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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材料能源与环境
阅读材料3-8:
能源与环境
能源与环境:
新的问题(上)
能源是环境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问题,而环境则是能源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25年前,两种重要而宽泛、有关现代人类生存条件的认识几乎在同时摆在了公众和政界的面前。
随着1970年第一个“地球日”的设立,同年由MIT主持的“决定性的环境问题”研究报告的出版,以及1972年斯德哥尔摩联合国环境问题会议的举行,第一项认识被确定为,由于人类不断扩张的活动,环境正遭受到威胁,而这些环境条件和作用对于人类的健康极其重要,不能继续被忽视。
但事实上人类在不断追求物质繁荣的同时却从来不把环境问题放在心上。
人们开始发现必须要找到方法——并且一定能找到方法在满足经济需要的同时,对环境基础提供足够的保护。
20世纪70年代,阿拉伯石油输出国组织令人震惊地降低了原油价格,以及接下来的全球经济衰退,另一项认识被推到了前台。
那就是可靠并且能够承受的能源供给对保持和扩大已有的繁荣以及创造繁荣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现在,这两项认识已经成为常识。
基本上每个人都能认识到能源对于经济繁荣的重要性和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但是大多数人却很少认识到这两项原则之间的紧密联系,以及从中产生的巨大挑战——我们所面对的重要能源所导致的最危险和最麻烦的环境问题。
能源供给导致了大气污染、酸雨、地表水的有毒污染、废弃的放射性物质以及全球气候变化。
而且,在能源组成和扩大上,这些问题所产生的约束正成为能源战略和能源价值的决定性因素。
简单地说,能源是环境问题中最难解决的问题。
对维持和扩大经济繁荣的挑战,其核心就是在能够承受的范围内限制不断扩大的能源供给对环境所带来的影响。
在这样一种“能源——环境——繁荣的挑战中,决定性的因素将是全球气候变化所带来的问题。
根据目前对于健康、财富、生态系统和生活质量的破坏的标准尺度来讲,气候变化还无法同大气污染、水质污染和大陆变化等问题相比,但是,在几十年后,它就会被看作是对人类活动影响最大,最危险也最棘手的环境问题。
气候变化之所以是“能源——环境”问题中最重要的问题,原因在于,首先,气候涵盖了其他所有的环境条件和作用;其次,一旦气候出现问题,那么因人类而导致的气候变化是不可逆的。
环境具有多种“服务”功能;结构灌溉、土地保持、对于污染物的解毒性、新鲜水的供应、洋流对热量和营养的分配、对疾病和有害物质的自然控制等等。
近几个世纪因人类导致的气候变化正在对这些服务功能造成重大危害是毋庸置疑的。
人们自以为目前的社会有足够的智慧和财富来用机械的替代物完全取代自然环境所赐予人类的礼物。
这样的想法愚蠢至极。
虽然在某些方面,全球气候的变化已经是无法避免的了,但我们仍然应该尝试。
气候变化之所以是所有环境影响中最为棘手的一个,是因为导致其最根本的原因是不断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目前世界上有75%(美国占其中85%)的能源供给是靠燃烧原油、煤和天然气来获取。
富裕国家通过扩大对相对便宜且能多方面使用的原油的使用来获取财富,而发展中国家也会学着这么做。
目前支配着全球能源系统的是矿物燃料(其替代价格为10万亿,设备更新需要20~50年),即使无二氧化碳排放的代替物并不比目前常规的石油技术昂贵,也不可能很快地完全替代它(何况无二氧化碳排放的设备目前是相当昂贵的),而且二氧化碳的大量燃烧物(燃烧1吨油或煤排放3吨二氧化碳)也不可能轻易为现有的机器,植物所吸收。
全球气候的变化在今后的几十年中尚不会成为危害人类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能成为一件令人宽慰的事。
更改全球的能源系统来避免危险的后果同样需要很长的时间。
这是场紧张的比赛。
挑战是可以应付的,但只有在制定了包括以下6方面问题的战略后,才可能取得成功。
●扩展气候变更学、地域科技等方面的研究,探讨适应气候变化的办法,增加研发投资;
●在促成因素测量和减小家庭规模的方法上不断争取国内和国际的支持;
●积极减少公司和消费者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加快对先进的能源替代品和终极利用技术的研究、发展和论证;
●不断加强国际合作来保证上述先进技术在各国的普及;
●发展一个全球的义务框架来长期抑制温室气体的排放;
私人因素在这个战略中很显然扮演着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但是由于这个问题牵涉到了外在性、公共财产所有权、公众利益和国家间的约束协议,因此,政府的政策也是相当重要的。
美国——这个每年燃料的使用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占全球1/4的国家,世界上最强大的经济实体,最好的科学技术基地,其政府在对于能否维持繁荣起着重要作用的问题上应该起领导作用,而不是仅仅跟从。
