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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学史观视阈下的中西大分流
人学史观视阈下的中西大分流
——对“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之新思考
许苏民
《天津社会科学》2005年第6期
内容提要 衡量社会发展水平的根本尺度是人的自由程度,经济、政治、道德的尺度都只有从属于人的自由的尺度才有意义。
“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乃是由于晚明江南人民所具有的自由权利几乎被清王朝完全剥夺;“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亦绝非彭慕兰所说的偶然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人权、科学、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
无论是彭慕兰的偶然因素决定论还是弗兰克所运用的史学方法,都只是见物不见人的所谓纯化了的经济学方法。
也许,只有一种富有深度的、以现实的人和人的实践为出发点的、综合一切社会因素的“人学史观”,能够帮助我们走出外因论和偶然论的误区,把史学研究建立在更为深广的历史视野的基础上。
关键词 人学史观 江南 英国 大分流 自由
弗兰克的《白银资本》和彭慕兰的《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在中国史学界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再次将我们的历史记忆拉回到公元16~18世纪。
如何看待这一时期的中国和西方及其相互关系问题,在21世纪的新语境中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或“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的问题,又重新引起了中外历史学界的关注。
弗兰克《白银资本》一书最受人指责的一个观点,是他认为16~18世纪的中国已经是全球化进程的组成部分;而彭慕兰在《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一书中则明确指出,认为“某些亚洲社会在满族或英国的入侵摧毁了‘资本主义萌芽’之前,一直在向一次工业突破发展”的观点是一种“非常反事实的断言”①。
一些中外学者将这两种观点综合起来,认为晚明100年中国江南经济的繁荣不过是西方白银输入的结果。
而彭慕兰关于英国的工业革命不过是偶然因素所导致的观点,至今也未见有人予以廓清。
本文试图证明,晚明中国江南的繁荣从根本上来说绝非西方白银输入的结果,“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乃是以清代明的历史倒退所导致;而“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亦绝非偶然因素所能解释,而是人权、科学、民主三大因素共同促成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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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彭慕兰:
《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史建云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193~194页。
关于《白银资本》和《大分流:
欧洲、中国及现代世界经济的发展》的学术讨论,涉及到历史学研究中的一些根本的方法论问题。
就经济而论经济,正如就思想而论思想一样,从来也不能正确地解释社会历史。
也许,只有一种富有深度的、以人和人的实践为出发点的、综合一切社会因素的“人学史观”,能够帮助我们走出二因论和偶然论的误区,把我们对“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或“为什么英国不是江南”问题的研究建立在更为深广的历史视野的基础上。
一
公元l6~17世纪,历史几乎同时把江南人和英国人的生命冲动引向了发展市场经济、繁荣科学和艺术、建立市民社会、推动政治改革的路向。
商业活动中的勤勉、刻苦和冒险,科学探索中的执著、理智和冷静,抗议专制暴政的豪杰之士的勇敢、理性和坚强,艺术中的美好情感的抒发,凡是自然进化和社会进化所赋予人性的一切优秀品格,都在近代的人文觉醒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充分展示。
