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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记忆
故乡记忆
山西西南部有一块古称“河东”的地方,那就是如今的运城市。
运城市是中华民族的最早发祥地之一。
历史悠久,源远流长,人文荟萃,文化灿烂。
秦统一中国,设三十六郡,这里属河东郡,治所安邑。
两千多年一直惯称这一地区为“河东”。
运城市区南瞻巍巍中条,临百里盐湖,西北东三面一马平川,视野开阔。
出市区东北约三十余里,东西向横亘着一带丘陵,蜿蜒百里,那便是历史上有名的“鸣条岗”了。
翻过绵延起伏的土岗,便进入了涑水河谷地了。
在这鸣条岗下、涑水河畔,从西到东蜿蜒分布着一串大大小小的村落,其中盐湖区最东端的一个就是我的故乡――王范乡张董村。
公元一九六五年(农历丙辰年)元旦,在这个村落里诞生了一个男孩,那就是我。
我整个童年、少年时代的每一天都在这里度过,是这一方水土养育了我。
这里的田园阡陌、陋巷瓦舍都是我眼中不变的风景,这里的一草一木、一砖一石都成为我心灵记忆的永恒,这里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是我一生中注定相随的旅伴,这里经历的坎坷、苦辣酸甜都已成为我生命的浓厚积淀。
光阴荏苒过,转瞬四十春。
沧桑酿巨变,物是人已非。
往事惜如烟,只堪梦里追。
莫嫌少文采,成篇聊慰心。
这里记下的所有人和事及村里的地名、称谓、习俗多是经过村民世世代代的口口相传才流传至今的,也没有标准的写法,为行文方便,姑妄言之记之,不确处还望方家指教!
村名断想
运城位于黄河金三角地区,是历史上最早称为“中国”的地方,也是“中华”之谓的起源地,是中华文明的发祥地。
在华夏之根的运城大地上,远古时代就有先民在这片土地上狩猎、稼穑、繁衍生息,想必这一带村落的历史也够悠久吧!
至于张董村最初是不是也叫这个名字,那就不得而知了。
“张董”始建于何时,这个名称从何而来,现在已无从稽考了。
至于我们的先祖在这块土地上生息繁衍了多少代,经受过多少风风雨雨,曾创造出多少奇迹伟业,那只有身后这道千百年来默默护佑村庄的鸣条岗和面前那条始终滋润着这片土地、养育了这方生灵的涑水河才说得清、道得明。
这一切都已随着时空转幻而成为历史,并在历史的长河中湮灭于无形,正如这张董的历史和村名的来源一样。
尽管经过了漫长历史风雨的无情剥蚀,曾经有过的时代印迹也渐渐丧失殆尽,没有能给二十世纪的我们留下更多的痕迹,但也可以从历史的缝隙中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从这个名字的字面上分析,“张董”就是两个姓氏的组合,想必村子当时是由姓张和姓董的人或者至少有姓张姓董的人参与而建立的。
这就如同周围众多的张庄、刘村庄、郑村、杜村、牛家凹等村名一样来历,不同的只是姓氏的多少与差别而已;不过同样的例子附近也有,如“王范”、“霍赵”、“辛曹”等,我想原因应该大致相同吧,这是其一。
另一种可能性就是从其他地方移植而来的。
这主要是当初最早在这里定居的人为了纪念而沿用祖居地的名字,就如同遍布全国的数十处“历山”一样,大都是舜的后人迁徙到当地后才命名的,而并非真正是舜生活过的地方,这给史学界考证舜的真正出处布下了团团迷雾。
我曾在网上搜索,在全国叫“张董”的地方还真不止一个!
远到湖北、甘肃,近至河北、山东,总数也有十数处,仅山东一省就多达四五处!
我想,“张董”的来历也不外乎以上这两种可能了吧。
地理物产
张董作为一个自然村的历史可谓长矣,但已无据可考。
我本无意考研历史,即使尚存些许记载,亦非我能力所及,还望海涵!
