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坊七巷名人故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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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坊七巷名人故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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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坊七巷名人故事
宫巷的沈家大院
福州特色的马鞍形封火墙
福州建城的时间是公元前202年,修建者是越王勾践的后裔——无诸。
100多年后,西晋战乱,中原望族衣冠南渡。
不知道是什么吸引了这些贵胄,他们中的一部分来到福州,选在三坊七巷落脚了。
当然,那时的三坊七巷还远远不是现在的样子,也就是部分中原大姓的家族聚居点。
后来经过数百年几代人的经营,到了唐末,公元十世纪初,福州城已经颇具规模,三坊七巷的坊巷格局在那时初步形成;
宋代三坊七巷完善定型,而且一如既往成为高官显贵们的住宅区。
宫巷
岁月更迭,出入坊巷的人换了一批又一批,然而朱门深院,锦衣华服,琴韵书香却一直流传下去。
宫巷11号的大房子应该在明嘉靖年间就出现了,因为这样的雕刻门楣是典型明代建筑的式样。
1855年,这里迎来了一位新主人,他就是沈葆桢。
当时只有35岁的沈葆桢刚刚被破格提升为九江知府。
由于为人清正,加上时常接济亲友,沈葆桢并无多少积蓄,据说,他是举债才购买了这个宅院。
房子装修好了,父母妻儿都住进去了,沈葆桢却仍旧远在江西任职。
1865年,沈葆桢的母亲、也是林则徐的妹妹去世了。
按照惯例,官员因为父母丧事辞职回乡守孝,被称为“丁忧守制”,时间是27个月。
然而,当时的沈葆桢已是江西巡抚,身居要职,再加上当时的国情,朝廷只给了他100天的假期。
马尾船政厂区
1866年6月,洋务运动的代表人物之一、时任闽浙总督的左宗棠上疏朝廷,建议在福州设立船政局。
20天后,朝廷准旨。
9月25日,陕甘等地的回民起义形势告急,左宗棠接到谕旨要调任陕甘总督。
刚刚筹备不久的船政局,面临无法继续的危险。
左宗棠想到了沈葆桢。
母亲死后,沈葆桢不是只有100天的假期吗?
百天期满后,“以孝治天下”的沈葆桢说什么也要在原籍守孝满27个月,他向朝廷力求继续辞职在家守孝。
因此1866年的9月,沈葆桢还在福州城的三坊七巷里住着。
左宗棠走进宫巷去找沈葆桢了,不是去一次,而是一连去了三次。
马尾船政局一号船坞遗址
其实,沈葆桢也看到船政是自强的重要举措;虽然并无官职守孝在家,沈葆桢却格外关心船政的进度。
听到左宗棠即将西征的消息,沈葆桢当即联合乡绅100多人联名上书福州将军,恳请左宗棠推迟离任。
沈葆桢认为:
船政利于万世,如果事成,则子孙万代享受其利,如失败,则会被外国人耻笑,令国人寒心。
但是,由于深受儒家思想浸染,他实在不想守孝期间出任公职。
可左宗棠更知道,如果不把船政交给一个合适的人,他们将造船作为“自强求富”方式之一的理想,迟早会夭折。
所以,尽管沈葆桢推辞再三,左宗棠还是直接上疏向朝廷力荐了。
朝廷最后降旨“不准固辞”,到了这个地步,沈葆桢才不得不在居丧期间出任“马尾船政大臣”。
1866年11月,沈葆桢接管船政。
12月23日,福建船政主体工程在马尾全面动工。
一个被后人称为“近代中国工业与海军人才摇篮”的地方,在一百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冬天,终于开始发芽了。
马尾船政轮机车间
沈葆桢延续左宗棠的做法,聘用法国人日意格和德克碑分别作船政正副监督,主持造船管理,并且采用了在当时称得上特殊的聘用办法——合同制。
不但聘用的外国人多,发给他们的薪金也相当优厚。
船政监督日意格和德克碑月薪1000两白银,比沈葆桢自己还多400两。
其他外国雇员的平均工资也在白银三四百两上下。
有了先进的洋技术,马尾船政局一下子就站在相当高的起点上了。
对工厂的管理,沈葆桢也丝毫不敢放松。
万事俱备,只待开工。
然而,在原材料的购买上,等待沈葆桢的却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造厂是需要铁皮的,铁皮哪里买?
