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之初晋江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回顾.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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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之初晋江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改革开放之初晋江乡镇企业发展的历史回顾
陈文敬
今年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乡镇企业在中国大地上异军突起。
晋江的乡镇企业更是起步早,发展快,成为晋江经济的重要支柱,并创造了具有侨乡特色的“晋江模式”,格外引人瞩目,有力带动了晋江侨乡经济的腾飞,为晋江县综合经济实力进入全国百强县(市)前列、跃居福建省十强县(市)之首,打下坚实的基础。
但是,晋江乡镇企业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初期,经历了许多曲折和非难。
晋江乡镇企业之所以能够起步早、发展快,这与当时中共晋江县委解放思想,敢于冲破“左”的思想束缚和禁锢,实行一系列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分不开的,也可以说是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晋江地处福建东南沿海,历来人多地少。
解放前经济十分落后,劳动人民生活极为贫困,许多人被迫离乡背井到海外另谋生路。
解放后,在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经济有了一定的发展。
但由于地处海防前线和受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等“左”的错误影响,长期没有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加之国家投资少,工业基础十分薄弱,农村基本上只搞农业,又搞“以粮为纲”的单一经营,在耕地逐年减少的同时,人口却不断增加。
全县100万人口,耕地仅50万亩及沿海20多个大队搞渔业,全县农村经济仍停留在封闭半封闭的半自给状态,粮食占有量和社员收入都很低。
1978年,全县工农业产值仅2亿多元,财政收入1477万元,长期靠国家补贴过日子。
农民人均纯收入107元(其中集体分配57元),粮食虽高产,但人均占有量仅198公斤,仅比1949年增加22公斤。
人均纯收入和粮食占有量均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农村有三分之二剩余劳动力没有出路。
晋江的社队企业萌芽于合作化时期,产生于人民公社化运动,但一直难以发展。
早在50年代农业合作化时期,就由“小五匠”组织起来,相继办了一些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服务的小企业。
至1958年统计,全县农村工副业总产值为203万元(按1980年不变价计算),占农业总产值的3?
郾09%。
1959年至1961年,由于“左”的失误和自然灾害的影响,以上小企业大量下马,工副业产值仅76万元。
1962年农村经济进行调整,社队企业的发展有了转机,至1965年,全县农村工副业产值增至377万元,占农业总产值的5?
郾28%。
“文化大革命”中,工厂“停产闹革命”,农村一些知识青年、能工善商者悄悄撬开门缝,以集体企业为依托,从工厂中弄到加工零配件业务和材料,办起了小五金、小机械、小建材等企业。
1972年,毛泽东在批转一份社队企业文件中指出社队企业是农村经济发展的希望所在,促进了晋江社队企业的新发展。
一批社队集体企业创办起来。
但社队企业整体上仍然处于受压抑被扭曲的状态,有的甚至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被当作“地下工厂”加以取缔,有的被扣以“重副轻农”、“重钱轻粮”等罪名而加以批判。
在所谓“打击新生资产阶级分子运动”时,一些社队企业家又被打击,有的甚至被判刑坐牢。
但由于社队企业有顽强的生命力,经过艰难曲折的过程,晋江的社队企业仍有一定发展。
至1978年,全县共有社队企业1141个,从业人员51961人,总收入4212万元。
当时都是挂集体企业的牌子。
华夏春风暖,神州日月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政策,给晋江注入了生机和活力。
中共晋江县委领导晋江人民解放思想,奋力开拓,领改革开放搞活之先,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调动晋江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发挥晋江人商品意识强和侨乡资金多、劳力多、信息灵的优势,全县乡镇企业(1984年改名为乡镇企业)不但异军突起,而且起步早、发展快。
起步的第一年——1979年,全县的乡镇企业有1434个,从业人员78016人,总收入7866万元,提供税金295万元。
即分别比1978年增长25?
郾68%、50?
郾14%、86?
郾75%。
从1980年至1985年,全县乡镇企业一直保持持续、快速发展的势头。
至1985年,全县已有乡镇企业5581个,比1978年增长3?
郾89倍,企业总收入达73260万元,比1978年增长16?
郾4倍,占全县社会总收入的66?