解放初,张董作为一个行政村,曾包括张董、坡东、刘村庄三个自然村。
三村几乎可以说是毗邻而居,坡东村较小,位于王范与张董之间,人口约有三四百人,郝姓居民占绝大多数,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才独立。
刘村庄位于张董北大约五里的涑水河北岸,人口五六百人,居民以王姓居多,与六十年代独立为行政村。
在“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刘村庄作为典型可谓名噪一时,如今更是远近闻名的大棚韭菜基地,带动了周边经济的发展。
张董村位于盐湖区东端,背靠鸣条岗,前瞻涑水河,东接夏县水头镇张庄村,西连王范、坡东。
地势南高北低,南北长约三四千米,东西宽约两千米,总面积六千余亩。
张董的最初模样如同其历史一样已是无法细考,目前的村庄依鸣条岗的走势蜿蜒分布,经过近几年摊大饼般的快速扩张,已基本形成以六纵三横的巷道为主骨架的格局。
张董村委会原设八个生产队(现称居民组),人口两千有余。
原住村民主要由三大姓氏组成:
何姓最多,约占到总人口的60%;牛姓次之,约占25%;董姓最少,约占10%;其他姓氏有陈、殷、李、张、麦、赵、胡等,约占总人口的5%,有的姓氏只有一户人家。
村民以农耕为业,主要收入也来源于土地。
适宜种植的粮食和经济作物主要有小麦、玉米、高粱、豆类、谷子、芝麻、薯类、蔬菜以及苹果、梨、桃、葡萄、柿子、核桃、红枣、瓜类等干鲜果品。
记得小时候,村里村外到处都是成片成园的枣树和柿树,所产的红枣和柿子在方圆几十里都是有名的。
近年来,以苹果、油桃、冬枣、葡萄等为主的经济林和以种植韭菜、黄瓜、西红柿等为主的塑料大棚设施农业以及养殖业蓬勃发展,已成为村民经济收入新的增长点。
地名小解
张董村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所有的地名称谓都可以说是经过口口相传,约定俗成而沿袭下来的,因大多没有文字记载,以讹传讹之处也在所难免,故妄自揣度记之。
中巷:
指从关庙戏台背后向南延伸的一条纵向巷道,所涉及的区域主要是第四、八居民组。
巷道基本处于村庄的中轴线上,由此延伸到岭上的那道沟也称“中巷沟”。
东头:
习惯上指中巷以东村东头的三条纵向巷道所涉及的区域,范围主要是第五、六、七居民组。
其中间一条巷道向南延伸到岭上的那道沟也称为“东头沟”。
西头:
习惯上是指从村西头数的第一条纵向巷道所涉及的区域,因在此居住的第一、二居民组村民绝大多数是“牛”姓,故也称“牛家巷”。
由此向南延伸到岭上的那道沟也称“西头沟”、“牛家沟”。
上院:
此称谓来历不详,是指从村西头数第二条纵向巷道所涉及的区域,在此居住的第三居民组村民绝大多数是“董”姓,故也称“董家巷”。
庄上:
习惯上是指“东头沟”以东,横向路以南,第七居民组所包括的区域,外村人习惯上称“张董庄”。
关庙:
位于中巷北端的一座建筑年代不详的关帝庙。
古建群坐北朝南,原有三重大殿、戏台、东西廊房和钟鼓楼各一座,现仅存戏台一座。
何家巷:
习惯上是对包括中巷在内的村东边四条纵向巷道的总称。
村里的“何”姓村民绝大多数聚居于此区域,范围包括第四、五、六、七、八共五个居民组。
南头、北头:
一般是对从村东数第三条纵向巷道第五、六居民组所在区域从位置上区别的称呼。
中垛巷以南为第五居民组,称为“南头”,以北为第六居民组,称为“北头”。
北头路口原有一座大车门,也称“北车门”、“车门口”。
官路:
是指位于村北约一华里,横贯东西的大路,大概是以前官府修的交通要道,故称之为“官路”。
坡地:
习惯上泛指位于村南岭上的所有区域,也指在此范围内的耕地,也称为“南坡地”。
河头地:
