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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
考古与文物 1985年第5期
试论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
周南泉
在我国漫长的历史中,生活在辽阔土地上的中华民族祖先,曾先后创造发明过许多举世闻名的和具有民族风格的文化艺术和物质财富。
玉器就是其中的一类。
它不仅历史悠久,且几千年来连续不断,成为文物考古界和学术界探索与研究古代中国文化艺术、思想意识、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生产关系的重要门类之一,在世界文化艺术之林中亦占有一定的地位。
长期以来,研究中国玉器史的工作者,多从夏、商、周开始
(1)。
新中国成立后,随着考古发掘的发展,特别是近年来,经江苏、浙江两省和上海市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于长江下游的太湖地区(包括杭州湾一带)先后发现了一批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出土大量玉器,为玉器的研究,提出了一系列新问题。
本文试就这地区玉器有关的若干问题作全面和系统的探讨。
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墓葬的分布点很多,据已知的不完全统计,约有120余处。
其中有30余处进行过清理发掘。
出土玉器较集中和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有浙江余姚河姆渡
(2)、杭县良渚(3)、嘉兴马家浜(4)、上海市青浦崧泽(5)、和福泉山(6)、江苏吴县草鞋山(7)、张陵山(8)、苏州越城(9)、武进寺墩(10)、常州圩墩(11)等。
综观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各遗址和墓葬的全貌,根据它们的地层关系、出土遗物与遗迹以及碳14的测定年代等情况。
一般认为有如下几种文化及其玉器种类。
1、河姆渡文化(约公元前5000年前后),目前所知主要是河姆渡遗址的第四层和第三层,出土玉器的品种有弖、璜、管、珠。
2、马家浜文化(约公元前4500至4000年),主要的遗址有河姆渡二层、崧泽下层、越城下层、马家浜上下层、草鞋山十层、九层和八层等,所见玉器有弖、璜、环、镯、管、珠。
3、崧泽文化(约公元前4000至3500年之间),主要的遗址有河姆渡一层、张陵山下层、崧泽中层、草鞋山六层和五层等,出土玉器的种类有弖、璜、环、镯、珠、管、坠、唅和斧。
4、良渚文化(约公元前3500至2000年),主要的遗址和地层有良渚,钱山漾、张陵山上层、越城中层、草鞋山四层、三层和二层等。
出土玉器品种有弖、璜、环、镯、铢、管、坠、瑷、笄、扁、锥、针、佩、啥、蝉(或扂)、璋形器、垂帐形器、纺轮、斧、铲、琮、壁等。
它们之中的玉器发展情况是由少至多,由简至繁,由粗至精,由小至大,既有源与流的渊源继承关系,又各有一定的阶段性和独特性,前后至少已经过了三千年历史。
这些文化的发现以及玉器的出现,在中国新石器时代中占有特殊的地位,其科学价值已引起了国内外文物考古界和学术界高度重视。
一、玉器材料的性质
古今以来,国内外对中国玉的定义是有不同看法的。
自有文献可查至汉代,人们对玉的认识,总的来说不外乎两点:
