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育产业投融资分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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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育产业投融资分析

体育产业投融资分析

体育产业投融资体制变革势在必行。

如何开拓体育产业投融资方式是我国体育产业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课题。

本章将系统阐述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体制的历史与现状、体育产业投融资模式的国际经验，以及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体育产业投融资体系。

第一节中国体育产业投融资体制的历史与现状

当前，世界体育投融资体系大致分为三种模式：

政府拨款型、社会筹款型、结合型。

政府拨款型的投融资，主要是体育实行国家集中管理的国家，在体育经费的来源上，主要依靠国家经济计划中的体育拨款和各系统规定的体育开支，以行政手段定量分配下达，如苏联和东欧。

这种模式的体育投资由国家预算统一掌握，可以充分保障国家体育战略的贯彻实施，使体育事业的发展与国民经济财力相适应，提高了体育工作的计划性，特别是能保证社会全体成员无论经济条件如何，都享有均等的运动健身权利，这对于有针对性地开展各类体育运动具有优势。

其缺陷在于由于经费上的国家统包，易使体育部门产生依赖性，不注重价值规律与经济效益；过多地依靠行政命令，可能产生主观性与片面性等。

社会筹款型的投融资，是政府不承担体育组织的活动经费，一切投融资由体育部门、企业自行筹集，只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政府才给予一定的补贴。

如美国等西方国家多采用此类做法。

这种投融资结构可以迫使体育组织发挥经营的主动性，提高体育的经济效益，扩大体育界与社会各界的联系，使得体育产业的发展与社会经济相结合。

现今竞技体育资金密集型的特点日趋明显，许多国家为了加快竞技体育的发展，而对原有的竞技体育投资体系进行调整，呈现由单纯政府拨款型或社会筹款型的两极向中间集中的发展趋势，形成了“结合型”的投资模式，即政府根据各竞技项目或组织的具体情况，给予数量不等的财政投入，并实施必要的宏观管理、协调与监督，其他活动经费由各项目或组织向社会自行筹集。

这种投资模式的优势表现为：

确保竞技体育在政府宏观管理下有序发展，实现政府既定的发展目标；促使各竞技体育项目充分发掘自身的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运用市场机制广泛争取社会资金支持，迫使各竞技体育项目或组织在经济上形成硬约束；不断提高投入产出效益、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为各项目及组织提供自主发展的空间，激发其紧迫感、责任感与积极性。

结合型投资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前两者的弊端，故被越来越多的国家所采纳，如加拿大、韩国等，至于传统上实行社会筹款型的国家如美国等，目前也正向这种模式转换。

一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的历史沿革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现在，我国体育投融资体系经历了从“政府拨款型”过渡到“政府拨款为主，社会筹款为辅”以及目前“结合型”的过程。

新中国成立初期，由于我国经济不发达，人民生活水平不高，不具备社会办体育的条件。

政府作为全社会利益的代表，必然承担起体育投融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由此形成了与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体育“举国体制”。

这一体制为政府集中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保证竞技体育的迅速发展，缩小与世界各国的差距提供了条件。

但是，政府一元化的体育投融资体系使体育各项活动非经济化，失去自我生存、自我发展的能力。

各级体育事业单位在经济上完全依赖国家的财政拨款，并对加大投放的要求越来越强烈。

改革开放以来，针对“举国体制”下体育事业发展活力不够，后劲不足，仅靠政府单方向难以适应发展要求等问题，提出了政府办与社会办相结合的方针，即在政府办体育为主体的前提下，大力提倡社会团体、集体、个人等社会力量参与体育事业的发展。

1986年，国家体委发布《关于体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明确提出体育场馆要“实行多种经营，由行政管理型向经营管理型过渡”，以此文件为起点，正式开始了中国体育事业社会化、产业化发展的进程。

