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篇小说坚实叙事中的精神追求.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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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篇小说坚实叙事中的精神追求

中篇小说

坚实叙事中的精神追求

2010年的中篇小说创作呈现着极为强健的风貌，与长篇小说相比，它更重视在一个浓缩的故事中艺术地表达对于生活与人性本身的理解，与短篇小说相比，其内蕴的生活含量，以及为了表达这一丰厚含量所要寻找到的一种言说方式，成就了它明显的优长。

总之，处于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与第二个十年的接点上的2010年度的中篇小说，在延续以往的思想的深刻性与艺术的探索性的基础上，呈现出平稳扎实的写作风格。

一岁月缅怀与理想前瞻

蒋韵《行走的年代》（《小说界》2010年第5期）从体例和结构上看，有长篇写作的雄心，它引入了“章”结构全篇；从内容上读，五个章节在总体上仍是一个首尾完整的故事。

小说把时代背景放入20世纪80年代，那是一个思想刚刚解放、文学迎来春天的新时期，是人的思想开始解禁、充满创造力的时代，是一个精神充盈、狂飙突进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一个重要特征是，诗歌的兴盛与文学青年的热情。

小说开始于一个叫莽河的诗人的行走，他的行走不仅给一个小城带去了诗篇，而且给一个女孩子陈香留下了孩子。

而另一个时空中，诗人莽河行走在黄土高原腹地，路遇做田野调查的研究生叶柔，精神的共鸣使他们心有灵犀，莽河在叶柔不辞而别后，听从心灵的指引跑到前路等她，而终在“杀虎口”这个地方迎到他心仪的女子叶柔时，他们彼此找到了同道，他们如诗人般受着大地的指引，从一个塬走向另一个塬，从一个村庄走进另一个村庄，然而叶柔却因宫外孕大出血死在路上。

斗转星移，20世纪90年代，诗人莽河出国下海变成了房地产老总——赵善明，叶柔死了，莽河也“死”了，生活向前，诗所象征的事物被甩在了后面，一个物质衡量价值的时代开始了吗？

赵善明不知道，而他已是坐拥亿万的富人了。

而在另一个故事中陈香先是失去了那个自称为莽河的诗人，又失去了爱她的老周，接着更失去了“诗人”的孩子，一无所有的她来到一个山村小学做了校长，——这一切都是我们在小说结尾处看到的，赵善明受着命运的指引来到这所学校——这是他这个房地产公司援建的希望小学，主客对话，伤感而惆怅，陈香爱过莽河的诗，她是因诗而将自己的青春献给了一个冒充了诗人的人，而真正的诗人出现在她面前时，已由一个诗人变成了商人。

在黄土高坡上，学生们朗诵着他早年的诗，注定仍要离开的“诗人”乘车而去，“把他纯真的青春时代留在了黄尘滚滚的身后，留给了陈香”。

两个平行故事的交接以及真伪诗人的命运写得从容不迫，娓娓道来，但我更欣赏文字中的一股清冽，那是穿平鲁、走右玉、出杀虎口在大地上创造诗意的激情，那是为寻找家园不惜流浪他乡不怕倒在路上的朝圣的精神。

林白《长江为何如此远》（《收获》2010年第2期）更是将记忆锁定在20世纪80年代，大学四年的生活在毕业26年后的聚会前后不断闪回，作为叙事人的今红，记忆中的女同学林南下、顾彬彬、励宪，她们入学时都比今红大了十岁，“这都是一些优秀的人，是世界坚硬的骨头，经得起风雨磨损的时间”，朝气与劲头十足的同学，在请她一起去黄冈赤壁的江上时的三言两语对话，就足以证明了那一代人的心劲——“江鸥为什么不停地飞？

”——“嗯，它们大概，把飞翔当成了故乡”。

这种近诗歌的语言在那个时代的对话中绝非做作，而是真情的流露。

正如那句穿透光阴的疑问，“长江为什么在那么远？

”它也许指地理，也许是记忆，也许还是一种心理的空间。

在这个空间里，有第一条连衣裙的深情厚谊，有星期天的电影，有甲板上拉小提琴的男子，有苹果酱，有明信片，有大棉袄，有灯笼椒，有痛哭，有歌谣，有懵懂，有19岁，有星空，有画展，有层层花瓣的汹涌起伏，而这些都归结于那个26年后聚会的夜晚，逝者已逝，人，还有岁月，篝火燃尽，在火焰中，主人公重又看到了重重叠叠的樱花，在《怀念战友》的歌声止处，她的泪水再次夺眶而出。