习惯上是指位于村北涑水河以南的大片区域,或指地势平坦,水利灌溉条件较好的耕地。
疙瘩顶:
位于村西南岭上的一处较高的台地,环绕台地的是一层层梯田,此处多生长着天然的柏树。
冢疙瘩:
位于村东南岭上的一处较高土包状台地,据传是一个坟堆,前些年曾在此发现有盗墓贼挖的盗洞。
堡:
是指位于村庄以南岭上,处在中巷沟与东头沟之间的一处台地,曾经人工修整,四壁陡峭,南北各留有一门,从其北面有一羊肠小道可盘旋而上,堡内现为果园。
洞洞门:
位于村南城墙上连接村里和村外道路的门户,现存有中巷沟和东头沟两座城门洞。
称圪钭弯:
位于中巷沟中部东面一处呈“S”形状如秤钩,坡陡弯急,连接岭上与沟底道路的弯路。
大井:
位于官路以北的一处面积数百平方米的水面,四周高数米的崖壁陡直,像一个巨大的深井,据说是人工开凿而成。
地名录:
老北岸老南岸老水槽周家堰栖惶坟
东洼蝇母沟小道园背后头三十亩地梁家地庙上
坝后头大队加工厂代销店兽医站保健站书房
民居建筑
我们运城一带,大多数人家是居住土木、砖木结构的大屋顶瓦房,多属于四合院式。
四合院是华北民居中的一种组合建筑形式,是一种四四方方或者是长方形院落。
这种院落一般采用封闭型的组合形式,是我国北方农村的代表性院落。
乡下农村的院落,一般都是一个门,进出都从此门经过。
院墙一般为版筑土墙或土坯墙,这些墙通常搞得很简易,墙身高丈余,家境贫寒者只在墙上掏个门洞。
最简陋的门楼是比墙高一些的带顶而出檐较少的门楼。
但有些富裕人家的砖墙却十分讲究,磨砖对缝,石头基础,这些都由经济条件来决定的。
庭院大都为四合院,这种四合院的院落要建门楼与整体建筑配合。
一般四合院的坐北向南,北房为主房,住房一连三间或五间,也有明三暗五的格局。
整个四合院,大都按照中国传统的习惯,采用对称的办法建筑成。
大门大多在院子的东南角,厕所一般在西南角的一个角落。
院内地面一般为土质,也有用砖、石铺地的,院内还要留出几块地方种树、栽花,作为庭院的点缀。
在我的记忆里,村里的民居建筑都是大同小异,千篇一律,从小就没有什么变化。
因村庄是依靠着背后土岗而建的,这里的黄土直立性良好,所以紧挨着土崖的人家可以就地利之便,在崖上打一两眼窑洞,这样既省了地方,又节约了建房的费用。
这样的窑洞,除了采光稍差以外,住着冬暖夏凉,按照现在的话说,是节能环保的天然民居。
也有些人仿照窑洞的弧形构造,在盖房时用砖石或者土坯卷成窑洞的,而大多数人家就只能在自己的院子里打土墙、盖瓦房了。
土炕是窑洞、平房内最普通的卧床,近年来用床者也逐渐增多。
土炕用土坯板砌成空心,一般连着锅灶。
这种取暖方法,既省柴火,又能保持室内的空气清洁。
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村民的住房基本上都是土墙木立柱,背后面的墙利用版筑的厚实高大的院墙,前面和两侧的墙则大多数用土墼(土坯)垒砌起来的,看起来较薄也规整得多。
一般房子都在中间一间开一个门,两边各安一个窗子,门和窗子都不太大。
门扇一般为实木做成,很沉也很笨重,窗扇多为固定的小格子,间或也有能整扇上下开启的。
窗子平时用麻纸或白粉莲纸糊住,只在靠窗台的地方嵌上一块或大或小的玻璃,一是可以增加室内的亮度,二是可以随时瞭望院子里边的情况。
房屋的进深都较小,屋子里的空间并不很大,既不宽敞,更不亮堂。
进入七十年代,村里家境稍好一点的人家开始在房子前院墙的墙基、门窗及立柱等部位使用青砖砌筑,当时还有专门的名词叫“砖接硷窗台齐”、“砖柱角”,这样的好处就是可以避免土墙根部因年长日久被碱坏。