一是要有相当的硬度,其标准是当时的青铜和铁器工具雕刻不动,要用特殊的工具琢磨成器者方可为玉;二是要符合当时人们的“美”感要求。
这种“美的标准,孔子归纳为十一“德”(12),东汉许慎总结为“五德”(13)。
这些“美德”,虽讲的与封建礼教和仁义伦理有关,但从而可知古人视玉为“石之美者”。
玉与石材比较,有形与声,色与质的不同。
按照上述两个条件,当时视玉的范围较广。
如《说文》所列具有“石之美者”条件的就有十多种玉料名称。
这些名称的不同,大多与产地不同有关。
可知玉料产地也很众多。
自唐以后,查诸文献记述,视玉的标准有所提高,尤在明、清两代更为明显。
汉以前称为玉材者,很多已降为“似玉”或“次玉”。
从产地看,除新疆和田(古称于阗或昆仑)玉外,大多渐不开采作器。
甚至汉代仍名闻朝野的“蓝田玉”(14),渐不为人所知,致把产玉地方搞错。
正如明宋应星《天工开物》所称:
“凡玉如中国,费重用者,尽出于阗、葱岭。
所谓篮田,即葱岭出玉之别名,而后世误以为西安之蓝田也。
”(15)
本世纪以来,西方人士,仅把唐宗以来,特别是明清制作流散在外国的“帝王玉”,从地矿学和硬度的角度,把中国的玉料归为“软玉”和“硬玉”两种。
软玉为石灰及酸化之硅酸盐,属角闪石类矿物,约当摩氏矿石硬度计的6.5,比重2.9至3.1之间,我国新疆和田及昆仑山所产玉料即属此。
硬玉,入辉石族,通常又称为硅酸纳铝,硬度7,比重3.3。
翡翠即是。
近年来,有些地质工作者和玉器生产部门,主张凡是“工艺美术材料的岩石”,统归为“彩石”类;有“工艺要求的矿物”,归为“宝石”类(16)。
按这种分类法,一般超过硬度7的矿物,如翡翠,各色宝石、即为一类;凡7度以下,可做工艺美术材料的岩石,如软玉(即新疆玉)、古今有名玉料以及玛瑙、水晶、琥珀、蜜腊、青金石、青田石、鸡血石、寿山石、绿松石、孔雀石等皆是前一类。
有的同志,根据上述西方近世对中国玉的分类法,主张除软玉、硬玉两类可称为玉外,余皆不称为玉。
它们的具体名称,可用矿石名来代替(17)。
笔者认为,中国玉的定义,要以中国传统的习惯来划分确定。
特别要从历史事实的角度来着眼。
如果按外国人以“帝王”玉的材料来确认是玉与否,显然是不全面的。
中国软玉,目前可以确证者只在殷商(18)。
硬玉,据记载,在唐宋才有所闻(19),但至今仍未见唐宋时期的出土实物,当时所称翡翠是否就是硬玉还存疑,见诸实物只有明清时器,且这种物质,只产于缅甸。
若将这两种以外的玉料排除在外,则很多古今有名的玉料,如蓝田玉,南阳玉、岫崖玉、莱阳玉等,皆成了石,今所报告的出土和传世玉器多成了石器或岩石器,显然问题会复杂化。
因此,笔者还是主张用长期历史形成的,且行之有效的方法,即以“石之美者”,用铜、铁不能雕刻者为玉的标准为宜,而不一定要按西方人士视中国玉的观念来确定中国玉与石的界限。
至于“彩石”“宝石”分类法,又感范围太宽,且其中许多材料名称,古有专名,从来不归为玉,似不妥当。
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器(下简称“太器”),笔者有幸蒙该地区博物院、馆的厚意,曾先后见到了诸如河姆渡、马家浜、崧泽、张陵山、草鞋山、寺墩出土玉器。
认为不同文化和地区的玉材略有差异。
河姆渡四层、三层玉料,以青和淡黄色的半透明玉料为多,少数有墨黑色的。
其中一件青玉珠的材料,坚硬莹润,很似软玉。
马家浜文化玉料,青或乳白色料居多,虽亦半透明,且晶莹,但不甚坚硬,似蛇纹石或近似蛇纹石的玉料。
崧泽文化玉料,从青浦崧泽出土遗物看,多呈碧绿色,质细坚硬,长期埋在地下而无浸蚀损坏,很似清代乾隆朝作玉器的新疆碧玉。
