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雄该看的是有无价值笨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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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雄该看的是有无价值笨蛋

张志雄：

该看的是有无价值，笨蛋

张志雄：

该看的是有无价值，笨蛋

——《约翰·聂夫谈投资》导读

选自《Value》杂志

2007.4月刊封面故事文/张志雄

（一）

　　作为标题的这句话出自著名的美国基金经理人约翰·聂夫。

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克林顿攻击刚在海湾战争中大胜的老布什的软肋，高喊“该看的是经济问题”的口号，让选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不景气的国内经济上，结果赢得了大选。

在1999年著名的巴隆圆桌论坛上，聂夫借用这句话提醒被市场泡沫迷惑的投资人应该注意的真相。

此时，亚马逊公司的市值超过了世界上所有书店的零售额。

更让聂夫不以为然的是，1999年1月，纳斯达克100种股价指数中，微软等七大股票占了指数全部市值（超过1兆美元）的一半左右。

到了1999年6月，《约翰·聂夫谈投资》快要出版之际，聂夫再次提醒读者：

“目前的市场中，市盈率高达28倍，收益率只有1.1%，是我见到过的价值最为高估的市场。

以前两次，市场的市盈率超过20倍，最后以戏剧性的方式收场——1986年到1987年以及之前的1971年到1973年，目前的情形和这两次很相似。

”

　　尽管聂夫1995年已从温莎基金退休，但他仍用自己的低市盈率投资哲学对当前的市场作出了判断。

大半年后，纳斯达克市场崩盘，聂夫再次对了。

　　早在上世纪90年代，我就读过几篇关于聂夫的访谈录和介绍，印象却不深。

2003年，我在香港朋友范祖德的办公室书架上借阅了两本台湾翻译出版的投资书籍——《利润通行证》和《约翰·聂夫谈投资》，两本书的翻译都不是很流畅，《利润通行证》后来在内地也有译本，但它谈的新兴市场投资发生在上世纪90年代，时过境迁，我早已提不起兴趣。

虽然《约翰·聂夫谈投资》中所说的故事也主要从1970年开始，可是我不厌其烦，读得津津有味。

　　《约翰·聂夫谈投资》中有一种原则和精神在于其愈久弥新，这才叫经典。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聂夫都是一位严格的价值投资者。

　　根据美国学者劳伦斯·柯明汉姆的分类，当今世界上有五类投资者模式占据了统治地位：

　　第一是价值投资者：

他们依靠对公司财务表现的基础分析，找出那些市场价格低于其内在价值的股票。

这种战略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由哥伦比亚大学的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大卫·多德提出，最佳实践者当然是巴菲特。

　　第二是成长投资者：

他们致力于寻找那些经营收益能够保证公司内在价值迅速增长的公司。

著名投资者兼作家菲力浦·费舍尔在20世纪50年代最早采用这种价值投资战略的变种，麦哲伦基金经理彼得·林奇在20世纪80年代对其进行了大胆的扩展。

　　第三是指数投资者：

他们通过购买股票来复制一个大的市场细分，如标准普尔500指数基金。

先锋基金的创始人约翰·伯格在20世纪80年代推广了这种战略。

　　第四是技术投资者：

他们采用各种图表收集市场的行为，以此来显示投资者预期是上升还是下降、市场趋势如何以及其他“动力”指标。

这种战略被《投资者商业日报》的创始人威廉·奥尼尔所大力推崇，并在上世纪90年代末被人们广泛采用。

　　第五是组合投资者：

他们确知自己能够承受的投资风险水平，并通过建立一个多元化的投资组合来承担这个风险水平。

这个理论在上世纪50年代提出，并在70年代被一群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所完善。

70年代初，这种战略因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伯顿麦凯基的名著《漫步华尔街》而开始流行。