在体育产业市场化方面，1994年实行足球职业化和足球协会实体化改革。

随后，部分竞技体育项目相继推行了职业体育俱乐部制度，运动竞赛社会招标及商业性比赛不断涌现。

在体育广告方面，1996年国家工商总局和国家体委发布了《关于加强体育广告管理的暂行规定》，规范了体育广告的类型，明确规定了广告发布的审批制度、代理制度等。

原国家体委发布的《关于加强在役运动员从事广告等经营活动管理的通知》，规范了运动员参与广告发布的行为。

这些措施的实质是试图打破体育事业由政府独家办的模式，积极争取政府财政之外的资金来源。

但由于认识的误区、体委目标与社会偏好不一致，以及体育资源主体集中在政府等原因，体育过分依赖国家的基本格局没有发生根本性改变。

所以，我国体育体制的改革要进一步加快，完善体育产业融资体系势在必行。

二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的现状和存在问题

在我国现代化建设中，国家为了弥补市场资源配置的不足，调整国民经济发展中的产业结构，特别是促进基础体育产业和新兴体育产业的发展，每年都需要进行相当数量的基本建设投资。

而这些投资仅仅依靠财政拨款是远远不够的，因而需要通过构建有效的体育产业投融资机制予以补充缺口。

在投融资政策方面，2001年7月《国务院关于投资体制改革的决定》的内容之一是：

放宽社会资本的投资领域，允许社会资本进入法律法规未禁入的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其他行业和领域。

并明确提出，能够让社会投资建设的项目，尽可能利用社会资金建设。

还指出，应逐步理顺公共产品价格，通过注入资本金、贷款贴息、税收优惠等措施，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以独资、合资、合作、联营、项目融资等方式，参与经营性的公益事业、基础设施项目建设。

对于涉及国家垄断资源开发利用、需要统一规划布局的项目，政府在确定建设规划项目后，可向社会公开招标选定项目业主。

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各种所有制企业进行境外投资。

（一）我国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投融资的现状

由于我国体育产业来源于国家计划经济下的公益事业，因此在其资本构成中，国家资本仍占主体地位。

根据近年国家体育总局的国有资产统计资料显示，该系统有30多亿元的国有资产（不含土地），其中非经营性资产转为经营性资产的部分为2.7亿元，占总局国有资产的近10%。

实现净收益1282万元，收益率为4.75%。

随着体育事业从公益型向产业型、从计划经济型向市场经济型、从国家主导型向社会主导型的转变，近年来体育产业资本的来源正朝着多元化方向迈进：

在企业上市方面，中体产业股份有限公司和长春北方五环公司通过上市分别募集资金2.6亿元和1.5亿元；在体育基金方面，以中华体育基金会为主要机构的中国体育基金市场，正在建立起来并开始运作；在股权融资风险投资方面，目前我国各足球、篮球俱乐部很多都是通过和大企业、大公司联姻，寻求风险资本的注入作为主要融资手段，逐渐成为我国体育产业除国家投入外的主要融资方式。

另外，体育彩票成功筹集了大量资金，截至2009年3月底，15年间已累计发行2498亿元，为国家筹集公益金812亿元。

中国体育产业巨大的发展空间已获得国内外资本的青睐，包括证券、基金、银行和保险等金融机构。

但从资本进入的现状看，仍然是速度慢、规模小。

在体育产业风险投资方面，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新兴中小企业尤其是高科技体育企业的体育风险投资就已经展开。

1990年，中国银行正式设立科技贷款项目。

1996年，我国第一家带有体育产业概念的北方五环股份有限公司成立，并在深圳交易所上市，成为体育概念第一股；1998年，我国第二只体育股票“中体产业”在上海成功上市。

经过近几年的发展，体育产业已经成为很多上市公司和准备上市公司的题材。

我国体育产业前100多名的国有或国有控股体育企业，40%以上都已开始体育产业资本市场投融资运作，一大批体育企业通过资本市场投融资运作快速崛起，并发展成为国内知名的体育企业（如中体产业、李宁、361°、英派斯等）。

部分体育企业不仅具备了现代企业的形式和内涵，而且在融资能力和技术创新方面，具备了更高层次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

社会投资办体育产业的形式发展很快，涌现出了一批符合现代体育产业制度的体育俱乐部、体育企业和企业集团投资公司。

我国体育产业投融资存在的问题，可以从体育产业投入水平和投融资体制的宏观层面，以及体育企业（以中国职业体育俱乐部为例）融资需求、融资渠道、融资方式和融资结构的微观层面等方面来进行整体分析。

