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届高考语文时评写作十讲
时评写作十讲
《中国青年报》主任编辑、评论部副主任曹林
评论写作是一个不断吸收新思想、不断形成新观念、不断习得新经验的开放过程。
我们应该在对时事的观察中提升自己的认知能力,积累新的知识,而不是在绞尽脑汁搜肠刮肚中透支自己的所学所积累,把自己写空。
第一讲评论的知识准备
〖序〗
马少华作为一名评论课教员,我始终把新闻评论教学看作是帮助他人提高表达观点的能力。
但是,新闻评论的教学如果以阅读、揣摩他人发表出来的作品为起点的话,这里面就有一个明显的难点,那就是:
对于作品的形成过程,我们是看不见的,它们藏在作者的头脑里,或者,已经从那个头脑中消失掉了。
而这个过程,作为一个活的、创造性的过程,对于新闻评论的学习却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新闻评论写作是可以学习的话。
从这一点来说,正如曹林所指出的那样,新闻评论的教学本身是有缺陷的,即往往只面对作品,却忽略了作品形成的过程。
也许正是因为这种缺陷,我自己的评论教学,才像曹林所批评的那样,由“帮助他人提高观点表达能力”,不觉间退缩到“帮助他人提高表达效率”这样一个“技术性”的层面上了。
因为后者比较明显地表现在作品之中。
好了,那么现在由曹林,作为中国当下最出色的媒体评论人之一,从自己的写作、编辑经验和感悟出发,把上述藏在作者头脑中的思维过程呈现给学习新闻评论的人,善莫大焉。
他的这本书中的案例,带着一篇评论产生之初的鲜活情境,带着新闻评论一线的生动气息,带着评论编辑岗位的判断标准,无疑与高校评论教材过于稳定乃至沉闷的结构形成鲜明的对照哪怕它没有后者那么严谨的表达方式。
新闻评论的写作经验和创造性思维,总是存在于那些新闻评论的写作者的头脑中,尤其是那些写作旺盛的头脑中。
现有新闻评论的教程,也尽可能地把那些创作着的头脑当作自己的宝贵资源。
然而,可惜的是,那些处于写作状态的头脑,却很少对写作活动本身,尤其是对写作教学活动进行持续地、全面的思考。
那些在写作实践中形成的真知灼见,由于没有形成体系化的整体的传播优势,因此难以对现有的评论教学体系形成根本性的冲击,尽管后者的体系在前者看来也许不值一击。
曹林是个例外。
曹林是少数处于旺盛的写作状态之中,却同时对写作规律和写作中的问题进行持续思考的人。
这些年来,他所提出的“批判的价值次序”见曹林:
《从造谣到黑客:
批判的价值次序》,载《拒绝伪正义》,中国发展出版社,2010年版。
等问题,以及他对评论伦理责任问题的反思,是在评论写作和编辑实践中产生的真问题,既具有实践性,也具有理论性。
这是我们局限于教学环境之中所不可能产生的思想。
曹林是写作的,同时也是反思写作的,这形成了这本独特的书。
实际上,如果缺乏写作(与编辑)实践这一源头活水,就不可能(或者说,这样的可能是较少的)遇到评论写作中的真问题;而如果缺乏理论思考能力,则不可能概括出这样的真问题,不可能对这样的问题产生敏感。
在这方面,曹林恰有自己的优势。
被人在博士论文中称作“新时评”这是陈栋在《解码新时评:
中国新闻时评的新发展(19962006)》中使用的概念,用来与20世纪初就已经产生的“时评”概念相区别。
这本书脱胎于他的博士论文。
的这样一种写作,自上一个世纪90年代开始到现在,蓬勃发展已十多年了。
它应该在写作者中产生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理念和经验了。
曹林的这本书,就是这样的理念和经验。
“新时评”的写作在比以往更为开放的表达空间中,比以往更为清晰地显示出新闻评论作为观点表达实用工具的一些规律。
因此,由旺盛状态的“写作中人”拿出这样一本书来,就是把十多年来“新时评”写作的理念、经验注入新闻评论教学体系的机会。
我读此书,注意到曹林对现有新闻评论教学模式的尖锐批判,在许多方面是有道理的。
当然,他的“横扫一切”之势和“烧书”之语,未免显得轻狂。
