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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华的外交政策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对华的外交政策
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格局
帝国主义两大集团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英、法、美取得了胜利,同盟国德、意、奥遭到了失败。
不仅战胜国和战败国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而且战胜国之间的实力对比也有新的变化。
帝国主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
战争打破了帝国主义原来的不平衡,需要在新的力量对比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成为新的暴发户。
1919年,美国的国外投资额达70亿美元,借给协约国的战债约100亿美元,全世界有20个国家是美国的债务国。
美国从战前的资本输入国变成了资本输出国,从战前的债务国变成了债权国。
它掌握了世界黄金储备的40%以上(近45亿美元),加强了对世界金融控制的地位,取代英国而成为世界财政的中心。
(151-152)美国还有一支在战争中建立起来的庞大的陆军和迅速发展起来的海军,有595艘舰艇,总排水量为1468万吨。
(79)美国战后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军建设。
美国的国际战略是凭借其实力争夺战后的世界霸权,充当国际领袖。
法国在大战中是欧洲的主要战区,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战后工农业生产衰退,经济上通货膨胀,又面临粮食危机,并且欠美国35亿美元的债务。
这种困境削弱了法国在外交斗争中的地位,但法国在欧洲大陆上占有军事上的优势。
法国的国际战略是实现控制中欧和东欧部分地区,插足巴尔干,巩固非洲和西亚的阵地,以便建立欧洲霸权。
(24)法国的外交重心不在远东,未积极介入中国事务,对中国问题的影响力有限。
日本在大战期间趁英、美列强在欧洲忙于战争无暇东顾的时机,向中国和太平洋地区进行经济侵略和军事扩张,加强了其在中国和太平洋的战略地位和经济地位。
日本在战时工业产值增加了4倍,在国外市场上积极排挤英、美竞争者。
日本海军力量占世界第3位,有192艘舰艇,总排水量为82万吨。
{2](79)日本战后也进行了大规模的海军建设。
日本的国际战略是取得德国在中国山东省的全部非法权益和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以巩固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优势地位。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夺取了大部分德国的殖民地,并从土耳其手中获得了伊拉克、阿拉伯半岛和巴勒斯坦地区,但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总的来说是削弱了。
英国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损失很大,在战争中死74.7万人,伤169.3万人。
就整个英帝国(包括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军队在内)来说,死94.7万人,伤212.2万人。
(9)英国经济力量在战争过程中极度紧张,加速了早在战前就已成为英国经济所特有的危机现象的发展。
战时英国商品输出大减,输入却大大增长。
1914年英国进口各种商品的总值为6.96亿英镑,而1918年达到13.16亿英镑。
英国靠出口的收入和海外投资、航运业及中介金融业务的收入,已不能支付如此庞大的进口卫花费,不得不举借外债。
到1919年,英国欠美国的债务达8.5亿英镑(40亿美元)。
(91)英国成了美国的主要债务国,而战前美国是英国的主要债务国。
战时英国被迫卖掉了海外投资的1/4(10亿英镑)。
由于战争,英国的内债增加了9倍,即从6.45亿英镑增加到66亿英镑。
在战争年代,整个英国明显地扩大了生产机构,但这并不能使其在世界市场上更有力量跟它的对手竞争。