它比河姆渡和马家浜两文化出土的玉料好。
良诸文化的玉料较复杂。
一类呈青褐色,内有云母片状斑,硬度达6,质坚而润,江苏良诸文化遗址出土的玉器中最为常见;另一类玉料,经长期埋入地下后,出土时呈鸡骨白,质脆,易断裂,浙江杭县、吴兴杨府山、江苏吴县等地出土玉器中常见这种材料。
这一玉料所出现的现象,是埋入泥土或水质不同浸蚀所至,还是与前一种玉料质地不同尚待考。
良诸文化玉器中,有一部分是蛇纹石玉料制作,张陵山出土物中,曾有多件发现是为佐证(20)。
这类玉料,具半透明,硬度为4,有青和淡黄等色,它主要产于辽宁省岫岩县,故又名“岫岩玉”。
这些玉料,经观察,若按汉以前标准来看,它们称之为玉是不成问题的。
若按软玉标准论,皆多为石料。
关于该地区玉料的性质,南京博物院与华东地质研究所做了一次化验,称“将草鞋山、张陵山有代表性的玉器,采用切片、浸油法、辅以化学分析、爱克司光、差热分析等方法,进行科学分析,确定其质料为透闪石、阳起石和纤维蛇纹石(即岫岩玉),都属于软玉类。
”(21)这种分析结论,称上述两遗址的部分玉料有透闪石、阳起石和纤维蛇纹石,与笔者目测相符。
但称这些玉料“都属软玉”似不够确切。
透闪石、阳起石,硬度约当6,它们是向软玉石化过程中而又未完成的岩石,从化学成份看它们可以说是软玉的组成部分,但严格来说,无论其性质和硬度,都不够完全的软玉。
是否称为软玉,尚有不同的看法。
纤维蛇纹石,其化成份为Mg6(OH)8Si4O10,属单斜晶系,产于接触带和超基性岩中,为热应蚀变矿物,硬度约4,比重2.5至2.8之间,与软玉(即新疆和田等地玉)性质,岩石成因等都完全不同,更不能称为软玉了。
从太器的整个情况看,除上述三种玉料外,肯定还有其它性质玉料,它们还待今后做许多科学的测试工作,来确定其性质。
二、玉器材料产地
上述草鞋山、张陵山两遗址有代表性的玉料,据江苏地质部门推测,“在江苏苏州、镇江一带都有矿床”。
“从而可以证明,(它们)是就地取材。
即使玉料是交换所得,也大多是在邻近地区,而不必如后来那样,要远到新疆和田去取材。
”(22)《尚书·禹贡》称:
“扬州之域,厥贡瑶、琨。
”古扬州为先秦中国地域建制之一,其地包括今江浙和上海市等地。
《说文》:
“瑶,玉之美者。
”“琨,石之美者。
“石之美有五德者”为玉,可见上述扬州贡的“琨”是玉的一种。
而瑶称为“玉之美者”,显然它是玉中较好的材料了。
据此可知,苏杭等地古代产玉是可能的。
除《尚书》所载古扬州产玉外,清代和近人著录,也曾有过该地产玉的记述(23)。
这些情况,可作上述地质部门推测该地产玉的佐记。
在论述这些地区古代有可能产玉的时候,笔者也想到了另一些问题,即这里既然产“玉之美者”,古代无疑是很珍贵的。
但这地区古今以来手工业相当发达,苏杭琢玉也举世闻名,唯未闻该地产玉的具体地点和确实是该地产玉所做的器物可为证。
相反,比玉料较次,称不上玉的青田石,牛油石倒很有名。
是这种“石之美者”的珍贵玉料采掘完了呢,还是这种玉料,表面一层古代已采完,而埋入土中的玉料因当时生产力水平有限无法采到,久而久之,人们就把它遗忘了呢?
或这种玉料,古代是珍贵,后来,特别是唐宋以后,由于有了比这里所产玉料更好的新疆优质玉的大批应用,这里的玉料就降格或不再应用了呢?
或这里根本不产玉,前述记载和推测皆不可信呢?
上述诸情况都有可能。
笔者曾请教过地质部宝石鉴定工作者和地矿司的袁建伟工程师,据称,太湖地区从地质结构看,不可能有上述透闪石和阳起石一类岩石的成矿条件,而岫岩玉一类的蛇纹石,目前在苏杭地区也还未找到实物。
这就是说,太湖地区古代可能不产玉。
如果此说确是事实,那么太器之材又来自何地呢?
