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指甲钳大王梁伯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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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指甲钳大王梁伯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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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例指甲钳大王梁伯强
案例:
指甲钳大王梁伯强
梁伯强,现任圣雅伦有限公司董事长,高中学历。
1962年生于广东小榄镇,1978年成为国营企业工人,1986年创办聚龙工艺品厂,1998年开始专一生产指甲钳。
他说,“非常小器”证明了一种力量,那就是“专一”。
47岁的梁伯强穿普通的休闲服、抽七块钱一包的红塔山。
1985年,他开始办厂;1998年,他已经成为国内最大的人造首饰产销大户。
现在,他是国内最大的中高档指甲钳供应商,每年将价值近两亿元的指甲钳销往全世界。
目前国内指甲钳行业一共有300多项专利,有100多项是属于梁伯强的。
据公开资料显示,目前,圣雅伦公司已经成长为中国最大、全球第三的指甲钳生产商,占据了中国指甲钳市场约27%的份额,其中中高端市场(单品出厂价2元以上)的份额高达60%。
他说,现在所有的心思都放在指甲钳上面,希望“将指甲钳打造成瑞士军刀、zippo打火机一样的产品”。
梁伯强创建的“非常小器”目前已经是全球三大指甲钳制造商之一。
他说,他要在两年内做到第一。
“非常小器·圣雅伦”已有200多个品种,并由单一指甲钳产品延伸到个人护理用品,成为爱美人士追逐的时尚用品,产品供不应求。
在圣雅伦,小小的指甲钳竟然拥有35项专利,比如“非常小器”就有专门的婴儿指甲钳,指甲钳面是平的,比成年人的指甲钳要短一半,这样的设计充分考虑到婴儿指甲的特点,产品一推出就深受妈妈们的欢迎。
他是中国“隐形冠军”形象代言人,被媒介称为“鬼才”、“每根头发都是竖起的天线”的“指甲钳大王”。
他参与起草制定了“中国指甲钳行业标准”,他发明创造的“二片式指甲钳”被称为“小五金行业的‘神五’技术”。
①陈长玉在一根手缝针的穿线孔上发明了四项专利,他的成功不仅仅在于专注,也在于创新。
陈长玉,青岛冀鲁制针厂老板。
他从14岁当童工,一直做到现在60多岁,一直专注在制针行业已有五十多年的历史了。
他所从事的行业也许大家都瞧不起,但他是世界级的“制针大王”。
②“猪毛大王”邓贵生先生专注在这个鲜为人知的行业里足足经营了24个年头了。
刚开始做猪毛生意的时候,他就在大海边打上几个水泥池,然后一路排下去把生猪屠宰场的猪毛收起来,就在这个池子里发酵,要浸泡两个月,把猪毛和毛囊分离开,然后再把猪毛捞起来拿去烘干,水就放到大海里面了,腐化了,就构成了环境污染。
结果环境部门干预他,说这个产业不能做,严重污染了大自然。
后来他灵机一动,搞了一种创新的方法,这方法简单得很:
他把猪毛一收回来就建立一个烤炉,循环式的烤炉,就把猪毛放在烤炉里。
把毛和毛囊都烤干了,他就像农民打稻谷的机器一样,自己发明的,就把猪毛放进去滚,就把毛跟毛连着的毛囊就分离出来了。
分离出来以后,接下来再做了一台机器把长短毛分开。
这个叫长毛,这个叫短毛。
结果就这么一个很简单、很传统的小发明,就为他带来了效益。
第一,他减短了浸泡时间,原来要浸泡两个月,他现在当天就把毛跟毛囊分出来了。
第二,他把长毛分出来就定义为是猪鬃毛,就卖给了毛刷厂去做毛刷。
把毛囊分出来,就卖给养花的花农。
第三,把短毛叫绒毛拿出来,提炼为氨基酸,卖给军工厂,来擦枪支弹炮。
从收猪毛到最后,完成了9道工艺流程,一根猪毛进门了以后一点都不浪费,长毛卖猪鬃,短毛提炼为氨基酸。
猪毛大王就在汕头,原来他的整个企业有300多人,现在缩减为三十几个人。
这就是创新的力量。
整个长江以南的猪毛都被他垄断了,他马上就要到内蒙去另外一家分公司了。
③中山市天朗电器有限公司专注于琴键开关的生产达20年之久。
④东莞市德生通用电器制造有限公司的梁伟,他只做收音机。
19世纪美国哲学家、诗人爱默生说过,一心向着自己目标前进的人,整个世界都给他让路!