(5-6)英国丧失了在工业生产领域的主导作用和世界市场的统治地位,美、日乘机在远东、拉美地区排挤英国,连它的自治领也成了美、日扩张的对象。
由于实力削弱和造船工业下降,英国盘踞了250年的海上霸主地位开始动摇。
(153-154)虽然1919-1920年英国工商业出现特殊的繁荣现象,但英国商品的国外市场是不稳定的。
欧洲各国由于战争而破产和贫困,无钱长期购买英国货。
而在美洲、亚洲和其他非欧洲市场,由于当地工业的发展以及美货和日货在战时的加紧渗透,英国商品的处境变得困难。
1920年下半年,英国发生了战后第一次经济危机。
虽然英国经过大战削弱了,但战后其国家力量还是巨大的。
它欠美国40亿美元的债务,可它的欧洲盟国(不包括俄国)却欠其43亿美元。
英国在世界市场上仍保持着牢固的、传统的财政银行联系,还能够支配其殖民帝国的庞大资源。
(26)英国仍是最大的海军强国,1919年拥有737艘舰艇,总排水量为230.9万吨。
(79)英国虽然经济困难重重,但仍加入军备竞赛,竭力保持它的海上优势。
尽管力不从心,但英国的国际战略仍是争夺欧亚霸权。
英国在加拿大、澳大利亚、印度、缅甸、中国等地的商业利益和其自称的帝国责任,使其逐渐关注远东形势的发展。
美、英、法围绕着德国问题争夺欧洲霸权,美、英、日以中国为中心,争夺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霸权。
由于德国海军力量被消灭,列强的海上竞争重心从北海和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地区。
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居于优势地位,英国和日本都在建造3.5万吨以上的新型战舰。
美国受巴拿马运河通过能力的限制,不能建造如此大型的战舰,但美国发展海军的潜力比日、英要大,这使得列强在远东地区的争霸斗争迅速激化。
美国利用其在财政上的优势,居于争霸中的有利地位。
日本得战争之利,加强了其在远东和太平洋地区的实力。
帝国主义各国政府召开一系列会议,协调它们之间的关系,建立了凡尔赛体系。
凡尔赛体系主要巩固了英、法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和英国在海上,特别是在地中海的统治,使帝国主义争夺欧洲暂时缓和下来。
在巴黎和会上,英、美、法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但在和会上英国不仅对华未捞到实惠,相反,其在山东的经济利益和在华地位却面临日本的公开挑战。
这种挑战的实力基础是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海军的覆灭,日本成为仅次于英、美的世界第三大海军强国,并在远东拥有军事优势;在巴黎和会上日本不仅得到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而且获得了德国在太平洋赤道以北的岛屿,因而更加强了其在远东的经济及战略地位的优势。
凡尔赛体系使帝国主义争夺欧洲暂时缓和下来,而在远东、太平洋地区,列强还未来得及根据其实力对比建立一种战后新秩序,留下了一个巨大的缺口。
巴黎和会后,列强在远东、太平洋,尤其在中国的矛盾立即尖锐化。
英国认为其有能为迎接日本对其在华地位提出的挑战。
1919年英国海军部将日本列为英国惟一的敌人。
(16)由于有了美国的支持,英国更加有力量应付日本的挑战。
英、美在中国的竞争也很激烈,但它们之间相互利用的需要多于竞争的需要。
在中国,英、美与日本竞争多于协调。
二、战后英国国内政治的变化、日本对英国在华利益的威胁和中国的虚弱
战争时期,英国经济中的国家资本主义趋势大大加强,垄断资本的力量增加了,国家机构日益从属于垄断资本,并被利用来为它的利益服务。
1916年,英国工业联合会成立。
1920年2月工业联合会的公报声称:
“工业界对国家大事的任何具体的共同意见,一旦由英国工业联合会发表出来,就会对政府和报刊发生应有也影响。
”战争结束时,英国工业联合会联合了1.8万家公司,资本总额为40亿英镑。
(7)在大战时期执政的是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利益的自由党,它在小资产阶级和相当大一部分工人中间有很大的影响,大资产阶级中有很大一部分人脱离了自由党,而转入了保守党阵营。
结果在1915年5月,自由党和保守党一起建立了联合政府,而后者从此逐渐在政府中起着主导的作用。
1918年英国举行议会选举,根据选举的结果组成了联合政府。
尽管保守党的议会席位比自由党多两倍,两党却平分了政府中的职位,并且把首相职位让给了自由党的劳合·乔治(LloydGeorge)。
保守党认为,在当前的战后困难时期,让善于用自由主义的漂亮空谈掩盖保守政策的自由党来领导政府,对于英国资本主义更为有利。