到了七十年代后期,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得以落实,村民的经济条件有所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农民建房时开始采用加钢筋的“人字梁”结构,使得房屋的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时新建的住房起架高了,进深大了,门窗宽了,采光也更好了。
人们也开始渐渐地放弃沿用了数千年的土木等传统建材,随之而来的是一砖到顶的砖木结构房子和混凝土预制板楼房。
八十年代末,特别是进入九十年代后,农民生活条件进一步改善,民居建筑的发展更是日新月异,花样翻新,令人目不暇接。
层出不穷的新材料被广泛应用,居住已不是住房的唯一功能,开始追求舒适和享受,进而有利于观瞻、装潢门面的功能不断被扭曲和放大。
进入新世纪以来,村里盖房相互攀比之风渐渐盛行,修建起二层楼的人家逐渐增多,动辄花费几万、十几万的更是屡见不鲜。
无情的岁月无时无刻不在抹去历史的痕迹,给了我无数童年乐趣的乡村民古建大都已永远消失湮灭,只是还暂时留存在曾经的人们记忆里。
在我小的时候,村子里有点特色的建筑除了各式各样的民居院落外,剩下的就莫过于一些年代久远庙宇、祠堂、牌楼和碑亭了。
那时,古朴的砖门楼、青灰的磨砖墙、厚重的实木门、精致的照壁墙、玲珑的砖木雕、剔透的门窗扇、光滑的石台阶、平展的方砖院村里比比皆是,在我的眼里也是习以为常。
然而,这些饱经风雨沧桑的建筑,由于年久失修、改造翻新等客观因素以及一连串众所周知的主观因素的共同影响,更加速了它们的消亡。
就连那些庙宇祠堂多少沾点“神”气、赢得村民崇拜和敬惧的古老建筑也难幸免,更别说什么旧房子、旧庭院了。
现在进入任何一个村庄,都好像穿行在清一色的钢筋水泥和砖石建筑中,毫无特色可言。
这也难怪,能在我的记忆里留存下来的就只有这些东西了!
遗迹怀想
关庙
关庙是一组纪念武圣关公的庙宇古建筑群落,位于村子中轴线北端,其主体建筑由戏台、三重大殿、钟鼓楼以及两侧的廊房组成,从南到北依次排列。
整个庙宇布局结构严谨,气势恢宏,其规模在方圆几十里都是数一数二的。
至于关庙究竟始建于何朝何代,现已无确切记载可考,但可以肯定的是历史上曾经多次修葺,才得以留存。
关公姓关,名羽,字云长,生于公元160年,卒于公元219年,今山西运城市盐湖区常平村人。
关公是忠义仁勇的象征,民众崇拜关帝,是将关公视作武神、财神和正义之神。
“汉封侯明封王清封大帝,儒称圣释称佛道称天尊”,历史上关公祭祀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作为关公的故乡,关帝庙兴建的历史颇早。
尤其明清至民国期间,全国乃至世界各地华人聚居区都建有专门奉祀关帝的关帝庙,其香火之盛,几与天地同不朽。
我想,村里关帝庙的年代大概也不会晚于明清吧!
据村里的老人们讲,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关庙内的塑像、壁画和供器还完好如初,每逢关帝神诞(传为五月十三,另一说为正月十三)及年节之日,关帝庙总要举办祝诞祭祀。
那时,关庙内烛光摇曳,香烟缭绕,钟鼓齐鸣,余音袅袅,人潮涌动,摩肩接踵;戏台上吹拉弹唱,一板一眼,戏台下屏气凝神,如痴如醉!
可惜这样的热闹场景我们却无福消受了。
到后来,一连串的思想文化运动将这些“四旧”涤荡几尽,神像搬倒了,供器能烧的烧了,不能烧的砸了。
原来高大庄严的神殿成了我们的教室,那里面的供桌条案也派上了新的用场,作了我们的课桌,至今我还对当时教室后边那几排高高的、两头翘起、向上弯曲的供桌记忆犹新,这里成了新扩建小学校的一部分。
我想倘若圣人真是天上有知,看着自己的享殿如今已变成了懵懂学童的启蒙课堂,不知该作何感想?
