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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宣教的成功经验材料汇总
如何加强环境宣传的舆论引导?
一、山西环境宣传模式-最有价值的环境新闻(2010年09月30日09:
11 中国环境报)
21世纪是我国大力建设生态文明的世纪,也是山西加快步入生态文明的世纪。
山西环保新政开启了山西生态文明的道路,山西环保攻坚凝聚了山西建设生态文明的力量,而山西环境舆论宣传,作为生态文明的先声,则成为山西环保新政的旗帜,成为山西环保攻坚的号角。
在山西,环境舆论宣传营造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创造了环境保护的社会效应,被山西社会称为“山西环境宣传模式”。
山西环境舆论宣传之所以成为“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完全基于,山西在推进环保新政和环保攻坚进程中,构建了崭新的环境舆论宣传思想观念体系,形成了独到的环境舆论宣传实践操作模式,并由此产生了具有历史性和现实性的巨大的环境保护社会影响。
山西省环保厅厅长刘向东曾提出“环境宣传职能论”。
他认为,环境宣传是环境保护的重要职能,环境宣传、环境管理、环境执法三位一体,共同构成环境保护的三大职能。
环境宣传的内核,就是高度彰显环境保护的话语权;环境宣传的外延,就是广泛营造环境保护的社会氛围。
所以,要把环境宣传放到实现国家环境保护意志的高度,以环境宣传的力量推动国家环境保护意志的实现。
彰显环境保护国家意志,这就是环境保护话语权之根本所在。
在提出“环境宣传职能论”之后,山西又提出“环境宣传造势论”、“环境宣传话语权论”、“环境舆论超前论”、“环境舆论放大论”、“环境舆论监督论”、“环境舆情应对论”,以新的理论基点支撑和构建了环境舆论宣传思想观念体系。
并且出台了“环境信息公开制度”、“环境新闻发布制度”、“环境新闻通稿制度”、“环境舆论监督制度”、“环境舆情应对制度”,以新的操作方式构架和形成了环境舆论宣传实践运作系统。
此二者,构成山西环境宣传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的核心在于:
求新创新——追求新闻价值和创造新闻效应。
山西把这种追求和创造,作为环境保护的一种工作方式,将环境舆论宣传的职能和功用,推演到一种极致化的实践境界;以全新的环境舆论宣传的机制和方式,营造了一种巨大的绿色效应。
山西环保新政的机制创新、政策创新、措施创新和运作创新,都在这种新闻价值和新闻效应的追求中获得了巨大的实现。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造势论”及其实践,凸显环境保护推进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宣传造势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扩音器”和“共鸣器”。
其内涵在于:
环境保护的本质是以人为本,因而我们的环境保护,是社会的环境保护,是公众的环境保护。
推进环境保护需要公民社会的真正觉醒。
环境保护没有强大的社会声势和社会氛围,就形不成社会力量和民主力量,而环保的社会力量和民主力量,是环境保护的真正压力和真正动力。
那么,环境宣传具有这样的造势功能,环境舆论具有这样的造势功能,而媒体的造势,就是社会舆论的发生器,它形成强大的环境保护社会推进力。
2006年,是山西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时候,山西临汾、阳泉、大同被列为全国污染第一、第二、第三的城市,临汾则被称为“环境污染世界第一”。
政府对辖区环境质量负责,这是环保法律早就明确规定的职责,但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政府的环保责任实际并没有落实,官员的环保责任并没有承担。
在这种背景下,山西提出一个观念:
环境问题已经发展成一个社会政治问题,一个政治经济问题,环境问题的解决依赖于执政理念和执政能力的解决。
那么,山西环境宣传舆论必须对环境问题的解决给予社会政治推动。
为此,山西发起《山西省社会公众环境意向调查》。
调查结果表明:
80%的公众不愿意财政收入领先而环境污染严重的市长留任,89%的公众赞成党政领导实行环保“一票否决”权,90%的人呼吁实行领导干部环保问责制。
山西提出确立环境保护政绩考核理念,把环保纳入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政绩考核体系,将考核结果作为评先选优和干部任用的重要依据,实行环保“一票否决”权。
山西建立了环保政绩考核机制体系,出台了《山西省环境保护违法违纪行为处分暂行规定》、《山西省领导干部环保政绩考核暂行办法》和《山西省关于市县主要领导干部科学考评暂行办法》。
当时,山西环境宣传连连推起3个舆论冲击波,为营造环境保护的社会政治氛围高调造势。