　　这五类投资者的代表人物的书籍在内地均大量翻译出版，对投资理论有些着迷的人恐怕都翻阅过了，各取所需吧。

　　事实上，所有投资哲学的核心问题都是价格与价值之间的关系。

价值投资者和成长投资者认为价值和价格是不同的；指数投资者不确定自己是否能找出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技术投资者只关心价格而不关心价值；组合投资者则认为价格就是价值。

　　很明显，价值投资者对技术投资者与组合投资者不以为然（反之也如此），对指数投资者可以接受。

格雷厄姆就认为这种战略对防守型投资者很有效，与成长投资者的关系则非常微妙。

　　价值投资者和成长投资者虽对于价格与价值关系持有相同的看法，但他们各自侧重于强调未来的不同方面，价值投资强调确定股票价值并将之与价格相比较，成长投资则强调由增长带来的价值并将这个价值与价格相比较，它们是“堂兄弟”。

　　柯明汉姆还认为，成长投资的代表人物费舍尔为价值投资增添了一个定性分析的传统，即要求投资者们通过仔细分析，找出那些具有长期发展前景的公司（如具有一些商业特权）。

价值投资的另外两个传统是格雷厄姆的安全边际原则与约翰·伯尔·威廉姆斯的定量分析（利用公司未来现金流估算现在的内在价值）。

而巴菲特将这三种传统熔于一炉。

　　三种传统中的核心是格雷厄姆。

我认为，哪怕不精通另外两种传统，通过领会格雷厄姆的理念，我们照样可以成为一个成功的价值投资者。

反过来却不行。

　　而约翰·聂夫是格雷厄姆原则的忠实执行者。

（二）

　　聂夫从1964年成为温莎基金经理的三十年中，始终采用了一种投资风格，其要素是：

　　1、低市盈率；

　　2、基本成长率超过7%；

　　3、收益有保降；

　　4、总回报率相对于支付的市盈率两者关系绝佳；

　　5、如果市盈率没能获得补偿，不买周期性股票；

　　6、成长领域中的稳健公司；

　　7、基本面强。

　　这七大风格要素，定量与定性皆有。

定性容易理解，定量要做点说明。

比如第五大要素，不管是业绩还是投资者情绪，周期性股都显得那么反复无常，不少人因此不愿碰它。

这对“人弃我取”的聂夫而言却是个好机会，周期性股通常占温莎基金仓位的三分之一以上。

众所周知，周期性股与成长股不同，后者至少从理论上而言只要盈利继续增长，市盈率就会提高，而周期性股的盈利高峰逼近时，市场知道低谷就在眼前，所以不会为之支付愈来愈高的市盈率。

所以，聂夫的低市盈率策略通常是在周期性公司报告盈利转佳之前六到九个月时买入，然后等其反转出手。

这是没有什么秘密可言的，谁都知道这一点。

但聂夫笑谈，人们虽然都知道，但极少有人愿意承担风险，“在华尔街大公司建议客户观望时，我们便建立起仓位，因此在周期性股票方面占有优势。

”聂夫一而再、再而三地买进相同的周期性特征的公司，低买高卖，如他曾六次持有石油业巨型公司大西洋富田的股票。

　　而第一大风格要素“低市盈率”贯穿了聂夫的投资哲学，什么是低市盈率？

在聂夫的眼里，是指它比当时市场上的一般水准低40%-60%。

垂死或经营极糟的公司，市盈率自然也会极低，但如果它符合第二大风格要素，“一年成长7%以上”，聂夫认为，它“就会向我们透露生命迹象遭低估的信息，尤其是如果伴随着引人注目的股利”。

　　聂夫需要公司一定的成长性，但又未必是高成长股（业绩增长高于20%）。

格雷厄姆早在《智慧型股票投资人》中就指出，高成长股容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只要有一个季度的盈利有所滑落，股价通常就会大跌，所谓希望越大，失望也越大。