不必“远到新疆和田去取材”的结论,就有重新探讨的必要了。
如前述,透闪石和阳起石虽不够标准的软玉,但近似软玉。
它们的成矿条件也有相似之处。
在河姆渡和崧泽遗址中,笔者曾见到过如新疆玉的材料和如辽宁岫岩产的蛇纹石,除此以外的其它玉料,也未最后确定产地在何处。
因此,太器材料并不能排除来自新疆和辽宁等地的可能,最少有一部分可能来自上述两地,或太湖以外较远的地区。
人们之所以排除太器材料来自新疆等地产的可能,是因为认为当时人们的运输能力和交通条件还达不到这种发达的程度。
笔者的想法倒相反,恰恰在这方面低估了当时的生产力水平。
前几年,考古工作者在远离这地区的广东曲江县石峡新石器遗址中,发现一批如同良渚文化玉琮、玉璧等器,它们不仅形式相同,且玉质材料也相同。
据报告称,它们可能就是良渚文化时的人们所作玉器转运到这里来的(24)。
石峡与良渚两地,地形复杂,需经爬山涉水,已有物质交换和运输,而地区虽稍比此两地较远,但地理环境在当时并不如今天恶劣和复杂的新疆和田和辽宁的玉料为何就不可能运往太湖地区作器呢?
再者,目前也有事实证明,太湖地区新石器文化,也有可能涉洋过海传播到日本等地。
因此,太湖地区与外界的来往并不局限于此地区之附近,它可能与远离此地区的广东、新疆、辽宁、日本等地都有物质交往。
运输能力也是很可观的。
总之,太器材料若能证实产于此地,或一部分产于此地,一部分来自远方,或全部来自太湖以外地区,其意义都是很重大的。
三、制造玉器的工具和方法
如前述,太器材料有可能来自该地区以外。
但综观诸文化形形色色,令人惊叹不已的太器风格,不仅有它系统的连贯性,且明显的带有这地区诸文化所固有的独特性。
就玉器史而言,其时间,也比中国迄今所知其它文化早。
凡此,说明太器是这地区自行制造的。
关于这地区制造玉器的可能,本世纪五十年代陈佐夫曾提出过有价值的证据(25)。
南京博物院考古工作者,在寺墩良渚文化一墓中,发现可以琢玉的石英砂(26)。
尽管有这些现象,但直至目前为止,由于未发现制造玉器的工具,对当时一般认为还没有金属工具的情况下如何把玉器制造出来,是不清楚的。
太器材料,其硬度在4至6之间,一般来说,比同时的石器材料坚硬。
众所周知,新石器时代石器制造的重要特点之一是磨制。
从太器观察,它们的制成同样少不了琢磨。
玉与石硬度不同,这就要有特殊的磨具来完成。
这种磨具和方法据记述(27)和近人考证(28),情况是这样的:
琢磨时要有比玉硬度大的砂,这种砂,俗称“解玉砂”。
将砂和入适度的水,利用能旋转的工具带动砂浆将玉器慢慢磨琢成,其琢磨的工序计有切割、做坯、饰纹、镂空、钻孔、抛光等。
工序不同,带动工具的器械亦不同,如切割、镂空、用无齿的“拉条”,饰纹用圆盘形器,俗称“砣子”。
钻孔则用实心钻和管钻。
抛光除旋具外,一般用比玉软而不脆的皮革磨光。
这些记载和考证,都说的是用金属为器具带动解玉砂琢磨的情况,至于没有金属工具前琢磨玉器的工具和方法则至今无系统解释。
有些解释也不够令人信服。
笔者从太器留下的琢磨残痕看,认为其原理和方法及工具的名称种类等是相似的。
如器物成器前的开料切割,同样要用拉条或圆形器进行。
故宫博物院一件浙江良渚文化遗址出土的玉璧,其一面残留有直线和圆弧形的阴道开料痕(图版肆,4)是可为证。
又如钻孔,其大孔(有直径达8厘米者)残留有空心钻痕,小孔(直径小至0.1厘米者)用实心钻穿透。
穿透时,无论用管钻和实心钻,孔深者用两面穿钻成,浅者用一面穿成。
所钻孔眼,多孔径前后不一致,进孔处径大,孔加深渐小,这种孔,俗称“喇叭孔”或“马蹄孔”。