第一个冲击波,宣传社会公众对环保政绩考核的呼唤,“公众不满意财政收入领先而污染严重的市长留任”,成为舆论造势的先声;第二个冲击波,宣传省委书记提出的科学执政理念,“山西不要污染的GDP、不要带血的GDP、不要损害人民根本利益的GDP”,成为舆论造势的核心;第三个冲击波,宣传山西环保政绩考核机制的实效,山西查处因负有环境责任而被“环境问责”的领导干部,成为舆论造势的主体。
由此,环境保护在山西成为党政“一把手意识”,环境保护上升为党政“一把手工程”。
社会政治舆论上的环境保护造势行动,使山西环境保护真正进入了“新”的世纪,环境保护在社会公众的观念和政府官员的观念中,发生了前所没有的变化。
山西百姓形成了共识:
环境问题成为民生问题,政府官员不尽环保职责就是不称职的官员。
山西官员形成了共识:
环境保护成为了社会政治问题,领导干部不抓环保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媒体造势推动山西环保政绩考核,环保政绩考核推动山西环境改善,山西终于摘掉了中国污染第一的帽子。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话语权论”及其实践,彰显环境保护法治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宣传话语权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表决器”和“制动器”。
其内涵在于:
环保话语权是环保部门的重要权威,它同环保审批权和环保处罚权一样,成为环保部门的三大权威之一,而且,其权威之力越来越显著。
实际上,环保话语权,就是影响发展决策的权力,就是彰显环保法治的权力,就是实施舆论监督的权力,就是开展宣传造势的权力。
某种意义上,话语权就是决定权,话语权决定环境保护的地位,话语权提升环境保护的权威。
所以,环保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话语权,学会表达话语权,敢于显示话语权,善于运用话语权,以彰显环保话语权的现实威力。
2006年,是山西发起环保攻坚的时候,也是山西环保攻坚举步维艰的时候,攻克环境违法沉疴和环境污染顽疾,成为环保攻坚的首克之难。
当时,作为在山西举足轻重的、既是经济大市也是污染大市的孝义,是山西环保攻坚必须突破的沉疴顽疾。
山西环保部门已认识到,顽疾用重典,沉疴施重拳。
但是,怎么突破?
成为山西环保的一个历史抉择。
当时,山西就选择了重在凸显环境保护话语权的创新力举——“暂停审批”和“区域限批”。
山西环保凸显环保话语权的方式:
第一,让环保话语权到达决策层面,第二,让环保话语权到达对象层面,第三,让环保话语权到达社会层面。
先是,刘向东在山西省委常委会上据理力争,陈述事实,提出对环境违法典型坚决予以重处的执法思路。
继而,山西环保部门挡住诸多说情劝告,坚决对孝义实施“暂停审批”,将执法创新的第一把利剑直指这个因污染而发达的经济强市,创造了山西环保的头号新闻。
当即,山西环境舆论一触即发,一发而不可收:
“山西暂停孝义的环保审批权”的报道,成为全国舆论热点。
这是山西环保创造的中国第一个“暂停审批”,也是山西环保话语权的第一次强势显示。
然而,因污染而麻木的孝义市,当“暂停审批”利剑搁在头顶的时候,居然不知道,这个“暂停”停的就是其经济建设项目。
这次环保话语权的显示,由媒体的解读和监督,由舆论的聚焦和直击,直接引发的是:
孝义市读懂了“暂停审批”的话语意义,丢掉20亿元固定资产和生产总值,断尾求生,转型发展,快速走上由环境污染大市向环保模范城市转型的道路;中国环保读懂了“暂停审批”的话语意义,原国家环保总局借鉴山西做法,在全国实施“暂停审批”和“区域审批”,大大震慑了环境违法企业,一举打出了中国环保的话语权威。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超前论”及其实践,透射环境保护引领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宣传超前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领航器”和“加速器”。
其内涵在于:
环境舆论宣传具有可超前特点,超前思维和超前意识是它的潜质,超前策划和超前设计是它的显能,超前操作和超前造势是它的方式,超前氛围和超前气势是它的实现。
绿色时代的环境保护是超前的环境保护,超前谋划,超前操作,超前引领,注定是环境保护的时代要求,而不超前,即意味着滞后或者落后。
可以说,没有超前意识的领导是不具备现代意识的领导,不会超前造势的领导是不具备现代方式的领导。
因而,现代领导不仅仅要注重环境舆论宣传,而且要注重环境舆论宣传的超前行动。
2007年,山西环保攻坚急速挺进,环保压力成为地方政府的巨大压力。
这个时候,刘向东大胆策划一项激励政策:
由山西省政府重奖环保市长。
他给山西省省长报告了想法,省长到山西省环保局视察时,突然提出,对山西在全国环境质量排名前移的城市,要给予100万元到200万元的重奖;这个奖,要奖到市长个人。
当时,在山西,这绝对是个大新闻。
在全国也是大新闻。
山西省环保部门就策划:
这个新闻怎么做?