（二）我国体育产业投入水平低

第一，我国体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比重小，据有关统计数据表明，我国体育产业的增加值仅占GDP的0.2%，而发达国家同时期的这一比例在1%～3%。

从这一角度看，我国的体育产业在经济结构中的比重偏低。

第二，相对于不断增长的体育消费需求水平而言，体育产业的投入水平低。

随着经济的日趋发展，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也将增加，体育投入的规模远远满足不了人们对体育消费的需求。

过去，我国的体育经费只占国家预算的0.2%，近年来虽然有所增长，也只占0.3%左右，体育基本建设投资只占国家总投资的0.1%（随着投融资体制改革的深化，国家直接的体育基本建设投资还将进一步缩小），全国人均体育经费偏低，与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过于悬殊。

第三，在竞技体育举国体制下，相对于重点项目而言，非重点项目和群众体育投入水平低。

举国体制是以国家利益为最高目标，动员和调配全国有关的力量，攻克某一项世界尖端领域或国家级特别重大项目的工作体系和运行机制。

举国体制有利于集中力量办大事。

但是对于一些非重点项目、偏冷项目、观赏性不强的项目，资金不足现象尤为突出。

群众体育是体育事业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政府主导的投资体制中，体育行政部门在精神上支持群众体育的发展，但是要把本已紧张的资金投入到跨部门、跨系统、收效慢的群众体育上，是不大可能的。

所以，资金短缺对群众体育投资而言是相当严重的。

（三）体育产业投融资体制不完善

第一，缺乏体育投融资的市场体制。

在深化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我国体育投融资方面发生了积极的变化，为发展体育事业筹集了巨额资金。

但同时也应该看到，我国还没有完全建立起体育投融资的市场体制。

首先，政府在很多体育投融资活动中还扮演着主体的角色。

其次，我国体育投融资理论研究在实践中缺少指导依据。

再次，体育投融资市场体制建设的法制化进程没有建立起制度化的投融资制度。

我国在体育投融资渠道上缺乏创新。

现代金融工具的迅速衍生已经为体育事业的发展开辟了更多的融资渠道。

除充分利用国家财政拨款、体育彩票公益金和少量的竞赛收入外，有更多的新型金融工具没有在体育行业中应用，比如扶持更多的有潜力的体育产业企业上市融资，在大型体育场馆设施建设中推广BOT、TOT、ABS等新型融资工具，或采用合同出租模式、政策性贷款，争取设立产业投资基金等。

第二，缺乏长期稳定的体育产业发展优惠政策。

《2001～2010年体育改革与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体育要走社会化、产业化的道路。

相对国外体育产业几十年、上百年的发展历程而言，我国体育产业还处在发展初期。

体育产业是朝阳产业，在产业发展的起飞阶段，需要政府给予必要的优惠扶持政策。

但是当前对发展体育产业而言，既缺乏财政支持，又没有税收优惠，有待进一步完善。

第三，社会和政府的监督、约束机制没有形成。

由于政府管制过多，又更多地陷入具体事务中，因而很少能分出精力建立对投融资项目、渠道的监督、约束机制。

（四）体育产业企业融资困难

第一，企业融资需求大，供给不足。

以国内职业体育俱乐部为例，一个具有高成长性的企业，在其发展过程中，必须源源不断地获得资金注入，保持经济上的良性循环，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

但由于近年来运动员转会费和工资的急剧攀升，导致俱乐部运作成本的加大，而同期俱乐部的经营收入并未显著增长，甚至部分俱乐部的经营收入有逐年下降的趋势，远不能满足俱乐部运作的资金需求。

在资金供给方面，内源融资是不可能的，一方面外源融资由于现阶段俱乐部还处于发展阶段，高投入、低产出，投资风险大，回报率低甚至没有回报，使许多财团和大企业不愿意继续投资于职业体育产业；[1]另一方面，职业体育产业缺乏为本行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的体育产业投资基金和投资公司。

多方面的原因加剧了资金供给的不足。

除足协直属的福特宝公司之外，各家职业俱乐部多处于高额亏损状态；中体产业投入阳光计划，几亿资金投入出现困境；体育用品经营方面，北方五环、青岛双星两家上市公司的亏损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第二，融资渠道狭窄，以其他企业资金来源为主。