“照常营业”(BAU)方案及其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如果将二氧化碳排放入大气层分解成4个方面,那会更清楚。
这4个方面是:
人口;经济活动的平均值;经济活动的强度;能源供给的碳释放量强度。
“照常营业”(BAU)方案并不能使这些方面远离纷争,而是使它们的变化轨迹跟上趋势,并且能因为预期的形式和发展而进行调整。
在一个典型的BAU全球能源的未来中
●世界人口数量将从2000年的61亿增加到2030年的85亿,2050年将达到98亿,随后于2100年稳定于110亿。
这一增长大多数会发生在发展中国家。
●发展中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会比发达国家高,但全球经济会逐渐衰退。
2000~2020年的平均经济增长为2.9%,余下每年平均增长为2.3%。
这样就会使全球经济产品从2000年的38万亿提升到2030年的87万亿,2050年的140万亿,2100年的360万亿。
●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经济活动的能源强度长期以来每年都以1%的速度下降,从显示的经济增长来看,2000~2040年的全球能源使用会翻一倍,2070年翻2倍,2100年翻3倍。
●能源供给的碳释放强度在20世纪以每年0.2%的速度下降。
根据能源的增长,矿物燃料燃烧所生成的碳含量增加了2倍,从2000年每年的60亿吨增长到2100年的200吨。
从历史上来看,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已经从工业革命前1750年的百万分之(ppm)280上升到2000年的370(ppm)——增长率32%——这250年的增长,前半段主要是由于大量的森林遭砍伐,而后半段则是由于矿物燃料的燃烧。
根据BAU关于矿物燃料排放的设想来看(假设不考虑更多的砍伐),大气浓度预计可以在2050年达到550ppm,而2100年则可超过700ppm。
而且,如果BAU的方案可以持续到2100年的话,那么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就不会继续增长,而是控制在1100ppm以下(工业革命前的4倍)。
除了二氧化碳浓度的增加,大气中一些其他温室气体的浓度——主要为沼气、氮氧化合物、对流层臭氧和卤烃也比工业革命前有所增加。
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因这些气体浓度增加而引起的温室效应差不多等同于二氧化碳。
与大气微粒所引起的降温相互抵消,而这些微粒浓度的增加,也正是由于人类活动而造成的。
从BAU方案来看,在21世纪中,这些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浓度的增长会远远低于二氧化碳,而大气微粒浓度则会缓慢下降。
到2100年,由于微粒的降温减少,其他温室气体所引起的增温会比二氧化碳所引起的增温高10%左右。
因此,通过结合这些可能性和二氧化碳的浓度,而不需要考虑非二氧化碳气体和微粒物质间复杂的抵消关系,我们可以使关于未来可能性的讨论简单化。
目前,关于二氧化碳浓度增加是否会明显影响全球气候的争论基本已经结束——结论是很肯定的。
1995年,二氧化碳在大气中浓度达到360ppm,政府间气候变化小组(IPCC)在关于气候变化学的第二次评估中写到,“证据显示,人类活动对于全球气候有着明显的影响。
”该报告指出,全球地表气温自19世纪以来上升了0.3~0.6摄氏度,全球海平面上升了10~25厘M。
其中,在调整了大气微粒浓度和太阳能量输出变化的效应后,人们利用基本气候学和详细的电脑模型,对温室气体浓度的增加量进行了计算,所预测出的气候变化类型(包括昼夜温度差异,垂直温度差异,纬度差异,降雨类型以及其他)同实际情况惊人地相似。
这些类型经常被看作是导致气候变化的温室气体的“指纹”,而且没有人会认为还有除温室气体之外别的“罪犯”会有这样的标记。
自从IPCC的第二份评估报告完成后,证据就更充足了。
比如说,到1999年止,自温度计能测算全球平均表面温度的140年来,15个最热的年份都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之后。
虽然90年代初,菲律宾火山的爆发降低了不少温度,但这140年中最热的7年仍然出现在90年代。
根据从冰山采集到的数据和古气候学证据,1998年可能是近1000年最热的一年,而过去的50年可能是6000来最热的半个世纪。
2000年1月一份来自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报告回顾了20年来地面测量温度和卫星测量温度的差异,总结出“20年来地表温度监测中观察到的变暖趋势毋庸置疑是真实的。
”现在,我们可以很自信的说我们正在经历全球气候的变暖,而人类活动引起的温室气体的增加是其根本原因。
BAU计划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呢?