要做新闻报道,尚未形成文件;不做新闻报道,省长已经承诺。
于是,突破过去“没有成文不报道”的做法,立即将“环保重奖”的新闻报道出去,当然,也立即起草“环保重奖”的政府文件。
没想到的是,当媒体铺天盖地报道此事的时候,却立即引发了媒体争论,舆论矛头直指山西政府:
做好环保是责任所在,凭什么就重奖政府官员?
财政部门就埋怨了:
没发文件,怎么就先把新闻发了呢?
环保部门也担心:
麻烦来了,不要再做“重奖”的舆论了。
舆论冲击,社会压力,呼啸而来,而就在这个时候,刘向东却兴奋了。
他说,不论舆论肯定还是舆论否定,对山西环保都是支持。
我们要的就是舆论效应。
可以说,“环保重奖”新闻在社会引起的舆论轰动,远胜于“环保重奖”决策本身,也胜于“环保重奖”新闻本身。
实质上,它是“炒”热了山西环保。
所以,无论舆论如何,无论争论如何,山西官员环保攻坚的行动没有动摇,山西政府重奖环保的决策没有动摇,最后,媒体争论尘埃落定,环保重奖承诺兑现。
第一年,山西一个城市独摘100万元大奖;第二年,山西7个城市各获200万元重奖;第三年,山西两个城市各获1100万元巨奖。
重奖之争引发的,是山西城市的环保竞跑,重奖之举引动的,是山西环境质量和环境形象的历史性跨越。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放大论”及其实践,张扬环境保护影响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宣传放大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辐射器”和“放大器”。
其内涵在于:
舆论宣传具有独特的传播效应和放大效应,环境保护具有现实的传播追求和放大追求。
环境保护的“放大”和“高调”异名同通,环境保护的“低调”则是“无为”的别名。
事实上,“高调”不只在塑造环保自己的形象,而是在塑造政府执政的形象。
但“高调”和“放大”,不是对事实的夸大,不是对事情的虚构,而是把事实的内涵发掘出来,把典型的经验传播出去,把行动的效应扩展开来。
就是把事情所具有的价值意义,在更深内涵更广意域被阐释,在更高层面更广范围显示。
放大是为了显示,显示是要引起关注,而引起关注,实际也引起社会的监督响应
2007年,山西环保攻坚艰难推进,许多污染企业,被责令取缔却取缔不了,被勒令关停却关停不了,被明令淘汰却淘汰不了,置法律政令于不顾,违法运行,且顶风生产。
山西环保部门独辟蹊径,寻找突破,与金融部门联合发文,出台了停贷措施;与铁路部门联合发文,出台了停运措施;与电力部门联合发文,出台了停电措施。
文件规定,只要是污染企业违法生产,环保部门一纸“停”令,银行、电力、铁路就必须“叫停”。
这些措施被称为“三停制裁”。
这种制裁本身具有绝对的杀伤力,但一纸“停”令件能否执行,却也是问题。
山西环保部门立即彰显舆论放大功能,动用一切可以动用的媒体,将“三停制裁”宣之于社会,广告于公众,并放大为“组合套拳”、“铁腕行动”、“部门联动”、“统一战线”。
舆论声势越造越大,社会影响越放越大,等于把叫停者自己也放大于阳光之下,以引起社会的监督响应。
最后,终使“三停制裁”形成了实际结果:
切断污染企业的资金线,切断违法企业的动力线,切断落后企业的运输线,等于切断了污染企业的生命线。
而当这些“线”真的被切断时,企业着急了,他们跑银行、跑电力、跑铁路,末了,都说你环保过不了关。
最后,这些企业没有办法了,说:
“管钱的、管路的、管电的,都被环保管住了,环保怎么变得这么厉害了?