这就是专注的力量。
”
刚读小学时,梁伯强每天放学都要路过一个卖秤的小门市部。
门市部旁边有个加工金银首饰的“单干户”,做的是那种造型非常简单的耳环。
那时,人们没有多少装饰品,能给结婚的子女一副耳环就算是高档的装饰品了。
那位单干户可以把一个戒指改做成两个耳环,把一个手镯划开做几个耳环。
梁伯强对这一手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只要一放学,他总要在那个摊位上看半天,时间长了,梁伯强记住了那几道制作耳环的“工序”,这位首饰艺人该算是梁伯强的手艺启蒙老师了。
有一年,家里因故欠下300多元外债。
为了还债,无奈之下,母亲把娘家的一部分旧家具变卖还了一半的债务。
梁伯强看在眼里,急在心头。
思忖多日,终于想到好点子——用母亲当嫁妆的铜脸盆制作铜耳环卖钱。
梁伯强剪开脸盆,又把家里的烟证拿去与那位做秤的师傅换一些铜丝,做耳环针,这样,铜耳环的原材料就算备齐了。
梁伯强先是买了一套简单的小工具,再在墙上挖了个大窟窿,做好耳环就把工具收藏起来,防止工商所的人来检查。
在那个年代,如果被查出来,会被冠以“地下工厂”或“资本主义尾巴”的罪名而受到处罚。
每天放学回来后,梁伯强一般可以做10来副这样的铜耳环。
然后等做完功课后,就飞跑几公里路,找到那些挑着箩筐卖冥纸,同时也兼卖铜耳环的老太太。
梁伯强一般以两角钱一付铜耳环的价格卖给这些老太太。
就这样,几个小时的时间内,梁伯强可以挣二元钱。
当时,农民一个工分也不过几角钱,至多也就是一元钱。
将近一年时间,梁伯强用完了母亲的铜脸盆,也还清了家里的欠债,同时也熟悉了一门“手艺”。
梁伯强的父亲有一位画画的好朋友叫潘栋梁。
潘老师过去读书时成绩比较好,但由于“家庭成分”不好,没有上大学的机会,只好到农村当一名“上山下乡知识青年”,在乡下当了教师。
有一次,潘栋梁老师把梁伯强带到他家中学画,颇有灵气的梁伯强觉得学起来很有意思,从此就迷上画画了。
白天上学,晚上学画。
就这样,潘老师带着梁伯强等几位学生不像学生、徒弟不像徒弟的孩子,一学就是近10年,潘老师也从不向学生家长收费。
在纸墨笔砚、山水花鸟虫鱼的世界里,梁伯强常进入一个忘我的境界,晚上在煤油灯下学国画经常到深夜一二点钟。
画的内容多是花鸟鱼虫一类,模仿“芥子园”也成为一个重要学习内容。
那个时候,珠江三角洲许多农民新盖房子的厅中一般都留有一个神台,神像背后都要画一幅画,内容多为“福禄寿”、牡丹图等富贵吉祥的内容。
一到星期天,梁伯强等人就骑上自行车,到乡亲家里为农民新房子的神台画些装饰画,农民一般也会给上五元钱。
每到年底,潘老师就带着梁伯强等人替村民写春联。
这样,既得到了实际锻炼,也能挣些买纸笔的钱。
就这样,梁伯强边练边学,坚持学习了10年的国画。
1978年,16岁的梁伯强高中毕业。
当时实行的是小学五年,初高中各两年的九年教育制。
虽然当年已恢复高考,但因为按有关政策,要到第二年才能参加高考,所以梁伯强和高考擦肩而过。
