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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三国演义》中的襄阳文化
论《三国演义》中的襄阳文化
摘要:
襄阳,自古以来,以其城高池深而名闻天下。
城墙,对于襄阳而言,有着特殊的意义;在襄阳,形成了独有的城墙文化。
襄阳特有的自然环境,加之本地隐士颇多,在这片土地上,形成了当地的隐士隐逸文化。
闻名中外的《三国演义》,其中的120回,有31回是发生在襄樊这片土地上的;襄樊当地特有的三国文化,以及本地在《三国演义》中的重要地位,注定了这部小说和襄阳文化有着密切的关联。
关键词:
荆楚文化;隐士;城墙;《三国演义》;孟浩然
Talkabout《ThreeKingdomshistoricalnovel》mediumXiangyangculture
Abstract:
Xiangyang,fromtimeimmemorial,withitscitygreatponddeepbutwell-known.Citywall,forXiangyangbutspeech,havespecialmeaning;AttheXiangyang,thecitywallculturebecomingtopossesssingly.TheXiangyangspecialnaturalenvironment,addofthenativereclusescholarrathermanybecamethereclusescholarreclusecultureoftheregiononthisland.BeknownforChineseandForeignof《ThreeKingdomshistoricalnovel》,amongthemof31timeswasanoccurrence120timesthislandisattheXiangFanupof;TheXiangFanlocalspecialThreeKingdomsculture,andnativein《theThreeKingdomshistoricalnovel》ofimportantposition,destinedthisnovelandXiangsunculturetohaveacloseconnection.
Keyword:
TheJingChu'sCulture;Reclusescholar;Citywall;《ThreeKingdomshistoricalnovel》;MengHaoran
襄樊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自古以来,本地在中国就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尤其在三国时期,本地在全国的政治和军事影响力,是其他很多城市所难以比拟的。
在《三国演义》的120回中,其中31回发生在襄樊这片土地上,此地在小说中占用的篇幅,仅次于荆州。
襄樊在《三国演义》中的重要影响力,由此可见一斑。
王维诗云:
“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
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
郡邑浮前浦,波澜动远空。
襄阳好风日,留醉与山翁。
”诗中的“郡邑”,指的就是襄阳城。
这首诗,是王维写汉江景色的名篇,诗歌吟诵的,就是襄樊的山和水,城和人。
正如孟浩然所吟:
“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襄樊山好、水好、城好、人好。
也正是在这样好的自然环境下,才孕育了襄樊当地悠久而灿烂的文化。
襄阳文化,作为一个地域性很强的文化,是在荆楚文化很盛行的楚地--襄樊孕育的,是荆楚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湖北是荆楚文化的发祥地。
作为一种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文化,从静态的空间角度看,主要是指以当今湖北地域为主体的历史文化;从动态的发展时序看,不仅包括古代,而且还应包括近现代、当代湖北地区所形成的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
[1]p41荆楚文化是荆楚地区民众所创制的具有浓郁的地方特性的地域文化,在荆楚文化的传承发展中她不仅保留了原有的文化底蕴,并且还以其沟通南北的地域之便不断地吸收与融会异地文化因素,形成了荆楚文化包容与开放的气度。
作为承南接北的地域文化,荆楚文化在中华文化体系的构建中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荆楚文化的独特个性为中华文化的持续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
[2]P7作为荆楚文化的一个重要成员,襄阳文化,目前还没有确切定义。
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个概念分别研究,先谈襄阳,再说文化。
襄阳的得名有因襄山而名说和因襄水而名说。
襄阳的南、西有山,却不见北部有山,主襄山说难以成立。
襄水说又分汉水说和襄水说。
