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拉克后重建时期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新危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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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拉克后重建时期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新危机
伊拉克“后重建时期”的库尔德分离主义新危机
汪波
【英文标题】TheNewCrisisoftheKurdsSeparatisminIraq"PostReconstructionPeriod"
【作者简介】汪波,博士,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教授(上海 200083)。
【内容提要】随着美军2011年撤退期限临近,伊拉克即将进入一个没有美军直接干预的“后重建”时代。
与此同时,伊拉克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危机也再次出现。
究其原因,主要是美国政府干预下伊拉克建立的“合作性民主”制度缺乏内在凝聚力,伊拉克阿拉伯民族主义者强调中央集权和反对联邦制宪法的倾向威胁到库尔德人的自治,伊拉克国内不同种族和宗教派别之间因核心利益差异而导致的各种冲突难以和解,还有库尔德斯坦自治以来与周围国家地缘政治关系的有利改变。
这些因素都为库尔德人争取独立提供了重要契机,从而使得伊拉克库尔德分离主义危机再次成为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
WiththeapproachingoftheUSarmyretreatingfromIraqin2011,Iraqisgoingintoa"postreconstruction"periodfreefromthedirectinterferenceoftheUSarmy.Atthesametime,theIraqKurdsseparatismisappearingagain.Thereasonsforthisareasfollowing:
the"consociationaldemocracy"inIraqdesignedbytheUSgovernmentlacksinnercoherence,thetendencyofthecentralizationofthestatepowerandtheobliterationofthefederationarticleintheconstitutionrequiredbytheArabiannationalismhasthreatenedtheself-governmentoftheKurds,theconflictscausedbythecoreinterestofdifferenttribesandreligioussectsaredifficulttobesolved,andthefavorablechangeshashappenedinthegeopoliticalrelationsbetweenKurdistanandthesurroundingnations.AllthesefactorsnotonlyhaveprovidedimportantchancefortheKurdstostriveforindependenceagain,butalsohaveattractedtheinternationalsocietytopaymoreattentiontothenewcrisisoftheIraqKurdsseparatism.
【关键词】后重建时期/库尔德/分离主义/伊拉克postreconstructionperiod/Kurds/separatism/IraqEEUU8400979
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库尔德人虽多次声称他们要成为伊拉克的一部分,但实际上,他们并非真心愿意留在这个国家之内。