从理论上讲，俱乐部的融资渠道有国家财政资金、银行信贷资金、非银行金融机构资金、其他企业资金和俱乐部自留资金等几种渠道。

但在现实中，俱乐部可行的融资渠道仅有其他企业资金和俱乐部自留资金两种渠道，其他渠道对俱乐部而言几乎都是封闭的。

其中俱乐部自留资金受制于俱乐部的盈利状况，但目前俱乐部大多亏损经营，没有盈余。

因此，在现实中俱乐部可行的融资渠道仅有其他企业资金这一条道路。

由于融资渠道狭窄，加之自身“造血”功能不足，俱乐部很容易陷入财务危机，走向破产的边缘。

第三，融资方式单一，以企业集团风险投资为主。

俱乐部的融资方式不仅受到融资渠道的制约，还会受到俱乐部内外各种其他因素的制约。

从理论上讲，国内职业体育俱乐部可以运用的融资方式有吸收直接投资、发行股票和债券、银行贷款、商业信用和内部积累等方式。

因我国资本市场规制较严，且俱乐部的经营状况也不符合在资本市场融资的条件，目前俱乐部还无法从资本市场融资，故俱乐部欲通过发行股票和债券融资是行不通的。

银行贷款是一般企业常用的融资方式，但商业信用融资因我国社会整体信用欠缺和俱乐部商业信用等级普遍较低而很难被充分运用。

俱乐部通过内部积累融资，主要实现途径是内源融资，受到其盈利水平的制约，因我国大多数俱乐部亏损经营，故俱乐部通过内源融资所获得的资金是非常少的。

因此，在现实中，俱乐部可行的融资方式主要是吸收直接投资。

俱乐部吸收直接投资的实现途径是企业集团的风险投资，这是当前职业体育俱乐部主要的融资方式，国内大多数俱乐部是依靠国内一些大的企业集团的资金注入维持运转的。

融资方式单一的必然后果是融资的低效率和高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俱乐部运作的短期行为。

第四，融资结构不合理，以股权性融资为主。

所谓融资结构是指企业通过不同渠道筹措的资金的有机组合以及各种资金所占比例，在俱乐部中主要表现为商业信用融资与股权融资中的企业集团风险投资之间的比例。

商业信用融资在现实中主要是各俱乐部出售每个赛季的套票和应付费用、账款的延期支付。

其中各俱乐部通过出售套票所获得的收入非常少，仅有几十万元。

俱乐部的应付费用和账款因受俱乐部经营性质影响，因此这一部分的数额也较小，一般不会超过上百万元。

故俱乐部的债务融资的金额是非常小的，相对于俱乐部企业集团的风险投资每年几百万元甚至几千万元的投入，显然是不成比例的。

第二节体育产业投融资模式的国际经验

综上所述，按照国家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求和我国体育体制改革与发展的总目标，体育在投融资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与尝试：

在融资方面，改变了以前单纯依靠国家拨款发展体育事业的模式，通过开发体育彩票、发展体育产业等措施，增加了发展体育事业资金来源渠道；在投资方面则更多地引进社会资金，促进了体育事业的繁荣。

但是，关于建立我国体育投融资体制的研究，到目前为止还是比较少的。

研究我国体育投融资体制，就是通过学习、借鉴国内外关于投融资体制的成果，结合我国体育行业的具体情况，界定公共体育产品、准公共体育产品和私人体育产品，根据不同产品类型制定相应的政策，争取我国体育行业的增量资源优化配置，盘活存量资产，实现我国体育事业的可持续发展。

一发达国家体育产业投融资模式

总的来说，英美发达国家的投融资模式以直接融资为主，以间接融资为辅。

日本体育产业的投融资模式以间接融资为主、直接融资为辅。

（一）欧美国家体育产业投融资中的政府定位

20世纪90年代以来，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积极转变自己在体育产业投融资管理中的职能。

一方面政府努力调整自己与体育社团及其他体育组织的指导和合作关系，形成一种法律和协议的关系，而不是直接投资管理关系；另一方面政府积极向体育社团、准行政机构、私人机构及其他体育组织分散权利和责任。