而考古所见,在今襄阳城南的山上直至汉水边,西周以后的遗迹基本连成片,几乎没有中断,可见襄阳因汉水得名同样不成立;襄水就是今天的南渠,又称襄渠,它正好位于襄阳城的南面,从水、城的相对位置和文献记载看,襄水是襄阳城得名的依据。
考古发现证实,今襄阳城区域战国时期确实有人类生活的迹象。
襄阳城所在的地理位置及历史的发展过程决定了其军事地位的重要性,从而奠定了襄阳建城的基础。
西汉前期襄阳城以县级治所出现,并逐步得到发展。
东晋以后襄阳城基本定型,并与现有城区基本重合。
襄阳城经历由居民点,到军事据点和堡垒,到县、郡级治所,到大州首府,再到一般地级行政区划首府的发展历程。
[3]P78文化,广义指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
作为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随着民族的产生和发展,文化具有民族性。
每一种社会形态都有与其相适应的文化,每一种文化都随着社会物质生产的发展而发展。
社会物质生产发展的连续性,决定文化的发展也具有连续性和历史继承性。
就笔者看来,襄阳文化,是荆楚文化的一个分支和重要组成部分;其中,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本地独有的城墙文化和隐逸文化以及本地的三国文化。
襄阳文化是三者融合的统一体,三者缺一,就不是襄阳文化。
这种特有的地域文化,是在漫长的岁月里,因为历史的不断发展和沉淀累积而形成的。
我们从一部《三国演义》中,就可以寻找到这种文化的足迹,某种程度上来说,襄阳文化,对《三国演义》的创作,以及对作者罗贯中本人,都具有很重要的影响。
然而,在小说创作后,随着其影响力愈来愈大,又反过来对襄阳文化本身的发展,提供了很好的机遇和条件.下面,本文试从这三种文化入手,来探讨襄阳文化以及《三国演义》中的襄阳文化。
一、城墙文化
(一)襄樊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形成的独有的城墙文化
中国的城市发展的历史具有典型性,这个典型性主要是指城市多,发展过程完整,经历了由原生形态向次生态的完全发生过程.春秋战国时期起据不完全统计,就已经有2000多座城市(邑),而且这些城市(邑)都有城墙.因此,从居住形态来说中国是一个"城墙文化"充分发展的国家,这个城墙文化从古代时期起就规范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与行为观念。
[4]P11
襄樊是一座古城,当地的城墙特别多,这在中国的城市中,本不能特别引人注意。
但难能可贵的是,自古到今,襄樊的城墙几经战火的摧残,朝代的更替,岁月的洗礼,以及人为的破坏,到今天,城墙依旧屹立不倒,成为襄樊的独特景观,并形成了襄樊的城市特色。
城墙是中国城市的标志之一。
它的产生并不是偶然的,而是生产力发展到一定水平的结果。
古代城墙的产生主要是作为防御工程,由于城墙的保护,使许多城市免遭被战争毁灭之灾,而且在城墙保护下,使城市的辐射力不断加强,推动了城市的发展。
[5]P40
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襄阳的城墙,是作为一种有形的力量在保护着襄樊这座城市的。
襄阳城,樊城,夫人城,邓城,襄阳楚王城,楚皇城等城墙,构成了襄樊特有的城市城墙群体。
尽管有些城墙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但她们曾经在历史上,还是为保卫这座城市,起到过关键作用的。
公元1267年,忽必烈率领蒙古铁骑攻打襄阳。
面对城坚池深的襄阳城,一向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蒙古大军毫无办法,最后使尽种种手段和方法,才在公元1273年2月,夺得襄阳。
可以想见,若不是南宋政府已经腐朽不堪,蒙古人根本进不了襄阳,更不可能统一全国。
尽管襄阳城最终还是失守了,但襄樊人们的这种爱护家园,不畏强暴的精神却千古流芳。
襄阳的城墙文化,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显得更加璀璨夺目!
这就是襄阳城,一座中国的名城!
另外一座城,在襄樊人民眼中,同样具有非凡意义,那就是夫人城。
东晋守将朱序的母亲,在强敌来攻时,率妇女筑城抵抗,打退敌人的进攻,保卫了襄阳,堪称奇迹。
从这一次次伟大的战役中,我们看到的,是一座雄伟的城的城,一座不屈的城,一座屹立永不倒的城!
襄樊的城墙文化,体现的,就是这种坚强,这种不屈的精神!
除此之外,襄阳的城墙,还有其经济和文化内涵。
尤其在文化内涵方面,更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襄阳古文化是楚文化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襄樊自古以来不仅是军事重镇,而且是商业重镇,历代名人辈出,为后世留下了不朽的遗作和历史痕迹,造就了襄樊所独有的人文环境特色。
[6]P89东汉末年的诗人王粲,正是在襄阳城东北角的"仲宣楼"留下了千古佳作《登楼赋》:
“登兹楼以四望兮,聊暇日以销忧。
览斯宇之所处兮,实显敞而寡仇。
挟清漳之通浦兮,倚曲沮之长洲。
背坟衍之广陆兮,临皋隰之沃流。
北弥陶牧,西接昭邱。
华实蔽野,黍稷盈畴。
虽信美而非吾土兮,曾何足以少留!
遭纷浊而迁逝兮,漫逾纪以迄今。
情眷眷而怀归兮,孰忧思之可任?