在过去80多年中,伊拉克的中央集权政府几乎从未给予过库尔德人起码的宽容。
即使伊拉克目前建立了联邦制政府,也没有让库尔德人真正感到放心。
对于库尔德人而言,他们最为担心的是伊拉克重新建立中央集权并再次剥夺其自治权利。
因此,库尔德人在积极推动联邦制的同时,从未放弃他们对独立的要求。
库尔德领导人多次警告,如果伊拉克再次出现对库尔德人的暴力、排挤或专制,他们将义无反顾地从伊拉克分离出去。
客观地说,导致库尔德分离主义倾向不时重现的根本原因,主要是伊拉克社会分裂带来的持续不断的排挤和冲突。
大量事实表明,战后伊拉克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个种族性民族主义泛滥且各种宗教和派别间利益相互冲突的国家。
伊拉克虽然在美国的主导下建立了权力分享的“合作性民主”,但伊拉克国家本身其实并未形成那种把国家联合起来的内在凝聚力。
因此,并非库尔德人的分离主义倾向导致了伊拉克社会持续不断的冲突,而是这些追求不同利益和意识形态的政治势力被强迫统一在一个政治实体内的现实,强化了库尔德人追求独立的意愿。
随着美军撤离伊拉克的日期不断临近,伊拉克即将进入一个没有美军直接干预的“后重建”时期。
与此同时,伊拉克国内阿拉伯民族主义者要求建立中央集权和反对联邦制的呼声也日渐强烈。
在这种形势的压力下,伊拉克库尔德人分离主义的新危机自然难以避免。
一、美国主导“合作性民主”的隐患
2003年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推动伊拉克政治重建的主要目标,就是建立一个“合作性民主”的政府。
为此,美军占领当局于2003年7月为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制订了一项权力分享计划,并组成了伊拉克管理委员会(IraqiGoverningCouncil)来加以实施。
该委员会由13名阿拉伯什叶派成员、5名库尔德成员、5名逊尼派成员、1名基督徒成员和1名土库曼成员组成。
[1]根据这种比例安排,2006年5月20日逊尼派、什叶派和库尔德人的代表建立了国家联合政府。
政府内阁由21名什叶派、8名逊尼派阿拉伯人、7名库尔德人和1名基督徒组成。
[2]其中,总统、总理和议会发言人的职位,分别由库尔德人、什叶派和逊尼派代表担任。
同时,伊拉克临时和长期宪法也确立了这种合作原则,并称其为“国家团结运动”(NationalUnityProgram)。
[3]同时,联合国安理会1546号决议也认可了这个权力分享政府。
[4]这样,伊拉克各派政治力量就在美国占领军的安排下,建立了一个以权力分享模式为特征的“合作性民主”政府。
从理论上来说,在一个异质的社会中,合作性民主制度可能是最好的选择。
但对于合作性民主的性质,专门研究民主类型的美国学者李帕特(ArendLijphart)却明确指出:
“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中,多数人的统治并非是民主,实际上是一种多数人的专制和民众之间的斗争。
”同时,他还指出,为了维护这种民主,“这些社会必须强调统一而非对抗,包容而非排斥,并最大限度地扩大占据统治地位的多数,也就是追求某种在形式上达成一致的民主。
”[5]23很明显,这种民主存在着实质上的重大缺陷,因为这仅仅是一种为了形成多数而做出的妥协,而并非公民社会理性选择的结果。
为了满足美国政府的要求,伊拉克各派政治势力虽然在权力分享方面达成了多项协议以形成美国政府所设想的合作性民主,但依然有大量问题导致这种民主在伊拉克无法成为一种现实有效的途径,这些问题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合作性民主不能真正消除各派政治势力之间的目标分歧。
这正如政治学家西沃(BrendaM.Seave)所言:
“权力分享策略无法防止不同派别之间长期不断的冲突,也无法导致和平与稳定的民主。
”[6]254在当今世界上的合作性民主实例中,由于各种基本矛盾无法解决,塞浦路斯的合作性民主仅仅维持了3年(1960~1963年),尼日利亚维持了9年(1967~1976年),马来西亚的合作性民主也在1969年的骚乱中崩溃。