”
其实,厉害还在后面。
媒体放大了“叫停”,“叫停链条”越拉越长;舆论扩散了“联动”,“部门联动”越滚越大。
山西环保部门与纪检、监察、公安、检察等20多个部门建立了执法联动机制,统一战线越扩越大;山西城市与城市、政府与政府、区域与区域,形成了纵向联防联控、横向联防联控、区域联防联控,联防联控越来越坚。
可以说,舆论放大促成了“联动”机制,“联动”机制又激发了舆论放大,到最后,“舆论放大”把自己也放大到环保统一战线中去了,山西形成了环境保护的社会强势联盟和社会强势影响。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舆论监督论”及其实践,高扬环境保护批判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舆论监督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监视器”和“推进器”。
其内涵在于:
舆论监督是现代环保的强势手段,对于地方政府,它具有舆论推进作用;对于污染企业,它具有舆论威慑作用。
所以,面对环境违法行为,媒体舆论依法监督,对媒体而言,是责任所系;对环保而言,是借力发力。
所以,环保部门要最大限度地依靠舆论监督,使媒体记者成为发现问题的耳目,发声呼吁的喉舌,发力鞭策的手掌。
新闻媒体要成为环境保护的监督哨,批评批判的视角要紧紧盯着环境,以舆论监督推进环境质量的改善。
2010年,山西污染减排进入倒计时的最后攻坚,山西举全省之力发起冲锋,但在个别地方,仍有污染减排主体踌躇不前。
山西组织污染减排新闻采访团,赴全省城市实施舆论监督。
媒体采访被环保挂牌督办的工业园区,园区领导承诺:
摘不了挂牌督办的牌子,我主动请辞,请市长摘掉我的帽子!
记者追踪污染减排工程缓慢的县市,县市领导表示:
逾期完不成污染减排工程,该打板子打板子,该摘帽子摘帽子!
舆论围剿污染尚未彻底改善的区域,地方领导责令:
改变不了环境形象,无论官员调到哪个岗位,都将追究环保责任!
新闻采访团在山西东线采访,遭遇地方官员发表怪论:
“污染减排就是允许排放”、“发展经济就要牺牲环境”。
而且,发怪论者竟是主管环保的官员,主管环保的官员竟然不负责任,无视环保,为污染辩护。
媒体记者义正词严,现场批判,迫使“雷人”官员无言以对,当众认错。
在山西西线采访,新闻采访团接到地方环保部门举报:
著名的山西汾酒集团,迟迟不落实二氧化硫减排。
政府下达的减排文件没有安排,环保部门登门督办被撵出企业,新闻记者希望承诺却一再推诿。
媒体记者顶住说情撰写批评通稿,迫使汾酒集团董事长表态:
污染减排,汾酒集团绝不拖山西的后腿!