凭轩槛以遥望兮,向北风而开襟。
平原远而极目兮,蔽荆山之高岑。
路逶迤而修迥兮,川既漾而济深。
悲旧乡之壅隔兮,涕横坠而弗禁。
昔尼父之在陈兮,有归欤之叹音。
钟仪幽而楚奏兮,庄舄显而越吟。
人情同于怀土兮,岂穷达而异心!
惟日月之逾迈兮,俟河清其未极。
冀王道之一平兮,假高衢而骋力。
惧匏瓜之徒悬兮,畏井渫之莫食。
步栖迟以徙倚兮,白日忽其将匿。
风萧瑟而并兴兮,天惨惨而无色。
兽狂顾以求群兮,鸟相鸣而举翼,原野阒其无人兮,征夫行而未息。
心凄怆以感发兮,意忉怛而惨恻。
循阶除而下降兮,气交愤于胸臆。
夜参半而不寐兮,怅盘桓以反侧。
”。
如今,我们依旧可以从重建的仲宣楼那雄伟壮丽的双层重檐歇山顶,来感受这位才华横溢的诗人的宏伟气魄。
(二)襄樊的城墙文化在《三国演义》中的体现
城墙远在三千年前的周代就被列为一种建筑的制式,《周礼·考工记》有“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
王宫门阿之制五雉,宫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
“”国”是王城“,雉”是建筑标准单位(基数),每雉长三丈,高一丈,宽以高为准。
“墙”和“城”的关系因此而定,虽然其主要作用是一种军事性的防御工程,但由于制式观念的影响,它同时具有多重目的,既表现城市的平面形状和立体面貌,也是统治中心形象的扩大和彰显。
中国的"城墙文化"有特有的军事功能.[7]襄樊的城墙文化,在历史的场合中,突出体现在襄樊的城池对城市的防御作用.这种防御,可以有效地保护本地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保护当地生产力.这样的一种文化,在小说《三国演义》中,得到很充分的体现.第六,第七和第八回,描写了一次很重要的战役,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孙坚饮恨凤林关",一代名将,号称"江东猛虎"的孙坚,就在襄阳这块土地上折戟沉沙了.《三国演义》第三十六回,"玄德用计袭樊城",还有第五十一回,描写诸葛亮巧妙用计夺取包括襄阳在内的三座城池,非常精彩.在这些章节中,襄阳古城都是作为城池的形象,展现在读者面前.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襄樊的古城,在很多的历史时刻,是作为城池来出现的.但在《三国演义》里面,描写发生在襄樊的诸多战役中,作者最浓墨重彩的,还是在叙述关羽在襄樊进行的一系列战役.《三国演义》从第七十三回到第七十六回,大部分都是关于关羽在襄樊的军事活动.小说中,关羽是被神化的,在华雄耀武扬威的时刻,他"温酒斩华雄";当颜良和文丑不可一世的时候,他分别都只用了一个回合,就斩二人于马下.关羽可以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过水淹七军,威震许昌,以致迫使曹操产生迁都之意.但最终还是落的败走麦城的下场.关羽的失败,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自己的性格以及决策失误所造成的.但不可否认,在樊城与曹仁的对阵交锋,是整个战局的一个转折点.曹仁凭借樊城的城池坚固,坚守不出,在城楼上放箭御敌,使得关羽手中毒箭,后来战局也是急转直下.关羽的失败,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在樊城消耗了大量的时间,错过有利战机.襄樊的城墙,以其城建池深,牢不可破,成为诸多英雄的伤心地.虽然英雄逝去了,但襄樊的这种城墙文化,却更能得以体现.即使到了今天,当我们站在襄樊城墙下面,看着高耸的城墙,仍然有一种敬畏之感;当我们流连于护城河附近的美景时,也为她河面的宽广而赞叹.确实,如此的高大坚固的城墙,配以华夏第一护城河,真不愧是“铁打的襄阳”。
二、隐士隐逸文化
(一)襄阳自然环境与隐逸文化的形成
中华五千年的历史成就了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源远流长。
隐逸文化在中华文化中是一种很独特的文化形态,隐士及隐士所追求的精神境界一直是后人研究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
我们很难确切地给出隐士的概念。
《辞海》释“隐士”是“隐居不仕的人”。
这里的“士”,是指知识分子,“不仕”就是远离政治,不出来做官。
《南史·隐逸》云:
隐士“须含贞养素,文以艺业。
不尔,则与夫樵者在山,何殊异也。
”可见,隐士与那些默默无闻的终身在乡村的目不识丁的农民,或遁迹江湖飘忽不定经商的商贾,或居于崖顶岩穴砍柴的樵夫是有本质区别的。
《易》曰:
“天地闭,贤人隐”、“遁世无闷”、“高尚其事。
”可见,一般的“士”隐居也不足称为“隐士”,必须是有名的“士”,即“贤者”、“贤人隐”才能称为隐士。
由此可知,隐士即“士”的一种。
所谓的隐士其实专指那些具有相当的才学和文化素养而不愿做官的人。
隐士和隐逸文化的产生不是偶然的。
很难考证隐士起源的具体年月,但根据现有文献来看,在尧舜禹时代,隐士就出现了。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隐士出现于文明社会的酝酿和初步形成时期。
有了文明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权力倾轧,就有了权力倾轧的失败者、厌倦者和回避者;有了政治和政治斗争,就有了远离社会政治的隐者。
所以隐者与文明社会相伴而生,隐者的历史应该和人类文明的历史一样长。
襄樊自古多隐士,庞德公,司马徽,诸葛亮,孟浩然等名人雅士,都曾经在这片土地上隐居过。
那么,为什么这么多的人都隐居在此地呢?