由于大范围升温洋流的不活动性,最终的平均温度会因为二氧化碳的浓度没有达标而增高。
因此,尽管按BAU方案,未来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被认为能在2070年降低到工业革命前的2倍左右,但目前最理想的估计是到2070年,温度上升1.8摄氏度,2100年为2.5摄氏度。
从另一方面来说,这些估计都是在平均全球陆地和海洋后得到的,陆地上的升温一般要高一些,而高纬度地区则相对更明显。
能够追踪气候随时间演变而变化的复杂气候模型显示。
美国的大陆中部地区的平均气温升高了2.5~4摄氏度。
IPCC1995年的评估认为,根据BAU计划,全球海平面到2100年会比目前升高50厘M(在以后的几个世纪还将继续升高),而气候变暖所带来的其他影响还包括,一些地区的洪水和干旱次数增加,热带的降雨更多,而在冬天给美国东南部和西欧带来暖意的北大西洋暖流的强度会减小。
评估报告中还指出,预期中的气候变化“可能分布广泛,而且对人类健康有一定的危害”;北方的森林“可能会有无规律的、大规模的树种死亡”;农业生产力“在某些地方会增加,而在其他的地方则会减少,尤其是热带和亚热带”。
1995年的这份报告同时也强调,在时间选择、地域差异等方面,气候变化的影响仍有很多不确定因素,而气候系统的非线性特点也告诉我们,以目前的技术,有很多突发的相对性根本无法被捕捉到,包括毁坏风暴的频率和强度增大,海平面大幅度、快速升高,以及由于大量沼气等温室气体的突然释放而引发的气候变化。
大量这样的气体目前都被冻结在一种位于永久冻土和海床上的笼罩形化合物中。
这些例子都证明了“不确定性”并非像公众和一些政策制定者所想的那样;只要我们了解得更多,情况就不会比我们所担心得要糟糕。
事实上,情况很容易就会发生变化。
尽管有关二氧化碳浓度达到工业化前的2倍后是否会变得不可控制的争论还有回旋的余地,但当假设的二氧化碳浓度达到了3倍或4倍时,任何乐观的基础都会崩塌。
据IPCC设想,4倍于工业化前的二氧化碳浓度会使全球的温度升高3~9摄氏度,保守的估计为5摄氏度左右。
普林斯顿大学的地质物理流体动力学实验室发现,美国在二氧化碳浓度增加3倍后,全国的土地湿度下降了40~60%;美国东南部7月份的热量指数达到了43摄氏度(华氏109度)。
普林斯顿的计算结果同时显示,在二氧化碳量增加的情况下,北大西洋的对流循环基本停止,而如果二氧化碳浓度增加1倍的话,海平面升高的速度快了1倍。
尽管在这项特殊的研究中肯定会有不确定因素,但如果认为气候变化程度的影响不会遗留下任何东西,那么这样的想法无疑是可笑的。
BAU需要多大的转变
使二氧化碳的排放量稳定于目前的水平并不能稳定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
90年代中期的二氧化碳释放速度反而会使其浓度的增长固定在每年1.5ppm,而如果现有排放量能一直维持下去,那么2100年会达到520ppm。
使大气浓度稳定在任何一个程度——即使是工业化前的4倍——也需要全球二氧化碳的排放量最终降低到目前每年含碳60亿(GtC)中的一小部分。
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坚信,大气浓度的稳定程度,即使排放量可能一度会超过标准——就目前燃料支配的能源系统而言——只要最终达到顶峰,排放量还是会降低到今天的水平以下。
1992里约峰会所颁布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定后来被包括美国在内的170多个成员认可。
他们同意力求“将大气中温室气体的浓度控制在不危害人类的程度内”。
但是,直到现在,对符合这项协定的浓度稳定还没有达成一种正式或非正式的共识。
因此,目前看来,维持现状或低于目前浓度的做法是一种选择。
如果目标是折中的450ppm(接近于目前的370ppm),那么21世纪的累积碳排放量可以被控制在600GtC之下——比BAU的数字少了2.3倍。
这样一个目标所代表的巨大挑战可以用其所需要的排放量的减少程度来证明。
如果计算人口和GDP人均指数的话,那么能源强度的下降率会翻一番,大约每年1~2%;碳排放强度的下降率也翻一番,每年0.2~0.4%,那样的话,21世纪的总排放量会减少到700GtC从而能建立计划来使大气浓度稳定在550ppm。