而高成长股如果业绩仅仅符合预期，股价也不会大涨。

低市盈率股票就不同了，它们几乎不带任何预期心理，业绩不好，人们也很少给予它们惩罚，但前景一有改善的迹象，就可能激发投资人新的买气。

我记得过去上海人经常说，我已经在地板上了，你对我还能怎么办？

意思是，我的境遇已坏无可坏了。

所以，为了形容价格之低，商家往往会打出“地板价”的广告。

　　再说个比喻，喜欢成长股，就像一对浪漫色彩极浓且各自条件都很好的新人步入婚姻殿堂，时尚语言形容是有“童话色彩”，但这种婚姻很容易失败，因为预期过高难以实现，需要双方激烈调整。

相反，两个人本身的素质一般，结婚就是过日子，倒反易成功，所谓“先结婚，后恋爱”，这就是低市盈率婚姻。

　　所以，聂夫不会说出选择成长十倍的股票（这是彼得·林奇的招牌语）的话，因为“知名成长股的市盈率通常最高。

价格上涨引来注意，反之亦然——但有其极限。

最后，它们的业绩回归正常，成长率将消失。

我不希望必须夺门而逃，更不想最后才逃出来。

大型成长股有时会跌落泥潭中，这时我才想捡——但即使在这时也会有所节制。

”

　　第三大风格要素“收益率”是指股利除以股价的百分比，如果一只股票价格为10美元，股利是5美分，它的收益率就是5%。

价值投资者一定是强调股利的，格雷厄姆早在《证券分析》一书中就指出，收益率是公司成长中较为可靠的部分。

聂夫的温莎基金的涨幅平均每年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3.15%，其中股利回报率达2%，若没有它，温莎只跑赢大势1.15%。

要论收益率，低市盈率又有甜头可尝了，同是两只每股利润2元、发放股利都是0.5元的股票，但股价分别是20元和50元，市盈率10倍的收益率是2.5%，市盈率25倍的只有1%。

　　第四大风格要素“总回报率（totalveturn）”是每股利润成长率加上收益率之和。

所谓的“总回报率和市盈率之间关系绝佳”是温莎的经验数据，也即聂夫喜欢买市盈率等于总回报率一半的股票。

聂夫自己也承认，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这个目标愈来愈难以实现了。

成长股爱好者有一种说法，市盈率大致应向每股盈利增长率看齐，也就是说如果每年增长15%，市盈率就是15倍，相比每股盈利增长率，收益率（股利）总是较低的，聂夫的折半价的要求确实难了。

　　作为一个典型的价值投资者，聂夫对成长股只看盈利增长不看股利的标准大惑不解，“成长率15%，加上收益率1%的股票，市盈率通常是成长率11%、收益率5%的股票的两倍，这一点我一直想不通。

”因为即便从税负方面考量，总回报率一样的两只股票的市盈率不至于相差这样巨大啊。

当然，从成长理论看，这还是“很容易”回答的，它们反映了不同的成长预期啊。

成长与价值虽是“堂兄弟”，但志趣有距离且不小。

（三）

　　上述是聂夫的低市盈投资哲学，他还有一个较别致的“衡量式参与”（MeasuredParticipation）策略。

传统的投资组合策略是行业配置，先看好哪些行业，然后从中选择股票，另外就是选择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投资策略，前者是指先看宏观经济，然后判断哪些股票可能受到有利的影响；后者则直接判断个股的优劣。

“衡量式参与”却不局限于上述策略，它把投资品种分成四个大类——高知名度成长股、低知名度成长股、温和成长股与周期性成长股。

温莎基金参与每种类别的股票，而不管行业的集中程度如何，只要投资价值最高就行。

　　当然，“衡量式参与”的灵魂还是低市盈率哲学。

高知名度成长股除非最终崩盘而被打入深渊，市盈率肯定是不低的，温莎的参与程度极低，它们在基金的资产中很少超过8%或9%。

低知名度成长股的盈利增长率和大型成长股相当，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但由于规模小、知名度低，只好坐在冷板凳上。