布政司就是负责卖铁的,把各个省各个地方的铁都买下来,他就是不卖你船政。
你要买,拿来红包啊,要走后门。
布政司相当于现在的省人事厅和财务厅,职权了得,他开口要红包,谁敢不给。
然而,沈葆桢却不买账。
他火了,认为布政司这样做是公然违抗圣旨侮慢大臣。
他亲自到布政司抓人,审判,最后定下罪名“对抗政治”,杀头问斩。
这一下,对那些藐视船政不认真做事的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震慑。
沈葆桢
在沈葆桢铁腕的治理下,造船工作逐步走上正轨。
与此同时,培养轮船人才的船政学堂也在稳步发展。
沈葆桢赏罚分明,不但对别人,自己也身体力行。
1868年6月15日,马尾台风大作。
风浪冲毁了船厂周围的堤岸,直接威胁着厂房的安全。
沈葆桢闻讯,立即亲率员工抢险救援。
风浪平息后,沈葆桢仔细检阅厂房,虽然损失不大,但却令人后怕——他觉得,如果自己事先能够做好让工厂周围免受台风侵袭的准备,那么工厂就不可能受到什么损失。
因此对这次事件,他负有不可推诿的责任。
陈道章:
“他向清朝请求处分,清朝为这么芝麻大的事情处分你一品大臣,不可能;第二次又有这么个情况,又申请,清政府降一级查看,底下都服了,船政大臣因为这么一点的事情都处分,那我敢吊儿郎当吗,不敢。
所以船政这个时候是兴旺。
”
在沈葆桢的苦心经营下,马尾船政取得了辉煌成果…
沈葆桢故居
1869年6月10日,船政局制造的第一艘船“万年青”号商船下水。
这以后,中国自己制造的船只器械先后诞生——
1870至1871年初,湄云、福星、伏波、安澜号兵船先后下水;
1871年6月,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在马尾船政生产完成。
1872年4月,又一艘意义重大的船,杨武号巡洋舰,在沈葆桢手中横空出世。
在主持船政事务时,沈葆桢念念难忘的就是自强的初衷——要自强,再不受外来欺侮,炮舰必须要有实力。
沈葆桢故居大门
可是在杨武号巡洋舰问世前,船政生产的船都是150马力的小型木壳兵船,难以远航,威力不大。
因此在制造这艘船时,沈葆桢果断命令,要增大功率,增加炮位,并且给他取了一个气派的名字——扬武。
船政监督日意格认为:
造这样的船起码要耗时15个月。
然而,从1871年7月开工,到1872年4月下水,扬武号只用了9个月就制造完成!
扬武号铁骨木壳,排水量1400吨,,功率250马力,大炮10尊。
是我国同时期吨位和功率最大的巡洋舰。
这个庞然大物下水时,两岸无声,大家屏息静气,眼睛随着扬武号轮下的波涛转动。
直到杨武号安全靠岸,人群才响起欢呼声——这意味着中国在装备上已经具备了与国外先进国家抗衡的实力!
一位前来参观的英国军官感慨道:
“它的技艺和最后的细工可以和我们英国自己的机械工厂的任何出品相比美,而且毫无愧色。
”
沈葆桢所画船政规划图
在沈葆桢主持船政的8年多时间里,共有5艘商船和11艘兵舰成功下水。
船厂由最初的200亩地,发展到600多亩,拥有包括造船、驾驶等30多个工厂,3000多工人。
在他手中生产出来的轮船,后来装备起中国第一支海军舰队。
在他手中培养的船政学生,后来成为中国海军甚至是社会其他领域的中坚力量,影响了整个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那时的马尾造船厂,据说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新型造船厂。
如今这里再也听不到机器的隆隆声。
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棂,洒在这些立柱上——这些柱子,当年全部采自东南亚。
1873年,又是沈葆桢,率先以船政大臣的名义,向朝廷提议选派船政学员赴英法深造。
沈葆桢在台湾所建炮台
然而,第二年,中国的海疆发生了一件大事,迫使沈葆桢的这项计划不得不暂缓实行。
1874年5月,11艘兵舰载着3500名日本兵开到台湾,杀人抢物,那时“台地千余里竟无一炮”,只能任由日本兵践踏。
面对这种局势,李鸿章担心兵连祸结,上书清政府极力推荐沈葆桢赴台处理。
1874年5月29日,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并明确授予沈葆桢调兵和财政大权。
这次不是升官加爵,而是临危受命,沈葆桢没有丝毫推辞。
《申报》得知这一消息,发表评论,对沈葆桢寄予厚望,称他被“乡党众口交推,中外华洋共信”,而且“宏才卓识,闻望声名”,此次前去,必能速奏功勋。
1874年,沈葆桢54岁。
他率领船政生产的船只开赴台湾,然后命令扬武、靖远、振威等大型巡洋舰一字排开,游弋在海上,以示军威。
同时,沈葆桢要求李鸿章调7000洋枪队支援台湾,随时待命。
台南沈葆桢塑像
紧接着着手修建安平炮台。
沈葆桢做好了与日本作战的一切准备,他给李鸿章写信,说就是“裹革而归”,于心也安慰。
积极备战之余,沈葆桢在思索着台湾的局势,究竟怎样才能长远地保证台湾的安全?