如果在这样的变化中,碳排放量强度的下降率能提高到每年0.6%,那么大气浓度能控制在450ppm。
达到这样的目标是不容易的,但并非没有可能。
所需要的大幅下降速度过去曾经在某些地方实现过“尽管持续的时间和范围都不符合现在的需要”。
比如说,在1973至1986年间,作为1973/1974年原油价格下跌的反应,美国的能源强度每年都要减少2.5%。
同期,法国能源供给中的碳排放强度平均每年减少2.7%。
IPCC根据世界能源委员会的全球能源未来研究和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设想在21世纪能源计划中,有高科技的创新出现,进而能长期使全球平均能源强度维持在年增1.5~2.5%,碳排放强度年增0.6~1.2%的水准上。
摘引自:
[美]约翰·霍德伦(JohnP·Holdren),李慧译,原载《国外社会科学文摘》(沪)2002
(2):
61-64。
《生态环境与保护》2002,(6):
p53
能源与环境:
新的问题(下)
推荐:
战略的构成
一项用来面对环境/气候挑战的明智的战略要力求能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浓度控制在500ppm下,同时,即使温室气体浓度有所上升,也要有额外的步骤来试着减少气候恶化可能会给人类带来的危害。
从原则上来讲,对于整个问题,这样一项战略的成分只有4种可能的分配。
·尽可能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消除先前所排放的大气温室气体;
·减少温室气体对气候变量的效果;
·尽量减小无法避免的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
要实施这些做法,显然要在气候变化和不利因素业已出现的情况下进行大量的改造工作。
农业、林业、渔业、水库、洪水控制、公共健康、运输管理和对海岸沉降的保护都需要调整。
当然,其中有些工作已经开始。
但是一项过于依赖改制和没有足够避免方法的战略将会需要很大的代价,尤其是对于资源和基础都不好的发展中国家。
减少温室气体对气候变化的效果的手段构成了人们所说的“地理技术工程”。
举个例子,反射材料的应用减少了到达地球的太阳光,因此也抵消了温室效应的热量。
尽管这样的想法听上去很诱人,但我们没有自信去取得这样令人瞩目的效果,因为我们对复杂的气候太缺乏了解和认识。
人类有足够的能力来破坏气候,也有足够的智慧来找出我们做了什么,却还没有改变气候来适应我们需要的能力。
消除大气中二氧化碳,目前所知的最好办法是植树。
这个办法是增加植物对二氧化碳的吸收率,就像砍伐树木会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加那样,植树造林能够除去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扩大森林面积是可行的,同时也增加了森林土地的含碳量。
但是如果持续在热带进行砍伐,那么这个工程到21世纪可能还仅仅停留在基础阶段。
目前迅速阻止森林砍伐,提高各种土地管理实践,积极植树造林,其最好的效果可能是达到设定目标的20%或25%,BAU设想数据将变化稳定在大气二氧化碳浓度550ppm左右。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比今天进行更多的研究和付出更大的努力。
六点行动计划
上述关于改制、地理技术工程和消除温室气体的考虑促成了这六点计划中的第一点:
1、扩大研究范畴,如气候变化科学、气候变化影响,陆地、海洋生态系统的碳摄取量,抵消温室气体的地理技术工程,以及不可避免的改制和不断增加开发投资。
人口、人均GDP、能源利用人均GDP和能源利用的碳排放量,它们对最重要的原始温室气体排放——二氧化碳排放量——起了决定性作用。
尽管单单这4项数据就足以说明碳排放总量,但每一项还都影响到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因素,影响到政策的平衡。
全球人口总量到2100年至少扩大到70亿至140亿。
