的,政府还是力图把财政赤字尽快缩小。
在1999年的法国财政赤字预计为GDP的%。
法国期望在2000年将赤字降低到2%以下,并尽可能在不考虑偿还国债的前提下,实现当年财政盈余。
欧盟财长们在前期的会议上讨论整个欧盟地区的预算平衡的形势时也一致表示,减税的同时也应当致力于削减财政赤字。
加拿大商会在提出90亿加元的减税计划后,也表示,同时期望能把加拿大的失业率从%降至%,把财政赤字从420亿加元降至0。
在这些减税计划中,我们也发现,有些国家不仅没有考虑减税,相反,还在计划增加税收。
例如,德国计划增收生态环境税,并将现有的电力税提高1倍,同时,将明年的财政支出减少304亿马克,以便实现欧盟的《稳定与增长条约》的要求等目标。
可见,一国实现财政平衡、刺激经济的路有很多,政策目标也不必完全一致。
一切取决于国情。
四、我国近期不适宜减税
从我国现阶段的国情看,近期不适宜大幅度减税。
我国的税收收入占GDP的比重本来就很低。
1998年税收占GDP的比重只有%左右,与周边国家相比是比较低的,甚至在发展中国家当中都是偏低的。
减税已经没有了足够的空间。
更何况,现阶段我国面临着振兴国企等极为迫切的任务,对财政寄予以厚望。
积极性财政政策的实施也需要稳固的财政收入做后援。
回顾我国改革以来的历程,很大程度上是一条放权让利之路。
而让利的很大一部分内容就是减税。
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固然调动了各方面的积极性,但国家财政为此付出了相当大的牺牲。
更主要的也形成了一条不良的思维定式:
似乎改革就是要让利,让利就要减税,减税才是优惠、才能发展。
实践证明,片面减税的效果很有限,弊端较多,有时甚至是不成功的。
如今不能再走上这条老路。
从我国的财政收入的构成上看,费挤税、费大于税的问题十分突出,已经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
乱收费不仅对正常的财政秩序和社会经济秩序造成极大的冲击,而且对税基又造成极大的侵害,对国家的税收收入造成了不良影响。
此时,规范收费体制。
规范国家财政收入体制的问题远比减税迫切的多,其产生的刺激经济的政策效果也优于减税。
我国的现阶段的税制结构还有待完善。
完善税种、税制是基础,在此之上才能谈是否减税的问题。
94年税制改革后,我国初步形成了以增值税等流转税为主体,所得税为辅的双主体的税制结构,税制日趋公开、透明,与国际惯例开始接轨。
但随着新税制的运行,也开始暴露出一些有待完善之处。
比较突出的问题就是:
税制过于倚重间接税,造成税制的调节功能不能适应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要求。
间接税收入的比重占整个税收收入的比重超过了70%。
在这种情况下减税,一方面会造成税收收入的减少,更主要的是减税的作用不明显,很可能会造成得不偿失。
从税制的稳定性的角度而言,现在也不是减税的时机。
现阶段应尽量保证新税制的运行,一方面从中能够发现问题,寻找解决的办法。
另一方面,税制的相对稳定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稳定比较重要,是微观经济主体进行正确决策的前提保证之一。
从招商引资的角度看,相对稳定的税制也是一个良好的招商环境的重要条件之一。
此外,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和科技科研水平所限,我国现阶段的税收征管水平还比较低,偷税和避税问题比较严重,居民的纳税意识和税务机关的依法治税的观念相对比较薄弱。
此时减税不仅政策效果可能不尽人意,也不利于改进上述问题,提高全社会的纳税意识和依法治税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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