温莎基金通常持有低知名成长股的比例在25%以下，它们的特点是：

预估成长率在12%-20%，市盈率为个位数（6-9倍），处于容易了解的行业；在明显的成长领域中，居于主宰或举足轻重的地位；历史盈利增长率记录完美（达两位数）；大部分情况中，收益率为2%-3.5%，等等。

不过，聂夫提醒大家注意，低知名度的成长股风险很高，其中每五只股票就有一只因基本面不良而下跌——不见得总是到了破产的地步，而是失去成长率，市盈率也随之滑落，结果沦落为普通公司。

　　第三类是温和成长股，“涵盖华尔街上聪明人嗤之以鼻的广泛范围”。

聂夫对它们的兴趣很大，因为它们的市盈率低，而且盈利很少一年增长超过8%。

由于成长率不高，从低水准翻扬的市盈率可以带来可观的获利。

即使撇开成长展望不谈，温和成长股通常能在艰困的市况中守住原来的价格水准，另外还在于它们发放股利时的收益率高于一般水准，有时会达到7%。

　　第四类周期股已在上面谈过，只是聂夫又把石油和炼铝等基本商品周期股与汽车、航空和住宅营建等消费性周期股区分开来，原因是后者的一些股票的周期性愈来愈淡，使得这个类别的投资更为棘手。

例如由于管理趋严和更具成本意识以及经济的周期性减弱，汽车业的波动起伏就不如以前那么明显。

利率长期偏低或合理，一般情况下也会延长住宅营建的周期。

　　如果说聂夫与格雷厄姆有什么大不同的话，就是他并不相信过多的组合投资会分散风险。

聂夫回忆自己在温莎的第一天起就下定决心，一见到可望获得高回报率的投资标的，就要建立特大号的仓位，好创一番大事业。

“打安全牌只会使投资组合平淡无味，永远成不了什么气候。

分散投资只能得到平庸的成绩。

”温莎管理110亿美元资产时，他们持有六十只股票，而且持股最多的十只股票约占整个基金的40%。

温莎四分之一的资产投资于石油类股时，三只石油股票占了其中绝大多数。

　　低市盈率投资哲学及衍生而来的“衡量式参与”策略让聂夫可以自由选择股票配置，他会加倍投资于某些行业或砍掉几个行业的仓位。

　　一起追逐主流股票的羊群效应已成为共同基金业的常识，即使有独立思维的基金经理也会考虑市场的权重，在权重大的行业里多投资一些股票，这样与指数不会有太大的差别，毕竟共同基金的考核标的是能否跑赢指数。

聂夫却对此不以为然，例如，石油和石油服务类股票约占标准普尔指数的12%，但在不同的时期，石油类股所占比例可以高达温莎基金的四分之一或低达1%。

“遭冷落时，我们买它们。

受宠时，我们卖它们。

”

　　曾有一两次，聂夫根本没持有标准普尔指数前50大成分股中的任何一种。

有一次，温莎持有最多的标准普尔指数成分股是美国银行，当时它的市值在标准普尔指数成分股中排名第67位。

上世纪80年代初，食品类股占温莎资产的8%以上，是它们在标准普尔指数中权重的四倍。

1990年和1991年，温莎的投资重点放在金融服务类股上，占整个资产比例的35%，而它们在标准普尔指数中的权重仅有10%左右。

　　只要价值低估，聂夫什么行业的股票都介入，如高科技股、航空股和汽车股等等。

聂夫曾最讨厌上世纪70年代初的“漂亮五十”股票，也因它们的流行而使温莎基金所持的股票大为冷落，一度业绩很差。

但当“漂亮五十”泡沫崩溃后，聂夫毫不犹豫地投资其中不再漂亮却仍有价值的股票。

　　我们已经说过，聂夫不喜欢寻找“翻十倍的成长股”，而且，他在一只股票一次可以获得几倍的收益时，一般不会等到涨十倍才抛出。

　　在谈到温莎卖出股票的标准时，聂夫说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如果关于一只股票，我们能说的最好事情是：