但巧的是,就在当年,作为“文化大革命”象征之一的“上山下乡”政策被取消了。
梁伯强有幸被分配到当时的小榄制锁二厂即现在着名的固力锁厂,因为有一手国画技术,他成了工厂的宣传文员。
他的工作是拿着笔纸记录书记厂长的讲话,平时在厂里搞搞节日宣传、会议备案,仓库没有货物出厂单就去刻蜡纸油印等。
然而好景不长。
1979年,小榄镇举办了一次庆祝改革开放的“菊花大会”,梁伯强作为宣传文员被抽调去搞宣传,时间将近半年。
轰轰烈烈的“菊花大会”结束了,梁伯强原来在工厂里的位置也没有了,转而被分到翻砂铸造车间。
1980年4月8日,梁伯强听到澳门的广播新闻说澳门要换澳督,预计移民政策会放松。
于是,梁伯强决心偷渡到与小榄相隔100公里的澳门。
与梁伯强相恋数月的锁厂同事黄丽儿,一开始坚决反对梁伯强偷渡。
但看到梁伯强决心已定,知道拦阻也没用。
两天后,在小榄的一个小树林,一对恋人依依惜别。
“我一定回来娶你,你等我。
”傍晚六点,不到18岁的梁伯强和三个同伴一起,奋力游往澳门,这一天,是1980年4月10日。
经过整整一夜,十多个小时的拼搏,他终于踏上了澳门的土地。
刚一上岸,就被澳门当地黑社会“捡获”。
手上的戒指被没收,还让梁伯强父亲从香港筹措4000元“赎人”。
满心期待的梁伯强没有想到初到澳门,迎接他的竟是黑社会!
在澳门,梁伯强找到的第一份工是在小榄老乡开办的服装厂当工人,这个小工厂专做“石磨蓝”牛仔裤,说是包吃包住,其实,一天只管两顿饭,晚上就睡在牛仔裤堆里。
一个月的打工钱只有30葡元,除了买毛巾、牙刷等生活用品,已经所剩无几,而当时澳门人的平均工资大约是600葡元左右。
在工厂里,瘦弱的梁伯强干的是超强度的体力活。
每天扛着一打一百来斤打成捆的牛仔服,一天下来,人累得连饭都没有力气吃。
不久,梁伯强在报纸上看到一家仿古家具工厂的招工广告,便满怀希望去应试。
前去应聘的梁伯强得益于一手画国画的手艺,一试成功。
给仿古家具画画,画山水花鸟和古代的仕女,按件计酬,画一幅挣40葡元。
他不停地画,一般一天可以画三四幅,挣到100多葡元。
一个月下来,拿到三四千元,最多时竟拿到5000多元。
在澳门的近1年时间,梁伯强一下子“发”了,居然积下3万葡元,按当时官方汇率,相当于1万元人民币。
他用自己所有的积蓄3万葡元,在澳门一个山脚下买了一间铁皮房作为“厂房”兼住房。
梁伯强简单修整了一下房子,雇了两个中山沙溪镇的年轻人当工人,手把手教他们怎么写画,几个月后,两个聪明的小伙子就能自己干活了。
梁伯强所雇的两个人也是从中山偷渡澳门的,他们没有临时身份证,就意味着非法入境。
当时的澳门临时身份证也就相当于今天的暂住证,他们随时都可能被遣送回大陆。
一天深夜的两点多钟,三人突然听到屋外警车汽笛长鸣,两个伙计以为是来抓他们的,撒腿就往外跑。
梁伯强一下也慌了,他在脑海里急速地想象着:
如果他们被抓,把我供出来,我一个手持临时身份证的人,又雇了两个非法劳工,岂不是要在澳门坐牢?