环境舆论监督把污染减排紧箍咒越拧越紧,舆论监督也越来越引起公众关注领导重视。
山西公众向污染减排新闻采访团举报环境问题,要求拧住污染企业批评曝光。
山西省省长在新闻采访舆论报道上作出重要批示,要求高度重视跨省河流污染。
山西省环保厅厅长刘向东在新闻采访工作报告上多次批示:
新闻采访作为环保的耳目、喉舌和手掌,发现问题,批评曝光,引导舆论,发挥了媒体的监督作用,推动地方政府污染减排,促进形成了全民关注环保的社会氛围。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舆情应对论”及其实践,显示环境保护引导力的模式
山西提出“环境舆情应对论”,指出,环境舆论就是环境保护的“观察器”和“导向器”。
其内涵在于:
面对环境舆情突发事件,如果环保部门不及时传递真实的信息,失实报道或失真新闻就会大行其道;如果环保部门不能加以正确引导,任意传言或蓄意炒作就会招摇过市。
所以,面对环境舆情突发事件,我们必须在第一时间迅速作为,掌握新闻发布的主导权;必须敢于决策,发出快速反应,正确引导舆论;必须客观分析情况,依据事实说话,公布事情真相;必须立足大局,形成舆情跟进,维护负责任的政府形象。
2010年9月1日,一则题为《美媒体评出世界九大污染严重地区,中国临汾位列第一》的新闻报道,迅速在互联网传播——“据国际在线专稿报道,美国《赫芬顿邮报》日前评出了世界九大污染最严重地区,中国临汾名列第一。
报道说,坐落在产煤带上的临汾市,堪称‘中国污染最严重的城市’。
当地居民如果把刚刚洗完的白色衣服挂到室外,等干透时,衣服已经变黑了。
在当地生活一天吸入的有毒气体,相当于抽了3包烟。
”仅仅两天时间,这条消息在中国网络的转载量达到100多条,完全形成网络覆盖之势。
消息给临汾、山西、中国,都造成巨大的形象损害。
2010年9月2日,山西环保界迅速进入应急研判状态。
认定:
这是一起环境舆情突发事件,而且是美民间组织和媒体的炒作行为。
因为,山西研究发现,美国媒体用来佐证“临汾污染世界第一”的资料,是沿用陈旧过时的资料,不具有现实的说服力。
这些资料更多的是描述性和随意性话语,不具有科学的严谨性。
为此,山西环保界立即形成一个意见:
我们不能缺位,不能失语,不能丢掉话语权。
并且主张,必须正面应对,而且要迅速回应快速回击。
2010年9月3日,山西省环保厅举行新闻发布会,用数据说话,以事实佐证,向媒体通报事实真相:
美国媒体报道在数据引用和以此为据的评价上与事实不符。
据中国环保的监测数据显示,临汾环境空气质量由2005年的劣三级达到2009年二级标准;二级以上天数由2005年的187天达到2009年的334天;综合污染指数由2005年的5.48下降到2009年的1.72;在全国113个城市的排名由2005年的113名跨越至2009年的29名,已经彻底甩掉了污染第一的帽子。
当天晚上,中国新闻网率先刊发了《美媒炒作临汾是制造媒体上的“污染”》的时评文章和《山西省环保厅:
美媒体对临汾环境评价严重不符事实》的新闻报道,紧接着,新华网、人民网、中国网诸多网站相继刊发应对报道,报道很快登上XX、谷歌头条位置,整个网络,形成了正面回应的强劲势头,起到了正面引导、还原真实、以正视听的作用,遏制了网络媒体的盲目炒作。
山西对美国媒体的“说不”,对网络舆情的“说不”,表明山西环境质量的改善,真正赋予了山西环保新的话语权;山西环境保护,具有了实实在在的底气!
为此,山西环保人士称之为:
打了一个舆情应对漂亮仗。
山西社会高度评价为:
一次成功的舆论引导案例。
山西环境宣传的推动力、引领力、批判力、影响力形成山西环境宣传模式的聚合力。
可以说,山西环境宣传模式,是山西环境宣传思想观念的实践化体系,是山西环境宣传实践的理性化体系。
它在认识论上为环境保护作出了新的探索,在方法论上为环境保护开辟了新的实验。
山西以环境舆论宣传的现代模式,创造了环境保护的现代方式;山西以环境舆论宣传的现代功用,创造了环境保护的现代效应。
我们曾经说,环境宣传教育是环境保护国家意志的实现形式,那么,我们现在可以说,山西环境宣传模式,让环境保护国家意志真正获得了实现。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造势论”及其实践,凸显环境保护推进力的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话语权论”及其实践,彰显环境保护法治力的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超前论”及其实践,透射环境保护引领力的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宣传放大论”及其实践,张扬环境保护影响力的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舆论监督论”及其实践,高扬环境保护批判力的模式。
■山西环境宣传模式,就是以“环境舆情应对论”及其实践,显示环境保护引导力的模式。
二、环保攻坚宣教先行--2011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会议发言摘登(2011-04-12 中国环境报)