保守党成了垄断资本的政党,提出了实行殖民扩张和对外侵略政策的纲领。
战时日本在中国和太平洋加紧扩张,形成了对英国在这个地区的利益的直接威胁。
经济上,1913年列强在中国对外贸易输入总额中所占的比例是:
英国占25.2%(包括殖民地在内),日本占23%,美国占10.5%。
到1918年,英国占列强对华贸易总额的17.1%,美国16.7%,日本一跃为43.5%,超出英国2倍多。
(125-126)1914年,日、英对中国借款分别为199.*****万、835.*****万银元。
而至1919年,分别变成2246.*****万、1225.*****万银元,日本对华借款己大大超过英国。
(244)政治上,日本通过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扶植皖系政权,夺取德国在山东的权益,在中国的政治、军事势力明显加强。
基于以上情况,英国决策者标榜英国的远东政策是维持和平,保证英国属地和利益的安全,维护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在贸易和商业上维护在华机会均等。
(221-227)实质上该政策意味着英国要维护其殖民利益;要与日、美主要是日本在远东,尤其在中国争夺霸权;在与北京政府打交道时,要维护和发展英国在华十分重要的经济利益,要维护英国在华特权和侵略利益;英国希望促成中国形式上统一,反对分裂中国的任何行为,认为一个形式上统一的中国更有利于其在华利益的发展,有利于列强对华实行共管。
由于中国的主权遭到破坏,北京政府没有独立自主地处理对内对外事务的最高权力,不能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行为体。
但北京政府名义上仍是中国的中央政府,是英国等列强打交道的主要对象。
北京政府或为皖系,或为直、奉系军阀所控制,代表了军阀、买办、宫僚政客三位一体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
北京政府受某派军阀控制,在同英国打交道时,它首先就要维护该派军阀的利益。
国际关系的实践表明,国家利益不仅具有阶级性,而且具有民族性或全民性。
况且北京政府内部也不是铁板一块,其中一些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政治家竭力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希望借助英、美的势力遏止日本在华扩张,因此,北京政府有时为维护国家利益,同英国的侵略行径作斗争。
中国的国家力量十分有限。
中国虽然地大人众,但由于不能与国家力量的其他因素如经济承受力等成合理比例,因此不能成为国家力量中的积极因素:
军事力量作为国家力量中居于核心地位的重要因素,是国家力量的主要象征。
北京政府或为皖系军阀或为直、奉军阀所控制,虽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但主要用于内战,不敢与列强的军事力量有任何抗衡:
中国的经济力量十分弱小。
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帝国主义各国卷土重来,加紧了对中国的侵略。
外国商品大量输入,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商品市场被外国商品所垄断。
列强通过增设银行,给北京政府以政治借款和工业投资,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和财政,使中国的金融事业和工业资本变成它们的附属品。
到1921年9月,中国外债达12.69亿元。
(148)列强的工业投资也成倍增长,1895-1920年,外资开办的企业为56家,年均2家。
(218)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就民族工业的整体来说,迅速由繁荣转向萧条。
帝国主义的侵略,加深了中国农村经济殖民地化的程度,使农村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推销商品、吸收原料的产地。
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陷入迟滞的状态中。
中国国家力量的有限,北京政府自身的虚弱、动荡,使得其影响英国对华决策、对华外交行为的手段有限。
因此,北京政府的对英外交有时不仅不能捍卫甚至牺牲国家的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