较之林白的相对散文化的叙述，方方《刀锋上的蚂蚁》（《中国作家》2010年第9期）的故事情节与人物命运则更加曲折。

德国老人费舍尔退休之后开始中国庐山之行，在他遇到鲁昌南之前并不知道自己余下来的人生还有什么更重要的目的，但是看了鲁昌南的画，与他一起吃饭，听到鲁昌南淡淡地讲“文革”时“我跟牛住在一起”，“心想牛能过，我当然也能过”的这个中国男人庆幸自己比牛过得好的人生史的话语使得费舍尔下定决心要改变鲁昌南的命运。

由此，鲁昌南被资助到德国去，从慕尼黑到柏林，再从埃及到希腊、罗马、法国，西方艺术之城一一漫游之后的鲁昌南“像是一支吸饱了浓汁的毛笔”，创作占领了他整个身心，以致“他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过去”。

当然，从卖出第一幅画到从德国转战纽约，并在美国站稳脚跟的这个过程是漫长的，身价不菲的鲁昌南迅速适应了他的新角色，他换了老婆，与妹妹断绝了来往，要出个人传记，总之他获得了世人所认为的巨大成功，有钱，有产，有名，有闲，有花园，却独独没有了过去。

他的最初资助人费舍尔还是从某世界画刊上看到了他的脱胎换骨，正当费舍尔满足于曾帮助了一个受伤的小鸟打开飞翔的翅膀而自认为退休之后做了一件值得的事情时，他再次来到庐山，告知了鲁昌南另一个真相——鲁昌南对待当初帮助他的亲生妹妹已全无亲情。

那么，对于鲁氏兄妹，到底是哪样生存，他们彼此得到的更多呢？

小说通过见证人费舍尔之口讲出“你不要以为你能改变别人的人生”。

鲁昌南的成功代价，在方方眼中比之他的成功本身更可深究，一个为了“名”而丢了“魂”的人，在鲁昌南成长的时代里，似乎不在少数。

这可能正是生活本身的得失构成？

但是叶兆言《玫瑰的岁月》（《收获》2010年第5期）不放过更进一步探讨的可能。

邵老先生写字，已名气在外，他的外孙女藏丽花一开始是养在深闺人未识，而后渐渐声名鹊起，黄效愚因爱其字而爱其人，直到人字不分，非要娶大自己8岁的奇女子，其真实的原因也在于从那字中见出人的精神。

但世事会变，藏丽花的书法如日中天，暴得大名，从国内到国际展出不断，而从小写字痴迷到误了考大学的黄效愚的书法却真的是知己了了，而真正识得字之精神的人却认为黄的书法境界早已超出藏许多倍，不在别的，而在字中的骨气，没有俗媚，没有奴性，只是朴素真实。

但黄效愚并不将写字看做取得名利的途径，他只是写，喜欢写，直到爱人生病住院，他仍没有改变对于写字的态度。

他说，如果爱人没有了，他要字干什么，而如果能够换得爱人的健康，“他宁愿焚琴煮鹤”，把字烧掉，一辈子都不碰毛笔。

当然这是一个有更大空间的写作主题。

我以为叶兆言想说的绝不只是书法一事，无论大字小字，都只是写字，只是抒发，而不把字当做争名夺利的工具或手段，对于几千年绵延至今的字而言，是敬惜和虔诚的，我想，这种态度是我们写字的人应有的也是唯一能有的态度。

不为别的，只因为写字来不得半点虚情假意。

二事物真相与绝对信念

我们生活在一个各种语言构筑的世界，语言因各色人等的掌握而变得丰富复杂，大多时候，对于它的运用出自交往的真诚，但也有那样的时刻，语言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虚假和谎言里。

文学，本是对于生活的一种形式的虚构，但虚构不是目的，它的更深目的在于运用虚构的形式去尽力地接近事物的真相，以在真相中找到某种对于世界对于人的信念——深藏于历史与人心中的真理。

鲁敏的《惹尘埃》（《人民文学》2010年第7期）是一个关于爱与忠诚、谎言与欺骗的故事，肖黎的丈夫在一次与情人约会的途中因交通塌方事故而死，作为妻子的肖黎在此前竟一直不知另有一个女人与自己的丈夫有如此亲密的来往，丧夫之痛与受蒙蔽之痛交相袭来，肖黎对于周遭的人际充满了敌意与怀疑。