郾63%。
其中工业企业产值66281万元,占全县工业总产值的84?
郾59%,成为农村工业化的主要载体,大大改变了晋江县的经济结构,使全县的工农业产值的比例,从1978年的29?
郾44:
70?
郾56至1985年改变为73?
郾72:
26?
郾28。
工业比重已大大超过农业,为农村工业化开辟了道路。
乡镇企业安排了农村大批剩余劳动力和城镇闲散人员,增加了农民收入。
全县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已达164886人,占劳动力总数的42?
郾05%,发放工资14670万元,比1978年增长118?
郾37倍,平均工资809元,比1978年增长2?
郾46倍。
全县农民人均纯收入525元,比1978年增长3?
郾9l倍,其中从乡镇企业的收入占近三分之一。
乡镇企业实现利润7790万元,比1978年增长15?
郾33倍。
有力支援了农业生产,从1981年至1985年乡镇企业利润用于以工补农的资金达1025万元。
乡镇企业还为国家开辟了财源,1985年提供税金3563万元,比1978年增长16?
郾12倍,占全县财政收入的69?
郾36%,成为财税收入的主要釆源。
乡镇企业的发展还有力地促进农村小城镇建设和两个文明建设。
后来,一些研究晋江乡镇企业的专家、学者都指出:
同样是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大好机遇,为什么晋江县的乡镇企业能比其他一些地方起步早、发展快呢?
当时一致认为:
中共晋江县委的正确领导和决策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中共晋江县委认真学习和坚决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解放思想,大胆探索,奋力开拓,勇于实践,坚决纠正和排除来自“左”的或右的干扰,为发展乡镇企业做了大量细致而有成效的工作。
县委首先统一思想认识,切实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搞活农村经济的一项战略任务,摆上重要的议事日程。
由于“左”的思想影响,晋江乡镇企业起步时,曾承受着巨大的议论压力,指责和非难之声不绝于耳。
1980年,对群众集资办厂的性质、方向,议论纷纷,说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脚”、“影响农业生产”,是“初期资本主义的作坊,自生自灭,不成气候”。
1981年贯彻中央的国民经济调整方针时,有些人又把乡镇企业说成是“小厂压大厂”、“冲击国营企业”,要求来个“关、停、并、转”。
1982年,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的斗争,对乡镇企业的非议更甚,说乡镇企业“是不正之风的风源”,“允许一部分人先富是复辟倒退搞个人发财,造成两极分化”等等。
而许多干部、群众也是心有余悸,怕党的政策改变。
有的说“有了困难定政策,形势好了改政策,运动来了批政策”,“一年不变有饭吃,二年不变有钱花,三年不变小康家”等。
晋江县委认真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政策,学习中央和省委有关大力发展乡镇企业的指示、规定,联系本县实际,回顾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多次研究如何搞好全县经济建设,认识到晋江长期以来搞单一经营,粮食长期徘徊在3亿斤左右,人均占有量只有400斤左右,人均从集体分配的收入只有50多元,都低于全省的平均水平。
有些公社、大队由于单一经营,增产不增收、成了“高产穷队”。
而有些农民集资办企业却取得了投资少、用人多、收益好的好效果。
深感如果只在50万亩耕地上做文章,不但富不起来,连吃饭也解决不了。
因此,县委明确提出必须“两手抓一齐上”,即只有一手抓粮一手抓钱,才能把农村经济搞活起来,也才能尽快地改变社员收入低水平的状况。
同时,决定把发展乡镇企业作为振兴晋江的战略任务来抓。
1980年8月,县委通过《关于加快发展多种经营和社队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11月又作出《关于当前农村若干政策问题的规定》并在全县广大干部群众中进行大力宣传贯彻,统一思想认识,冲破了“左”的思想束缚。
群众高兴地说是“下了一场及时雨,吃了一粒定心丸,是一贴发泡剂”。
思想放得开,步子也就迈得快。
短短一年时间,全县就办起联产集资企业500多家,集资1000多万元。
1981年,中央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县委针对有人认为晋江乡镇企业发展过头了,要关、停、转,明确指出,晋江的乡镇企业不是发展过头,而是发展得还不够;不是要下,而是还要上;不是要退,而是还要进。
结果这一年,全县乡镇企业又增加了84家,总收入也增长8?