2011年全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会议近日召开,环境保护部副部长潘岳提出,全国环保宣教工作者要正视中国环境当前面临的最大挑战,紧跟中央的部署,创新环境宣教思维,提高环境宣教能力,走在环境保护工作最前头。
来自北京、河北、内蒙古、上海、山东、重庆、云南、深圳等省、自治区、直辖市环保厅(局),以及中国环境报社、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共10个单位的负责同志在会议上做了典型发言,本版今日特予以摘登,以飨读者。
营造良好氛围建设绿色北京
北京市环境保护局
北京市环保宣教工作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围绕环保中心工作,宣传环境保护理念,普及环境保护知识,推动污染减排各项工作,为建设"绿色北京"、宜居城市做出了重要贡献。
扎实推进新闻宣传,提升舆论引导能力。
坚持"以我为主、主动宣传、积极引导、及时应对",精心策划组织了“十一五”环保成就、大气污染防治、奥运空气质量保障、建国60周年环境保障、高排放机动车淘汰更新等新闻发布和采访活动。
建立了与境内媒体之间良好的沟通合作机制,不断拓宽宣传渠道,搭建有效信息传播平台,形成覆盖电视、广播、网络等常态化信息传播渠道。
5年间,北京环保公众网对外发布信息6万多条,广播电视播出环保专题节目5000余期。
开展群众性宣教活动,广泛动员公众参与。
针对不同人群,开展了“少开一天车”、大学生环境文化周等环保公益活动,不断丰富内涵,创新形式,努力朝着持续、规模、品牌化方向发展。
深入开展环境教育和环保知识普及工作,多种形式传播绿色理念,编辑制作出版了一批30余种(类)图文、影像作品,组织环境培训、环境专家讲座走进社区、学校、企业和军营,推进绿色创建工作。
围绕中心服务大局,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宣教工作始终按照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的思路展开,方向明确、重点突出,与实际结合紧密,并不断创新,采取多种形式、多种手段开展工作,营造了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
注重工作机制建设,形成社会合力。
加强了宣教机构建设,在局机关单独设置宣教处,将宣教中心由自筹自支改为全额拨款事业单位,增加了编制,引进了人才。
形成了局党组领导、主管局长负责、宣传部门组织协调、业务处室(单位)共同参与,市与区县环保局上下联动的内部宣教工作机制。
建立了部宣教司、宣教中心经常指导,与市委宣传部、精神文明办、团市委等市委市政府有关机构及各媒体间经常沟通协调的外部工作机制。
加强能力建设,培养一支高素质的人才队伍。
根据需要不断增加更新广播、电视、网络和与之相配套的宣传设备,尽最大努力保障项目和日常经费。
注重培养一支高素质宣教队伍。
精心策划报道促进公众参与
河北省环境保护厅
河北省环境宣传教育工作在形式、内容、机制等方面取得新的突破,全民环境教育体系初步形成,公众参与环境保护机制进一步完善。
围绕环保重点工作,精心策划新闻报道。
积极、主动协调联系中央主要新闻媒体,策划了一系列新闻报道。
针对全省环保工作阶段性重点和重要举措,谋划主题宣传,组织了一系列专题采访报道活动。
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中央新闻媒体刊登(播发)反映河北省环境保护工作新闻稿件1000余篇(条),省级媒体4000余篇(条)。
巩固拓展宣教阵地,打造公众参与平台。
倾力办好《绿色家园》电视栏目。
持续开展“十百千”环境宣传教育试点工程,并把试点内容具体化,与推进节能减排、生态建设、环境友好社区、优美乡镇等实际工作结合起来,体现特色、寓教于乐。
不断深化绿色创建工作。
截至目前,全省已创建各类绿色单位3000多个。
其中,省级及绿色单位338个、4个社区、25所学校被评为国家级绿色单位。
优化阵地,搭台唱戏。
坚持把“6·5”世界环境日等环保纪念日作为做好环境宣传教育工作的重要抓手,把《中国环境报》作为宣传党和政府环境保护基本国策的主阵地,办好《河北环境保护》、《河北环保联合》和《河北环保文摘》等刊物。
对构建宣教工作社会网络进行了有益尝试。
河北环保联合会先后组织开展了60多项大型活动,承接环境公益诉讼40余件,举办了4届环保与金融论坛、3届环境权益论坛和两届环境与健康论坛。
加强理论创新研究,提升宣教工作水平。
多年来,不断进行环境保护方面的理论创新和研究,组织专门力量撰写理论文章、出版理论专辑。
特别是《生态文明论》从生态文明存在与发展的自然基础角度,论述了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问题,总结经验,探索规律,以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实践创新。
加强基础建设提升能力水平
内蒙古自治区环境保护厅
领导重视是强化宣传教育工作的根本前提。
厅领导高度重视新闻宣传工作,确定一名副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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