又如器物的表面,当时各器,皆光润平滑,无见粗或细砂磨痕,用放大镜观察亦如此,是可知其表面的抛光是用软物质磨成的。
这里要探索的关键问题,是用什么材料来带动坚硬的解玉砂和对坚硬的玉材加工才能成器。
4.玉壁上残留的开料工艺痕迹
据观察,这些材料,很可能就是大自然中取来的竹、木、石等,这些材料硬度虽无铜铁大,但具韧性,用来带动解玉砂琢玉是可以的。
这种推理的证据仍可在太器与后来用金属具琢成的玉器残留痕迹比较出来。
如上述玉璧的两道痕,是宽处达0.5厘米,而西汉中山靖王刘胜墓玉衣上的开料痕还不足0.1厘米;又如孔径的上下相差,新石器太湖地区玉琮上达1厘米,而用铜器琢孔的商周玉器孔径虽也有呈喇叭形者,但上下相差很小,用铁器钻孔的战国以后的玉器,则几乎没有差距。
这说明,用非金属工具带动琢玉时,因在琢磨过程中磨损较大所致。
有人曾用竹、木、石等具加解玉砂琢玉,其效果几与新石器玉器的残留痕相同。
据说,以前伪造古玉者,为欺人眼目,制造玉器时,特别是钻孔时,有意用竹、木等材料做琢玉具。
可见用竹、木具代替金属是可以琢玉的。
以上是太器制作的主流。
再细观太器的纹饰,特别是用放大镜观察,则又另有特殊情景。
如玉琮上的面纹,发现其直线弦纹,自始至终深浅、边距相等,这与用金属砣子所饰纹深浅和边距不等的情况成鲜明的对比。
这说明,在没有金属具砣琢纹饰之前,要饰如此细小(纹道距有0.1厘米以下者)的阴线纹,显然用竹、木是不成的,只有用比玉更硬的器具磨成锥方可刻划出来。
如此坚硬的物质,可能是比玉较坚硬的水晶、玛瑙(皆为7度)。
或最好的玉料。
从这地区附近出土的遗物看,已发现用这些材料制成的弖(29)。
用它做的锥虽未见,但磨成锥并不难。
特别值得注意的,在寺墩、上海等地良渚文化玉器中,曾多次发现优质玉制成的锥、针、笄或坠。
它们尖端坚利,用来刻上述纹饰是可以的。
最近以来,有人将一些刻纹和玉琮、玉璧等大件器物的钻孔等,推测考证为青铜器所为(30),这种设想很难使人信服,拟另文讨论。
上述饰纹时所用的坚硬锥形器用来直接刻划玉器者,或就是《诗经·鹤鸣》所称“可以攻玉”的“它山之石”,或有的书所谓“切玉如切泥”的“昆吾刀”。
良渚文化玉器的大孔眼里,常见有沿一个方向旋转钻孔时留下的“来福线”纹,类似螺丝口,联想前述玉璧上留下的圆弧形开料痕,推想当时已发明一种用手工摇动使其旋转的简单机械器,它可能类似宋应星《天工开物》述及琢玉器时使用的“足踏圆盘使其转”的器具(31)。
不然的话,这种“来福线”的形成是无法解释的。
如果确有这种工具,比之以往有人考证它在商代二里头文化时才使用之说(32),又大大往前推进了一步。
这种器械,曾有人主张是西方发明传入中国后才使用的(33),从而有过中国琢玉法“西来说”,从太器的琢制水平和所留下琢痕分析研究,这种说法显然是与实际不符。
这又从一个侧面说明“西来说”的慌谬。
纵观太器的大批出现和制作情况,记明我国手工制作玉器的基本方法,在当时已掌握,所用工具尽管质料有所不同,但也已基本具备。
它们对后来的琢玉工艺的发展,无疑已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四、玉器名称与用途
1、玉弖。
据《白虎通·德论》、《广扃》和《酉阳杂俎》等载,形如环不连作一缺口的玉器,称为弖。
太器中,从河姆渡文化至良渚文化皆有。
并均定名弖,是可取的。
关于玉弖的起始和使用,考古界有人主张它在殷商开始出现,在汉代已不见(34)。
从上述出土遗物看,是与事实不符的。
又据载、它最少在唐代仍有生产(35)。
而不是汉代已不产。