[6]248另外,黎巴嫩的合作性民主体制,还导致这个国家陷入20多年的内战。
[7]
其次,大量证据表明,伊拉克的什叶派、逊尼派和库尔德人,并非真心情愿接受合作性民主,而是迫于美国占领当局的压力。
美国政府为寻求在伊拉克政治重建中的成功,迫使伊拉克所有政治团体在国家和政府重建中进行合作。
而实际上,在美军占领初期,伊拉克各派势力并不愿建立一个联合国家,只是在14万美国领导的联军的压力之下,才被迫接受美国所提出的方案。
在此过程中,美军不仅在政府机关之间发挥了相互制衡作用,而且还充当了阻止不同派别间武力冲突的安全阀门。
另外,美国还扮演了各派系间仲裁者的角色,把自己的观点强加给他们,并促使什叶派、库尔德人以及逊尼派之间进行谈判和达成妥协。
再次,在权力分享问题上,各派之间也完全缺乏共识。
由于人数上占据优势,伊拉克什叶派联盟(UIA)热衷于简单的多数统治,并希望以此来抵制合作性民主体制的权力分享。
逊尼派从一开始就反对这种权利分享安排,他们不仅抵制了2005年的第一次全国大选,而且还全体投票反对库尔德人和什叶派支持的宪法,要求修改宪法中的多项条款。
他们反对的条款包括联邦主义、伊拉克国家性质、石油收入分配以及基尔库克等问题。
另外,无论逊尼派还是什叶派,都强烈要求美国尽快从伊拉克撤军。
在什叶派看来,美军的占领妨碍了他们对伊拉克的全面统治,而逊尼派则认为,美军的入侵导致他们失去了权力。
因此,双方都认为,美军撤退后自己派别的势力将占据上风,并将单方面控制整个国家。
所以,美军一旦撤退,势必意味着权利分享的结束。
最后,对于库尔德人来说,他们不仅对权力分享机制的长期有效性深表怀疑,而且还明确提出必须在美军撤退之前彻底解决基尔库克问题。
库尔德政府总理巴尔扎尼(NichervanBarzani)明确表示:
“我们希望趁着伊拉克中央政府目前还软弱无能的时候解决这一问题。
因为我们担心,将来中央政府一旦强大,就会拒绝处理这一问题。
”[8]正是由于这种怀疑,库尔德人始终拒绝在库尔德设立任何伊拉克政府机构,更不同意部署伊拉克军队。
很明显,基尔库克问题一旦最终解决,无论其是否归属库尔德斯坦,库尔德人都不会再积极参与伊拉克的政治进程。
这一系列问题表明,伊拉克当前建立的形式上的“合作性民主”制度,不过是美军占领当局的强行安排。
因此,这种与美军占领密切联系的权力分享机制,在美军撤退之后恐将难以为继。
因为建立权利分享机制主要是为了实现美国政府在政治上重建伊拉克的目标,而不是出于伊拉克人自己的共同愿望。
对此,政治学家李帕特指出:
“只有建立起共同一致的原则,才能让各方在广泛联盟的框架内分享行政权力。
”[5]23这就是说,合作性民主必须是一种妥协与融合的机制。
在这个机制中,各团体之间必须首先达成共识,而并不仅仅根据他们的人口数量来享有政府和内阁中的职位比例。
然而,在伊拉克战后政治重建中,显然没有形成这样一种共识。
这主要是因为伊拉克社会是一个由种族性民族主义主导的非同质社区,其中充斥着身份的冲突、利益的矛盾和相互排斥的见解。
因此,随着美国占领军的撤离,合作组建的政权很可能陷于崩溃。
什叶派可能会凭借其人口多数而试图控制整个国家,逊尼派则将竭尽全力夺取他们失去的政治主导权,而库尔德的分离也可能难以避免。
二、伊拉克国内的种族性民族主义矛盾
在伊拉克国内,导致库尔德分离主义情绪难以平息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可以说是阿拉伯民族主义和库尔德民族主义之间的种族性民族主义矛盾。
根据民族学家史密斯(AnthonyD.Smith)的分析,在种族关系中,任何团体的种族性民族主义特性就是“这个团体声称自己不同于其他团体的依据,也是他们和其他团体结盟或冲突的根源,并且体现为这个民族独特的文化特性。
”[9]216根据这种解释,库尔德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显然具有种族性民族主义的性质。
伊拉克国内的阿拉伯种族性民族主义,主要就所谓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
关于泛民族主义的内涵,史密斯解释说:
“泛民族主义宣称的实体要远大于现存的政治单元”,而且“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自己的国家,或是把国家扩大到和种族的范围相一致。
