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现代文学三十年重要作品赏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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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现代文学三十年重要作品赏析
祝福
祥林嫂是一个受尽封建礼教压榨的穷苦农家妇女。
丈夫死后,狠心的婆婆要将她出卖。
她被逼出逃,到鲁镇鲁四老爷家做佣工,受尽鄙视、虐待。
很快她又被婆婆家抢走,并且拿走了她在鲁四老爷家打工的所有工钱,然后卖到贺家成亲。
贺老六是个纯朴忠厚的农民,很快又有了儿子阿毛,祥林嫂终于过上了安稳日子。
然而命运多舛,贺老六因伤寒病复发而死,不久,阿毛又被狼吃掉。
经受双重打击的祥林嫂,丧魂落魄,犹如行尸走肉,于是,走投无路的她只能去再次投奔到鲁四老爷家。
可是人们还说她改嫁“有罪”,要她捐门槛“赎罪”,不然到了“阴间”还要受苦。
她千辛万苦积钱捐了门槛后,依然摆脱不了人们的歧视。
最后,她沿街乞讨,在鲁镇一年一度的“祝福”的鞭炮声中,惨死在街头。
但是,人们非但没有可怜她,还都骂她是一个谬种。
祥林嫂的阿毛不幸被狼吃了。
她到处向人倾诉自己的痛苦。
有些老女人没有在街头听到她的话,便特意寻来,要听她这一段悲惨的故事。
直到她说到呜咽,她们也就一起流下那停在眼角上的眼泪,叹息一番,满足的去了。
一面还纷纷的评论着。
祥林嫂的不幸并没有引起真正的理解和同情,却通过看的行为转化为可供消遣的故事。
这些乡村老女人们真是在鉴赏祥林嫂痛苦的过程中,鉴赏自己的表演,并从中得到某种满足,同时,又在叹息评论中使自己的不幸与痛苦得到宣泄,转移以致遗忘。
而在别人的痛苦悲哀咀嚼殆尽,成为渣滓,以后就立刻厌烦和唾弃,施以又冷又尖的笑。
这类情感与行为方式表面上麻木,混沌,实际上是一种人性的残忍。
于是,在这类小说中,在好奇的看客看被看者的背后,常常还有一位隐含的作者在看,用悲悯的眼光,愤激地嘲讽着看客的麻木与残酷,从而造成一种反讽的距离。
作品叙写一个离开故乡的知识分子“我”在旧历年底回到故乡后寄寓在本家四叔(鲁四老爷)家里准备过“祝福”时,见证了四叔家先前的女仆祥林嫂瘁死的悲剧。
该小说通过描述祥林嫂悲剧的一生,表现了作者对受压迫妇女的同情以及对封建思想封建礼教的无情揭露。
也阐述了像文中的“我”一样的启蒙知识分子,对当时人们自私自利以及世态炎凉的这一社会现状的无动于衷和不知所措。
药
这篇小说通过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为儿子小栓买人血馒头治病的故事,揭露了长期的封建统治给人民造成的麻木和愚昧,暗中颂扬了革命者夏瑜英勇不屈的精神,指出了辛亥革命未能贴近群众的局限性。
看与被看的模式进一步发展为吃与被吃的模式。
在酒楼上
以“我”的角度讲述了“我”与吕纬甫的故事。
这里的“我”并不是小说的中心人物,也不只是一个旁观的叙述者,而是参与到故事中的人物。
故事中的“我”和吕纬甫具有许多共同点“我们”曾是一起去城隍庙拔掉神像胡子的新青年;是议会讨论“改革中国”的方法道路而打起来、激情澎湃的青年。
“我们”虽然曾经都拥有激情澎湃的理想,如今却因为革命的失败以及生活的无奈而落入沮丧和彷徨中的中年人。
吕纬甫自己本可以不必再给弟弟迁坟,但为了使母亲安心,花掉了很多精力和时间去迁一个空荡荡的坟,为了糊口度日就不能不教“子日诗云”,否则连每个月二十元的生活费用也无法得到,他也就无法生存。