在构成国家力量的诸种要素中,非物质的精神的因素同样非常重要。
人民的意志、人心的向背是构成国家力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战后在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下,经过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中国人民的觉悟提高,在国际潮流的影响下,积极参与外交活动,维护国家的利益,各种民间外交团体纷纷建立。
统治集团内部存在着矛盾,北京政府中除了卖国者外,有一些爱国外交家,如顾维钧等人,他们为维护国家的利益在外交领域进行过艰苦的斗争,取得了很大成效。
北京政府在激昂的民意推动下,为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进行过不同程度的努力。
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在某种程度上考虑国家利益的存在,希望逐步收回中国已丧失的各种权益。
如巴黎和会后实施对无约国新政策,取得了一些成功。
1919年12月,中国与玻利维亚签订《中玻通好条约》:
1920年6月,中国与波斯签订《中波友好条约》。
这两个条约规定该两国在华都不享有领事裁判权。
此后,中国再也没有给予任何国家以领事裁判权。
1921年5月,《中德协约》签字,取消了德国在华享有的特权,在平等的基础上实现了两国关系的正常化,是近代以来中国与西方大国签署的第一个平等条约。
北京政府还在全国民意的推动下,坚持不与日本直接交涉山东问题,使中国在外交上占据主动地位,为华盛顿会议解决山东问题创造了有利条件。
中国国家力量的有限决定了强大的英国在维护英国在华利益时,敢于向北京政府施压。
但中国国家力量中新出现的非物质因素,即大战后中国人民的意志,人心的向背,使得英国在涉及对华利益的外交活动中,也得要考虑中国人民的感情和中国的利益。
三、英国对华的外交政策
综观这一时期英国与北京政府的关系,可以看出英国对华外交具有以下特点:
第一,英国的对华政策不择手段,以获得其在华的权益为中心。
在中国南北和谈问题上,为防止英国在华利益受到中国分裂状况和日本独霸中国的损害,它支持南方,迫使受到日本支持的北京政府停支或取消参战借款、撤消参战军;竭力促使南北不中断谈判。
在山东问题上,为维护其在华权益,巴黎和会后英国对待山东问题的态度有些改变;它敦促日本公开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承诺,尽快从山东撤军;敦促日本在山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为防止中国出现抵制英货运动,它对中国向国联申诉山东问题持同情态度。
在西藏问题上,英帝国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巴黎和会后,争取迅速解决西藏问题,以保障英国在西藏的侵略权益和印度边界的安全,因此在与北京政府交涉时在西藏与中国本土边界问题上表现出灵活的立场。
北京政府中断谈判使其感到受到了玩弄,并在外交上对中国进行了报复。
在对华销售飞机和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英国公司对北京政府出售商用飞机。
英国是对华武器禁运的坚定主张者,希望通过禁运措施促使中国实现和平,以便在中国发展商业利益。
当然,英国主张对华武器禁运也隐含有抵制日本援助皖系、独霸中国的企图。
英国既要维护其在华经济利益,又担心北京政府将商用飞机用于内战,破坏中国的稳定,最终损害包括英国在内的列强的利益,所以终止了与北京政府的商业航空合作。
在修改关税问题上,在巴黎和会前英国不愿意落实包括它自己在内的列强同意的中国实征5%关税的要求;在巴黎和会上它漠视中国修改关税的呼声;在华盛顿会议前它以中国的政治、经济形势为借口,继续置中国的敦促于不顾,反对中国立即修改关税。
在关余问题上,英国赞成按一定比例向滇、桂军阀控制的广州军政府拨付关余,但反对军政府武力攫取海关的企图;反对北京政府撇开列强,控制关余的企图。
在对待新银行团问题上,英国为维护其在华经济利益,竭力要加入新银行团。
在华盛顿会议上,英国反对废除列强在华己有的势力范围;要求胶州租借地国际化;反对中国关税自主,只是同意有条件地增加关税;反对中国废除领事裁判权;反对讨论西藏问题。
当英国认为其在华权益可能受到损害时,力主在宜昌建立租界,并乞灵于“炮舰政策”。
第二,英国的对华政策追求中国形式上的统一。
英国希望促成中国形式上统一,反对分裂中国的任何举措,认为一个形式上统一的中国更有利于其在华利益的发展。