小说的聪明之处在于没有去沿着家庭不忠的那条线索写，比如按一般理解的，肖黎似乎应按照丈夫手机中的线索去查查那个与丈夫约会的女人，但是小说不是这样，它似乎有更大的野心，它想看看肖黎作为一个生者对于她仍生存的环境还有无信心。

果然，我们看到了她的愤世嫉俗，看到了徐医生宁愿相信部分谎言而得到的温情与关怀，看到“小骗子”韦荣推销药品却取得社区老人们的喜欢与信任，他们竟可以把存折给他让他代领而不会损失一分钱，但要知道他推销的药品可是没什么疗效的。

难道欺骗无所不在，那么无所不在的存在就是合理的吗？

难道爱与忠诚可以是一对悖论？

我们的女主人公陷入了更深的怀疑。

小说中韦荣提供给她的答案是：

“世界就是世界……只管去适应就好！

”徐医生临终给她的答案是用铅笔写下的《红楼梦》中的一句：

“假作真时真亦假，真作假时假亦真。

”这真是让肖黎糊涂了，倒是韦荣在照顾肖黎儿子小冬的过程中给了肖黎真实的答案，她看到了人在谎言下的另一面本质。

小说对于谎言的探讨是深入的，同时也是迷惑的，当然最终它给出了它的理解，“与他人友爱，与世界交好”可能是无力的，但也基于对世界的深度理解，它讲，谎言是“生命中永难拂去的尘埃，又或许，它竟不是尘埃，而是菌团活跃、养分充沛的大地，是万物生长之必需”。

这个理解通向的是对于人的最终的信念，是这种信念化解了肖黎的种种不适而重新开始面对新的生活。

须一瓜《义薄云天》（《人民文学》2010年第9期）写管小健见义勇为，为一女士包被抢而在与歹徒搏斗中受伤，但住院后因谦虚而引来一系列麻烦，一是医疗费无人管，二是被抢女士不出面，三是在如实说明情况时警察已不相信，如此，英雄要自己去找当时的证人证明他的英雄作为，媒体的介入使尴尬的英雄得到了应有的待遇，而那个叫萧蔷薇的被抢女士也站了出来，并最终与管小健结为夫妻，当然萧女士的另一个婚姻目的是想让她的儿子因有一个见义勇为的爸爸而在高考时加分。

虽然这个动机让管小健的妹妹心有不快，但不管怎么说，管小健还是得到了他的幸福。

小说试图探究英雄主义在当代现实中的存在意义，见义勇为人的热血与被救人的躲避和见证人的懦弱还是一个层面，关键是勇敢的动机与谦虚的美德也受到了质疑，当然最后还是给了英雄温暖的结局，但是这温暖里也包含着苦涩与无奈，小说家当然不可能是现实问题的破解者，小说家的言说是有限的，但是它在探究被救人说的真话和古代伦理的对于“义”的标准方面作出了它应有的努力。

王松《叛徒》（《当代》2010年第6期）以“我”对30年前曾在西郊监狱工作的民警李祥生的采访开始，引入一个关于一起冤假错案的平反故事。

周云被关在001号监室，是被定性的历史叛徒，据说由于她的出卖，致使17名红军被害。

但是周云从不认罪，从入狱那天起每天写申诉材料，但材料交上去后便石沉大海。

这时李祥生刚刚大学毕业分配到监狱工作，好奇的他以个人的方式展开了一系列的调查核实工作，这种辗转艰辛的外调使得埋在1935年春天的真相日益清晰并最终大白于天下。

小说的成功之处在于叙事的推动力，从表面上看，这个推动力是为一个老人平反昭雪，如此有了李祥生调查的三个被访人的叙述——“赖春常（赖顺昌）的陈述”、“韩福茂说”和“田军长说”，这三个当年的当事人与见证者一一道来，有真有假，而需要李祥生这个办案人去芜取精，找出真相。

找出真相才是这部小说的深层动力，是对一个人最终负责、“以人为本”的最终体现，周云（温秀英）的清白最终还给了她，而让人触目惊心的是那个给她安了“叛徒”之名的人却是逍遥法外的真正叛徒。

这么多年来，这个真正的叛徒一直生活得很安逸，就连当年枪杀红军的国民党田营长也因投诚而担任我军军长要职，而周云这个烈士之妻、当年的红军游击队员却不但承受着丧夫丧子之痛，还承受着名誉被毁的命运。