教室里阴森狰狞的神像是不见了,然而几通高低薄厚不一的石碑仍然默默的矗立着。
只可惜当时年纪小,也不识几个字,更弄不懂这些刻在石头上文字的含义,等到年纪稍大、懂得一点历史知识的时候,而这些东西早已不复存在了。
七十年代中期,全国开展教育革命,全面普及中学,村里学校要扩张,理所当然地就将关庙的三座大殿拆了,很快在原址上建起了三排宽敞明亮的教室。
而大殿拆下来的东西也可谓物尽其用了,旧的砖石铺成了教室的地基,椽檩下了旧殿,又上了新房,只有拆下来的巨大殿梁因太粗暂时无法使用而长期平放在两边廊房的屋檐下。
这些大梁均经过加工,通直圆滑,径近三尺,长近十米,短有丈余,成了当时小孩玩耍攀爬的目标和大人们歇脚、看戏时的座凳。
至此,关庙建筑群留存的就只有戏台和第一重大殿东西两侧的钟鼓楼了。
而那些有关的碑刻等文字实物资料便同被拆毁的大殿一起彻底湮灭了。
要说这钟鼓楼可也不同一般。
它建筑在三四米高的青砖平台上,全木架构,楼顶飞檐高挑,筒瓦覆盖,下由立在石柱础上的十二根木柱支撑。
据老辈人讲,早先钟鼓楼四周是没有围墙的,任何一个成年人抱着楼上柱子的任意一根用力摇晃,整个楼都会轻轻摆动,飞檐上悬挂的风铃也会发出叮当声响。
也正因为如此,清代以来有记载的几次地震,对钟鼓楼也没有造成丝毫的损坏。
二零零五年,钟鼓楼因其独特的文化和建筑艺术价值受到了盐湖区政府文保部门的重视,被整体迁到舜帝陵景区易地保护起来。
祖神庙
张董村东南的鸣条岗上,有一块叫“祖神庙”的地方,从小就听大人们这样讲,至于它为何叫这个名字也不曾多想,就连它具体是哪三个字都弄不清楚。
只知道这里就是人们所说的祖神庙,祖神庙指的就是这个地方!
祖神庙西临东头沟,北靠村庄,东南两面是连绵起伏的丘陵台地。
它其实就是一个地势相对较高、被层层梯田环绕的土丘,土丘顶上是一带略呈圆形、残破倾颓的土墙,中间则是一块方圆数丈被荒草杂树占据着的地方,枯枝败叶间残砖断瓦依稀可辨。
这里属于靠天吃饭的干旱坡地,土壤贫瘠,能种植的作物就只有冬小麦,但也经常是“种一斗收三升”,要是遇到不好年景,再加上鼠吃兔咬,恐怕连种子也搭进去了。
先前,从东头沟有一条陡直的坡道直通祖神庙,由于距离村庄较近,那里向来就是我和小伙伴们打草拾柴、嬉戏玩耍的地方。
上世纪七十年代,村里号召各生产队种植经济林,于是,从祖神庙向南一大片七沟八岔的坡岭地就变成了果园。
随着果树开花挂果,通往祖神庙的坡道被切断,就是想偶尔光顾一下也不甚容易了。
及至后来,我离开村庄外出上学、特别是参加工作后,回村尚且来去匆匆,更别说是故地重游了,祖神庙这个名字也几近淡忘!
再次踏上祖神庙这块土地,那是近二十年后的事情了。
这年暮春的一天,适逢风和日丽天气,桃李芬芳时节,回乡省亲的我饭罢闲暇无事,心想也别辜负了这良辰美景,出外寻春踏青之念顿生。
其实,也没有明确的目的地,我心里只是想看看记忆中的故地是否依然儿时的模样。
况且故地重游也不需像古人一般“双柑斗酒”地准备什么,说走就走,抬脚出门,信步顺着东头沟走了上去。
时值正午,明媚的阳光洒满沟底,两边高耸的崖壁上,郁郁苍苍的点缀着些高矮不一的柏树,寂静的空谷里只听见自己的足音回响,徐徐微风不时送来阵阵的幽香……循着花香继续前行,眼前渐渐变矮的崖顶上赫然出现一带土墙,我知道那里面就是队里的果园。
墙上有一约一堵墙宽的缺口,两边突兀立着两根木柱,这肯定是果园的大门了,门外有一道斜坡连通沟底。
说是门其实也就是个形式,木栅栏门扇倚立歪斜地半开着,因不是挂果时节也毋需锁钥。
于是,便顺着坡道踱了上去。
登上坡顶,进入大门,花香扑鼻而来,眼前一片灿烂,简直令人震撼!