作为一名教评论的教员,我尊重不同的教学方法,也尊重同行无论是现在的同行(评论教员)还是过去的同行(评论员)的劳动,如果它们都能对他人的观点表达有所帮助的话。
一本书打不垮现有的评论教学体系,只会帮助它吸收更有生命力的东西。
一个曹林否定不了我们所有评论教员的辛勤劳动,只会使我们对自己的弱点更为警醒。
实际上我在这方面的态度是:
不同主体、不同资源、不同角度的教学,是互补性的关系。
单一的主体、角度、资源,不可能教好这么丰富的评论写作。
这也是我对曹林这本书的基本态度。
多看新闻
大家肯定都听过一句话,叫“新闻无学”,是说新闻是一种实用文体,它只是一种实践性、经验性知识,在实践操作中就可以掌握,根本没必要设什么新闻系,还一读就是四年,把人都读傻了。
一个人只要在报社待上三周,跟几天报社采编的流程,就能学会怎么采访、怎么选题、怎么写新闻报道。
写新闻是在实践中学会的,也只能在不断的实践中,多写新闻,多思考,多积累采访经验,多关注重要问题,他才能成为一个名记者。
评论,特别是时事评论,本质上也属于新闻。
新闻是传播事实信息,告诉你发生了什么,而评论很多时候是通过分析作出判断,告诉你新闻背后更多的、你可能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评论,作为一种公民表达的实用文体,它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无学的。
写好评论,最重要的三种因素得靠自己,这是任何评论教程和专业培训所不能给你的。
我觉得,评论教育应该有两个层面的素质培训,其一是技术层面的,另一个更重要的层次是非技术层面的,思想、观念、思维等深层次、需要长期积淀和训练的方面。
当下的新闻评论教育,基本上都停留于简单的技术培训层面,怎么做标题啊、评论的语言啊、评论的结构等方面,其实这是末,而非技术层面的东西才是本,也是你能不能写好评论的决定性因素。
这一章,我想说说写作技术之外三种非技术准备。
三、多看新闻
第三种非技术层面,就是要对时事新闻保持着关注的习惯,不仅仅是一般读者对新闻那样的关注,更要以一个从业者和专业者的角度去关注新闻,关注每天的国内大事和国际时事,不仅看报纸和网络,还要上网络论坛,在论坛上看报纸上看不到的内幕和行家的分析。
对时事热点要如数家珍,外行人谈起的某个热点,你起码要比别人了解得更多一点点。
比如,说起湖北省长在某年两会时与记者发生冲突的新闻,作为一个新闻人、一个评论者,不仅要知道这件事,还要知道相关的新闻,比如周瑞金写文章对李鸿忠严厉的点名批评,中共几个元老都对此事发言了,许多新闻记者签名要求全国人大罢免李的职务,等等。
再如山西疫苗事件、福建南平的校园惨案,等等,我们要保持对时事热点的关注。
写评论的人,为什么要关注时事呢?
1培养时代感
首先,通过日常的关注,培养你的时代感,也就是对你身处的这个时代有基本的认知。
你生存的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还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是什么,这个时代最需要怎样的改革,最大的问题表现在哪些方面,这些,都会表现在时事新闻中不是一两条时事新闻,而是每天的时事新闻。
了解一个社会最好的途径,就是先去观察每天的媒体都报道些什么,每天这个社会中都发生着一些什么,人们都关注什么。
通过持续地关注时事新闻,就能培养出自己的时代感,将自己融入这个时代中,在宏观上把握这个社会的基本脉络。
培养时代感是为了什么?
是为了让你的文章有时代感。
知道你身处怎样的一个时代,你的选题,你的语言,你的观点,还有你的立场和判断,都会贴着这个时代,反映这个时代,融入这个时代,带着这个时代的味道和温度,而不会脱离这个时代。
2训练评论思维
其次,关注时事新闻,是为了培养自己的评论思维。
看新闻,不仅是看新闻,还要在关注新闻的时候形成自己对新闻的看法,要在看新闻时自然地有这样的意识:
如果让我去评论这件事,我会怎么去评?