沈葆桢最令后人赞叹的战略远见在这时应运而生。
针对台湾问题,沈葆桢站在未来的高度,提出以外交和实力相结合的对日斗争方针,具体有四点:
一联外交,获得国际同情;二储利器,三储人才,做好战争软硬件两手准备;四通消息,取得长远便利。
虽然这次台湾危机还是以中日签订《北京专约》作为结局。
但是由于沈葆桢坚决斗争的姿态和做法,令日本人有些胆怯,他们只获偿白银50万两,其他再无任何要求。
1874年12月20日,日军全部退出台湾,沈葆桢却没有走,他上奏朝廷,建议开发台湾。
中国第一条海底电缆起始点川石岛
一年零15天,这是沈葆桢在台湾任最高长官的时间。
一年零15天,一个人能做多少事情呢?
开垦荒山,解除渡台海禁,让海峡两岸的人们自由往来;调整行政区划,增设郡县,设立台北府;整编部队;修路开采煤矿;开发台湾东部。
不到400天的时间里,沈葆桢为开发台湾付出了极大的艰辛和热忱。
1874年台湾有多少人?
没有准确数字,1690年台湾有三万人口,1690年到1874年之间,海禁时断时续,人口增长恐怕不会太多;而到了1892年,台湾竟有254万人口。
至今台湾对沈葆桢一直眷眷难忘,在台湾岛很容易找到沈大人的遗迹。
而在海峡对岸,沈葆桢当年提出的海峡两岸互通消息的战略方针也在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时代得以实施。
这里是川石岛。
福建全闽师范学堂,现为福建师范大学
100多年前,中国第一条海底电缆从这里经过厦门,转到台湾,又从台湾的台北经过福余转到福清,然后再转到福州,按照沈葆桢的设想,海鲜两岸终于能够毫无障碍的互通资讯。
如今,小岛上只剩下这些漕孔。
海水退去,从这些平滑的遗迹上,我们依然可以想见当年电缆从里面横穿过去,直伸到海里的样子。
而那些锈迹斑斑的电缆则成了博物馆里的展品,向人们展示着沈葆桢逝去的思想和功绩。
从1866年主持船政开始,沈葆桢一直在福州附近工作,因此在宫巷11号,沈葆桢专门设立一个办公场所。
公务繁忙,他究竟有多少时间能怡享天伦呢?