但是,教“子曰诗云”又意味着向现实屈服,走向自我毁灭。
不同的是“我”和吕纬甫同样面对生活的无聊和寂寞,他们的选择却不同。
“我”坚持在寂寞和彷徨中前进、反抗,而吕纬甫却选择放弃前进,回归到世俗生活当中。
孤独者
全文分为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魏连殳被众人视为异端,并在祖母大殓时受到众人联手的压制和逼迫,他是孤独的。
第二部分,他傲世蔑俗、孑然独立,却有着一副同情弱者、希望未来的热心肠。
可是,当他对儿童的希望被唆使儿童贪占抢夺的现实击碎后,他陷入了茫然失望的孤独。
第三部分,失业和众人的歧视将他推向更凄凉的孤独。
而他谈祖母,谈“独头茧”似的人生态度时,显露出他内心深处更沉重更顽固的孤独。
第四部分,为活下去,他走上了一条违背意愿的路,而新的一切连同自己的选择都令人反感、令人憎恶,于是他仍然孤独,而且是一种带着绝望的痛苦和报复的快意的孤独。
第五部分,他入俗玩世,胡闹自戕,作践别人,毁掉自己,是一种更惨痛、更绝望、更彻底的孤独。
死亡结束了他孤独的一生。
险恶的生存困境使他放弃了骄傲而托人四处寻觅生计,最终更是背离自己的初衷,做了军阀杜师长的顾问——这个“转身”使他成功从俗世的孤独上解脱出来,是“孤独者”的最大胜利,可在他给申飞的信中却反复提到自己是个失败者,并说“现在才真是失败者了”。
因为,他获得“胜利”的代价是对本心的背离,是对灵魂的背叛。
他的转身在生活上险胜一局,却同时让他在灵魂与肉身两方面都跌落了云端,陷入了灵魂的孤独感中,这是个更深的泥潭。
俗世的孤独在云端之下,使人屈服;灵魂的孤独在泥潭之中,使人毁灭。
人一旦屈服,就必将被泥潭吞噬,趋于毁灭。
由此看来,魏连殳式孤独者的殉道,似乎是那个时代无法逃离的宿命。
然而宿命的真相又不尽如此。
人屈服的理由在于俗世孤独感,而俗世的孤独除了个人的造就,也有社会的缘由。
社会是个整体,很抽象,但归根到底是人的整体,为人而存在。
当“人的社会”手持利刃、一刀刀割下人的血肉、让人陷入生存困境之时,其背后的主刀者也必然是人。
我们可以看到文中魏连殳的生活环境:
乡邻眼中的异类,没有亲人,没有伴侣,连邻居家的孩子似乎也在逐渐疏远。
这看似一个真正的俗世事孤独者,与社会没有一丝羁绊,而社会于他,好像也只有恶意与隔阂。
他曾说,“我还想多活几天”,“有人愿意我活”,并“愿意为此求乞,为此冻馁,为此寂寞,为此辛苦”。
尽管为生活所胁迫,魏连殳并未沦为绝望者,依旧有求生的欲望,留有一丝期盼。
然而当他成为“魏大人”后,他终于说:
“这人已被敌人诱杀了。
”他反复提到自己在为一个“人”活着,而这个人最终又为“人”所害。
鲁迅并未在文中明确指出这里所指的“人”的概念,也不必指出。
因为人指的就是当时整个社会群体,是全社会的人。
如果一个人环顾四周,看到的只是一群混沌的人,看到只是一个沉沦的社会,这种孤独是十分可怕的,是要出人命的
狂人日记
狂人是一个患有迫害狂恐惧症的人,是鲁迅塑造的一个典型的思想启蒙者形象。
小说中,狂人异乎常人的思想行为特征导致了他在生活环境中受到排挤、敌视,被认为“有病”。
狂人的怪异言行是彻底而纯粹的。
狂人在日记中所叙述的环境缺乏写实性,却一语道破几千年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社会本质。
作品中的狂人,实际上是一个象征性的形象。
鲁迅明写狂人的狂态,实际上笔笔触动的都是读者思考时代、社会、人生真谛的心弦。
狂人不是一般典型性格,他是象征性的,是整个五四时代先驱者愤激思潮的艺术象征。