作为这一不约而同的人文觉醒的结果,晚明江南与同时期的英国相比,无论在经济发展(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和科学技术上,还是在市民社会的觉醒和言论自由的程度上,似乎都不比英国逊色。
它所展示的并不是一个没落帝国的晚霞,而是新时代行将来临的曙光。
人学史观以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
晚明江南人与自然的实践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封闭的、自足的、静止的农业生产方式开始为开放的、普遍交往的、动态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代替。
由此派生出人与自然的理论关系的变化,突出表现为探索自然奥秘并通过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来推动经济发展的科学思潮的兴起。
当16世纪的英国人确信“人们有权合法地追求自己的世俗利益”、追求“掌有自由的生财之道”的时候,江南人也走上了为交换而生产的致富之路。
“民生有欲,人必有私”,这一从李卓吾到顾炎武所揭示的社会生活的公理,为江南人冲决“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禁锢而自由从事经济活动提供了充足理由律的论证,而“工商皆本”的经济思潮、匠籍制度改革和最先在江南实行的“一条鞭法”,则赋予了人们从事工商业活动和摆脱土地束缚的自由。
首先从江南开始的“天下之势偏重在商”的历史性变化,使“苏州成为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特别是纺织、染色业)的中心”①,这已是海内外学术界公认的事实。
学者们往往把这一现象与中国历代商品经济混为一谈,而看不到它所具有的以下新的时代特征:
一是国有手工业的垄断地位让位于私营手工业工场,“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关系已经普遍存在于江南各地。
这不是单纯的量的变化,而是质变过程中的量的扩大。
二是农业的高度商品化,出现了很多的专业经济区和农村专业户。
大量史料表明,当代人亲眼目睹的1978年农村改革后的状况,其实也正是晚明江南农村的景象。
三是迅速发展的都市化、城镇化进程,隶属松江府的上海县,迅速崛起而成为谚号“小苏州”的繁华商业都市,“游贾之仰给于邑中者,无虑数十万人”②。
上海周边诸县,大量村落发展为城镇,拥有两千家以上、有些甚至超过万家的市镇约二十余座。
四是商业资本大量地、持久地转化为手工业产业资本,打破了商业资本向土地回流的传统怪圈。
商人直接变为产业家,“徽杭大贾”们多投资于市镇手工业,甚至有出卖土地而以资金从事商业经营的现象,推动了扩大再生产和就业问题的解决。
看不到这些事实而死抱着马克斯·韦伯的信条,是永远也不会承认中国有资本主义萌芽的。
江南濒临东海,是自古以来最富于海洋文明因素的地方。
英国的海洋文明传统固然源远流长,但明代中叶以后,辽阔的东海也重新激起了江南人的勇气,“挟着他们超越思想和行动的有限圈子”,鼓励他们到海上去追求“利可十倍”的超额利润,江南海商成为中国海商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
所谓“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③,这一发自嘉靖年间徽州商人之口的话,正反映了中国民间商品经济向着海外自由发展的愿望,更不用说那“视波涛为阡陌,倚帆樯为耒耜”,以对外贸易为生的闽广商人了。
隆庆元年(1567)海禁的开放,使中国海商成为与西方殖民者争夺海上贸易控制权的巨大力量,传统的由官府垄断的朝贡式的对外贸易转化为蓬勃发展的民间私人对外贸易。
而17世纪那位著名的“国姓爷”、民族英雄郑成功,就是“文坛宗盟五十年”的江南名士钱谦益的学生。
他通过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将西北太平洋海上贸易的控制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手中,形成了以台湾为中心,北至日本、南抵菲律宾和印尼、西南达中南半岛的贸易网络,并且与英国签订了通商条约。
中国已经开始融入世界经济发展的进程。
如果没有中国民间商品经济主动走向世界,又何来西方白银的输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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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费正清:
《中国:
传统与变迁》,张沛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年版,第233页。
② 陆楫:
《蒹葭堂杂著摘抄》(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4页。
③ 《明史》卷205《朱纨传》。
江南工商业经济的发展,也刺激了人们通过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发明来推动经济发展的求知欲望,推动了人与自然之理论关系的变革。
王阳明坐在亭前格竹子七日而病,宣告了程朱理学“格物致知”论的破产;而科学思潮的兴起,则宣告了自然科学向伦理学闹了独立。
人的追求真知的天性从伦理学的境界论中解放了出来,什么才是真正的“格物致知”,怎样去“格物致知”,晚明中国哲人给出了全新的回答。
当明万历六年(1578)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完稿的时候,江南学坛盟主王世贞最先发现了它的价值,称之为“性理之精微,格物之通典”①,传统的伦理学范畴“性理”、“格物”从此具有了科学知识论的意义。
而明万历九年(1581)朱载堉的《律历融通》、《算学新说》、《律吕精义》等科学著作的问世,则开创了与近代英国自然科学同样的发展方向,即研究和发现“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方向。
他所提出的“凡天地造化,莫能逃其数”②的命题,正是对一切自然规律都可用精确的数学语言来表达这一近代科学原理的精辟概括。
1682年利玛窦来华,带来了西方最新的自然科学知识;1620年金尼阁再次来华时,更带来了一个藏书7000余部的图书馆;《坤舆全图》、《职方外纪》的刊行,使中国人认识到世界辽广的真面目。
万历三十五年(1607)利玛窦与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问世,更宣告了中西学者在探究自然哲学之数学原理的共同思路上的“合流”。
自此以后,相继产生了《浑盖通宪图说》、《圜容较义》、《泰西水法》、《同文算指》、《天学初函》等一大批科学著作,而所有这些著作的编译宗旨都无不强调“缘数以寻理”的科学方法和“数于艺无处不寓”的应用价值。
从天启七年(1627)王徵在扬州刊刻《远西奇器图说》、《诸器图说》,论说数理科学乃是机械力学和“奇器”制造的基础,到崇祯四年(1631)徐光启使用伽利略发明的天文望远镜观测日食,引进西洋火炮,再到崇祯十二年(1639)顾炎武作《天下郡国利病书》,畅论“坚船利炮”及战守之策③;从明崇祯元年(1628)徐光启编成《农政全书》,到明崇祯八年(1635)会通中西天文学的《崇祯历书》137卷告竣,再到明崇祯十年(1637)宋应星的《天工开物》问世,如此等等,都无不证明,晚明中国科学技术与英国处于并驾齐驱之势。
更有徐光启提出在中国发展十项科学技术事业的计划,黄宗羲主张以自然科学取士,王夫之盛赞新兴“质测之学”,方以智畅论“质测即藏通几”……都无不标志着在中国正在孕育着一次科学的突破。
从人与社会群体的关系来看,晚明江南人也与同时期的英国人一样,产生了保护自己生产和生活安全权利的要求,以及思想言论自由和“以众论定国是”的政治参与的愿望。
与同时期英国市民社会一样,江南人所要求的自由,并不是要推翻朝廷,而是要求朝廷的让步。
就其影响力来说,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政治影响力似乎比当时英国市民社会的影响力更大一些。
顾准先生认为,资本主义不仅是一种生产关系,而且是一种法权体系,但皇权专制主义绝不允许中国形成“无代议,不纳税”的资本主义法权体系④。
可从晚明江南社会的情形来看,形成此种法权体系也并非全无可能。
江南地区不仅是费正清所说的“国内商业、金融业和产品加工业的中心”,而且是晚明中国“市民社会”萌芽最为显著的地方,是全国在野政治力量集结的中心、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的中心。
早期市民运动与知识分子党社运动相结合,对上限制专制权力的滥用,从而构成了对帝王权力的制约;对下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从而形成了一道保护市民阶层不受专制权力非法掠夺的屏障。
这正是从臣民型政治文化向公民型政治文化转型的表现,标志着在江南城市中已经生长出现代市民社会的最初萌芽。
在早期市民阶层的维权斗争中,苏州市民最能体现江南民众的“气谊之盛”,最能体现其作为独立社会群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亦最能体现其非凡的道义担当的勇气。
为了抗议苏杭织造兼管税务的太监孙隆的横征暴敛,万历二十九年(1601)苏州发生了由“机户中佣工织匠”葛成领导、以纺织工人为主体的市民起义。