沈葆桢与林普晴夫妻恩爱,沈葆桢当船政大臣时有很多公文,就出自林普晴之手,《清史稿》这样评价这些公文“一一中条理”。
这位名门望族的千金小姐,嫁入贫寒的沈家后,一生追随丈夫的足迹,相夫教子,伺奉公婆。
人在职场,身不由己,沈葆桢与夫人也是聚少离多吧。
他想念妻子,写下深情的诗句:
生生世世许同心,一刻休论十万金…记否春风乍暖天,莲花朵朵上吟肩。
西窗旧事从头话,辜负蟾光几度圆。
沈葆桢深爱着妻子,更关心子孙的成长。
无论公务怎样繁重,他总要抽空亲自写信教导子女。
受当教书先生的父亲的影响,沈葆桢极其重视家庭教育。
他甚至自己掏钱办了个私塾,让所有沈家的亲戚都去读书。
而且私塾的气氛轻松自由,除了典章古籍,孩子们可以博览群书,自己选择自己喜爱的东西。
沈葆桢的这种思想作为传统一直被沈家的后人延续下来。
做个读书人,一直是沈葆桢的理想。
当年,他在家为母守孝,甚至开了一家“一笑来”裱褙店,替人写字,装裱,而且乐在其中。
而在他留下的大量家书中,几乎每封信都嘱咐子女要读书。
但是他告诉子女读书主要为了立品做人,做官倒是其次。
由于淡泊于做官,1875年,当朝廷任命他为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时,他却再次上书朝廷拒绝。
可是朝廷舍不得他走,“海防要紧,自应迅速到任”。
他也只好动身,前往南京。
1877年1月13日,他再次会同李鸿章联名向清政府重申派遣海军学生赴法英的建议,两位封疆大吏的奏折很快得到了批复:
准奏。
于是有38名学生从船政学堂毕业生中挑出,在这一年的3月31日启程出国。
这是福建船政局派遣的第一批海军留学生,也是中国政府公派的首批赴欧留学的“官费留学生”。
在两江总督任上,沈葆桢呆了四年。
1879年7月,久受病痛折磨的沈葆桢给儿孙留下遗嘱:
叮嘱儿孙不要写任何关于他生平的文字,而他自己的书稿也绝不可印刻发行。
他还告诉儿孙“究竟笔墨是稳善生涯,勿嫌其淡。
”
1879年12月,弥留之际的沈葆桢,口述了最后一个奏折,他念念不忘的仍旧三件事:
一“铁甲船不可不办”,二“倭人万不可轻视”,三希望皇上“励精图治”,匡复大清。
衷心耿耿效力于大清王朝的沈葆桢死了,死在异乡南京。
他的灵柩在这一年底千里迢迢运回福州。
小巷依旧宁静,沈家大院依旧古朴,他的身影却永远消失了。
严复与郎官巷
郎官巷严复故居大门
1921年10月3日,一阵阵沉重的喘息声从郎官巷这所房中传出。
一位老人在书桌旁艰难写下遗嘱。
他曾积极倡导西学救国,翻译了《天演论》等8部西方科学著作;现在,他却告诉儿孙:
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
他曾在报上痛陈鸦片害民,自己却无奈染上烟瘾,现在,他告诫儿孙:
人要乐生,以身体健康为第一要义。
他曾大声疾呼废除八股,自己却四次参加科举,现在,他写道:
要知做人分量,不易圆满。
24天后,很多中国人听到这个消息:
一个叫严复的大学者在他郎官巷的寓所中去世了。
三坊七巷中,郎官巷现在的长度最短,只剩一百余米。
宋朝时,一个叫刘涛的人住在这里,他的子孙都是郎官,巷名由此而来。
其他六条巷都是笔直的,只有郎官巷是弯曲的,所以,据说当年它的长度列七巷之首。
甲午战争后,从郎官巷出去的林旭,与在京会试的1300多名举人一起参加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行动,要求变法。
成立伊始的船政学堂
1898年9月5日,年仅23岁的林旭被授予四品官衔,协助光绪皇帝处理各种政务。
当时光绪的诏书多为林旭所写。
然而,年轻人的才华还来不及充分被施展,维新变法即告失败——光绪被囚,林旭则与谭嗣同等人一起,被处腰斩。
临刑前,23岁的林旭仰天长啸:
“君子死,正义尽!