看每一条新闻的时候,其实潜意识中都会有自己的判断,都在默默地进行着评论。
比如,看到邓玉娇事件的时候,你自然会有自己的看法。
保持对青海地震的关注,你内心中会有对灾难的判断。
在不断关注中,渐渐会养成一种评论思维、评论思维方式。
看到了,有了表达冲动,写出来,恭喜你,你终于入门了。
3培养时事联系感
再次,关注时事新闻,可以培养你的时事联系感。
写时事评论,很多时候不是仅就一条新闻说事,而是考验一个人将不同新闻联系起来的能力,从看起来没有关系的新闻中寻找联系,从今天的这条新闻想起一个月前的另一条新闻,在比较中凸显一种观点。
由此及彼,正说反说,旁征博引,将近来一系列类似的新闻结合起来评论,增强自己观点的说服力。
比如我2010年4月给《新京报》写的一篇社论,叫《社宾小改革何以引发民意大关注》。
新闻由头是:
中国礼宾改革有新举措,今后中国领导人出访时,将简化驻外使领馆组织迎送活动相关安排,不再组织华侨华人到机场迎送。
看到这条新闻时,我就想起2003年也有过类似的改革,当时的改革是“我国领导人出访离、返京不再举行送迎仪式”。
通过查阅资料又发现一直进行着这样的改革,1978年开始,为外宾访华举行欢迎仪式的地点由机场改至人民大会堂广场,不再组织群众夹道欢迎;上世纪80年代开始,领导人出访一般不再举行答谢宴会。
因为关注时事新闻,将这些改革联系起来看,写起来就会让你的评论有厚重的历史感。
我还注意到当天胡锦涛主席访美的另一条新闻,会谈期间,胡锦涛和奥巴马还共同为近期分别在美国和中国煤矿矿难事故中遇难的矿工默哀一分钟。
我就在文章中说,为遇难者默哀也是一种礼,这样的礼,与礼宾改革中“取消迎送”在价值取向上是一致的。
礼宾小改革之所以引起大关注,蕴含着公众对民本政治的认同,即使是细节上小小的变革,也能触动公众心中那根渴求民本政治的心弦。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我还记起一些反面的新闻。
就是地方的领导出行时迎送的风气很盛行,不管天气多么炎热,让小学生穿戴整齐地举着鲜花夹道欢迎,还喊口号,以此衬托领导的威风。
我就把这条新闻用于评论中,从反面来论证“减少地方领导们迎来送往的繁文缛节,领导出行要减少扰民”。
这样由此及彼,文章就会很丰满,论证也非常有力。
还有,持续并习惯地关注时事,会让你的文章更贴近现实,你的观点也更有现实感。
某媒体的评论主编就跟我说,现在越来越不喜欢约请专家写评论了,为什么呢?
专家写文章很专业,因为长时间专注于某一问题的研究,他们很专业很权威很深入。
但由于他们平常缺少对时事的关注,无法将自己的认知与新闻很好地结合起来谈,像写学术论文那样写时事评论,严重脱离现实。
许多专家写文章满篇都是抽象的说理,缺乏将他的理与平常关注的新闻结合起来的习惯,也就没有现实的穿透力和说服力。
这样的文章根本不适合刊登在时事评论版面上。
怎样将理论应用到评论中
对于评论写作,《北京青年报》评论主编张天蔚有这样一段论述,他把时评描述为这样一种文体:
它既不创造新的思想,也不提供知识增量,它只是用一些既有的思想资源和专业知识为工具,分析、解释各种社会现象,并给公众以启发(见陈栋《解码新时评》)。
这样的定义显然有失偏颇,我认为时评家是能创造“思想”的,只不过他们不是以哲学家那种晦涩、抽象、系统化并不食人间烟火的方式表达出思想,而是在对时事的分析中贡献自己的思考并生产思想。
他们生产的思想并不表现为某种抽象的理论和浓缩的理念,而是与时事紧密地融为一体。
即使是将既有的思想资源和专业知识作为工具,也能够在与时事的结合中“创造性地阐述”出新的思想。
而且由于时事评论的读者远比学术著作的读者更为广泛,时评家们的思想对社会有更大的影响力。
时评家不是思想的消费者,他们也是生产者,只不过他们有区别于思想家的独特的生产方式。
不过,张天蔚的这段论述倒是指出了一个事实:
时评写作很多时候要借助于某个理论体系或专业知识,以既有的理论资源作为工具分析时事这就涉及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怎样将理论运用到时评写作中。
产生这个问题的背景是,许多评论的新学者,尤其是刚在大学通过读书和学习学到不少学科理论的大学生,他们急于将刚学到的理论应用到对社会的分析上去,但经常出现以下两个问题:
其一,对理论理解得不够,食而不化,仅仅停留于对一些抽象概念的拿来上,将那些晦涩的概念和抽象的理论直接照搬到评论中,没有学会用自己的理解、用大众看得懂的语言去表述,评论中充斥着术语和概念,让人望而生畏;其二,没有能力驾驭理论,没有将理论与时事很好地结合起来,理论是理论,时事是时事,不是用理论分析时事,而仅仅是简单的引用和生硬的嫁接,生搬硬套的结果就是,两张皮。
举一个例子,看这样一篇文章:
民主的司法当具可问责性
2009年5月6日上午,最高法院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了6起法院人员违法违纪的典型案件,其中包括最高法院立案庭一位审判员涉嫌受贿的案件。
在通报上述相关案件同时,最高法院还公布了正式开通“法官违法违纪举报中心网站”的信息,欢迎民众对违法违纪法官举报。
(20090507,财经网)
而在前一段时间《南方周末》报道,商人丁海玉通过制造官司,把每一家和他做过生意的公司都告上了法庭。
然后行贿法官,通过胜诉获得暴利。
丁海玉案件中被查处的领导干部共有38人,包括12名厅级干部,26名处级干部,其中法官有25名,引发了2006年至2007年间,宁夏高院、银川中院、石嘴山中院出现了人事大变动。
严重的法官违纪违法令人震惊,而最高法院加强对法官的查处和监督也深得人心。
但是在法学界和政法界,由于司法不独立的问题突出,往往容易顾此失彼,形成了对其片面强调司法独立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原因,我国在近年的司法改革中出现了要独立还是要监督的所谓“司法改革方向之争”,其实,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
对于司法体制和政治社会之间的关系,早在1978年,就有美国学者提出过三个模型理论,认为司法有三个模式:
第一,“镇压或是依赖型”。
司法直接在政治人物或是政党的控制之下。
第二,“统合自主型”。
司法组织和社会政治部门,几乎完全隔离,欧陆的意大利、法国以及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可以列入此模型之中。
第三,“响应或是消费者取向型”。
在此模型之下,司法不仅负有法律的责任,同时也必须负有社会、政治责任;美国州政府层级的法官,最接近此模型。
此模型的基本理念是,在民主政治之下,要求权力分治,同时要求所有的权力不可以不受限制和控制。
只有响应或是消费者取向模型,才能在司法独立与民主监督的紧张关系之下,取得一个平衡点。
在当今中国,很多崇尚英美司法体制的学者可能没有想到的是,美国学者恰恰认为他们的体制是在“司法独立与民主监督的紧张关系之下,取得一个平衡点”的“消费者”模式,人民大众作为司法的消费者,当然有向出售司法产品的法官问责的权利。
如果今天我们忽略监督,而一味强调法官的自治和内部民主体系,忽略了大众这一最重要的民主力量,必然让我们的司法形成“丁海玉”案、黄松有案那样的触目惊心的腐败。
从这个意义上说,司法民主化、法官受监督,将是以后的司法改革中永恒的主题,也是当前司法改革的关键和重点。
(20090517,红网)这是参加2009年红网红辣椒评论大赛的一篇评论,作为评委,我给这篇文章写的评语是:
此文最大的问题就是,理论和时事的两张皮,理论是理论,时事是时事。
开头引用了新闻由头后,后面就开始引用西方的理论,并没有用西方的理论分析中国的现实,将理论与时事融合到一起,而只是单纯地介绍西方的理论。
而且理论也很晦涩,像什么“镇压或是依赖型”、“统合自主型”、“响应或是消费者取向型”之类的术语用在学术文章中还可以,用在时评中就是阅读障碍了。
四五千字的文章也未必能将这样晦涩的概念跟读者解释清楚,何况区区的千字文。
民主的司法当具可问责性,这样的题目适合做一篇大的学术论文,而不适合时事评论,因为从这个标题可以看出,民主,司法,可问责性,这几个都是非常抽象的概念,要把这几个概念间的关系说清楚,不是一篇短文可以做到的。
当然时评也可以写这样的题目,但一定要紧贴时事,不能空谈抽象概念和宏大理论,而要“融理于事”。
丁法章先生在《新闻评论教程》中提到过一种评论病,就是空谈理论:
从概念到概念,没有对具体事物进行具体分析,没有经过严密的论证,也就是说,没有经过逻辑推理的过程将理论应用到时事分析中,最忌的就是这种“从概念到概念”。
理论怎样运用于时评中呢?