丽日蓝天下,红的是怒放的桃花,白的是羞涩的梨花,粉的则是妩媚的杏花……一簇簇,一树树,一排排,一片片,如锦绣一般铺展开来,高低错落,连成一片,真是花的海洋,花的世界。
枝叶间辛勤忙碌的蜜蜂们,嘤嘤嗡嗡地响成一片,合奏一曲春的交响乐。
在我的记忆里,这里原本一年四季都始终交替着黄绿两种颜色:
冬春季节不断变化着疏密浓淡的绿色,是那层层梯田中成长着的麦苗;夏秋则是一片由浅入深、次第呈现的金黄,先是成熟的小麦,后来就是那染霜的衰草秋叶。
满眼的绿色和金黄固然使人振奋,然而眼前的这片云霞着实令人惊叹!
放眼望去,不远处一座“花山”矗立在花海之中,宛然一只硕大无朋、立体多层的奶油蛋糕。
循着花间小路蜿蜒而上,不多时,顿觉眼前豁然开朗,原来是登上了花山的最高处。
回身四下里一瞧:
刚才还徜徉其中的花海已退至脚下,东南西三面似锦的繁花尽收眼底,一览无余,壮观之至!
转身北望,俯视使眼界更为开阔。
岭脚下就是生养我的村庄,青堂瓦舍掩映在绿树丛中,鸡鸣犬吠交织于里巷之间,炊烟袅袅,氤氲如云;稍远处平畴如砥,阡陌纵横,方田林网棋局般向远处延展,一抹远山屏障在视野的尽头;田畴间自东而西蜿蜒一道闪闪的白练,那就是古老的涑水河……宛然一幅色彩斑斓的油画铺陈在你的眼前。
这里可真是个观景的好地方!
脚下的这块地使我产生强烈地似曾相识之感,仔细地打量一番,终于明白:
这就是我阔别已久的故地――祖神庙!
日月轮回,寒来暑往,岁月改变着世间的一切,对祖神庙来说也不例外。
我印象中的土围墙业已损毁殆尽,只是土台中间仍是一片枯草杂树的家园。
我回过神来,良久审视着脚下这块土地。
猛然间,“祖神庙”三个字在我脑子里一闪:
这里原本就是一座“庙”的!
我怎么从来就不曾听村里的人说过呢?
那这里供奉的“祖神”究竟是何方神圣呢?
!
我都为自己的大胆推断感到震惊和兴奋了。
一贯就喜欢追根究底、探究来龙去脉的我开始有意识的探查寻找,期冀能发现残碑断碣之类有关庙宇的文字资料。
可惜的是除了脚下四处散落的残砖破瓦和柱础石等零星的建筑构件外,别无他物。
怅然望着眼前几被草木淹没的祖神庙遗迹,心中充满了许多无法解答的疑惑……从此,“祖神庙”这个名字在我心目中变得越发鲜活起来了。
这个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好长时间。
虽经多方稽考,仍不得要旨。
我想大概也许是经历时间太久的缘故吧,让历史上曾经存在并辉煌过的一个真实的祖神庙渐渐地从人们的记忆里消失了。
中华民族是一个善于传承祖先传统的民族,特别是那些历史上曾经多次大规模迁徙的民族,都有祭拜自己祖先神祗的习俗。
散居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就有传统的拜祖神活动。
拜祖神,是某一特定的人群把先祖英灵当作神明一样地崇拜,纪念祖先的丰功伟绩,以示不忘己之所出。
而祖神庙则应该是他们定期不定期举办祭祀缅怀仪式的所在。
据此可以大胆地推想,这祖神庙理应就是张董村的先民,并且是何姓村民的祖庙了!