幸而历史的书写有正义在，有如李祥生这样的人在，当然，也有误解之上的一个绝对的信念在，就是对于真相真理终有一天被人们获得认识的决心在。

王松小说的真正推动力也许正是这个，是这一点让人读之抚案感叹，荡气回肠。

畀愚的《邮递员》（《人民文学》2010年第8期）收入《人民文学》“走进红色岁月”栏目，这部为迎接建党90周年特选作品的主人公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上海静安区的一名普通邮递员。

仲良是因地下党也是邮递员的父亲遭日本人暗杀而走上革命道路的，在邮递情报的过程中他失去了他的同事——地下党也是邮递员的周三，失去了同情并帮助革命的布朗神父，失去了他的第一个妻子——革命者秀芬，并在“文革”中失去了他的第二个妻子——当时埋伏于敌人身边、为革命传递情报的苏丽娜。

小说有几次对话相当难忘，一是仲良问秀芬，有一天你会不会朝我开枪，秀芬毫不犹豫地回答：

“会的。

如果你出卖组织的话。

”另一次是当另一神父议论布朗神父自杀对于天主教而言是罪孽时，仲良淡然一笑，说“他只是为了一个信仰，放弃了另一个信仰”。

仲良就是在这种环境中将自己锤炼成一个彻底的革命者的，他不但完成了组织交付他的一切任务，而且在上海解放时因当向导受了重伤，更为彻底的是，解放之后当组织上怀疑他和苏丽娜的身份，而最终不了了之，只承认他是烈士的儿子而他本人并不是一个地下党时，他也没有背叛自己坚持了一生的信仰。

小说的后记记述了苏丽娜的“文革”之死，仲良在妻子自杀的河岸上想到的是所有与他一生相关的死去的人们，他们为了一个目的而献出了自己，他们在行动时已将信仰放在个人生命之上，想着他们，活着的仲良没有过多的悲伤。

他做了那个时代一个中国人应当做的，哪怕历史只承认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邮递员。

那又有什么呢？

一个有信仰的人，早已将个人的生命与荣辱交了出去，难道还要去纠缠什么个人的名分吗？

小说的这一笔如此有力，让人动容。

三生活艰辛与内心温存

滕肖澜的《美丽的日子》（《人民文学》2010年第5期）写了两个女人之间的心理较量，上海婆婆与外省媳妇之间的斗智斗勇的生活场景，其间不无幽默、不无心机、不无算计，也不无温情，作家游刃有余地展现了现代市井文化的丰富性。

婆婆卫老太与儿子卫兴国是上海人，儿子因腿疾而老大没有娶妻，卫老太恐卫家绝后，便张罗着从外地找来一个能料理家而又深爱儿子的媳妇，卫老太算计着，先以“保姆”身份考量其持家能力与脾气性情。

小老百姓有小老百姓过日子的算盘，这怨不得卫老太的精细。

作为准儿媳妇的姚虹哪里会不知自己的使命，这个来自上饶乡村的江西女子，人情世故还是练达的，很快，她的灵巧让卫老太看了喜欢，她以一个女人的体贴、细心与温存，打动着卫家兴，这种爱，有算计，也有真情，但是情节直转，姚虹过日子的愿望着急了一点，想出了假怀孕一招，却被卫老太发现。

这边是两个年轻男女已产生感情而无法分开，那边是母亲想着不能为儿子找一个说谎的妻子。

一边是情，一边是理，以致情也是理，理也是情，两者搅在了一起，分不清了。

两个女人展开了心理拉锯战，而最终以卫老太的心疼儿子落下帷幕，让步的结果是，姚虹终怀上了卫兴国的孩子，两个女人的战争也化干戈为玉帛，但在收束处，滕肖澜又抖出一包袱，姚虹的女儿——上饶老家“满月”。

姚虹的秘密是将来把女儿接来，可怜天下父母心！

心同此理！

姚虹是卫老太的儿媳，是卫兴国的妻子，她还是满月的母亲，母亲的算计与关切自然在儿女的身上，这也是无可厚非。

日子的最深美丽不正在于此吗？

正是母性，让卫老太与姚虹找到了某种共通的东西，这可能也是生命世代相传的秘密。

阿袁的《顾博士的婚姻经济学》（《十月》2010年第4期）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场景与人物转换到了大学与教授。