市场经济的最基本的原则是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基础性作用。

依据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欧美等发达国家将体育产品依据其社会功能分成三类：

公共体育产品、私人体育产品、混合性体育产品。

公共体育产品是指能够使公民直接受益又很难经由市场产出的体育产品，如公共体育设施的建设与服务、公民的体育健身事业等。

私人体育产品是指经由市场产出的体育产品和服务，如职业体育。

混合性体育产品既包括市场产出也包括非市场产出的体育产品，如准公益型俱乐部的经营。

不同类型的体育产品和服务就需要不同类型的体育机构或组织承担生产任务。

因此，目前欧美国家体育管理体制改进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依据体育产品的不同对不同体育机构或组织进行职能定位。

依据这样的原则，政府主要承担体育场地设施的建设、政策投入和宏观监控的职能。

而职业体育则完全采用市场化的方式由企业化的俱乐部组织承担，职业俱乐部通过产业化和商业化经营一方面向公民提供了高质量的体育观赏产品，另一方面也形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并带动许多相关产业的发展。

职业俱乐部也可通过上市、电视转播权、彩票、标志产品开发等多种融资手段得到巨额收入，不断完善自我造血和自我发展的功能。

由职业俱乐部组成的俱乐部联盟实际上成为代表全体俱乐部的利益进行商业开发的股份公司，政府对职业联盟在法律范围进行的商业开发并不进行干预。

在职业体育的周围则活跃着大量的体育中介公司、体育咨询和保险机构为其提供专业化的服务。

公共体育服务传统上主要由各级政府承担。

但目前由于对公共体育服务需求的增加和政府财政来源的减少，欧美国家政府在努力提高自身服务质量的同时，也积极地引入市场机制。

目前的主要方法是采取合同出租，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公共体育服务的提供。

合同出租主要是在不扩大政府规模、不增加公共财政支出的情况下，政府确定体育服务的质量标准，以合同的形式，通过投标者的竞争，将原先由政府提供的公共体育服务转让给私营公司、非营利组织等机构。

这样精简了政府有关体育部门的人员，或者通过授权的方式把某些管理职能给予有合同影响和威望的民间组织机构，而政府主要通过公共预算进行透明的控制。

在此理论基础上，欧美国家基本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政府资金运行机制。

1.资金拨付机制

一是注重项目投入，改变平均分配的经费拨付机制。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改变了以往平均分配式的拨款方式，而是围绕政府的体育政策目标，设定投入项目，进行项目投入。

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体育理事会决定有选择性地对体育组织进行资助，并且有11个体育项目被确定为重点支持项目，它们主要是奥运项目以及在英国具有一定传统的足球、壁球和橄榄球等。

二是层次化的投入机制。

欧美等发达国家政府对体育经费的投入明显地呈现层次化的特点。

中央政府或联邦政府一般注重对提升国家形象比较重要的高水平竞技运动的投入，而地方政府则注重大众体育的投入。

地方政府对大众体育的投入远远高于中央政府对高水平竞技运动的投入。

三是政府加大政策投入力度，鼓励体育组织建立多渠道经费筹集机制。

四是税收政策。

目前欧美等发达国家都制定相关法规，使得体育组织从优惠的税收政策中获益。

多数欧美发达国家都规定，非营利的体育社团组织体育比赛或开展体育活动所得收入可以免税。

同时为了鼓励社会向体育组织提供赞助，许多欧美发达国家都规定，企业向体育组织提供赞助可以减免一定税额。

五是政府通过发展体育博彩产业资助体育组织。

目前加入国际体育彩票联合会的国家有30多个。

以体育彩票、赛马赛狗博彩、赛车博彩和自行车博彩为主体的体育博彩业在欧美发达国家十分红火，已经成为国外体育组织的主要经费来源。

在此基础上，欧美等发达国家体育组织还能够通过企业赞助、电视转播权、主场经营、标志产品开发等多种融资渠道获得所需经费。

2.完善的评估机制

目前，多数欧美发达国家政府对体育组织既不是管制，也不是直接管理，而是通过完善评估机制，规范和引导体育组织的行为服务于政府的体育目标。

20世纪90年代，加拿大遗产部体育局推出了《体育资助与责任框架》（SFAF）财政制度，确定了一套评估方案，有关体育组织只有符合体育局规定的政策标准的要求才能获得政府拨款。