得出这样的结论,并不是空穴来风、主观臆断的。
理由主要有三:
一是据村里老人讲,张董村的何姓也是从遥远的南方辗转迁徙而来的。
这也就使众多的何姓先民祭祀共同的祖先、建立共同的祖庙成为可能。
史载周成王弟唐叔虞的一位后人被分封于韩原(今山西省河津与稷山一带),此人世称“韩武子”,名万。
其实,韩姓是其三世孙厥因封地而得来的,韩厥是韩姓始祖,后与赵、魏三家分晋。
秦灭韩国后,公子王孙四处飘泊,散居于四面八方。
时秦皇出游博浪沙被袭,疑为六国公子所为,通令暗访,欲斩草除根以绝后患。
一日,秦吏登上韩瑊(jiān)之船问其姓氏,瑊指结冰的河水说“姓此”,本意以河水之寒喻“韩”。
秦吏以为以“河”为姓,便登记为河氏,事后瑊得知原委乃大惊道:
“吾免于刀祸,乃拜河字之赐”。
又因“韩”、“河”谐音,遂依音改河为“何”,瑊乃为何姓始祖。
所以说何本于韩,源于姬,韩何同姓。
何姓可谓由来已久,主要分布于我国南方,至于张董村的何姓何时迁居于此,就如同这祖神庙一样,已无从查考了。
即使目前,在盐湖区乃至运城市周边县市,何姓的居民人口并不多,据我所知,像张董这样上千口何姓人聚居一村的现象,更是仅此一例。
就是今天在盐湖区上王乡过村聚居的何姓居民,据传也是从张董迁徙过来的。
二是在这方圆数十里内几乎从未听说、更是难得一见的祖神庙孤零零地位于张董村东南面的丘陵台地上,并不像娘娘庙、土地庙、关庙等其他庙宇一样,每个村庄都有,并且大都位于村子的中央。
或许还另有原因,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还有老人依稀记得这座小庙是坐北面南朝向。
我想,这也许是何姓先人有意安排吧!
他们希望祖先的神像能站在这高高的庙台之上,始终遥望着千里之外的南国故乡,借以寄托无数后辈子孙浓浓的思乡之情。
三是祖神庙遗迹偏踞村庄东南一隅,正好处于张董村何姓聚居区域的中轴线上。
如果是属于村子里哪个姓氏的,那也只有何姓了。
我想,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何姓先民在这块土地上居住劳作、繁衍生息,不同的家族也渐渐兴盛起来。
民间祭祀也转为以家族为主,这供奉着远祖的祖神庙才逐渐淡出了人们的生活,就像在我记忆里依稀尚存、当时也香火鼎盛的何姓家庙业已从现在年轻一代的心目中消失一样。
祖神庙,何姓的祖庙。
祖神庙,故乡永远的记忆!
堡·城墙·烽火台
鸣条岗,是运城市境内一条东起夏县、西延临猗的黄土岗丘。
它背稷山,带涑水,南面中条,如列屏障。
为炎黄逐鹿之地,虞舜建都之所,自古闻名。
千百年来的风雨侵蚀、水土流失最终将村南的这道土岗塑造成现在这样沟壑纵横、瘦骨嶙峋的模样。
大自然的力量改变了世界,也改变着人们的生活。
人可以说是最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动物了,他们不但能经受住大自然无情地暴虐和摧残,更能在逆来顺受中磨砺斗志和积累经验,并通过不懈地努力最终实现人类对大自然的利用和改造。
自古以来,天灾人祸始终是威胁人类生存的主要原因,希冀安宁与防范灾难是人类的本性。
在历史上兵燹频仍、盗匪横行的动荡年代,北方堡式建筑不失为一种行之有效的防御模式。
我们祖先的这种聪明才智,在张董村原来的建筑格局和安防体系构建中就得到了明确的体现。
堡,位于村庄以南的土岭之上,地势高亢,四壁陡峭,是一处依地势而经过人工修建的防御工程。
在堡墙的南北面正中各开有一门,在侧面有一羊肠小道与中巷沟相通。
堡内地势较为平坦,方圆约二三百米。
在我的记忆里,这儿一直是村里的果园,有专门人员负责看守,经常是大门紧闭,属闲人免进所在,因此进去的机会并不多。
站在堡门口,居高临下,一眼望去,整个村庄尽收眼底,一览无余。
如若适值雨霁天晴,碧空如洗,可见棋局般的田畴平展展地向远处、向天边延展,远近处处掩映在绿树丛中的青堂瓦舍、缕缕炊烟,犹入桃园幻境,神清气爽、豁然开朗之感油然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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