想到这,梁伯强也拼命往外跑。
梁伯强一口气就跑到一个朋友的住处,急急说明情况,又把临时身份证交给他保管,然后转身跑到澳门与大陆的通关处拱北海关。
梁伯强一直躲在树林里,苦等天亮。
早晨7点,他高举双手,向荷枪实弹的边防军说明情况,要求“回归大陆”。
边防战士对梁伯强从早上7点钟,一直审到下午4点钟,没有发现什么疑点。
便开了一封介绍信,信中说梁伯强还是“认识到社会主义好”等,希望当地派出所重新为其入户口。
当天晚上,只穿着一条短裤、一件短衫,带着一块手表的梁伯强回到家中。
为了生计,梁伯强学小榄的农村老太太,挑上两个箩筐,骑上自行车,每天早上从镇批发部那里批发一些咸鱼、冰棍、旧衣服,然后满大街叫卖。
1983年底,梁伯强终于还是想办法进了小榄胶木电器厂。
他认识了后来成为莫逆之交和创业盟友、当时的五金车间主任苏钢华。
1984年10月9日,梁伯强得知一个消息,澳门政府宣布有澳门临时身份证者可以换取正式身份证。
渴望改变命运的梁伯强,再次单枪匹马回到澳门。
找到以前的朋友,拿回那张改变梁伯强命运的临时身份证,在澳门警察署排队拿到一个正式身份证后,如获至宝的梁伯强马上持这一身份证来到中国旅行社申请办理了一张“回乡证”。
他成了一名合法的澳门居民。
取得合法身份后,梁伯强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去看看那间属于自己的不动产“铁皮房”。
当年那些乱七八糟的房子全部被拆得一干二净。
梁伯强后来才了解到,他当时的所在地是个“白粉区”,也就是吸毒区,当年那个晚上警察来抓的不是偷渡客,而是“吸毒者”。
一位姓冯的港商要在澳门开一家首饰工艺品厂,梁伯强马上过去试工。
老板当即就雇用了他,并且是当“厂长”!
经过一段时间对梁伯强的观察,特别是看到他出众的管理能力,老板对梁伯强说:
“你是大陆人,我也想到大陆投资,不如你回去替我办一个来料加工厂。
我在香港负责供料与销售,你在大陆当厂长,负责生产加工。
”冯老板给梁伯强开出的月薪是5000元。
1985年4月,梁伯强在小榄镇蚕种场内,开办了一家来料加工企业——小榄润记首饰厂。
不到半年时间,固定工人就增至六百多,厂外做“发货”业务的家庭妇女更是多达千人。
而背后的冯老板在香港的工厂才只有十来人。
年方23岁的梁伯强成了小榄第一个“职业经理人”。
按规定,来料加工企业的产品不可以随便在内地销售,因为它的原料和产品进出境是免税的。
梁伯强的老板原是广州人,他在广州的弟弟却偷偷将“润记”生产出来的首饰拿到广州的高第街、仰忠街等处去试卖,没有想到,生意出奇的火爆,常常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1986年的一天,中山海关一行人来到“润记”,一纸封条封住了工厂大门。
梁伯强也被抓去石歧海关,关了一个多月。
最后,海关认定是香港老板与其弟弟走私,与“经理人”梁伯强无关。
梁伯强又找到好友苏钢华。
这次,苏钢华劝他:
“时势不同了,你自己干吧。
”初始的工厂就设在梁伯强家里,仅有的设备是两台手动冲压机。
苏钢华利用晚上时间来“炒更”,替梁伯强生产模具,梁伯强自己便在家里加工生产各式首饰配件,再拿到广州市场和小商品城义乌销售,生意还是如同过去一样,货如轮转。
浙江义乌来的经销商时常晚上住在梁伯强家里,早上睡醒了,就拿货出门。
仅仅两年时间,梁伯强和苏钢华都发了财,家里都购置了高档的电器,其中还包括一套音响。
这在当时可是不多见的“大款”形象。
1985年中秋节,梁伯强与黄丽儿结婚。
1986年底,梁伯强利用自己澳门居民的身份,在香港注册了聚龙金属工艺公司。
然后,梁伯强又回到小榄开办了一家工厂,招了三十多个工人,厂门口的牌子上写着:
聚龙工艺厂。
工厂性质属来料加工企业。