‘可能不至于下跌吧’，那么这只股票便在等候出售名单之列。

”

　　聂夫强调的是，买得成功的股票不会告诉你何时应该卖出。

“除了挑选市盈率低的好股，温莎的绩效有赖于坚定的售股策略。

这一点如果不是最重要的，也是同等重要的。

只要基本面安然无恙，我们不介意持有股票三、四年或五年，但我们也不会因此而不马上获利了结。

有些时候，我们持有股票短至一个月或以下。

”

　　“爱上投资组合中的股票很容易，但我也要加上一句：

这种情况非常危险。

温莎持有的每一只股票都是用来卖的。

在这一行中，如果你不能压抑自己的热情，最好能够鸿运当头，否则就要倒大楣。

在你想要吹嘘某只股票买得多漂亮时，也许正该卖出了。

”

　　聂夫继承了格雷厄姆对市场激情的敏感乃至厌恶的秉性，在书中经常出现这样的字句：

　　“炮声隆隆中买进，号角声响起时卖出。

”（法国谚语）

　　“这次投资热潮，站在正确的一边，感觉真好，但更美好的是在正确的时机出场。

我们在1980年左右卖出最后一张天帝股票。

十五年后，我们可以用相同的价格买回。

”

“我们不断把市场的激情换成金钱。

”

　　“一些投资人张大眼睛，追逐一夜致富的诱人美景，没有比我更感谢他们的人了。

”

　　“如果有人要当冤大头，不用客气，我们乐于配合他们。

”

　　像几乎所有的价值投资者那样，聂夫对集体狂热避之唯恐不及：

　　“趋势狂热之后，群众便会相互应和，无法自拔。

如果我不这么想，不妨试着做这件事：

下次参加说明会时带头鼓掌，或者下次去听热闹的音乐会时，第一个起立喝彩。

大部分人不跟着起哄很难，但对我来说，买价格低迷的股票更难。

”

　　市场一向愚不可及，投资人经常会忘了过去，对此聂夫还说了一个有趣的故事：

　　投资人往往自取其败。

就像两位猎人雇了一架飞机，载他们到加拿大荒野中的糜鹿狩猎区。

抵达目的地后，驾驶员同意两天后飞回来载他们，但提醒他们，飞机只能为每位猎人载一头糜鹿。

太重的话，引擎吃不消，飞机恐怕没办法飞回家。

　　两天后，驾驶员回来了。

尽管先前已经有警告，每位猎人还是都杀了两头糜鹿。

驾驶员说，太重了。

“但是去年你也说过同样的话”，一位猎人说道。

“还记得吗？

我们每人各多付了1,000美元，你还是把四头糜鹿都载起来了。

”驾驶员勉为其难答应了他们。

飞机终于起飞了，但一个小时后，油量偏低，引擎噗噗作响，驾驶员迫降地面。

两位猎人满眼金星，但毫发无损，爬出飞机残骸。

“你知道我们在哪里吗?

”其中一位问道。

“不太确定”，另一位答道，“但看起来很像是去年坠机的地方。

”