小说笔法辛辣，风格颇有轻喜剧色彩，作品条分缕析地分析了顾言的两次恋爱、一次婚姻以及一次不成功的婚外情，并引入经济学原理介入对于其婚姻的解读，笔者深感于作者对人物性格与叙事节奏的熟练掌控能力，作为一位年轻女作家，其对男性文化的分析也入木三分。

东紫的《白猫》（《人民文学》2010年第10期）写一个五十岁的离异男人和两只猫的故事。

一次他与来看他的儿子一起散步，他们捡到了一只受伤的白猫，从那时起，一点一滴的生活化作了对于白猫记述的日记，犹如儿子小时候邻居阿姨张玲记的日记。

日记是爱的产物，也是倾诉的要求。

“为了白猫给我的友谊，为我在五十岁时体会到的人和动物之间的情意。

”作为男人50岁生日的唯一一个拜访者，白猫“喵一声，再把头放到自己的前爪上，继续歪头看我。

我突然觉得，它在告诉我——我是来看你的，不是来吃东西的”，如同一个了解并尊重人习性的朋友，如同一个贪玩而乖顺的孩子。

小说写得最为动人的那一节是已四昼夜没有进食的白猫趴在那里，一边是“我”的无能为力，“白猫一动不动，我突然想起五年前母亲临终的时刻”，“我抚摸着白猫，生怕在抬手的刹那间丢失了它的呼吸”，这种亲人病床前的疼惜感觉让人读之心恸。

所以有黑猫的来访，有失去白猫之后另一个至爱亲朋的对于友情的延续，小说的结尾如此灿烂，黑猫在白猫曾趴过的位置上趴下来，男人明白了“她”的到来，是为了代替“他”和“我”之间的情意！

“它们竟然懂得把爱传承下去”。

这是黑猫给这个对爱情与亲情都已失望了的男人的答案——要勇敢，要彻底，还要知道传承与疼惜。

如果说动物与人之间的情意可能还带有某种特例色彩的话，弋铧的《葛仙米》（《清明》2010年第4期）则把我们带到了一个艰难年代的亲人与亲人之间如何相处的世界里。

“蒙蒙来我们家的时候，已经快满五岁了”，只一句，便交代了养女与这个家庭所有成员间的关系。

这个家庭的姐姐蕴蕴也就是叙事人“我”的成长过程，是与蒙蒙的成长过程构成对比和重叠的，时间上，两个少女的成长错落有致，但由于妹妹的到来，姐姐变作了“钢”，总是或多或少地让着“玻璃”般的蒙蒙。

从性格到个性，由于蒙蒙的到来，蕴蕴不自觉地发生着改变，她沉默、压抑，一心投入学习，而原因在于家庭的重心由她转向了蒙蒙，蒙蒙占据了姆妈（母亲）的全部身心。

为了蒙蒙，姆妈竟选择了流产再不要孩子，为了蒙蒙接班，姆妈竟提前退休。

而当蕴蕴外地大学毕业远赴美国求学求职过程中，才得知了家庭的变故，一层事实是蒙蒙的亲生母亲接走了蒙蒙，但这个事实很快被另一个事实推翻，是蒙蒙自己导演了这场领亲，那个所谓的亲娘是本市另一个毫不相关的人。

那么，更深的谜底被揭开了——在蒙蒙小时候的课桌下面，写着“离开”、“走”，那是一个无法承受家庭全部温情并有外人时时提醒她报答的女孩子的心迹。

因不是亲生，报答养育之恩的提示，使她背负了太重的压力，当她无力偿还这沉重的“债务”时，她宁愿背负更为沉重的骂名而逃离此地。

小说最后，在姆妈临终时，蒙蒙赶到，而她的一声“娘”，却使得姆妈的眼睛一亮，像小蒙蒙五岁那年领回家时的第一声叫，姆妈的眼里“充满了那样动人而美丽的光芒”。

小说的动人在于写情之时还力图表达一个道理，身体的帮助与心灵的救赎对于双方而言是平等的，施者的给予与共度此生的沟通有着微妙的不同，正如弋铧在创作谈中言：

“我想表述的，不是一种委屈，而是一种人与人能在相互理解之下的感恩之情，能从本性的‘自私’中慢慢认知的一种无私，超越了血缘和亲情的真正能相濡以沫的感情。

”我想，这也是文学介入生活的目的之一。

四桃源梦想与文明理念

中国文学有关注农村生活的传统，当代乡村也一直没有离开作家的视线。

魏微《沿河村纪事》（《收获》2010年第4期）致力于对古老山区的乡土伦理与现代文明之间的抵牾、冲突与磨合的研究，其对于乡村现代化进程中的诸多深层矛盾与解决矛盾的方法的探讨，令人耳目一新。