《狂人日记》整篇作品几乎都是狂人内心世界的表白。
狂人认为周围的人都在吃人,自己也要被迫吃人或被人吃。
狂人被关起来,拒绝家人送来的饭菜,拒绝被医治,一直劝说周围人不要再吃人。
直到最后狂人发现,也许自己就曾在无意中吃过自己妹妹的肉。
绝望中的狂人发出“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
救救孩子……”的呼喊。
“吃人”是鲁迅对现实的隐喻,不仅指吃人肉,也指人间苦难的事实和产生苦难的根源。
阿Q正传
阿Q是一个农民流浪汉,房无一间,地无一垄,无妻无儿,是农村社会中的最下层的农民。
他与鲁迅笔下的其他农民有类似的性格,具有浓厚的封建意识。
如,男女授受不亲,男女之大防,看到男人与女人在一起就义愤填膺,装出正人君子面目。
又如,狭隘、封闭,拒绝接受自己经验以外的事物。
明显地带有夜郎自大的那种狭隘性。
凡是不合于他的生活经验的,他一律否定,排斥。
未庄把长凳子,叫长凳,他认为应该叫长凳,而城里人却叫条凳,他认为城里人是不对的;油煎大头鱼,未庄人放葱叶,而城里人却放上葱丝,他认为城里人是错误的。
看到假洋鬼子没有辫子,他也愤愤不平,认为假洋鬼子是里通外国的,没有做人的资格。
从这里,可以看出封闭的宗法农村农民的精神愚昧、落后。
阿Q性格的独特之处是精神胜利法。
他的愚昧落后主要体现在精神胜利法上。
精神胜利法,是鲁迅对于民族性格弱点的深刻发现。
精神胜利法,就是不敢正视现实,以一种自我欺骗的方法掩饰自己的悲剧处境,从而在获得精神上的平衡,甚至满足感、幸福感。
无论自己处在怎样的困境之中,无论自己怎样悲惨,不幸,都能够在精神上寻找到解脱的方法。
转悲为喜。
在作品的二章《优胜纪略》,第三章《续优胜纪略》中有详细的刻画。
1.妄自尊大:
他总是认为自己的天下第一了不起的人,从而满足自己莫名其妙的虚荣心。
方法是陶醉在虚无缥缈的过去,或者未来。
连自己姓什么都不知道却说我先前比你阔多了。
连老婆都没有却说,我将来会比你阔多了。
别人稍微表扬他一点,立刻就高兴起来。
对于未庄的人,他都不放在眼里,就是文童的父亲赵太爷、钱太爷也不放在眼里。
总之,未庄的人,没有一个看得上的。
2.化丑陋为荣耀:
他的头上有一个癞疮疤,别人都嘲笑他,他开始是忌讳别人说“癞”以及一切相关的字。
但是,别人偏是那样嘲笑他,他就说,你还不配。
变成了一种高尚的标志了。
3.化痛苦为幸福:
别人打他,就说是儿子打老子。
人家硬让他说是打虫豸,他就说我是虫豸。
然后认为自己是天下第一个能够自轻自贱的,除了自轻自贱不算以外,剩下的就是“第一个”,状元不也是第一个吗?
你算什么东西呢?
赌博时被抢劫,钱没有了。
他自己打自己二个嘴巴,似乎自己打了别人一样,于是心满意足地睡着了。
4.惧强凌弱:
他在强者那里受了屈辱,不敢反抗,不敢复仇,反而能够把屈辱很快忘记。
他被王胡打了,又被假洋鬼子打了,接连受了两次屈辱。
在被假洋鬼子打了以后,似乎觉得完结了一件事情,反而觉得轻松了些,而且马上就忘了屈辱和痛苦。
但是,在弱者面前却威风凛凛,可以肆无忌惮地向弱者施暴,看到了小尼姑却拿小尼姑出气,调戏小尼姑,在人们的大笑中,他忘了今天的二次屈辱,好象把今天的一切晦气都驱散了似的。
又得意起来。
他通过对于弱者的凌辱解脱了自己的痛苦。
总之,他不论遭遇到怎样的不幸,怎样的痛苦,都能够使自己在精神上获得胜利和满足。
精神胜利法实际上是人的精神上的麻醉剂,精神鸦片。
能够使人在没有痛苦感受的情况下,幸福死亡。
在悲剧中毁灭,不意识不到自己的可悲。
在鲁迅心目中,中国人最大的弱点就是这种精神胜利法。
阿Q形象,落后不觉悟的,带有精神病态的农民形象,深受封建观念毒害,狭隘保守。