郾1%。
陈埭镇的乡镇企业起步最早、发展最快,受到县委的支持。
县委向全县介绍推广陈埭的经验,并引起了省委的重视。
1983年5月,中共福建省委在陈埭召开乡镇企业现场会,对联产集资办企业给予充分肯定。
省委书记项南在会上讲话时,明确指出群众集资合作办厂是姓“社”不姓“资”,陈埭的乡镇企业被誉为“乡镇企业一枝花”。
1984年9月,晋江县委、县政府又制定《关于大力发展乡镇企业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各部门,各单位要大力扶持乡镇企业,变“管、卡、限”为“放、帮、促”。
这一年全县乡镇企业从2271个增加到3968个,企业总收入从24592万元,增加至55485万元,分别增长74?
郾72%和125?
郾62%。
晋江县委坚持改革开放的方向,认真地、及时研究解决乡镇企业起步过程中遇到的政策性问题和发生的新情况新问题,有效地促进全县乡镇企业的发展。
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关于社员合资经营和股金分红问题。
这是当时首先碰到的问题。
要发展企业靠国家和集体没有那么多资金,而晋江是侨区游资多,可不可以发动群众投资,以前有些人合伙办企业,但被当作“地下黑工厂,搞资本主义”而被取缔。
当时上级设有明确规定,有些人怕“越轨”。
但是陈埭的一些社队,思想比较解放,敢于打破条条框框,大胆进行尝试,搞了几个社员合资办的企业,取得了显著效益。
县委认为这在晋江是具有普遍性的问题,经过研究,权衡利弊,认为社员可以合资经营,但又作出四条规定:
1,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企业归集体所有;2,实行按劳分配,不准按资分红;3,投资社员可以优先安排在企业工作;4,投资额按银行利率付息,企业从积累中分期偿还本息。
现在看,这些规定有不必要的限制。
但是当时一宣布一呼百应,一年多时间,全县社员合资办企业500多家,投资总额1000多万元。
社员投资入股,又碰到股金分红问题。
原规定“可以由社员投资,其投资额可按银行利率分期付还本息”,“绝不能按资分配”。
随着党在农村政策的放宽,即改为可以按股分红,“最高不超过企业利润部分的30%”,实际上有的双方自行协商已经超过了这个比例,就不再加以限制了。
二、关于雇工问题。
按传统观念,认为雇工就是剥削,剥削就是资本主义。
开始县委也是没有明确可以雇工。
后来看到中央文件允许城镇个体工商业户可以带学徒、请帮工8人的规定,思想受到启发。
但对雇工问题仍采取慎重态度,既不轻意表态,又不作硬性规定,而是采取积极引导的方针,根据具体情况作具体分析。
有的企业请帮工带徒弟人数较多,但都是亲戚朋友,有的还通过托人情争着要进厂做工。
对这类政策性比较强的问题,在没有把握的情况下,采取继续观察研究的态度,但不反对。
1984年,县委根据中央文件,进一步放宽政策,正式决定并公开宣布,“专业户、乡镇企业请帮工、带学徒,只要报酬合理,两相情愿,人数目前不加以限制”。
这样,乡镇企业雇工已不成问题,而且需要雇多少就雇多少。
三、关于用人问题。
要进一步发展乡镇企业,必须有一批懂得技术、精通业务、善于管理的人才。
但是闲散在社会上的这种人才,过去在“左”的错误影响下,有不少被当作“黑供销”、“黑包头”、“投机倒把分子”、“暴发户”而受批判、处分,有的甚至进“学习班”受审查。
对于这些人如何看待、敢不敢起用,当时的认识是不一致的。
县委认为,多数人是搞错的,有的虽然有这样那样的问题,只要改了就好,就应允许人家出来工作,大胆地使用他们。
有的公社、大队通过起用一个人,救活了一个厂。
例如陈埭坊脚大队的林金田兄弟,他们有一手搞纺织机械配件的技术,过去曾把他们办的厂打成“地下工厂”、“黑工头”、受过审查。
这个大队大胆起用这兄弟俩,办起纺织配件厂,使大队企业从无到有,年收入突破百万元关。
这样,一批像林金田兄弟这样的人才受起用,对乡镇企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示范作用,后来有的还成为企业家。
四、关于产品销路和原材料采购供应及供销人员的供销费问题。
乡镇企业的产品销路和原材料供应都没有纳入国家计划,多数是靠市场调节解决的。
但当时还是实行计划经济,对乡镇企业能不能搞商品流通,认识也不一致。
有的认为乡镇企业是搞生产的,搞商业做买卖是不务正业,因而被看作是非法的。
然而当时的现实问题是,乡镇企业如不进入流通渠道,不但没有办法进一步发展,而且无法生存。