两个原则:
其一,最好不要照搬概念,而要在理解和掌握后用自己的语言将理论表达出来,明白易懂,没有术语,也没有复杂的长句和从句之类;其二,要使用理论工具去分析,而不是简单的罗列和“炫耀”,不少新学者在文章中使用理论,很多时候只是一种卖弄,卖弄的结果,只是生搬硬套的罗列。
理论运用到评论中,一要贴切,二要有鞭辟入里的分析。
附录1:
时事评论员读书的三个时段
曹林谈读书的“时段”,不是介绍“什么时间读书最有效率”的经验读书无禁区,什么时候读也无定法,有人喜欢“红袖添香”时读,有人偏爱“雪夜关门”时读,而有人则觉得“马桶时间”读书最有效。
我所说的“读书时段”,是指我个人在某一时段内的三套读书规划。
“时段”的概念引自布罗代尔,他把历史分作三种历史时间,称为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
短时段是指一些转瞬即逝的突发事变,中时段是较短时间内起伏兴衰的现象,而长时段则是长期不变或变化极慢的因素世界大历史如此。
回望自己多年的读书生涯,发现个人的读书史竟也那么贴切地暗合这三个时段的隐喻,无意识中就是以长、中、短的时段节奏安排着自己的书房生活。
我的“长时段读书”,就是纯粹顺着自己的兴趣和偏爱读那些大家的经典、原著,在阅读经典中汲取他们的思想资源。
像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亚当?
斯密的《道德情操论》,经典就是经典,大师就是大师,虽是数百年前的作品,但蕴含的思想价值和启蒙力量远未过时,后人也远未能超越他们的认知,不过是对他们的思想进行重复阐释。
托克维尔之后谈论美国民主的著作汗牛充栋,可有几人超越了这个年轻的法国人?
一位“读书达人”介绍过自己的读书经验,他说,书海无涯,时间有限,我以为有效的读书,应是在一个台阶上的举一反三,而非见异思迁。
举一反三,从第一本书吸引到找相关的第二本书,第二本书吸引而再找到第三本。
没有举一反三,其实是狗熊掰棒子,掰一根扔一根,书是读一本扔一本,浏览之后,很难形成积累。
我的长时段读书,基本上走的是这种举一反三、由此及彼之路:
读《光荣与梦想》后对美国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一口气读了托克维尔的《美国的民主》、方纳的《美国自由的故事》、林达的《近距离看美国》系列。
由美国史对美国人产生兴趣,然后读了李普曼的《公共舆论》和斯蒂尔的《李普曼传》。
这样的阅读确实有利于积累,也极大地影响了我的思想。
我至今都记得,当我从哈耶克的著作中看到他“传统是应当受到尊重的,因为我们无法按照自己的理性建构未来,只有从以往的传统中演化历史”的论述时,产生了多少的思想启迪。
我还记得柏克对“谨慎”美德的颂扬:
谨慎在所有事物中堪称美德,在政治领域中则是首要美德。
谨慎将领导我们去默许某些有限的计划(这些计划不符合抽象观念表现出来的充分的完美性),而不会引导我们去大力推行无限完美的计划(要实现这种计划就必须打碎整个国家机器)。
在一片喧嚣的网络民粹声中,我不厌其烦地倡导谨慎和节制,就是因为在阅读中成为了柏克的信徒。
我也能想起,当看到李普曼“在自己正确的时候要克服不必要的激情”的告诫时,受到了多大的震撼。
这种长时段的阅读中,我也有意识地克服自己的惰性,努力追求一种“坚硬的阅读”,硬着头皮去啃那些比较难读、却是经典的原著。
很多读书人都抱怨如今许多书翻译水平太次,晦涩难懂,读着很费力。
翻译确有问题,但难道不也是为自身的惰性找借口吗?