其中,孟浩然因其为襄樊人,而且长期在本地隐居,最具有代表性。
以下,通过被人称为"孟襄阳"的唐代诗人孟浩然,来探讨和研究本地的隐士隐逸文化。
翻开孟浩然这位荆楚文化孕育出的佼佼者的诗集,也许令我们感慨良多的也是那经久不衰的地域文化魅力。
然而“文学即人学”,孟浩然笔下的楚文化又是凝聚着个人、时代、社会的“孟浩然式”的文化体。
在对这独具特色的文化形式的研究过程中我们发现“,美会稽”的襄阳地理环境对孟浩然的性格形成具有很重要的作用,它使孟浩然爱静尚柔、满足、安逸。
据《元和郡县图志》载:
襄阳县,本汉旧县也,属南郡,在襄水之阳,故以为名。
《南齐书·州郡志》载:
襄阳左右,田土肥良,桑梓野泽,处处而有。
《舆地广记》记载:
襄阳府……其民尚文,田土肥良,北据汉沔,西接梁盖,外带江汉,北接宛许,南包临沮,独雄江上,岘山亘其南,挟大江以为池,……道出了襄阳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优美的自然环境。
孟浩然《岘山送萧员外之荆州》中云“岘山江岸曲,郢水郭门前。
……亭楼明落照,井邑秀通川。
涧竹生幽兴,林风入管弦”,这诗可以看成孟浩然家乡环境描写示意图。
另外,他的诗中常提及的还有鹿门山(《白云先生王迥见访》)、西山(《题明禅师西山兰若》)、安阳城楼(《登安阳城楼》)、望楚山(《登万楚山最高顶》)、岘山(《与诸子登岘山》)、万山(《秋登万山寄张五》)……这些山都在襄阳周围。
有山必有水,如此丰富的山水胜景所蕴含的文化精神会在不经意之间注入孟浩然的资质和禀赋。
渊默不语的山水自然,那是一个宁静安逸的世界,它单纯、质朴,却又永恒、自在。
文化精神培养着文人之思,诗美又融凝为文化精神。
孟浩然的近百首襄阳诗融入了襄阳的风景和文化。
“我来从所好,停策汉阴多(”《寻梅道士张逸人》),寻山涉水是其平生所好,哪怕是拄着拐杖也要去寻那方精神安顿的家园。
他曾经大胆地夸道“:
山水观形胜,襄阳美会稽。
(”《登望楚山最高顶》)。
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以如此多的笔墨去讴歌家乡山水的诗人。
“垂钓坐磐石,水清心亦闲(”《山潭》)的舒适、悠然是古代士人或知识分子都心向往之的境界,而孟浩然却能时常拥有这方心灵诗意栖居的所在,那是何等的富足的精神贵族!