”[9]223美军入侵伊拉克之前,伊拉克历年颁布的宪法中,处处都体现出这种泛民族主义的特性,尤其是1958年临时宪法第二条、1964年临时宪法第一条、1968年临时宪法第一条以及1990年临时宪法第五条,都明确提出伊拉克是大阿拉伯民族的一部分。
伊拉克1964和1968年宪法相关条款还规定,伊拉克政府的目标就是实现阿拉伯国家的完全统一,而且政府有责任为实现这一目标而努力。
在伊拉克这些前后相继的宪法条款中,主要在四个方面表现出浓厚的泛阿拉伯民族主义色彩:
第一,2003年之前逊尼派统治伊拉克时期,相关宪法条款都明确强调这些宪法本身就具有阿拉伯民族主义性质;第二,宪法中对阿拉伯民族主义的强调,表明推行阿拉伯国家统一已经正式确定为国家的基本政策;第三,在逊尼派政府的多年统治中,阿拉伯民族主义已经成为伊拉克国家的官方意识形态,伊拉克国家及其政府机构则变成了实现阿拉伯民族主义目标的工具;第四,在过去的几十年中,伊拉克曾多次尝试与广大的阿拉伯世界进行联合。
1958年,伊拉克曾试图与约旦联合。
此后,1963年又出现过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的联合,当时这个试图联合的国家被命名为阿拉伯联合共和国。
1990年,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目的中,显然也包含着把两个阿拉伯国家联合在一起意图。
萨达姆政权被推翻后,伊拉克逊尼派虽然失去了话语主导权,但他们对伊拉克国家应具备的阿拉伯民族身份依然表现出决不妥协的立场,而且也是逊尼派2005年以后参与伊拉克政治进程的主要目标之一。
从这种信念出发,逊尼派人士坚决反对让库尔德人在外交事务上代表伊拉克以及担任总统职位,并坚持应由逊尼派阿拉伯人来担任这些职位,因为只有他们才能体现伊拉克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性质。
此外,他们还要求伊拉克政府建立一个处理阿拉伯事务的部门,并坚持要求外交部应由阿拉伯人来管理。
与之相比,伊拉克库尔德人对自身民族文化特性的强调也毫不逊色,值得注意的是,库尔德的种族性民族主义中,还包含着分离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的内容。
根据史密斯的观点,分离主义主要来源于两个方面,其中之一就是文化的异质性。
另一位库尔德问题专家奥法拉·本戈欧(OfraBengio)也指出:
“对于库尔德人来说,他们的语言、种族和共同历史,都不同于伊拉克的阿拉伯人。
”[10]149-169因此,作为存在于这个更大政治单元内的异质群体,库尔德人不仅构成了伊拉克内部一个独特的政治实体,而且还一直在追求独立,这种追求独立的行动表明库尔德人并不满意当前伊拉克的领土结构。
自从1926年土耳其被迫把库尔德斯坦南部地区划给伊拉克以后,库尔德人始终都在寻求从中分离出去。
除分离主义外,库尔德种族性民族主义中还包含着民族统一主义。
库尔德民族统一主义强调,历史上被分割的库尔德民族应重新统一起来。
史密斯认为,库尔德民族统一主义观念的形成,主要是因为“这个群体既相互联系,但又被分裂于不同的压迫者之下。
”[9]218从地理位置来看,伊拉克库尔德人处于大库尔德斯坦的中心地区,与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的库尔德人相互毗邻。
在这个地区中,库尔德人相互联系的纽带主要是他们的共同语言、共同遭遇的歧视以及这四国之间“泛库尔德人”情绪的蔓延。
对此,库尔德民主党领袖巴尔扎尼(MasudBarzani)强调,这些国家的库尔德人本来就同属一个民族,因此“库尔德人联合起来建立自己的独立国家是他们的合法权利”[11]。
在这种观念和情绪的影响下,库尔德人自己的国旗现在已经成为库尔德分离主义和民族统一主义的重要象征。
进入后萨达姆时代之后,伊拉克库尔德人就拒绝在库尔德斯坦地区悬挂伊拉克国旗,其拒绝的理由是,伊拉克国旗上的三颗星代表着20世纪六十年代伊拉克、埃及和叙利亚建立的联盟。
与此同时,库尔德的旗帜则飘扬在库尔德斯坦各地的正式场所,而且这面旗帜也得到了叙利亚、土耳其和伊朗库尔德人的认可。
不仅如此,库尔德人还有自己的“国歌”,目前大库尔德斯坦地区的各种政治组织,大多使用库尔德自己的国歌。