超人
讲述了一个冷心肠的青年何彬在开始的时候对一切都很排斥,拒绝交际,后来,由于深夜被一阵凄惨的呻吟声所困扰,他出钱给禄儿看病,最后被病人的行为感化,从此改变了人生看法的故事。
开始他认为世界是虚空的,人生是无意识的。
人和人,和宇宙,和万物的聚合,都不过如同演剧一般,上了台是父子母女,亲密的了不得了,下了台,摘下假面具,便各自散了。
哭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笑一场也是这么一回事,与其互相牵连,不如互相遗弃;而且尼采说得好,爱和怜悯都是恶…....和人没有来往,在其居住的地方只和房东程姥姥偶尔说话。
用作者的话来说就是拒绝我的母亲,拒绝了宇宙和人生,拒绝了爱和怜悯,后来由于禄儿的呻吟声扰了他的清净,也动了他的良心,特别是禄儿用一颗真诚的童心写信与他,深深地唤醒了何彬潜意识中的怜悯和母爱。
他终于撕去了超人的面纱,写下了世界上的母亲和母亲都是好朋友,世界上的儿子和儿子也都是好朋友,都是互相牵连,不是互相遗弃的。
母爱才是疗救冷漠人心的良方,它沟通了人与人之间隔阂的心灵。
《超人》没有直接赞美母爱,而是让慈母的形象反复在主人公思想的关键时候发生作用,委婉含蓄地赋予慈母之爱以巨大的力量。
作品命名为《超人》,但通篇没有出现“超人”的字样,也是通过暗示的方法让读者自己去领悟的。
此外,用正面描写程姥姥吃惊的表情来反衬何彬的变化,何彬性格的前后反差都揭示了何彬性格变化发展的全过程。
潘先生在难中
描写了小学校长潘先生在战乱中举家逃难的种种可笑而又可鄙的行径,作品塑造了一个自私自利、怯懦虚伪、苟且自得的小市民习气十分严重的知识分子形象。
潘先生是20世纪20年代上海附近一个小镇上的小学校长,具有自私、庸俗、“临虚惊而失色,暂苟安而又喜”、逆来顺受、苟且偷生、远祸全身、随遇而安等性格特征。
其中,远祸全身是其性格的核心。
他一听军阀要打仗,就张惶失措,丢下学校不管,带着妻子儿子从江苏仓惶逃到上海。
下火车时妻子和大儿子被冲散,便立刻有家破人亡之感。
找到妻儿,租到旅馆,虽是条件很差,但还是为一家人的生命能得到保全而兴高采烈。
第二天早上,他听到教育局局长说要照常开学的消息,虽然很为难,但为了保全自己小学校长的职务,他还是不顾夫人的劝阻,把妻儿留在上海旅馆里,急忙地回到了让里。
回去之后,先是察看家,见财产保全得很好,便放下了一半心。
接着,为了获得上司的“赏识”,他积极筹办开学之事。
他到学校起草给学生家长的通知,把教育说得极其重要,要家长照常送学生来上学。
其实他并不关心家长是否送孩子来上学,只是通过“通知”博取局长的欢心以保全其校长职务罢了。
为了“保家”、“活命”,他跑到红十字会办事处去申请入会,说若战争打过来他可以把学校房屋作为妇女收容所;向红十字会要了两面红十字会旗子,说学校有两个门,但结果一面插在学校门口,一面却插在他自家门口了;要了四枚红十字会徽章,自己一个,在上海的妻儿各一个。
战事停止后,他不顾军阀混战给人民带来了灾难的事实,书写了歌颂军阀的横幅大字,从而,充当了军阀的吹鼓手。
这更暴露出他为保全自己而没有是非、没有原则的劣根性。
潘先生这一艺术形象的社会意义,不仅在于嘲讽、批判了部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屈服于丑恶现实的人生态度和性格弱点,也从侧面揭露了军阀混战给社会带来的悲哀和苦难。
菊英的出嫁
是乡土文学的代表作。
他以绵密的笔致展示了浙东农村特异的冥婚习俗。