所以他才在《题终南翠微寺空上人房》中大胆地以“风泉有清音,何必苏门啸”傲视阮籍和孙登。
孟浩然生活的楚地,是长江流域的温润地带。
气候的少变,有利于松弛神经,形成他平和的性格和容易知足的心理,他的牢骚、抱怨都是较为舒缓的,这些都使人想到了他“骨貌淑清”(王士源《孟浩然诗集序》中语)的形象和气质。
理解了这些,就容易理解在那样一个众多的知识分子都汲汲于仕途,而孟浩然却能四十岁以前安守田园、仕途失利之后而又能本能的回归田园的思想和行为了。
[8]P144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孟浩然能够长期选择隐居,而且是在襄樊这片土地上隐居,是和本地有山有水,宁静安逸的环境有关的。
隐居在本地的隐士,其中不少人,也都是看重的是本地文化氛围浓厚,具有浓郁的荆楚文化特色,以及本地宁静安逸的生存环境,非常适宜文人雅士的隐居,是他们隐居的圣地。
也正是随着诸多的隐士选择隐居本地,使得襄阳文化中的隐士隐逸文化不断得到发展,成为中华文明中不同于别地的隐逸文化。
(二)襄阳的隐士隐逸文化在《三国演义》中的体现
在作者罗贯中笔下,小说《三国演义》中,有一个隐居群体。
这个群体,非常庞大,当中不乏当时的英才,其中的隐士有:
诸葛亮、司马徽、庞德公、崔州平、石广元、孟公威等.他们或者长期隐居襄阳,或者在一定时期隐居此地。
当时的襄樊隆中附近,一时间名士聚集,真可谓"人杰地灵"。
《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有如下一段话。
“将近茅庐,忽闻路傍酒店中有人作歌,玄德立马听之。
其歌曰:
‘壮士功名尚未成,呜呼久不遇阳春!
君不见:
东海者叟辞荆榛,后车遂与文王亲;八百诸侯不期会,白鱼入舟涉孟津;牧野一战血流杵,鹰扬伟烈冠武臣。
又不见:
高阳酒徒起草中,长楫芒砀隆准公;高谈王霸惊人耳,辍洗延坐钦英风;东下齐城七十二,天下无人能继踪。
二人功迹尚如此,至今谁肯论英雄?
’歌罢,又有一人击桌而歌。
其歌曰:
‘吾皇提剑清寰海,创业垂基四百载;桓灵季业火德衰,奸臣贼子调鼎鼐。
青蛇飞下御座傍,又见妖虹降玉堂;群盗四方如蚁聚,奸雄百辈皆鹰扬,吾侪长啸空拍手,闷来村店饮村酒;独善其身尽日安,何须千古名不朽!
’二人歌罢,抚掌大笑。
玄德曰:
‘卧龙其在此间乎!
’遂下马入店。
见二人凭桌对饮:
上首者白面长须,下首者清奇古貌。
玄德揖而问曰:
‘二公谁是卧龙先生?
’长须者曰:
‘公何人?
欲寻卧龙何干?
’玄德曰:
‘某乃刘备也。
欲访先生,求济世安民之术。
’长须者曰:
‘我等非卧龙,皆卧龙之友也:
吾乃颍川石广元,此位是汝南孟公威。
’玄德喜曰:
‘备久闻二公大名,幸得邂逅。
今有随行马匹在此,敢请二公同往卧龙庄上一谈。
’广元曰:
‘吾等皆山野慵懒之徒,不省治国安民之事,不劳下问。
明公请自上马,寻访卧龙。
’”[9]P183
从上面一段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三国时期的襄樊,特别受到隐士们的青睐.作者笔下,勾勒的是一群仿佛是不食人间烟火的飘逸隐士,他们无拘无束,嬉笑怒骂,坦荡不羁。
在这块宁静,舒适且秀雅的天地中,虽没有名山大川,但照样过着惬意的隐逸生活。
也许,这就是这些隐士选择襄樊,作为他们隐逸乐园的一个重要原因。
此外,小说三十七回中,刘备在寻访孔明的路上,巧遇崔州平,崔的一番话,给人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原文如下:
“观之不已,忽见一人,容貌轩昂,丰姿俊爽,头戴逍遥巾,身穿皂布袍,杖藜从山僻小路而来。
玄德曰:
‘此必卧龙先生也!
’急下马向前施礼,问曰:
‘先生非卧龙否?
’其人曰:
‘将军是谁?
’玄德曰:
‘刘备也。
’其人曰:
‘吾非孔明,乃孔明之友,博陵崔州平也。
’玄德曰:
‘久闻大名,幸得相遇。
乞即席地权坐,请教一言。
’二人对坐于林间石上,关、张侍立于侧。
州平曰:
‘将军何故欲见孔明?