”然后大笑,声若洪钟。
他一截两断的身子被缝合起来运回福州,按风俗,这样的死法绝对不能再回祖居,林旭的灵柩也只好被寄藏在寺庙里。
当地的保守派对林旭的变法行为恨之入骨,他们用铁纤在火中烧红,然后将棺材捅穿。
林旭的妻子沈鹊应,也是福建船政大臣、两江总督沈葆桢的孙女,悲伤之中,坠楼自尽。
这对年轻夫妇被合葬于崎下山。
死时,他们还未生育一儿半女。
水榭戏台是三坊七巷大户人家的私人戏台
林旭的墓地现在已经踪迹全无,甚至他家的房子,也在都市行进步伐中,早早被吞没了。
跟他一比,严复是幸运的。
严复郎官巷的旧居被完好保存下来。
其实这只是严复晚年的住处,他的老家不在这里,而在福州郊外的阳岐村。
少年严复就生活在这里。
从小就入私塾读古文,这是延续了数千年中国家庭的教育理想;如果不是生活突然出现变故,估计严复也会按父辈所希望的那样,一直往科举路上走下去。
黄仁贤:
“(这一年他14岁就是)1866年他悲喜交加,春天是他结婚,和王氏结婚,没想到秋季8月份,就是父亲因为抢救霍乱的病人,他父亲是医生,抢救霍乱的病人,自己染病去世了,在这种状况下,他出身贫寒,家里面的家境比较困难,有寡母和妻子无人养,这种情况下,他不可能再继续读书了,走学优致仕的道路了,在1866年福州街头就贴满了船政学堂的招生广告,作为严复来说,他看到这种招生广告他就动心了,所以他就走上了船政的道路,为什么会动心了,因为船政学堂不仅不要学生的学费、住宿费、伙食费等等,而且每个月有四个银元,这个对他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可以养家糊口,所以他不得已走上这条路。
”
像当时的许多贫家子弟一样,只有12岁的严复决定报考船政学堂。
虽然船政学堂要讲授的几乎全部是自然科学,但这毕竟是从西方舶来的新鲜玩意,在当时的中国还没有任何基础,所以招生考试仍按照旧学进行。
严复凭借童年的古文训练开始初露峥嵘。
戊戌六君子之一林旭
他是作为第一名被船政学堂录取的。
船政分为前后两学堂,前学堂学习轮机,就是制造技术;后学堂学习驾驶,就是航海技艺。
严复被分在后学堂。
也正是在这里,少年严复第一次接触到了西方文化,天文地理,医学,力学,当然还有最基础的abc。
经过五年学习,1871年,严复以最优等的成绩从船政学堂毕业,然后很自然地登上那时还是稀罕物的船舰。
“建威”号,这是严复最初实习的船只,他随这条船政局自制的船到过香港、新加坡、槟榔屿等港口。
接着随“扬武”号抵达过日本的长崎、横滨等地。
世界在他眼前一下子展现出别样的色彩,这是埋头四书五经中的人绝不可能见识到的。
当然,更大的幸运还在后头。
1877年,也就是在林旭出生的第三年,严复与刘步蟾、萨镇冰等32位船政学堂毕业生一起去了英国,那年他23岁。
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呈现在严复的面前。
严复的出生地 阳歧严复故居
19世纪末的英国正值“维多利亚的黄金时代”,举国上下生机勃勃,巨大的物质财富激荡着人们的思想活力,达尔文学说和进化论影响着社会各个领域。
在英国格林威治海军学院,严复仍旧学习军舰驾驶技术。
毫无疑问,政府为严复他们定下的未来身份是军人,他的同学刘步蟾、萨镇冰等人后来成了著名的海军将领。
然而课余之时的严复却十分留心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政治学说。
他醉心于达尔文、卢梭、赫胥黎等人的著作,还常常独自一人去听法庭审判,思考着英国的富强和他们的政治民主法律之间的关系。
在当时的清朝留学生中,严复以独立思考和畅谈闻名。
满清驻英公使、洋务派人物郭嵩焘一见便称奇,两人迅速成为忘年交,经常在一起讨论中西方政治学术的异同。
1880年,从英国回来不到一年,严复即被另一个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从福建船政招至天津,在他创办的北洋水师学堂任总教习,负责教授洋文并兼管教务。
获得当时在中国政坛呼风唤雨的李中堂的认同,既有可观的俸禄,又掌握一定的实权,人生行进到这样的关口,应该可以开始在事业上大展拳脚,建功立业了。
然而就是在这个时候,严复的命运之舟却突然掉头,开始向他生前身后最受人争议的方向行进了。
严复初到天津,正是北洋学堂工程启动阶段,李鸿章特意写信给学堂当时的校长,让其准许严复参与学堂的初期建设、招收学员、制定课程等“一切”事宜。
而他的教学能力也得到了李鸿章“造诣精进”的评价。
虽然能力受到认可,但严复在北洋水师学堂却迟迟得不到升迁,思想主张更是难以实施。
为了改变人微言轻的局面,曾经留学西洋的严复决定参加清朝的科举考试。
严复翻译的其他西方科学著作
1885年,严复第一次回福建应试举人。
这一年的冬天,他的好朋友郑孝胥来到北洋水师学堂看望考试归来的严复,一进门,一股浓烈的酒味扑鼻而来,大醉的严复躺在床上爬不起来——他的第一次科举考试失败了。
1888年、1889年严复又先后两次入京应试,都没有成功。
无奈的严复只得用钱捐了个道员的官衔。
谁知紧接着,1889年到1890年,两年之内,他即从总教习被升为副校长、校长。
或许是一定要在世人面前证明自己的学问,或许是其他我们无法知道的原因,1893年4月,已近不惑之年的严复再次回到福建应试科举,而这一次,竟还是没有中。
还要继续在科举这条路上走下去吗?