梁伯强说取名聚龙,寓意是“把一批有本事的人聚集在一起”。
聚龙工艺厂最初只有16个员工,差不多每天晚上都要加班。
痛恨“资本家剥削”的梁伯强就用摩托车每天亲自送员工回家。
白天,大家把零件做好后,晚上吃完晚饭,梁伯强便骑上一辆旧的“雅马哈”牌摩托车,连夜赶几小时来到几十公里外的南海市,到一家外商投资的电镀厂电镀零件。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义乌商贩以“口说为凭”这种中国最原始的交易方式与梁伯强做生意,完全靠双方的为人,也就是个人信用。
义乌人拿货方式也很奇特,十来个做同类小商品生意的商贩选出一个代表,坐火车到广州市来统一进货。
商贩们下车后的第一件事就是在火车站买好当天的回程票,然后立即坐回北上的火车。
与此同时,聚龙的人造首饰及配件已经运到广州火车站。
为帮助客户省去托运的费用,梁伯强等人买好月台票后,就进入车站在月台上等候。
这样,义乌商贩在火车内,梁伯强等人在火车外,通过窗口将货物一股脑塞进去,交易就算完成了。
不需验货,一个个麻袋、帆布袋,包裹着双方的信用与希望,往来广东与浙江之间,就这样完成了一次次独特的原始交易。
梁伯强的“聚龙”跟着义乌市场也一起迅速发展壮大。
他和义乌的商贩们结下深厚的友谊。
那个时候,聚龙的人造首饰是当地的抢手货,货交给谁做,谁就可以发一笔财。
梁伯强做买卖讲究公平、双赢,他的批发价格定得也相对合理,最低二三角,最高也不过五六角,义乌的首饰商都很喜欢与这位“小广东”做生意。
1987年7月1日,苏钢华终于同意正式加盟聚龙,梁伯强的信心大增。
苏钢华在机械、传动、电子、冲压技术方面具有很强的领悟力。
梁伯强经常到香港的工厂学习,去国外考察。
回来把看到的生产程序和机器的安装及运转情况和苏钢华一说,苏钢华很快就能仿制出来,解决生产技术难题。
从1985年到1995年的十年时间内,聚龙一直是小榄五金冲压技术的排头兵。
当年聚龙的员工转到其他公司上班,无须试用期。
十多年间,从聚龙公司出去的员工,独当一面的近六十人,聚龙成了小榄培养五金、人造首饰制造人才的“黄埔军校”。
1988年夏天,梁伯强在香港接到一张五六十万元的大订单。
梁伯强做的产品主要是首饰配件及首饰制品,包括项链、耳环、胸花、头花、手镯等,后来还发展了一些旅游纪念品。
除了制作工艺好,还在于款式新、花样多、变化快,香港那边有了什么新样式,他这里马上就能做出来。
以前的首饰设计都是由人工手绘。
1986年,当梁伯强发现港澳地区有专门的设计电脑,便花二十多万元购买了一台苹果电脑,进行产品开发设计。
他自己一边上班一边学习。
梁伯强晚上打电话到澳门朋友处,一个键一个键地认识、一个步骤一个步骤地记、一个程序一个程序地摸索,有时一个晚上电话费就超过一百多元。
功夫不负有心人,梁伯强终于学会了PHOTOSHOP等软件,学会使用电脑设计产品。
之后又以万元月薪,请来小榄一家电脑公司的老板,让其既做设计又当电脑先生,强迫设计人员学习计算机设计,电脑很快为聚龙增强了竞争力。
最多的时候,聚龙的设计师多达50多人,占员工总数的10%。
1989年冬天,梁伯强到了天津,找到了当时十大商场之一的天津百货大楼,求总经理给个柜台。
经理不肯见他。
经理不见,梁伯强就守在他办公室的门口。
但一连七天,经理每日旁若无人一般进进出出,照样不理睬他。
他变了策略,不再守在经理室门口,而去守在商场大门口。
他买来两只计数器,从周一到周日,站在百货公司门口,左右手不停地按计数器。
左手一只计数走进商场的人,右手一只计数买了东西拎着商品袋走出商场的人。
每天,商场一开门,他就守在门口,直到晚上打烊,一整天,又冻又饿。
可是,他掌握了商场的重要数据:
每天大约有九万人来逛商场,大约有二万多人在商场里购物出门!