体育组织符合加拿大体育局政策标准要求后，还必须与加拿大体育局签订协议，以保证该组织能够完成政府为其确定的体育目标。

若不能完成，则该组织不能获得后续的经费。

加拿大的体育组织评估机制已经被澳大利亚、英国、新西兰、荷兰等许多国家采纳和借鉴。

（二）日本体育产业投融资概况

日本大众体育的投融资模式与组织机构和管理方式密切相关。

组织机构从性质上可分为三类：

政府管理机构、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在管理上基本都采取三级管理模式，即中央级、都道府县级、市区村级。

（1）政府管理机构。

文部省体育局是日本中央政府体育管理部门，在全国47个都道府县和大约3200个市区村政府设置的教育委员会行使公共事业的管理工作，各级教委一般都设有竞技体育科和大众体育科。

在资金管理方面，市区村教委向上一级部门申报年度预算以及具体使用上一级部门发放的体育振兴基金。

体育振兴基金是日本政府设立的专门用于大众体育发展工作的一项固定资金，是社区体育的主要资金援助和支持之一。

市区村教委的体育科在发放体育振兴基金的工作中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它们必须要保证这类资金的去向，即主要用于体育设施的维护、社会体育指导员的培训及体育组织的建设等。

这一管理体系是日本政府对大众体育和竞技体育实施管理的支柱，政府拨款主要用于公共产品的建设和管理。

（2）社会团体。

在社团组织中，日本体育协会是日本最高级别、最具权威的大众体育社会团体，同时还是日本大众体育事务的国际代表。

日本体育协会的下级机构是都道府县体育协会和市区村体育协会。

日本体育协会的常务工作人员相当一部分来自政府体育主管部门。

另外，有52个单项全国体联加盟日本体育协会。

同时，日本体育协会通过这两个体系沟通全国的大众体育活动。

由于日本体育协会是社团组织，所以其主要经费是自行筹集的，只有少部分来自政府拨款。

这些拨款主要用于行政管理经费。

（3）民间组织。

民间体育组织主要是指财团、企业和私人业主自发成立或支持的体育组织。

随着日本大众体育的蓬勃发展，体育市场被日渐看好。

于是，各类企业、公司纷纷打入体育市场，建设体育设施并建立体育组织。

这类体育组织大多是可盈利的，一般通过使用者交纳会费等方式获取收入。

这类设施和组织在为企业谋取利益的同时也极大地促进了日本大众体育的发展。

依靠民间团体可以促进体育设施的建设和发展，因此日本非常鼓励民间办体育，为此制定了许多鼓励性的优惠政策，如企业在修建体育设施时可以减免土地税；体育设施达到一定的标准并有一定的时间向公众免费开放的，可减免相应的税收；对体育设施的建设经费给予低息贷款等。

二国外体育产业投融资的实践运用

国外体育产业投融资的实践运用主要包括：

体育场馆投入资金融资模式及俱乐部融资方式。

（一）美国体育场馆公共投入资金融资模式

美国体育场馆建设资金中的公共投入部分并不是由州政府直接拨款。

体育场馆对市政来说是很大的资金投入项目，州政府或市政对体育场馆的建设、扩大和修缮的投入主要手段是发行债券，包括一般义务公债、收益公债、参与证明书、租税增额融资和公私联合融资模式等。

（1）一般义务公债（generalobligationbonds）。

由地方、州或区域政府承担的“一般义务公债”，其还本付息系以地方政府的日常租税为来源，即以税收作担保，通常要求使用从价税（通常以对全部应纳税财产从价征收的税款）偿付。

（2）收益公债（revenuebonds）。

它是公共融资中的特殊义务债券，只能通过特别的资金来源支付，也就是该项设施完成后所产生的收益是还本付息的资金来源。

收益债券的利率一般比较高，但其信用等级却不是很高，需要较高的债务服务保险总额比例和债务服务储备金，通常情况下需要州、地区或地方政府作出一定的承诺。

（3）参与证明书（certificatesofparticipation）。

这种公共融资机制需要政府成立一个公司来购买或修建一个体育场地，然后由该公司发行参与证明书来募集修建体育场馆的资金，再由政府租用该体育场地，用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