菊英是一个只有8岁阳寿的女孩,在她病逝十年之后,其母理所当然地认为她已到适婚龄,于是顺理成章地为她订了一门阴亲并倾其所能预备了丰厚的嫁妆,然后吹吹打打、热热闹闹将她“嫁”了出去,把菊英的棺材由青色的轿子抬到男方家。
冥婚制透现出愚昧落后的原始信仰,即以为人死后依然成长并且灵魂不灭;那铺排的煞有介事的程式在令人咋舌之余难免显得荒唐可笑。
然而小说有关这一事件的始末通过一位失去女儿的母亲的意识之流渐次溢出,浸盈着浓厚的无依无托的母爱,对落后意识与习俗的批判与讽意由此淡化于一个母亲对早夭女儿彻骨的哀思之中。
拜堂
展现的是叔嫂在午夜成婚的乡俗。
《拜堂》里用了很多“土话”:
“磕头”就是拜堂的意思,“下书子”就是过婚书,“牵头”就是儿女的意思等等;很多口语化的文字充斥:
人物对话中的“哈”字,“俺”等。
哥哥去世之后,叔嫂之间产生了感情,并且怀有身孕,在一个漆黑的夜晚草草拜堂的故事。
看似一出喜剧,其实恐惧和压抑的悲剧气息始终充斥着。
在那个思想闭塞顽固的时代,一个刚失去丈夫的寡妇,和小叔子的结合是大逆不道有违天伦的。
可是迫于艰难窘迫的生存压力,他们又不得不为生存寻找一条出路。
汪大嫂没有婆婆,又死了丈夫,公公又是“死多活少”,整天只知道问人要钱灌酒,要是不和汪二在一起,她哪里来的出路?
封建社会下死了丈夫,多多少少都会背着“克夫”的骂名,没有地位的女人可以被当作牲口一样贩卖,小家小户的连基本的生活都难以维持更别提如何为丈夫守节了。
小说最后拎画眉笼的齐二爷也说道“不然老二到哪里安家去,这个年头。
”这也说明了汪二已经到了娶妻的年龄,但家里穷到已经没有钱去媳妇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汪大嫂和汪二的结合是再好不过的了。
然而,他们两个的结合不管怎么样都是羞于启齿的,为什么还一定要举行拜堂的仪式呢?
首先,汪大嫂说了这样子做是“遮遮羞”,街头巷尾的议论是封建礼教和宗法制度下的直接舆论压力,反正别人也是看了笑话了,也得给肚子里的孩子一个地位。
叔嫂拜堂成亲虽然不是合法,但却谋求了地位的合法性。
其次,拜堂虽然只是一个仪式,但受到封建迷信的影响,拜堂像是能够让心里得到安慰图个吉利,能够得到鬼神的庇佑。
所以,汪二把家里唯一值钱的蓝布夹小袄当掉来买拜堂需要的香、黄表和蜡烛。
小说通过拜堂一事,揭示了正常人追求生活和封建礼教压迫之间的矛盾,其本质就是人性和伦理之间的冲突。
这一切都因贫穷而起,而贫困又源于当时的那个特殊时代,源于宗法制度的黑暗和残酷无情。
虽然人们生活得如此艰辛,但是他们并未因此放弃活下去的勇气,在简单的仪式上还总想着图个吉利,写出了他们在苦苦挣扎之中对未来依然满怀希望之情,这也是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顽强意志的象征。
沉沦
主人公“他”的内心世界是小说文本的主要描述对象,由叙述者引导读者观察和认知“他”的内心。
这个文本属于叙述话语类型,通过一个完整的叙述过程表明始终有一个目击者,这个目击者看着“沉沦者”逐步走向沉沦。
沉沦者的沉沦,是小说文本最突出的具有过程特点的形象。
他敏感多疑,总是认为别人在嘲笑他;他幼稚无知,竟写信与自己的兄长绝交;他无廉无耻,拿着不多的钱财去日技馆;他卑鄙可恶,听尽了别处的男欢女爱;他自卑胆怯,怕与旁人交往······就是这样一个沉沦的病者,一个将病态淋漓尽致地呈现给读者的病者。
文本中的景物皆出自主人公的眼,可算是“有我之境”,处处都带有主人公自悼自哀、凄凉失落的感情色彩。
跟随叙述者追寻故事的过程,也就变成了追随一个忧郁者的心理历程。
文本中主人公的苦闷处处可见,无可否认的是“他”时时挣扎在这苦闷之中,那么他到底苦闷的是什么呢?