　　价值投资者有时也被称为“反向投资者”，聂夫也不例外，但他提醒我们要当心过犹不及：

　　注意：

不要只因与众不同而沾沾自喜，反向操作者和冥顽不灵只有一线之隔。

我尽情享受买进股票的机会，但也得承认有时群众是对的。

到头来，你必须看对基本面，才能获得奖赏。

　　温莎能有那么好的成绩，并不是靠每次都与人唱反调得来的。

死不悔改、为反对而反对的反向操作者，终将招致悲惨的下场。

精明的反向操作者保持心胸开阔，了解历史，也懂得幽默。

　　投资领域中几乎每一件事情都有可能走过头，包括反向操作在内。

它的可取之处因人而异，看如何解释而定。

有些时候，重价值、收益率的投资方法有人追随，却令人有不安全感，因为危及始终如一的实践者。

但这些投资人十分广泛，各色人等都有。

虽然需要一些自制精神，但成功的方法靠的是判断，一成不变地照反向操作的公式去做，注定会自取其败。

（四）

　　能免于群体狂热，除了个人判断力之外，还需要坚强的意志力执行原则。

文革后，好多人进行反思，质问为什么绝大多数人会卷入其中，于是号召全民忏悔。

这可能对人性太过严苛了吧。

9·11事件后，美国人要与几乎所有的死对头决战。

布什借口萨达姆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挑起伊拉克战争。

战争前夕，联合国内各方激辩，我看了转播，联合国的调查人员说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代表美国的国务院鲍威尔硬说有。

伊拉克过去有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我们不知道，但现在肯定没有。

因为萨达姆深知美国武力的强大，若偷偷拥有点厉害的家伙只会自取其辱，那些大规模杀伤武器也早已销毁。

这是简单的政治选择，曾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表现神勇的鲍威尔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但他没有我们中国人超脱，只能睁着眼睛说瞎话。

当时已准备2008年竞选总统的克林顿夫人希拉里也支持对伊战争，她是布什的政治对手，又有聪明的丈夫作为参谋，照样难以幸免。

群体狂热要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更有威力。

　　一旦碰到股市大泡沫，就是价值投资者的噩梦。

聂夫最惨的是在1971年至1973年的“漂亮五十”时代，累积绩效落差标准普尔500指数26%。

1970年5月美国股市从低点反转，短短六个月激升了40%，投资人的胃口从强调品质转为对较具投机性的股票产生兴趣。

温莎踏进1971年的多头市场后，便在一年内落后标的5%。

1972年，温莎活得更为“危险”，市场愈加热衷于所谓“漂亮五十”的少数成长股，而聂夫只顾买入低知名度成长股、温和成长股和周期性股，一点都不“漂亮”。

聂夫所持有的唯一受人膜拜的股票是IBM，因为只有它是“漂亮五十”中价格唯一合理的。

1972年11月14日，道指首次冲上1,000点大关。

1973年年初仍极度狂热，不过在1月底道指滑落到1,000点以下，市场无力上升，11月初，道指仍在948点以上，11月底却跌到823点以下，跌幅高达13%。

　　聂夫感叹道：

“我观察市场二十年，没有看过跌势之快如此凄惨。

”“我不曾见到过市场对盈利支撑如此无动于衷，以前的好公司可以在跌势市场中因为盈利不错而获得支撑。

”

　　从不管什么价格都买到不管什么价格都卖，1973年不仅使温莎落后于标准普尔500指数约10个百分点，而且净值下降了四分之一。

1962年温莎如此浴血时，基金经理被撤换了，聂夫虽仍然自信，压力肯定也很大，他在年报中引用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名言安抚人心：

“诚信；辛勤如一；保持耐心。

发挥勇气，自立自强。

怀有远大的抱负，并且勤奋工作。

不屈不挠、能干、善于判断是非。

培养远见和想象力。

”

　　1974年道指续跌，并在12月跌到577点的低点。

但“蓝色恐怖”过后，温莎大赢，从1976年之后的三年中，温莎的涨幅超过标准普尔500指数63%。

　　1974年年底，聂夫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写道：

“五年来艰苦地对抗价格过高的单一股群活蹦乱跳的局面，1974年结束时，温莎伤痕累累，但没有屈服。

我们一如既往，坚守低市盈率的投资哲学，即将见到自己是对的。

”

　　多年以后，聂夫回忆道：

“在某些观察家的眼里，温莎似乎是与时代脱节的，因为在狂飙年代的激情日子里，我们找的却是牛皮股。

但依我之见，我们并没有与市场脱节；是市场与现实脱节。

现在这么说，对当时那段经验并不公平。

事后回顾，如今每个人都承认‘漂亮五十’的现象注定要破裂。

但在那时候，连一般理智的投资人也相信，由于盈利增长无止尽，而股票供应筹码有限，资本利得将永存不朽。

”