他们“矢誓倡义,不取一钱”,只惩罚那些残民以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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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王世贞:
《本草纲目序》,载《本草纲目》卷首,中国书店1988年版,第25页。
② 朱载堉:
《律历融通》卷四《黄钟历议下·交会》,四库全书本。
③ 顾炎武:
《天下郡国利病书》第6册《苏松》,上海商务印书馆四部丛刊三编本,第30~31页。
④ 顾准:
《资本的原始积累和资本主义发展》,载《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8页。
的税官,而保一方之平安。
在处死了几个罪大恶极的税官以后,他们立即贴出告示宣称:
“我等倡义为民除害,今事已大定,四方之民各安生理,无得借口生乱”①。
苏州市民在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组织性、纪律性和理性精神,与近代以来的学生运动相比,实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由于市民阶层的维权斗争与江南在野知识分子群体的政治诉求具有一致性,于是便出现了二者相结合的局面。
为了维护市民阶层的利益,东林党人进行了反对矿监税使的斗争,支持淮抚李三才抗议朝政和江南人民反对贪官污吏的斗争。
即使是一个只有八两银子本钱的商民遭受税官的迫害,东林党的领袖人物顾宪成也亲自出面为其伸冤,呼吁当局为民除害。
所以,市民阶层也把东林党人作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与他们同舟共济。
天启六年(1626)阉党派缇骑到江南逮捕东林党人,苏州知识分子首先上街游行抗议,随后便发生了3月18日苏州、常州两地市民各万余人冒雨示威、怒杀缇骑的民变。
这些“民变”都是在有组织的策动下进行的,如苏州民变的策动者就是首先率领读书人上街游行示威、后来成为复社著名人物的杨维斗。
知识分子学会了依靠市民阶层的力量来对抗专制权力,是江南市民社会趋向成熟的表现。
江南市民社会的抗争,迫使朝廷革除了某些超经济强制式的掠夺的弊政。
万历皇帝临终前,被迫罢黜矿监税使,在一定程度上使皇权与市民阶层的矛盾得以缓解;江南市民抗议阉党逮捕东林党人的正义行动,更为后来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奠定了民意基础。
崇祯四年(1631)苏州府颁布“为永革布行承值当官碑”,明确宣布废止各级政府官员和吏胥人等对江南工商业者巧取豪夺的特权,从而在客观上承认了江南人民维权斗争的合法性。
有学者认为,在英国,甚至直到1688年光荣革命之前,市民阶层都没有形成一个具有特定的权利意识、自觉意识和重要影响力的社会集团②。
这一论断可能估计偏低,但如果大致不错的话,那么,晚明江南市民社会的发达程度可就比同时期的英国略胜一筹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晚明中国社会的政治透明度和言论自由度都有很大提高,现存的《万历邸钞》一书就是证明。
《万历邸钞》(1573~1617)是明朝的官方报纸《邸报》的抄录汇编,其内容除了政治报道(如皇帝的诏谕、官员的升迁罢黜)、经济报道(朝廷各部门的财政收支)、教育报道、军事报道、重大突发事件报道和时事评论外,更重要的是关于政治问题的讨论、对官场黑暗的揭露,甚至包括对皇帝本人的批评,如马经纶批评万历皇帝有“五罪”、雒于仁批评万历皇帝纵酒、好色、贪财、尚气,等等,可见当时社会是何等开放和自由!
这一状况在天启年间虽曾中断了两年,但在崇祯皇帝一举粉碎阉党集团以后又重新恢复。
崇祯皇帝除了要求军事报道要防止泄密以外,对于言论自由没有加以任何限制。
不但如此,他还明确宣布了“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③的原则。
隆庆、万历以来,民间报纸亦如雨后春笋般涌现。
于慎行《谷山笔麈》中提到的“报房贾儿博锱铢之利”,沈榜《宛署杂记》记载的作为国家征税对象的“抄报行”,明代小说中描写的以“贩卖新闻”为业的民间报人,等等,都证实晚明中国已经出现了具有合法性的、相当发达的民问自由媒体。
这一奇特的现象很值得深思,是否可以说晚明中国已开始步入初步民主化进程呢?
当然,万历年间也有文字狱,如李贽被捕下狱就是最显著的一例;而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英国:
1633年,伽利略因其《关于托勒密和哥白尼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而被异端裁判所审讯。
但从历史的长时段来看,这只是早春时节的寒流而已。
二
近代中西社会发展的“大分流”究竟始于何时?
为什么江南不是英国?
18世纪末英国与中国江南处在同样的发展水平上吗?