这两个数据之间的差距如果用实现低碳排放量的难易程度来衡量的话,那将是巨大的。
我们必须为达到可能的最低限度而努力。
决定人类生育力和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是未来再生产生物学的根本认识,它们将推动和影响下一代,并且能使节育技术更为有效,更易获得。
再生产生物学的一个教育问题——对女性比对男性更重要——换句话说,也是个发展问题。
有证据表明,对下一代数量和空间上的推动更直接地取决于女性的教育和工作机会、后代的生存前景以及社会能提供的安全系统——所有的问题再一次又同发展本身联系到了一起——同样还有政府对小家庭的鼓励和其他影响个人和社会价值的因素。
节育技术已经相当完美;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令人满意的状态下去利用它。
尽管有些生育率的降低具有政治敏感性,但它却是全世界人民谋取福利的手段。
它们所获得的也会带来人口减少的巨大社会效应,而解决能源/气候问题的好处意味着我们没有理由在推动六点中的第二点上遭遇失败。
2、加强国家和国际对教育、发展、社会福利和家庭计划的支持被认为是降低人口增长率的最有效的途径。
在碳排放量中,人均GDP的因素可以更快地被剔除,但至少是在尊重减少排放量政策的前提下。
关于劳动生产力对GDP有何影响,还有很多值得说的,但政策的目标恰恰是集中在增加GDP上,而不是减少GDP作为降低环境污染的一种手段。
从长远来看,人均GDP同样也有赖于经济活动时间和非经济活动时间的分配。
受制于经济相对重要的观念和非经济活动对社会安定所起的贡献。
当然,有些人想对经济消费进行重新定位,然而它将会使更多的外在价值融入供求平衡中,将会使物价上升而令消费者不愿购买商品。
但是适当的政策会使外在价值内在化——而并不抑制自身的经济增长。
这就导致了有关排放量的另两个更技术化的因素,就是GDP的能源强度和能源供应的碳浓度。
GDP的能源强度同“技术效率”和经济产量的构成有关。
能源供给的碳含量取决于整个能源系统中石油能源技术的性能(尤其是提供给经济的每单位能源释放碳多少)和石油和非石油能源技术的混合。
在美国,同这些部分的演化有着最直接关系的两点要素是:
3、对公司和消费者加以鼓励和提供帮助,使之能在任何时间从能源供给和能源终端技术效益中作出低二氧化碳含量或无二氧化碳含量的选择。
4、加强对先进能源供给和终端技术的开发和论证,坚实地扩大人们选择的余地。
政策的范围是宽泛的,包括对个人消费者和公司的教育,对不恰当政策的修正,消除官僚主义对正确选择的阻碍,金融优先权,减免税收以及贸易特许排放量,碳的税收等。
尽管在很多前沿地区,仍有创新和扩大活动的空地,但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在鼓励低二氧化碳排放或无二氧化碳排放以及鼓励相关研发上,更为有效的方法是对碳排放征税。
一点不错,当社会有理由不鼓励一件事时,通常对其征税是成功的,且有着很长的历史。
有很多理由表明,对“坏事”(如污染)征税比对“好事”(比如收入和投资)征税更受欢迎,而从“坏事”上得到的税入可以用来减少对“好事”的税收;让能提供更多的资金来研究、开发和论证更低排放量的技术。
钱没有被丢到黑洞里。
在美国的政治论坛上,呼吁对碳征税者经常遭咒骂,但现在总统能否将这样的一种税收向公众兜售还不清楚。
我们不可能一下子就指望排放一吨碳就收到100美元,而这会对石油工业造成严重破坏,我们可以每吨收20美元作为一种开始,这样可以形成一种健康的动力来促使能源公司和个人消费者作出一些有益于环境和气候的决定,这也会每年给美国带来300亿美元~1/10可以用来减少负担,1/10可以用在鼓励选择低碳能源上,1/10可以用来支持研究、开发、论证和提高低碳能源,而剩下的210亿则可用来降低其他的税收。
就像最近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对能源市场施加影响实质上等于征收碳排放税所能带来的影响。
通过可交换的释放许可证可以控制释放限量,而通过利用释放限量则可以保持对能源市场的影响。
人们往往认为,这种手段比征收碳排放税来,问题要少得多。
这可能是对的。
但这样的系统比税收更难设计,更难调整,也更难执行。
对于美国来说,一开始就执行碳排放税也许会更有效。