玉弖的用途,古今说法甚多(36)。
概括起来,共有五种:
一作佩饰;二作信器,见弖时表示有关者与之断绝关系;三寓意佩带者凡事能决心果断,有君子或大丈夫的气质;四用于刑罚的标志,犯法者待于境或一定的地方,见弖则不许还;五用于射箭,使用时,将弖套带在右姆指上,以作钩弦。
从该地区玉弖出土情况看,玉弖多次发现在死者的头骨侧的耳部(37)。
亦尚有发现在肩部、颈部和胸部的。
可见玉弖的主要用途是耳饰和佩饰。
而其它用途,在太器中还无可靠的实据,可能在当时还未出现这些用途。
是后人根据玉弖环而不连的外形派生出来的用途。
但有些用途,如作钩弦和佩载用等,不能使人相信,是否这样还待考。
弖有缺口,这是特意制作的构造,最初似出于方便实用而作。
据观察,玉弖缺口不管弖的直径大小不同都相差无几,且外沿口略宽,内沿口略小。
既方便直接夹在耳下,且方便随时取下。
在当时无法在耳下穿孔而直接挂佩的情况下,这种耳饰构造,无疑是较科学和可取的。
太器中玉弖,其直径一般2至5厘米,最大径见有7厘米者。
皆作圆环形或近似圆环形,剖断面有呈圆、橄榄、椭圆、长方、三角形等。
通常早期形小体厚,制作较粗,孔眼不正。
晚期体大扁薄,琢磨精致(图一)。
河姆渡四层出土一件玉弖,在缺口处的两端各有一小圆穿,这种情况在后来的玉弖中未见,不知作何用意?
它或许是当时对玉弖缺口处理不佳,为防佩弖时脱落而特别加钻两孔供穿线挂在耳根上。
图一 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弖
1.河姆渡四层 2、3.河姆渡一层 4.马家浜遗址 5.崧泽下层 6.越城下层 7、8.草鞋山九、八层
2.玉璜。
《说文》:
“半璧曰璜”。
太器中玉璜,只有少部分形如半璧,大部呈半瑗、半环形,少部分形如拱桥和鸟形,发掘报告亦称璜。
严格来说,除半璧者外,其定名似不够确切。
这里为论述方便,仍按原报告列入玉璜类。
玉璜之用,古藉所载,共有二种。
一称“礼地之北方”(38),一称为成组或单件玉佩之一(39)。
草鞋山第六层墓玉璜,置于死者的胸部,常州圩墩出土玉璜置于死者的颈部。
可见当时的玉璜是作胸颈部佩饰用。
当时是否有“礼地之北方”之用途,目前仍无可信的依据。
玉璜最早之器见于河姆渡文化,此后各文化均有发现(图二)。
河姆渡玉璜多只一端穿孔。
崧泽文化玉璜,形式较多,璜由一端有孔发展演变为两端各有孔,最宽者达13厘米。
良渚文化玉璜多呈半璧,半璧为璜的观念可能从此开始。
浙江良渚文化出土一件边外沿有刃的半璧形璜(图版肆,6)。
如同一文化期出现的月形石镰。
它们可能有渊源关系。
或这种璜,仍有镰的作用。
太器中玉璜,很少有饰纹者,故宫博物院藏一件半璧玉璜,上饰细密的锦地纹和兽面纹,为迄今所知最精美者(图版肆,2)。
2.良渚文化兽面纹玉璜拓本
6.外沿有刃的玉璜
图二 太湖地区新石器时代玉璜
1.河姆渡四层(残) 2.河姆渡二层(残) 3.越城下层4—10.崧泽中层
11.河姆渡一层 12—15.草鞋山六层16.张陵山下层 17.越城中层 18、19.良渚遗址
3、玉唅。
据报告称,于崧泽文化和良渚文化中发现多件中含于死者口中的当(图三)。
崧泽文化玉当,有心形、璧形和圆饼形三种。
良渚文化玉啥呈蝉形。
图三 崧泽中层出土玉唅
1.饼形唅 2.心形唅 3.璧形唅
唅,亦称作含或当,有的书还称押舌。
死者口中唅玉的早期实物,此地最早出现。
此后的历代墓葬中皆有发现,除上述形式外,尚有蚕、蝉、鱼、环和弖形者。
其质料还有用石、贝壳和金属制成的。
《公羊传》称:
“唅者何?