从人的自由的程度这一人的尺度看问题,我们不得不将视线投向1644年开始的历史大变局。
真正的“大分流”是从1644年开始的。
这一年英国中产阶级的政治革命正在推进之中,到1688年“光荣革命”成功后,历史便大踏步地前进;而1644年中国则发生了满清入主中原的历史浩劫,从此中国历史便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专制、暴虐和恐怖的时代。
从晚明开放海禁、允许民间自由贸易向着清政府禁止和限制民间外贸活动的倒退,从晚明市民社会的萌芽向着清政府全面扼杀结社自由的倒退,从崇祯皇帝确立“朝廷不以语言文字罪人”的原则向着清政府大兴“文字狱”的倒退,满清政府几乎把中国人民的一切自由权利剥夺殆尽,历史也就无情地把中国抛在了英国后面。
具体地说,江南之所以不是英国,主要是由于以下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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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文秉:
《定陵志略》卷五《地方激变》,北京图书馆藏旧抄本。
② 舒小昀:
《分化与整合:
1688~1783年英国社会结构分析》,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16页。
③ 杨彝:
《复社事实》,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37页。
1.满清的血腥征服造成了汉民族先进生产力的大破坏,严重摧残了江南的市场经济。
满清军事贵族之所以能够成功实现对汉民族的征服,完全不是如当今某些历史学者所说的“得人心”。
事实恰恰相反,民族征服的实现完全靠的是血腥杀戮。
对于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这句话,是要做具体分析的。
有凭借疯狂杀戮而夺取政权者;有失去人心而凭借恐怖主义使皇权苟延残喘者。
清朝的建立和延续,主要就是靠这两种手段。
1645年清军在征服北方中国后,开始征服江南。
5月20日攻克扬州后实行屠城,80余万男女老幼惨死于清军的屠刀之下。
6月1日清军趁大雾夜渡长江,6月8日占领南京,27日占领苏州,7月6日占领杭州。
在清军征服江南的过程中,发生了“嘉定三屠”,以及江阴、昆山等地的屠城惨剧。
至于在江南各地人民的民族保卫战争中壮烈牺牲和被清军捕杀的志士仁人更不知有多少。
在这场野蛮的民族征服战争中,江南市场经济遭到了灭顶之灾。
康熙皇帝镇压南方汉族人民的反抗,再一次重演了1645年清军下江南时的暴行。
目击者张远写道:
“甲寅(康熙十三年,1674)之变,生灵涂炭……女子为尤惨。
楚蜀两粤,不可胜数。
以余所目击耳闻者,独浙闽江右。
其死于锋镝、盗贼、饥饿、损伤、老弱废疾者不具论。
其姿容少好,骡车马背辇之而北者,亦不具论。
惟其弃载而鬻之者,维扬、金陵,市肆填塞……累累若若,若牛豕然,不可数计。
”①康熙的这一次血腥征服,南方各省的汉族男子被大批屠杀,扬州和南京的街市竟成了清军把各省妇女当做“羊豕”一般贩卖的人肉市场,刚开始恢复的江南经济再次受到了严重摧残。
江南民穷财尽,花凋月残。
所谓“康熙盛世”时,江南市民阶层却过着饥寒交迫、卖儿卖女的痛苦生活②。
2.禁止或限制民间对外贸易,特别是实行思想学术文化上的闭关锁国政策。
清军入关后40年,一直坚持“片板不准下海”的禁令,顺治十八年(1661)下迁界令,用焚烧房屋和屠杀的手段,强迫沿海六省的居民内迁30~90里;又用把沿海岛屿的居民强行赶下海的手段迫其内迁,以至溺死者无数。
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军在荷兰殖民者协助下攻克台湾后,方才允许浙、闽、粤三省百姓进行海上贸易。
然而对于清政府来说,经济是为政治服务的,为了政治需要既可以致力于发展经济,也随时可以牺牲经济。
在1650年英国议会颁布体现自由贸易精神的《航海法案》后六十七年即康熙五十六年(1717),清廷也颁布了一个所谓“商船出洋贸易法”,规定除日本外,禁止通南洋,禁止多携米粮,禁止卖船外国,禁止居留国外,禁止逾日不归(须由亲属邻里担保),并收缩沿海通商口岸。
在这种极为严苛的法令下,民间的海上贸易实际上是被禁止了。
当17~18世纪英国人致力于开拓海外殖民地,并以海军保护本国商船的贸易活动和海外侨胞利益的时候,康熙、乾隆却在为海外华侨被西方殖民者屠杀而幸灾乐祸。
1686年西班牙殖民者屠杀马尼拉华侨时,康熙皇帝漠然置之。
他后来说:
“海外有吕宋、噶喇巴等处,常留汉人,自明代以来有之,此即海贼之薮也。
”③即借西班牙殖民者之手将这些华侨杀掉,是为清朝政府清除了心腹之患。
当1740年发生了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华侨的“红溪惨案”之后,清廷却兴奋地表态说:
“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④。
康熙、乾隆之流为其“族天下”的利益而不惜牺牲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
对于清朝统治者来说,思想文化上的封锁比经济上的闭关锁国更为重要。
当1672年英国颁布《信仰自由宣言》的时候,清廷却先后于1669、1707、1717、1723年下达禁止基督教在华传播的命令;1724年更明确下令驱逐西洋传教士。
中外学者多将此归结为所谓“中国礼仪之争”,其实不然。
根本原因是基督教义不承认皇帝的精神领袖地位,认为人人都有“原罪”,一切有限的物质的存在都是不完满的;他们主张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和一夫一妻制,认为纳妾者、占有大量妇女的帝王和官僚死后都得下地狱。
在基督教义面前,皇帝的特权、官僚的特权、男人的特权,统统都没有存在的余地。
康熙、雍正之流感到自己“作之君,作之师”的地位将被动摇,正统儒家也感到自已的特权受到威胁,而传教士们又不肯像儒、佛、道三教一样跪倒在皇权脚下寻求“宗教宽容”,这就是基督教被禁的根本原因。
清廷驱逐西士和禁教阻断了中西文化交流的渠道。
这也是“大分流”之所以造成、中国从此被抛在英国后面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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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张远:
《无闷堂集》卷七《徐烈妇小传》,清康熙刻本。
② 唐甄:
《潜书·存言篇》,载《潜书注》,四川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2页。
③ 《清圣祖实录》卷270。
④ 《乾隆朝外洋通商案》,转引自万明《中国融入世界的步履——明与清前期海外政策比较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399页。
3.全面镇压和禁止知识分子党社运动,彻底扼杀江南市民社会萌芽。
清军在镇压了江南人民的民族保卫战争以后,为了彻底根绝抗清的社会基础,于是便把镇压的重点放在知识分子与市民相结合的江南市民社会上。
知识分子是民众的头脑,把知识分子镇压下去了,或者奴化了,也就等于砍掉了民众的脑袋。
顺治九年(1652),清廷正式颁布禁止知识分子结社的敕令;但次年春天,数千名江南知识分子在苏州虎丘集会,“纠集盟誓者所在多省,江南之苏杭,浙江之杭嘉湖为尤甚”。
顺治大为震怒,重申1652年的禁令,并下令州县官将党社人士逮捕法办。
顺治十八年(1661)吴县诸生金圣叹、倪用宾等18人因不满知县横征暴敛、草菅人命而聚于孔庙痛哭,被清廷当做“纠党肆横”的重大群体抗议事件而加以镇压。
此案与同时发生的类似案件合称“江南十案”,“共得数百人,同于辛丑七月,决于江宁市,血流成河,无不酸鼻”①。
康熙二十五年(1686)再次查革社学。
乾隆三十九年(1774)正月颁布聚众结社罪例。
自从江南知识分子的党社运动被镇压,有清一代,再也看不到像晚明东林党人那样的“讽议朝政,裁量人物,砥砺气节,讲究品行”的局面,再也看不到像晚明复社知识分子动辄举行数千人集会的盛况,再也看不到知识分子与市民相结合来反对专制权力侵犯人权的大规模抗议活动。
晚明江南所形成的市民社会萌芽被彻底扼杀了。
“梅花也学娇桃李,不敢冲寒便出头”(钱大昕诗句),纵然还有少数有良知的知识分子,面对血肉横飞的凌迟碎剐之刑,也再没有发出社会公正和正义声音的勇气。
清王朝所实行的国家恐怖主义政策,摧毁了江南社会的道德基础。
没出息的“江浙小男人”的精明委琐取代了晚明血性男儿的奇情豪气,“美女作家”②的小资情调取代了“秦淮八艳”的侠骨柔肠,而清代江南官场的黑暗更令人想起明朝人张居正所痛骂的“江南士大夫最无天理”的名言。
在一个绝大多数人不再有良知和道德勇气的国度中,谁还能指望它能继续与英国并驾齐驱呢?
4.剥夺人民的思想言论自由权利,建立“道统”与“治统”合一的高度极权专制。
无数历史事实证明,纵然只是为了经济和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得有人的思想言论自由,而建立在扼杀思想言论自由基础上的经济繁荣和国力强盛是不可能持久的,更不用说有无思想言论自由乃是一个是否把人当人看的问题了。
然而,在明朝的统治下,是言论自由的多少问题;而在清朝的统治下,则是言论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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