此外,库尔德民族统一主义还体现为一种“跨国民族主义”。
根据纳塔利(DeniseNatali)的解释:
“自从国家建立进程开始以来,跨国界网络对于库尔德民族主义的动员活动正在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12]纳塔利还解释了伊拉克库尔德人的跨国民族主义的表现,这就是卡齐·穆罕默德(QaziMohammed)领导的伊朗库尔德民主党(KDP)以及埃尔司(SaidElci')领导的土耳其库尔德民主党(KDP),都从巴尔扎尼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民主党那里得到了大量支持。
与此同时,塔拉巴尼领导的伊拉克库尔德爱国联盟,也对其土耳其盟友以及伊朗的城市化左翼同盟提供了重要的跨国界网络支持。
另外,20世纪四十年代期间,伊拉克库尔德人还积极参与过伊朗库尔德斯坦地区马哈巴德共和国(RepublicofMahabad)的建立。
在种族性民族主义情绪的影响下,伊拉克库尔德人对伊拉克国家普遍缺乏感情,而且在他们身上也几乎体现不出伊拉克的国民性。
库尔德人这种伊拉克国民性的缺失,主要是由于这样一种信念,即1992年伊拉克库尔德斯坦地区宪法以及库尔德地区宪法草案都明确指出了这样一个事实:
库尔德斯坦是被迫并入伊拉克。
因此,库尔德人从未承认过伊拉克国家的最高地位,而且库尔德人大多不承认自己是伊拉克人。
很明显,库尔德人反抗伊拉克并不是为了获得公平的代表权,而是为了让库尔德脱离伊拉克。
这意味着,库尔德民族主义和伊拉克的泛阿拉伯主义之间的矛盾,可以说是种族性民族主义矛盾所导致的身份认同以及忠诚对象等一系列冲突的总和。
三、伊拉克民族宗派势力核心利益的相互排斥
伊拉克战后重建以来,各派之间的重重矛盾主要表现为核心利益的相互排斥。
具体来说,伊拉克逊尼派的核心利益,是恢复他们对伊拉克国家权力的控制并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而构成伊拉克人口1/5的库尔德人,则深感自己被剥夺了民族自决和建立独立的库尔德斯坦的基本权利,因此他们的核心利益就是维护自身的高度自治,甚至从这个国家分离出去;对于占伊拉克人口60%的什叶派来说,他们的核心利益是实行作为多数来管理国家的权力。
由此可见,伊拉克各种族和宗派团体之间的核心利益不但直接冲突,而且还会带来一系列无法协调的矛盾。
核心利益的相互排斥,首先导致了各派政治势力对国家重大问题看法的相互冲突。
在如何看待伊斯兰宗教在伊拉克国家中的地位问题上,什叶派和逊尼派可以暂时避开教派差异,共同强调伊斯兰应该成为伊拉克国家的根本特征。
但对于库尔德人来说,就像马拉士(Al-Marashi)所指出的:
“一个伊斯兰化的国家,必然会把库尔德人的民族特性掩盖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
”[13]156因此,库尔德人深切地感到,建立伊斯兰国家必然和他们的利益相矛盾。
库尔德政治领导人塔拉巴尼则明确宣称:
“库尔德人决不会遵循伊斯兰的秩序”[14]。
巴尔扎尼也公开表示,库尔德人“不会接受把伊斯兰特性强加于伊拉克。
”[15]一项有关调查也表明,只有3%的库尔德人愿意按照伊拉克宪法的规定,让伊斯兰宗教成为国家立法的主要来源。
[16]很明显,双方在这个问题上很难找到一个中间立场,把整个国家联合在一起。
第二,核心利益的冲突还导致各派政治势力对于民主体制完全不同的理解。
伊拉克什叶派认为,民主体制为他们提供了权力来管理伊拉克,并体现出他们对于伊斯兰国家的观点。
与此相反,库尔德人则强调,库尔德问题并不是一个在民主体制下通过其代表来解决的公民身份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和民族问题。
为此,库尔德人还在库尔德斯坦地区组织了两次非正式公民投票,以明确表达他们追求独立的愿望,这意味着库尔德人对民主的理解就是民族自决,并通过民主权利来建立自己的国家。
相比之下,伊拉克逊尼派大多强烈仇恨民主体制,他们认为民主体制不但篡夺了他们作为伊拉克统治者的权力,而且还教唆库尔德人从伊拉克分裂出去,尤其各方之间对于民主体制的争执,甚至可能成为暴力和对抗的根源。
第三,核心利益冲突还导致联邦制在伊拉克难以实行。