口实也”。
“天子以珠,诸候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贝、春秋之制也”。
郑司农注称:
“含玉”又有用“璧、琮”之器者。
可见死者口中含玉所以有不同的形式和不同的质料,除因死者的地位、处所的时代不同有关外,似乎还有更深奥的意义。
据徐广称:
“蝉,取其清高,饮露不食。
”《史记·屈原传》称:
“蝉,蜕于扅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
”《说文》:
“蜕,蛇,蝉所解皮也。
”是知,玉唅作蝉形,似是借蝉的生理习性赋于死者特定的意义,意即人死后,不食和饮露,脱胎于扅秽滋垢之外,不沾污泥扅水。
这至少是战国以来死者含玉蝉的用意。
良渚文化含玉蝉,有无这种意义尚不清楚,且所报告之玉蝉形唅(40),仅见一处,又是遗址中采集的,无共存物可作其可靠的文化年代判断。
更为突出的是其玉蝉酷似汉代至魏晋时常见的蝉形玉唅,故其年代可能有误。
崧泽文化出土玉唅,其中有孔的玉璧和饼形唅,或即郑司农称的“唅璧”的早期物证。
而那件心形玉唅,不仅形式奇特,其用意也有待深入研讨。
太湖地区玉唅的发现,其最大意义在于我国文明史以前人们已有含玉之习。
4、玉角形器。
太器中角形器,发现两种形式,一是张陵山上层发现的Ⅰ式玉坠,称角形坠,共四件;二是同一文化层发现的“玉扁”(图版肆,5)。
前者较小,光素无纹,后者较长,镂空而为。
两式皆扁平,上宽下尖如角,一以宽处穿孔供结系,一以镂空处作穿系,显然供佩饰用。
这种形式的佩玉,可能与旧石器时佩牙、佩角有关。
玉角形器的用途,据文献称有作佩玩、解结或借解结寓意佩带者聪明超凡,万事无难题。
为古代孩童必佩之器。
此外亦为成组玉佩之一种,作冲击玉器而发出玉声用,以示“君子”出行光明正大之意。
它们的正式名称,前者称为“扁”,后者名“冲牙”或又称“扆”(41)。
太器中角形器是否有这种含义,尚无确凿证据。
在无法证实可作上述用途之前,为不与后来的玉器名混同,目前渐定为玉角形器为宜。
5.张陵山上层出土玉扁
5.玉环、玉瑗。
《尔雅·释器》:
“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
”这就是说,环与瑗皆是中心有圆孔的扁圆形器,其不同点是孔大于玉质部分(肉)者称为瑗;玉质与孔径相等者谓之环。
这是目前所知对古玉瑗、玉环定名的最确切的记述。
但现在考古界与文物界,常有相反的称谓。
夏鼐同志在一篇论文中主张为习惯起见,即使颠倒定名也可,称“体部窄细而孔大的,我以为可以称之为环。
”(42)笔者认为,既然古藉中有明文规定,且战国中山王墓出土玉环、瑗上墨书文字定名也与《尔雅·释器》一致(43)。
今就不必更改定名为宜。
瑗、环两器,在太湖地区诸文化中均有发现。
细分之,两种器皆有大、中、小三型,其用途也不尽相同。
大者,径达8厘米,小者,如河姆渡四层出土的一件,仅0.6厘米。
从出土情况分析,大型者似作手和臂饰。
《说文》称臂环为钏,故此类用器可称钏。
有的报告称手镯,也可。
中型者,用途更广,如作手指饰,耳饰、颈饰、头饰等,凡此有部位可查的,可直接命名为具体器名,如耳饰、头饰等,而不必称为瑷或环。
小型者,即可称珠或坠,大多成组串扎在一起。
如果确实出土部位不清,而器型又较大,根据它们的孔与肉的大小比例,可定名瑷、环或璧。
6.玉璧。
文物考古界对于璧的定名大多统一,大凡扁平圆饼形而中心孔径小于玉质部分者皆称璧,这与文献记述是相符的。
但有报告把方形、椭圆形状器称为璧者(44)尚有商讨之处。
太器中的玉璧,出现较晚。
前述璧形玉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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