梁伯强带着这条信息,又站在了经理室的门口。
这一次,他的脸上带着自信的微笑。
这两个数字一出口,总经理大为惊讶,很受感动。
他没有料到,这个不起眼的“老广”这么会死缠硬磨,这么有心计,这么有头脑。
总经理立即对他另眼相看,敬佩有加。
他高兴地说:
“我还从没见过你这样的人,交个朋友吧,今晚我请你吃饭!
”
饭桌上,工艺品部门的经理、柜台的组长等全部到场。
总经理端起酒杯:
“你干了这杯酒,明天你选哪块地方,我就给你哪块地方!
”梁伯强不胜酒力,解释说:
“我实在不能喝酒,能不能换个别的条件?
”“那你就把这桌子上的芥末油、酱油全喝下去!
”总经理本是一句戏言,梁伯强却当了真。
他站起身,把每人面前的芥末油、酱油都倒在一个碗里,一仰头,一闭眼,灌下去了。
顿时,口腔、喉咙、胃肠,着火一般辣辣地疼起来,好像熊熊烈火从鼻腔里往外喷,眼泪哗哗地往下淌。
这一冒失举动,让一桌子的人都惊呆了,谁也没想到,梁伯强如此认真,如此义气!
这一切的代价,回报给他的是商场里最好的位置,最好的柜台。
聚龙一直在不停前进,逐步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之路。
产品档次不断提升,走在同行业的前头。
做首饰时,市场同行对梁伯强都有几分敬畏,在香港市场也很有名气,旅游纪念品曾经走进全国政协礼堂和天安门。
聚龙业务范围逐步扩大。
梁伯强负责新产品开发和市场推广,苏钢华负责生产,改进技术,提升产品质量。
梁伯强的足迹遍及国内所有的人造首饰和旅游纪念品批发市场。
为了在北京这个旅游大市场推销自己的商品,梁伯强一个旅游点一个旅游点跑,一个摊档一个摊档地调查市场行情。
公司在全国设立办事处多达二十多个,鼎盛时期,市场在销品种达数千个。
可以说做到了天天出新款,周周实行末位淘汰。
人造首饰类似时装,毛利率有的高达几十倍,而低者连成本都收不回。
数量小、批次多、淘汰率高。
最多时,企业一年的销售额超过6000万元。
这个营业额维持了将近10年。
1998年以前,梁伯强旗下的聚龙公司一直是以生产人造首饰和旅游纪念品为主的,产品畅销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产值最多时年逾六千万。
但人造首饰和旅游纪念品是一种随意性消费品,销售区域仅局限在风景旅游区,消费群体狭窄,因而做大做强难度太大。
梁伯强一直在寻找一个具有发展前景的产品,一个可以做大做强的项目。
1998年5月的一天,累了大半天的梁伯强吃过午饭后靠在办公室的沙发上休息,顺手从茶几下面抽出一张旧报纸来。
梁伯强一眼就被其中一篇《话说指甲钳》的文章抓住了。
原文是这样的:
最近,朱镕基总理在接见全国轻工业集体企业代表时说:
要盯住市场缺口找活路,比如指甲钳子,我没用过一个好的指甲钳子,我们生产的指甲钳子,剪了两天就剪不动指甲了,使大劲也剪不断。
他以小小的指甲钳为例,要求轻工企业努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开发新产品。
小商品虽小,但是市场需求量大,薄利多销,也能为企业创收可观的利润。
比如指甲钳,台湾一家企业生产的指甲钳不但质量好,非常锐利,经久耐用,而且它里面还设计了一个小袋子,剪下的指甲会掉到袋子里,不会掉得到处都是。
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指甲钳子,不但在台湾流行,还风靡海外市场,企业因此获得了比生产大件产品还可观的收入。
他找来大量国内和国外生产的指甲钳,发现国内的指甲钳不管是哪个厂家生产的,产品造型单一,没有鲜明的特点,而且生产粗糙,剪起指甲来,非常费劲,指甲壳还到处乱飞,有人曾经讥讽国产指甲钳剪指甲像“用牙咬”。
而国外的指甲钳呢,韩国的、日本的、德国的,各自特点都不相同。
韩国货做工精致,贴近大众,细节上非常人性化;日本产品在精细的基础上突出款式的新颖,上面各种卡通造型让人爱不释手;德国人则是把指甲钳当作一种高技术产品来生产,产品质量无可挑剔,有的德国指甲钳甚至一个卖到几百元。
但他们共同的特点就是精致、耐用、实用。
梁伯强决定到80公里开外的广州“555”指甲钳工厂探个虚实。
为取得信任,梁伯强敲开厂长办公室门说:
“我们想订一批指甲钳,10000个,要求在指甲钳的扛杆上装置一些图案,做旅游纪念品用。
”
在与厂长聊天中,梁伯强了解到,做指甲钳用的材料是低碳钢。
过去,梁伯强打交道多年的金属材料主要是铜。
梁伯强开始了国内指甲钳生产情况大考察之旅。
第一站到天津。
这里的指甲钳厂早就倒闭了,第二站北京。
梁伯强面对的同样是一处人去楼空的旧厂房;第三站苏州。
当地的国有指甲钳厂和广州的“555”一模一样,厂里只有留守人员,其他职工早就出去摆地摊了;第四站上海。
梁伯强在天目路上走来走去,弄得满头是汗。
明明电话簿上的地址就在这里,怎么就是找不到?