　　《约翰·聂夫谈投资》的开场白我读过许多遍，尤其是在投资不顺的时候更为受用。

这篇《花旗的冒险故事》最典型地反映出聂夫不屈不挠的精神。

上世纪80年代，美国的许多银行都遇到了大麻烦，直至90年代初，人们都认为它们无药可救。

聂夫并不这么看，他大量买入这类股票，如在1987年买入美国银行，后来枯木逢春，股价涨了8倍以上。

但聂夫投资花旗银行就不那么幸运了，花旗银行70年代初还是“漂亮五十”的成员，是股市中家喻户晓的成长股。

后来成长性减弱，失宠于投资者，到了1987年，由于受到它在拉丁美洲放款失败等负面因素影响，它的市盈率才7-8倍，温莎大力买进。

但到1990年年初，美国的房地产市场一团糟，花旗也因有关贷款受到影响。

聂夫认为，花旗的信用卡消费业务经营得有声有色，便买了更多的花旗股票。

不过，花旗股价仍不见好转，而且愈来愈糟，聂夫常去花旗银行董事长里德那儿相互交流。

里德虽已焦头烂额，却与聂夫一样不眠不休地工作。

聂夫不由得关心里德的个人生活，劝他不要放弃打高尔夫，放松一下。

　　到了1991年，在温莎投资的银行股票中，只有花旗的业绩不如预期。

温莎平均持有花旗的成本是33美元/股，而当时的价格是每股14美元，聂夫又买进更多的花旗股票。

　　但这不能阻止花旗股价继续下跌，这时，媒体对花旗已出奇地愤怒，《商业周刊》1991年10月号的一则标题为“花旗的噩梦愈来愈糟”，12月号的《机构投资者》索性用一篇特别报道配上全页的死鱼照片来表达华尔街的感受，很多人都认为花旗要破产。

为了平息谣言，花旗不得不公开宣布，主管机关并没有让它倒闭。

　　而此时温莎持有花旗股票2,300万股，市值5亿美元。

　　1991年年底，美国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约翰·丁格尔暗示花旗可能技术性破产，而且花旗一家亚洲分行在遭到挤提。

花旗股价下滑到8美元/股左右。

　　聂夫却不为所动，不卖出一股花旗，仍坚持公司的盈利将止跌回升。

　　1992年年初，花旗的盈利终于明显回升，股价一年中大涨了43%。

1993年，股市十分疲弱，花旗又上涨了24.7%。

聂夫总结道：

“温莎投资花旗忽上忽下的经验说明了很重要的一点：

投资要成功，不需要靠光彩夺目的股票或多头市场，判断和坚持信念是我们的先决条件。

利用判断力可以找出好机会，坚持信念可以在别人争先恐后往某个方向跑时屹立不摇。

花旗的例子说明了这个挑战。

对我们来说，丑股票往往是美丽的。

”

　　在中国内地，最知名的海外基金经理是彼得·林奇，在美国也是如此。

但我们同样应该关注价值型投资基金经理，他们与林奇的风格大不相同，但成绩也相当不错，聂夫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其实，我们把林奇和聂夫的风格比较一下，就会觉得很有趣。

林奇是兔子，聂夫是乌龟，与传统的龟兔赛跑故事不同的是，林奇是只勤奋的兔子，聂夫是只激情的乌龟，谁都不比谁差。

读林奇的书，总会让人豪情万丈，以为自己明天可以找到一大把成长十倍的股票；读聂夫的书，会觉得投资很难，也许你终于找到了一只成长十倍的股票，可由于你没有坚忍的耐力，结果是亏损出局。

他们的书，我都喜欢。

但我肯定，林奇的书要比聂夫的书好卖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