县委和有关部门研究后,认为必须冲破乡镇企业“只能搞生产,不能搞供销”的禁区。
即在县和社设立供销机构,配备了供销人员,为全县乡镇企业采购原材料和推销产品。
这对疏通供销渠道,搞活农村经济起了很大作用。
配备了供销人员便出现了供销员的报酬问题。
但有些人对企业内部的有效做法持否定态度,如许多企业实行的供销费作为工资和车旅费包干使用,被看作为非法所得。
县委通过调查研究,作了明确的表态,指出这是供销承包责任制的一种形式,是合法的,从而给大家吃了定心丸。
有效地调动了供销人员的积极性,保证了企业的生产和销售业务的正常开展。
五、关于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问题。
1982年,根据中央决定,开展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的斗争。
当时有些人针对有些乡镇企业存在的一些不正之风问题,非议很多。
有些干部对一些是非界限不够明确,思想混乱,信心不足,灰心丧气,消极等待。
有些支持社队企业的部门,也怕犯方向性错误,贷款不敢贷,牌照不敢发,使全县社队企业曾一度处于下降趋势。
县委发现这些问题后,通过调查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着重划清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和纠正不正之风的界限。
明确打击的重点是走私贩私、盗窃国家和集体财产、投机诈骗、贪污受贿等犯罪活动。
至于乡镇企业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应按中央规定的精神,要在整顿企业、加强工商管理和物资管理过程中加以解决。
县委认为,企业存在的问题一般是属于不正之风问题,真正成为严重犯罪的是个别的。
就是企业存在的不正之风问题也要分别情况区别对待,不可就事论事。
不正之风既要反对,也要解决,但具体问题要作具体分析。
因为企业的产、销、运绝大部分都没有纳入国家计划,排不上队,要正视这个现实,而企业又要发展,搞企业的人员自称是“无三证的皮球户”。
企业的不正之风很多是出现在“哪里被‘卡’住了,就用在那里”。
所以有人说这好像是“润滑油”,哪里运转不起来,润滑油一下去,就转动起来了。
不正之风是有一定社会根源的,但不能把不正之风和企业划等号。
因此,在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和反走私贩私斗争中,始终注意分清政策界限,既真正打击极少数经济犯罪活动,又保护了企业的合法经营,从而使全县乡镇企业继续保持发展的局面。
六、关于晋江假药案的查处。
随着乡镇企业的兴起,农村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商品货币关系也深入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各个阶层。
这时,有些人趁商品经济还不够完善的机会,投机取巧,发不义之财。
有些地方出现“假、冒、劣”商品。
晋江乡镇企业也受到这股浊流的影响。
陈埭镇涵口村的一些集资企业,钻公费医疗制度的空子,把他们生产的滋补食品饮料如冰糖银耳等,擅自加上药政批号,作为药品销售,违反了《药品管理法》。
1985年上半年,被作为“晋江假药案”查处,震动了全国,严重影响了晋江乡镇企业的信誉。
一时之间,连晋江生产的服装、鞋等也纷纷被退货或拒付货款。
在这严峻的局势面前,晋江县委在上级党委、纪委领导下,实事求是地处理了这一案件。
并且强调既要稳定发展乡镇企业,又要“举一反三”,从中吸取教训。
县委认真讨论,认为上一阶段在发展乡镇企业的指导思想上存在“两轻两重”的缺点:
“重发展、轻管理;重数量,轻质量。
”认识到乡镇企业不能一路开绿灯,而是该管的还要管。
为此,县委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对乡镇企业进行调整、整顿,全县共停办、撤销200多个企业;同时加强乡镇企业的管理机构,县、镇两级建立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并积极引导乡镇企业调整行业结构等等。
把受冲击变为整顿、巩固、发展的动力。
结果,1985年,晋江县的乡镇企业并没有萎缩,而是更加健康地发展。
至年底,全县乡镇企业又增加978个,总收入也比上年增加12549万元,增长27?