’玄德曰:
‘方今天下大乱,四方云扰,欲见孔明,求安邦定国之策耳。
’州平笑曰:
‘公以定乱为主,虽是仁心,但自古以来,治乱无常。
自高祖斩蛇起义,诛无道秦,是由乱而入治也;至哀、平之世二百年,太平日久,王莽篡逆,又由治而入乱;光武中兴,重整基业,复由乱而入治;至今二百年,民安已久,故干戈又复四起:
此正由治入乱之时,未可猝定也。
将军欲使孔明斡旋天地,补缀乾坤,恐不易为,徒费心力耳。
岂不‘闻顺天者逸,逆天者劳’;‘数之所在,理不得而夺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强之’乎?
”[9]P183
在这段话中,崔州平的一番话,无疑代表了隐士的心声。
从这番对话中,我们好像可以读出诸葛亮的那段名言:
“淡薄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尽管崔州平不是襄樊人,但他却在长期和司马徽,庞德公,诸葛亮等襄樊隐士的交往中,深受襄阳隐逸文化的熏陶;他的隐逸思想中,也有很多襄阳隐逸文化的元素。
所以,在此,我们不妨也可以把这段对白,作为襄阳隐士隐逸文化的一种体现。
另外,小说《三国演义》第三十七回写道:
“果然山不高而秀雅,水不深而澄清;地不广而平坦,林不大而茂盛;猿鹤相亲,松篁交翠。
”[9]P183和上文中,孟浩然对襄樊景色的描述非常吻合,由此可见,作者罗贯中对襄樊隆中附近环境的描写,还是很准确的。
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实地考察隆中当地的风景和环境,这位伟大的文学家可能就不能准确地写出隆中环境的特质了。
然而,在众多的隐士中,最有名的,还是小说的第一主人公--诸葛亮。
在中国历史上,诸葛亮是一个超越时代、为各阶层人民普遍尊崇的人物。
人们对他的评价,已远远超出了他作为杰出政治家、军事家的范围。
从三国历史上的诸葛亮到罗贯中《三国志通俗演义》中的诸葛亮,历经一千多年,经过历代封建文人学士的描绘和民间故事传说,诸葛亮的形象日益高大伟岸,甚至达到了完美和神化的地步,被人们誉为中华民族“智慧”的化身,“忠贞”的代表,中国传统文化中各种优秀品质的集大成者,从而形成了诸葛亮文化形象。
诸葛亮文化形象的形成是社会群体意识发展的必然结果,反映了社会各阶层人们的共同心理追求。
[10]P134
在诸葛亮的《前出师表》中写道:
“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
很简短的语言,就回忆自己在隆中隐居的生活。
虽然语言很谦虚,从中,我们依然可以看出,正是襄阳独特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孕育了诸葛亮的聪明才智。
“不求闻达于诸侯”的真实表白是我们理解楚地隐士和古代其他地区隐士的切入口,因而荆楚文化又是带有浓厚道家色彩的文化系统。
[11]P144
在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同意出山的时候,临行前,诸葛亮是这么交代的,三国演义中是这样写的:
“次日,诸葛均回,孔明嘱付曰:
“吾受刘皇叔三顾之恩,不容不出。
汝可躬耕于此,勿得荒芜田亩。
待我功成之日,即当归隐。
”[9]P187在小说中,作者笔下的诸葛亮,就是一个有所为有所不为的人,在他的人生规划中,是准备在实现了建功立业,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后,还是要归隐山林,继续在隆中隐居的。
然而,现实的发展总是不能依照人的理想而发展的,诸葛亮出山后,尽管在政治和军事上,颇有建树,也帮助刘备建立了蜀汉政权,但始终在后来的伐魏战争中,遭遇强大的阻力,壮志难酬,最终“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巾。
”诸葛亮终其一生,没有实现自己兴复汉室的重任,但他的才华,智慧和人格,却千古流芳,他是老百姓心中“智慧的化身”。
当我们回首展望诸葛亮整个人生的时候,他在隆中的那段隐居生活,无疑是给他带来重要的影响,是那段隐居的生涯,奠定了他的学识和做人的高尚的人格。
诸葛亮隐居襄阳期间,结识了一群隐士,其中有隐居避乱,养性全身、不肯仕宦者如司马徽、庞德公,有隐居求学,关心时事、后来出仕曹魏的徐庶、庞统等人。
诸葛亮与他们交往,深受影响,其成才与襄阳隐士群体密切相关。
[12]P187正是在本地的隐士隐逸文化氛围下,诸葛亮好“梁甫吟”,他的座右铭是“淡薄以明志,宁静以致远”。
正是有了荆楚文化的感染,襄阳文化的熏陶,诸葛亮才能有日后的成就。
尽管诸葛亮不是襄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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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国演义 中的 襄阳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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