读书,不是娱乐和休闲,本就是一种需要全身心投入从文字中去解读思想的费力过程,坐不住冷板凳,顺着自己的兴趣,屈从于惰性,自然就把责任推给著译者了。
文化穿越中自然有语言障碍,如果能静下来全神贯注,你是能从那种晦涩中读出深刻思想的,比如施米特和波普尔的作品。
对我影响最深的,往往不是那些“好读”的,恰恰是初看起来“难读”的,因为难读,所以得全神贯注去读,边思考,边回看,慢慢地咀嚼,自然就印象深刻并受益匪浅了。
我的“短时段阅读”,是那些为了工作安排而临时安排的阅读计划。
我是媒体的时事评论员,很多时候得在报社较大的“新闻战役”中承担评论写作任务。
比如每年两会时须写两会评论,地震时得配发抗灾评论,奥运时得写奥运评论。
我的习惯是,为了增加评论的附加值,在这些“战役”前我会通过阅读相关著作作充分的知识准备。
两会前找一堆有关代议制方面的书“补课”,比如蔡定剑的《中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孙哲的《全国人大制度研究》等。
奥运前我精读了科克利教授的《体育社会学议题与争议》和十卷本的《阅读奥林匹克》,我后来每天一篇的奥运评论都从中受到了启发。
汶川地震发生后,我立刻到书店找到一批与地震相关的著作,如钱钢的《唐山大地震》,通过阅读形成评论的“问题意识”。
短时段阅读,虽是应时应景,但对一个“必须在每个公共事务上运用理性”的媒体评论员来说,这种临时抱佛脚、补课性阅读是必需的。
中时段阅读,主要是读畅销书和学术期刊。
光躲在书斋中读古人著述是不错的,要跟上时代的节奏和了解今人的思想,畅销书还是要读的。
有的畅销书本身就反映了当下的思潮,比如《中国不高兴》,左右派争得面红耳赤,一个以时事评论为业的人当然不能失语。
时事评论,为时而作,不读那些反映着时代潮流和时代精神状况的书,评论就会缺少那种紧贴社会的时代语感。
我书房中的书,基本就是按这种“时段”阅读要求买的,平常读书,常常是几本书同时在读,几个时段同时进行。
附录2:
如何克服写评论的心理障碍
马少华“希望能够在这个课上克服写评论的心理障碍”这是昨天的研究生评论课上一位同学表达的愿望。
我觉得,这个愿望很正常,因为这种心理障碍普遍存在。
无论是在大学本科生阶段还是在研究生阶段。
我们号称帮助学生培养写作新闻评论的能力,但先于这个能力存在的,就是写的心理障碍。
所以,克服写评论的心理障碍,对于同学来说也是一种收获,对于老师来说,也是一个目标。
写评论的心理障碍和写作能力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一般来看,它们是相互消长的关系:
没有能力时(其实是一些同学从来没“开”过笔),会有心理障碍;到了有了能力时,也就有了信心,写的心理障碍自然消失。
但是,其实有了写作能力,也同样会有动笔的心理障碍,我自己当了8年的评论员和评论编辑,写了10多年,数百篇,按说有能力吧?
但到现在还有写的心理障碍当然与初学者的心理障碍有所不同。
我要说的是:
评论写作,作为一种艰苦的精神活动,不仅需要能力,还需要意志力和冲动,需要能够在这种精神活动中获得快乐和自我肯定。
没有后者,仅凭能力是难以推动一个人投入写作之中的。
何况写作能力随时消长我过去有,但现在不见得就有。
人只要在写作状态中,才会有写作能力。
所以,我昨天对那位同学说:
克服写评论的心理障碍的方法就是写评论本身。
我的意思是:
我们不可能先克服了写评论的心理障碍,再来投入写评论的行为。
而只能靠写评论的行为来克服写评论的心理障碍。
就像胡适所言:
“学习民主的方法就是民主。
”
我想,可以暂且放下那么多关于评论的规范和知识,放下选题、结构、论证等东西,静下心来捕捉自己内心的意念:
我有什么话想说?
我有什么想法值得表达?
我有什么想法值得写下来与他人分享?
然后你写下这个想法,并且用你的知识和材料支持这个想法。
对于新闻评论来说,这个“想法”,应该是针对新闻事件的,是对新闻事件的一个判断。
这样写出来的东西不见得够发表的水平。
但你已经写出来了,你已经开了笔,迈出了一步。
这就是收获。
你只有写下来,才能够考虑:
怎样写更好?
你只有写下来,才能获得(老师或他人的)肯定,建立写作的信心。
一开始就设定较高的标准,徒然增加心理障碍而已。
所以,克服写作的心理障碍,首先靠自己。
写出来之后,要靠老师或编辑的指点。
当然,互联网(包括个人博客和网络论坛),也是一个练习写作的空间,它几乎没有“发表”的门槛。
所以,是一个练习表达的良好环境。
同时,它比较容易得到回应和肯定。
我为什么在这里把“写作”,换成了“表达”?
因为先于“写作意志”的,就是“表达的意志”。
对于许多人来说,不愿意表达,不愿意公开表达,是根本性的障碍。
互联网是这样一个易于表达的空间,但尽管如此,仍然有大多数的潜水者。
这说明,表达障碍是根本性的心理障碍。
所以,要克服写评论心理障碍的人应该先弄清楚:
自己是不是有“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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