要走多久呢?
严复的四次科举都以失败告终,即便是升了官,日子也还是味同嚼蜡。
正在此时,发生在1894年的一件大事,彻底改变了严复的命运。
中日甲午战争,世界海战史上持续时间最长久的一次海战,日本人借此一战迅速崛起,并跻身于世界军事强国之列,而清王朝则一败涂地,国几不国。
严复翻译的天演论
好不容易才组建起来的北洋水师的脊梁,一夜之间,全部命丧大海。
如果中日在海上没有那一场恶战,严复的科举梦可能还会一直做下去,可是战争却让他一下子清醒了。
那以后,他从八股文中解脱出来,像一名斗士一样跃上战场。
从1895年2月开始,严复连续在报纸上发表政论文章,“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不变于中国,将变于外国”,一系列振聋发聩的思想政治主张从严复的笔端流出。
1897年,在天津严复的公寓里,一项更伟大的翻译工作正在悄悄进行,一个注定要影响几代中国人思想发展的文化巨著即将破茧而出。
《天演论》一经发表,便迅速在维新人物中间流传;梁启超第一时间读到了它的手稿;康有为称其是“中国西学第一者也”;邹容说他少年时最喜欢读的书就是《天演论》;孙中山拜会严复时,也谦恭地说“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连当时著名的封建士大夫、散文家吴汝纶也被其感动,欣然为《天演论》作序
从维新变法开始,到孙中山的民主革命,再到接下来更多仁人志士的努力探索,中国近代社会到处弥漫着《天演论》的思想。
《天演论》译作问世后,版本竟达30多种,居当时外文译作之首。
十九世纪末,一本英国人所写、强调生物界生存斗争、优胜劣败的进化论观点的书,经过严复之手后在中国大地成了畅销书,并在这片广袤的国土上长久持续着它的深远影响。
《天演论》之后,严复又马不停蹄地翻译了另外七本西方著作。
此时的严复早已不是那个因为没有功名而过着味同嚼蜡的宦海生活的小教习了,没有人能够忽视他,即使是高高在上的满清王朝的皇帝。
1898年六月,光绪帝下令宣布变法。
包括比严复年轻21岁的老乡林旭在内的四个维新人士一起向光绪推荐了严复。
光绪很快招见了严复,听严复演说了一番外面的世界。
严复故居大厅
严复想必是激动的,也很愿意好好表达自己的思想,回来后就写下了《上皇帝万言书》。
可惜还未等他抄呈,慈禧太后就发威了,林旭等人被害,光绪被囚。
万幸的是带血的刀没有落在他的脑袋上,他逃过一劫。
但是“临河呜犊叹,莫遣寸心灰”。
命是保住了,心却伤得不轻。
十来年后清朝覆灭,民国成立,接着是袁世凯当政,是非起落,世事风云从眼前浩荡而过。
乱世之中,他无法成为旁观者,先是被袁大总统委以重任,北京大学校长、总统府顾问、政治会议议员、众议院参政等数职在身,接着他又脚步踉跄着走到了人生的另一个岔路口。
1913年,袁世凯指使杨度等人组织“筹安会”,鼓吹反对共和,恢复帝制。
杨度三次走访严复,邀他做发起人。
8月,“筹安会”成立,严复名列第三,成为“筹安六君子”之一。
对此,严复没有申明反对。
姚春树:
“他跟袁世凯之间的瓜葛很复杂,因为他跟袁世凯的关系差不多是从天津开始的,从在天津他当水师学堂的教习,总教习开始,到以后当袁世凯的顾问,幕僚前后差不多20几年的时间,有20几年的交往,这里面比较复杂,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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