“他”纠结于青春期的孤独,一种压抑的情绪无处发泄,而在文中又暗示来自日本人的歧视,“他”恐慌的不敢直面自己是中国人的身份,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他”是弱国子民。
在文中的第二节里,“他”在路上觉得受了两位女学生的冷落,“他”苦闷的是无处释放的情感,“他”渴求灵肉合一的爱情。
而在同时,“他”也苦闷于自己弱国子民的身份,终日视这种忧郁苦闷为常态,即便有些许的快乐,他也要尽力掩藏起来。
性的苦闷和压抑使他难以自拔,在绝望悲观之中最终走向沉沦。
投海前他发出内心的呐喊:
“祖国呀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你快富起来吧!
你还有许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
”可见,祖国的贫穷落后正是主人公忧郁痛苦的社会根源。
小说在生动地表现主人公病态心理的同时,将这种青春的忧郁和感伤与“弱国子民”受欺辱的悲哀结合起来,把对个性解放的渴望与祖国富强的希望统一起来,赋予小说强烈的爱国色彩。
文中除了主人公的苦闷也让我们看到了人物性格的怪异之处,这是全文解读沉沦者性格的最佳切入点。
“他”所处的是鸦片战争后又经历了八国联军瓜分中国的时代,“他”本来就有早熟的性格,随大哥到日本后竟然发展到抑郁症,在人群中感到孤独、忧伤、自卑,尤其是在女性面前,一方面渴望得到女性的青睐,另一方面又自卑忧郁。
青春期的苦闷是人类普遍存在的现象,但不可能以纯粹的性苦闷来表现,而是依附于这一特定的时间和民族问题来表现。
“他”对异性的关注、追求和追求之中的挫败感,日益折磨着“他”,“他”将自己受挫和失落的痛苦归于祖国的积贫积弱,“祖国呀祖国!
我的死是你害我的!
”这些现象,正是文本艺术价值的外在表现。
的另一层失落是一种“异乡病”,即是指一种“生活总在别处”的心理。
《沉沦》中的“他”从故乡富春江上的一个小市到了日本东京,再到N市,始终没有找到一个让自己安下心来学习的地方,这也是一种人性的独特体验。
“生活总在别处”是指永远处于寻找别处生活的状态中,也是法国象征主义诗人兰波的一句名言,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来说,周围是没有生活的,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这正是青春的特色。
《沉沦》中的“他”不断地在寻找,每找到一处即是一个“新梦”被打碎了,尽是生活残酷的一面,于是他带着矛盾和苦恼的心态不停地找寻,挣扎在沉沦与自我救赎的过程中,向远处的故乡告别,为这段苦闷的沉沦之旅做了最后的总结。
《沉沦》主人公是一个留学日本的穷学生,因为身处异国,常常被同学及身边的人嘲笑,本就内向的性格变得孤僻沉闷,甚至还患上了忧郁症。
内心极度压抑的他,渴望异性的爱情,希冀从中得到解脱。
可天不从愿,他小小的爱情需求在当时竟变得异常困难,这让他逐渐尚失生活的追求,只是如和尚撞钟,过一天是一天。
但青春的萌动及内心的燥热让他难以忍受,于是他窥视旅馆女儿洗澡,偷听别人幽会,入肆寻妓。
但这些并没有使他得到心灵的解放,也没有得到精神的慰藉,当然也不可能寻觅到他要的平凡爱情。
经历了一系列的尝试,他的忧郁症比先前更严重了,在内心深处更泛起一股强烈的自责以及忏悔。
这样一来,他的精神压力更加沉重,当他意识到自己无力支撑时,他放弃了生命,投海自尽。
竹林的故事
讲的是三姑娘的故事,她和家人住在竹林里,父亲很早去世,留下她与母亲两个人。
她的生活平淡如水,每天种菜卖菜,侍奉母亲,不喜欢热闹,也不爱梳妆打扮。
后来嫁了人,也还是过着平凡的把家持道的生活。
小说没有高低起伏的情节,全文如一条浅溪缓缓流动,但却给人一种心灵的享受,让人爱不释手。
同样的乡土题材,可废名却不像别的乡土文学家一样,揭露农村的愚昧无知,批判封建残留思想的丑陋,他笔下的“乡土”,没有宗法制农村的天