在中国南北和谈问题上,英国向南北政权施加,推动双方开始和谈;竭力促使南北不中断谈判。
为避免中国内乱升级,英国在中国内战中持中立立场,并不支持直、皖任何一方;拒绝培训中国的航空学员;英国对华武器禁运的立场非常坚定,希望通过禁运措施促使中国实现和平,因此与意、美、日积极交涉,敦促它们严格实施对华武器禁运,取得了一些成效。
在关余问题上,广州军政府分裂后,反对拨付关余,将关余交由总税务司掌管;反对将关余分别交给广州军政府中的不同派别;反对由徐世昌提出、得到美国赞成的用属于广州军政府的关余收买南方舰队的计划。
在对待新银行团及其对华贷款和中国裁事伺题上,英国要求日本同意新银行团对华贷款的条件之一是裁减中国北南多余的军队。
在华盛顿会议上,英国协助美国逼日本恢复中国对山东的主权;除山东问题外,英国还同意尊重中国战时中立;赞成不私订妨害中国主权的条约;同意列强不再划分势力范围;同意交还租借地威海卫。
第三,英国未跟从前一样,为获得在华权益,在华寻求代理人。
英国不是直系的“后台”,对直系没有进行经济和军火援助。
直系军阀也不亲英,在涉及到列强的在华利益方面并未对英国有特殊的照顾。
当然,不可否认的是,英国对直系军阀抱有同情的态度。
第四,英国为获得其在远东和中国的权益,与日、美主要是日本在华进行激烈的争夺,当然也有协调。
在中国南北和谈的问题上,迫使日本让北京政府停支或取消参战借款、撤消参战军;坚持在与其盟国日本合作、其他大国介入的情况下解决参战借款和参战军问题。
在巴黎和会上囿于英日密约,充当了日本帮凶,将德国在山东的权益交给日本。
但巴黎和会后英国敦促日本公开和履行其在巴黎和会上对山东问题的承诺,尽快从山东撤军;敦促日本在山东实行门户开放政策;对中国向国联申诉山东问题持同情态度。
在西藏问题上,西藏问题本来与日本毫无干系,但日本也想插足,主要目的是为了转移中国人民对山东问题的视线,将中国人民在山东问题上激起的对日愤懑转向因西藏问题而招致责难的英国身上。
英国在西藏问题上迎接了日本的挑战,迫使日本后退。
在对华武器禁运问题上,在英国政府的支持下,英国公司对华出售商用飞机。
由于飞机是否属于禁运之列未有定论,意大利、美国、日本遂以英国对华出口飞机被军用为借口,力图打破或放宽对华武器禁运协议。
而英国对华武器禁运的立场非常坚定,与意、美、日积极交涉,敦促它们严格实施对华武器禁运。
但由于受英国对华出售飞机事件的影响,英国政府敦促意、美、日往往不能理直气壮。
从意大利、美国、日本对英国对华出售飞机的态度及对策看,反映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在华实力地位的变化和利益争夺的激烈。
英、美卷土重来。
美国是对华武器禁运的倡议者,英国是对华武器禁运的坚定支持者,都希望通过禁运措施促使中国实现和平,以便它们在中国发展商业利益,当然,美、英主张对华武器禁运也隐含有抵制日本援助皖系、独霸中国的企图。
英国坚决反对意、美、日打破或放宽对华武器禁运的企图,取得了一些成效。
美国在华地位上升,有实力同其他列强角逐,所以英国对其向中国出售军用飞机无可奈何。
日本一直努力寻求放宽对华武器禁运,但在英、美的联合压力下只好作罢。
这反映出日本面对英、美卷土重来的势力,不敢独占中国的利益,跟以前一样我行我素了。
意大利实力弱,对华出售军火偷偷摸摸,在包括英国在内的其他大国的压力下只好后退。
在英日同盟延续问题上,英国遭受美国的强大压力,加上其他因素,最终废弃了日本用于侵华的工具——英日同盟。
在对待新银行团及其对华贷款和中国裁军问题上,英国对日本使用了又打又拉的方针:
一方面要求日本不要单独对华借款,并主要针对日本控制中国的工具——皖系政权的统治支柱参战军,要求日本同意新银行团对华贷款的条件之一是裁减中国北南多余的军队,同时反对日本将东蒙列为新银行团范围之外;另一方面,英国对日本又有所让步,同意南满列为新银行团范围之外。
而日本对英国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一方面,施展谋略成功地进行了单独对北京政府借款,并要求英美法同意逐渐裁减中国所有军阀的军队,而不是只针对参战军,最后的态度甚至变为竭力保持参战军,而裁减其他军阀的军队,坚持南满列为新银行团范围之外;另一方面,对英美也所有让步,同意东蒙列为新银行团范围之内。
在华盛顿会议上,就山东问题逼日本吐出了这块尚未咽下的肥肉;让日本同意尊重中国战时中立;赞成不私订妨害中国主权的条约;要求在华铁路待遇平等;同意列强不再在华划分势力范围。
协调的一面体现在:
赞成保留日本在华已有的势力范围;在胶济铁路人事问题上,要求中方对日让步;未逼迫日本取消“二十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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