至于最终,一项全球的限量释放计划会成为限制碳释放的最好磋商手段。
加强对先进能源供给和终端能源技术的研究、开发、论证是六点计划中的第四点。
但这在上届政府中被证明是很困难的。
1997年总统科学技术委员会(PCAST)有关20世纪联邦能源研究和开发的报告总结道,由于考虑到“在相似于现今的市场条件下私人部门对能源研发所作的合理贡献”,适当的联邦能源技术研发计划并非“在范围和角度上都等同于21世纪将面对的能源挑战和机遇。
”专家小组认为美国能源部门对能源技术研发的修正会增加它们在财政预算中的资金。
从1998年财政130亿美元增加到1999年的180亿美元,到2003年增加到240亿美元。
政府在1999财年的财政预算中对这一建议的很大一部分作了细化,但国会只拨了一小部分款项,只增加了PCAST所建议的40%。
在后来的预算中,PCAST的建议和政府愿意付出的数目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
而国会则继续仅仅拨出政府建议数目的一小部分。
这个问题不应该如此艰难。
就像PCAST所指出的那样,他们关于增加联邦能源研发的建议不仅能决定国家今后在必要时刻是否能更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释放量,还能通过提高美国制造业的生产力和竞争力,降低美国对进口原油的过分依赖以及削弱空气污染物对人和生态系统的直接危害,最终减少能源和能源服务的资金投入。
PCAST的另一项研究在1999年的6月完成。
这项研究引出了对六点计划中的第五点的争论。
5、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增加国际合作来促进第一、第三和第四点的执行结果。
PCAST的报告题为《强大的伙伴关系:
联邦在能源革新的国际合作中扮演的角色》。
报告指出,如果美国加强在类似合作中的参与性,那么就能加大美国公司进入国外广阔能源技术市场的机会,并降低美国国内能源技术革新的花费,同时帮助它国参与解决美国无法单独解决的全球能源问题。
其他国家的能源技术配置不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由原油燃烧导致的温室气体对全球气候的破坏,同时也决定了世界对于原油的依赖范围和潜在的分歧。
PCAST1999年的研究估计,联邦政府在能源研究、开发、论证和配置(ERD3)上进行国际合作的花费会等同于2001财年的预算中会增加到5亿美元,2005财年达到7.5亿美元。
这些数字的增加特别用来加强相关的能源技术革新和国际合作的基础。
2001财年的政府预算还要求为这些活动增加1亿美元经费。
但国会只批准了850万美元。
应对能源/气候问题的挑战不应该成为党派之争。
关键性的价值——经济繁荣、环境质量和国际安全问题都与能源和气候紧密联系着。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定》(UNFCCC)由一个共和党总统签署。
它不同于《京都议定书》,早就得到了美国参议院所承认,并因此已成为一项法律。
1992年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定》和1997年未被批准的《京都协定书》表现了人们为了实现六点计划中的第六点而采取的早期犹豫的举措。
这第六点为:
6、发展全球性框架约定来长期限制温室气体的排放,并保证此约定的设计具备充分性、公平性和可行性。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协定》正确地认识到了能源/气候变化的不平衡性——很显然,大多数用来保持原始二氧化碳的大气容量都是工业国家在其经济发展时所消耗的,但未引起任何无法忍受的气候变化。
那些工业国家享有更好的经济和技术地位,因此能尽早改变行为方式。
因此“发达国家应该带头抵御气候变化及带来的反作用”。
这一点是切合实际的。
虽然对复杂的日程缺乏充足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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