灾与人祸,横暴与屈辱,而代之以由灵性化的自然、自然化的人生交织出来的“一切农村寂静的美”与“平凡的人性美”,字里行间都渗透着禅意。
作者先是写了小时候的三姑娘,一个活泼乖巧而又恬静的小女孩,跟着爸爸去打鱼,就安静地看着爸爸,只有鱼上了钩,“三姑娘小小的手掌,这时才跟着她的欢呼的叫声热闹起来,”一个活泼可爱的小女孩的形象栩栩如生;有时候她又会把爸爸忘记了,“只是不停地抠土,嘴里还低声的歌唱,头毛低到眼边,才把脑壳一扬”,一个乖巧恬静的小女孩呈现在我们面前。
长大后的三姑娘,渐渐就少了活泼,只剩下恬静了,她不爱看热闹,二月间城里赛龙灯,锣鼓喧天,堂嫂子们邀请她去玩,三姑娘总是微笑推辞。
虽然母亲极力鼓励她一路去,她心里面也想着儿时和爸爸一起看热闹的情景,可她究竟是不凑这个热闹。
她过于乖巧,以致常常因为这个而和妈妈吵架;她不爱打扮,出趟门,妈妈要她戴花,她总不愿意;她勤劳善良,一大早就去卖菜,种出的白菜又嫩又好吃,还会给别人多一点……这样一位三姑娘,让人赏心悦目。
三姑娘的父亲去世了,除了留下一个如教书先生用的戒方模样的土堆和使得妻女衣着变得素色点外,再也没有什么变化。
春天来了,竹林里的一切都绿得可爱,而三姑娘父亲的死却一天比一天淡漠,最后只剩青草铺平的土堆,三姑娘连曾经有个爸爸这件事几乎也忘记了。
从这里,我们看到的不是亲情的冷漠,而是人性的豁达。
缀网劳蛛
讲述童养媳尚洁逃离婆家后与长孙可望结为夫妻,同曾帮助过她的可望结婚,但他们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爱情。
尚洁出于慈悲之心搭救受伤的盗贼,遭到丈夫的妒嫉而被刺伤。
丈夫要与她离婚,她只身到土华岛,内心坦然,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
尚洁对此并不感到多大痛苦,她认为命运的偃蹇和亨通,对于生活并没有多大关系,犹如被虫蛀伤的花朵,剩余的部分,仍会开得很好看。
丈夫在牧师的启迪下,夫妇重归于好。
丈夫到海岛受苦偿过,她也不挽留,心情依旧坦然,过着安闲宁静的生活。
后遭遗弃,到马来半岛独自为生。
长孙知错,将尚洁接回,自己则去槟榔屿赎罪。
作品具有浓郁的宗教色彩和异域情调。
春桃
春桃新婚之夜被土匪冲散,只身一人从乡下逃到北京,靠拣破烂维持生活。
在逃难中,春桃与刘向高认识,并相依为命地生活下来。
可外人都说他们是"姘居"。
30年代的老北京,穷人们不大爱管别人家的闲事,有好心人看他们恩恩爱爱,劝他们报个夫妻的正式户口,可春桃不愿意。
几年后,春桃有一天路过什刹海旁边的小市,听见有人叫她的小名,她吃惊地看见一个没有腿的、蓬头逅面的男人瘫坐在地上,正乞怜地望着她。
原来,这是与她拜过天地应称丈夫的李茂,她不忍心看李茂饿死街头,把他带回家。
一间破屋里住着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三个人都在极力克制自己,为了不至于使自己或任一方流落街头,都在努力去接受这个难以接受的现实。
但不管春桃怎么固执地坚持"咱们三个人就这么活下去",两个男人都希望春桃有个正常的归宿。
刘向高终于出走了,春桃这时意识到她是爱他的,不顾一切地跑出去找他。
当她怀着失望的心情回到家里时,又发现李茂上吊了,她救下他,两人兄妹般地过着没有生气的日子。
不久,刘向高受爱情与良知的驱使,又回到春桃身边,李茂为他们的团圆感到欣慰。
但这毕竟是个畸型的三口之家,他们今后将怎样生活下去呢……
月夜
霜风呼呼地吹着,
月光明明地照着。
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
却没有靠着。
首诗只有四行,完全打破了旧体诗的格律,用纯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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