!
梁伯强向附近的人打听:
“请问,上海指甲钳厂在哪里?
”“这不就是吗?
”对方一听,顺手指向对面。
就在眼皮子底下,可是不见踪影啊?
原来,这家企业连厂牌也没有了。
而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梁伯强还看到了历史的一幕:
法院的人正手拿封条,要往大门上贴。
见此情景,梁伯强赶上前去:
“别贴,别贴,能不能让我进去看一看?
”说时迟,那时快,封条已经贴了上去,进不去了。
围着厂区,梁伯强发现还有一个后门没有封,得到允许后,他进去转了一圈,看了一下。
看到的是尘封的机器,灰暗的厂房,这破败的景象深深印在梁伯强的脑海里。
这家生产“双箭”牌指甲钳的上海指甲钳厂,曾经参与起草了我国第一部指甲钳行业标准。
梁伯强开着车来到距小榄60公里外的南海市,这是截然不同的一番景象:
当地的个体户家庭工厂里“乒乓乒乓”,热闹得很,指甲钳生意火得不得了。
然而,这些个体户生产出来的产品质量与价格也是“天下大乱”。
不但粗糙,更为甚者,一个指甲钳市场销售价只有五角钱!
梁伯强又跑到浙江海宁市,这里的个体指甲钳企业同样红红火火,比南海还要多,规模还要大!
整个镇就是一个指甲钳生产工场。
一家一户,二三十人一个家庭小作坊,货如轮转,指甲钳生产出来后马上就流到义乌市场。
更让梁伯强吃惊的是,这里生产的指甲钳一把只卖二三角钱!
到批发市场上转了一转,梁伯强发现,韩国“777”指甲钳居然卖到几块钱一把,差不多是中国同类型产品的十倍!
韩国的“777”基本上是在高级商场里面销售,个体户那里也能见到,但已经占据了中国城市的主要市场,销售势头很猛。
通过对国内市场的考察,梁伯强得出一个判断:
还是做高档货才有前途,进入低价市场没有前途。
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来次环球考察之旅!
梁伯强来到香港,找到各国驻港领事馆,请他们协助调查所在国家的指甲钳生产厂家,共查出有20多个国家生产指甲钳。
第一站是台湾。
原来跟大陆也差不了多少,产品质量,也是很勉强。
第二站,梁伯强飞美国,他装扮成买家进入“馨”牌公司。
一打听,对方根本就不生产指甲钳,所有指甲钳都是委托韩国企业生产的。
后来才明白,这是国际品牌流行的贴牌生产做法,英文叫OEM。
回到香港后,梁伯强得知德国“双立人”是全世界最有名的品牌,这样又飞到德国索林根市。
一调查,当地确实有一家这样的企业,但是一家生产厨房刀具与医疗器械的生产基地,产品以钳子、镊子等五金工具为主,而且,指甲钳款式不超过五六个,没有生产规模,事实上也算不上一个指甲钳厂。
到了德国后,梁伯强又顺便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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