对此,政治学家依拉塞(DanielJ.Elazar)解释说:
“种族性民族主义的表现之一,就是反对联邦主义的最强势力”,“当社会各个方面的立场都难以妥协的时候,联邦主义虽然并非绝不可能,但也会极其困难。
”因此,他得出的结论是:
“种族之间的联合尤其难以长期存在,因为那些以种族性民族主义为基础的具有制宪权的单元,通常都不愿意融入一个内部结构紧密的单元,而这正是联邦主义所必须的条件。
”[17]194
第四,核心利益的差异还使得伊拉克各派政治势力在对外政策上存在不同取向。
作为穆斯林,什叶派和逊尼派都明确表示他们反对与以色列往来。
但在库尔德人方面,却频频传出与以色列私下达成各种协议的消息。
[18]42另外,在伊拉克与邻国关系的问题上,什叶派和逊尼派也相互指责。
特别是在对伊朗关系上,什叶派把伊朗视为“朋友、信奉同一宗教的国家、一个强大的什叶派国家的典范”,而逊尼派则把伊朗看做是“自古以来的夙敌,现在依然威胁着伊拉克的阿拉伯国家属性。
”[19]173
第五,尤其严重的是,核心利益矛盾还使得象征伊拉克国家统一的议会、宪法和军队处于一种非正常状态。
目前,伊拉克虽然已经有自己的议会、宪法和国家军队,但对于追求不同核心利益的政治势力来说,这不但不能成为国家统一与和谐的象征,而且还更加促使他们去维护自己在其中的利益。
在他们看来,这三个机构反映的不仅是身份认同与利益追求的矛盾,而且还反映出国家内部的冲突。
在伊拉克国家议会中,体现的主要是对立政治势力之间的分裂与紧张关系。
什叶派投票支持的仅仅是什叶派的宗教党派,库尔德人支持的是库尔德民族主义政党,而逊尼派支持的只有逊尼派宗教政党和前阿拉伯复兴党的民族主义者。
同样,伊拉克国家宪法虽然得到了库尔德人和多数什叶派的支持,但却遭到大多数逊尼派的坚决反对。
逊尼派把维护自身利益的首要任务确定为修改宪法,但这必然会遭到其他政治势力反对,甚至可能成为进一步分裂的根源。
另外,伊拉克国家军队并不是一支建立在民族和宗派和谐基础上的军队,而且还几乎被那些缺乏国家忠诚的民兵全面渗透。
实际上,伊拉克国家军队分属于不同种族和宗教派别。
据统计,伊拉克军队共有115个营。
其中60个属于什叶派,驻守在伊拉克南部;45个属于逊尼派,驻扎在逊尼派控制的区域;还有9个是称为“自由斗士”(Peshmerga)的库尔德民兵,驻守在库尔德斯坦。
这种情况表明,当前伊拉克的国家机构主要是一种名义而非实体上的存在。
随着美军的撤离,这个脆弱的实体有可能陷入瓦解。
四、库尔德地缘政治环境的有利变化
多年来,人们普遍认为,地缘政治关系构成了库尔德人独立的根本障碍。
该观点强调,在地缘政治关系方面,伊拉克库尔德人必须面对一批充满敌意的周边国家。
因为库尔德斯坦的独立,将会激发周围国家库尔德人提高自己的政治要求。
为此,土耳其政府曾发出警告,伊拉克库尔德人如果宣告独立,就可能成为土耳其宣战的原因。
另外,从地区权力结构来说,如果出现一个新的库尔德人国家,也会造成权力结构不平衡。
而“这个地区的不稳定和骚乱,不仅对这个地区有害,而且对美国以及国际社会不利。
”[20]108通常情况下,“国际体系的性质并不欢迎分裂现存国家,从而导致骚乱和暴力,出现像南斯拉夫的那种情况。
”[21]109尤其是美国在目前情况下,也不愿意看到伊拉克库尔德人独立。
因为伊拉克的统一,是防止土耳其、叙利亚和伊朗这些邻国对其蚕食或是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基本前提。
特别是,库尔德斯坦如果独立,还会成为一个内陆国家。
这种内陆国家的局面,会让他们处境艰难,并受到禁运和封锁的威胁。
库尔德斯坦如果不能和世界经济融为一体,那就只能依靠美国提供支援和保护,或是和某个邻国建立特殊关系。
美国如果帮助库尔德人建立自己的国家,无论阿拉伯世界或是土耳其都不会合作。
因此,“美国在面对数百万阿拉伯人、波斯人和土耳其人的情况下,并不愿意成为库尔德独立的保护者。
”[22]127这样一来,独立的库尔德斯坦将在这个地区被孤立,在经济上也难以生存。
然而,近年来的大量证据表明,上述地缘政治关系分析可能过分强调了库尔德人的被动和脆弱。
如果要考虑地缘政治因素对于未来库尔德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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