郾9%。
此后,晋江的乡镇企业一直保持迅速、稳定、健康发展的好势头。
七、工商、税务、银行部门如何支持、促进乡镇企业发展问题。
乡镇企业涉及面广,产、供、销、运每个环节都需要各部门协作。
为此,县委每年都召开有关部门会议,要求各有关部门按照中央和省有关指示精神,结合自己的业务,提出支持乡镇企业的措施。
县委还经常带领部门领导深入基层,听取干部群众反映,改进部门工作。
有些部门过去的一些规定和条例,不利于企业的发展,即采取变通的办法。
一般都能本着支持企业的态度,凡是政策所允许的该灵活的、能支持的就支持,该方便的就方便。
例如:
申请牌照,外出采购物资,产品外运,工商部门都尽可能简化手续,方便企业。
银行部门积极帮助企业解决资金困难。
如县农业银行,把乡镇企业和渔业生产作为信贷的重点扶持对象。
从1980年到1985年底,各项农业贷款的余额4540万元,其中乡镇企业的贷款余额2546万元,占56%,比1980年增长8?
郾43倍。
税务部门适当扩大乡镇企业税收的减免面,对乡镇企业征收所得税,除个别规模大、利润率高的企业外,均采取代征率的征收办法,代征率一般掌握在3%以内,一定3年不变。
新办的乡镇企业,自投产之日起,免征所得税两年。
归侨、侨眷独资或合资新办的企业,投资5万元以上的、取得银行华侨储蓄转账的有关证明,免征所得税3年。
纳税有困难的免征产品税、增值税、营业税一年。
归侨、侨眷和乡镇新办的企业,其投资额占60%以上的,自投产经营之日起,免征所得税3年,产品税、增值税减征收一年。
计委、经委、建委、物资、工业、林业、农业、交通等部门也为乡镇企业解决了不少材料和运输问题。
部门之间出现一些矛盾是难免的,但经过协调都可以得到解决。
晋江乡镇企业的发展,与各部门的大力支持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八、加强乡镇企业的管理和引导问题。
1977年,晋江县就成立社队企业管理局,乡镇也相应成立企业办公室,大队成立企业管理站(组),负责管理社队企业。
1984年6月改名为晋江县乡镇企业管理局,下设人秘股、生产股、经营股、质检股、外经股,同时分设供销公司、矿产建材公司、陶瓷工业公司、汽配工业公司等。
乡镇企业局认真贯彻落实“积极扶持、合理规划,正确引导,加强管理”的方针,从实际出发,采取积极措施,加强对乡镇企业的管理和做好各项服务工作。
主要是加强经营管理,全面推行经济责任制,加强技术管理,引进技术设备和人才,组织人员培训等;加强质量管理,不准企业弄虚作假、以次充好、假商标、假冒名牌,开展产品质量检查等;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落实各项安全措施;搞好服务,做好统筹规划,掌握政策、信息引导、企业登记、组织协调等工作,充分发挥了企业主管部门的职能作用。
改革开放作为一场新的伟大革命,不可能一帆风顺,也不可能一蹴而就。
改革开放不仅要摆脱传统体制的束缚,而且要克服前进道路上的困难,不可避免地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
在改革开放中碰到困难和矛盾,并不是因为开放的方向出了问题,而是由于传统体制的束缚以及某些方面经验不足,决不能因此停止改革开放的步伐,决不合停止进行制度的建设和创新。
晋江改革开放初期取得的成果和经验,说到底就是毫不动摇地坚持解放思想,坚持改革方向,坚持不断地推进制度创新和建设,舍此别无他途。
(原文刊载于《福建党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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