作者开篇写三位研究生秉承师命去导师曾去过的边远山村搞调研，那个曾让导师写出《沿河村调查》的可以作为中国基层社会学读本的村庄，其发展的迅速和文化的丰富性使三位研究生对于中国乡土社会结构的理解与见识远远地超出了书本，并成为他们在课堂上学不到的现实功课。

这是一部可以从哲学、社会学、文化学层面阅读的小说，这部小说之于年轻作家魏微的意义，犹如30年前的《小鲍庄》之于王安忆的意义。

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70后”作家进入创作成熟期的一个标志，经由这部小说，魏微完成了由一个关注自我精神的作家向一个关心国民精神的作家的演进。

这是与其《一个人的微山湖》、《化妆》、《大老郑的女人》绝不相同的作品，前者的童年和懵憧、少女的忧伤以及青年时期对于“他者”的体谅，在这部作品中都让位给了某种大于年龄的理性，这种研究者气质的写作，使小说赢得了某种与岁月拼久长的气质，这种气质，一如魏微前作的淡定、沉稳、平和，但还有一种温润与犀利相交错的东西，纠结在一起，当然还有在阅读乡土时，把自己也烧进去时的那一份理想主义的疯狂。

比如小说中“我”对于道广的爱，对于村寨建设的激情，对于受到的来自内心的相信与怀疑并在的身心分裂的折磨，比如清醒，无用，还有于事无补、无所依傍，但是在对于乡土未来想象中的真诚和要把爱情转化成对于土地的浓情蜜意的初衷是真实的，对于公平、富裕的追求的动因是正直的。

这个魏微的底色，在对于罗莎·卢森堡的形象自认中暴露无遗，“这是我理想中的自己，一个女神的形象。

……她天生负有使命，追求进步、光明，愿为理想而献身。

她看到世间有太多的不公正，因此越发相信真理、公义、进化论、理想国！

她一点都不怀疑！

”这样的议论一般而言也许是小说的大忌，但这部小说中不一样，这是一个深入乡村的女知识分子对于文明乡村的桃源梦想的理念支撑。

《沿河村纪事》所提供的信息量之大和主人公经历的传奇性，以及作家对于20世纪90年代乡村致富路的追忆与还原，都使得对于这部小说的梳理与总结可能还要有一个更长的沉淀过程。

但是有关乡村的桃源梦是中国文学一直做着的。

郭文斌的《上九》（《芒种》2010年第8期）与张惠雯的《古柳官河》（《莽原》2010年第2期）正是这场梦的延续。

《上九》写了正月社火的全过程，从仪程官对诗一项上即可看出作者的民间文化功底。

“上九”这个词在当代社会已相对陌生了，它是正月初九的代称，也不要小看了社火，不要把社火只看做是老百姓娱乐休息或者祈福的仪式，这仪式和唱文中的大义存焉，它的说本与唱词，细细记下来，是成人伦理教育的一个重要形式，朝代更迭而能够伦理延承，秘密也许都藏在这乡风民俗的潜移默化中，乡村文化所完成的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发掘与教育，是在人们最放松的节庆场景与欢快心境中完成的。

所以当儿子六月问爹爹，“唱戏也是舍啊？

”得到的回答是，先人写下剧本，是大舍，我们唱，是小舍。

所以要写那些劝人为善的剧本，把人带向光明的剧本。

他们的谈话竟将全家人都吸引了过来。

爹爹说，教人学坏是杀了他的灵魂，它们会流传，会世世代代去造杀业。

娘说，“教人学坏就是把杂草种子撒在田里，要除尽就很难了。

”爹说，“人的心就像是一块田，要四季守护，精心守护”。

这些对话我以为道出了作家对于包括写作者本人的提醒。

人，总要恪守一些最基本的法则，比如祖辈传下来的不浪费、施舍、随缘等，而人，也总要有所敬畏，比如脚踩大地的时候，总想着它的宽厚，想着“我们生活的背后确实有一个大造化在的，她给我们土地，让我们播种、居住；她给我们水，让我们饮用、除垢；她给我们火，让我们取暖、熟食；她给我们风，让我们纳凉、生火；她还给我们文字，让我们交流、赞美，去除孤独和寂寞。

要说这才是真正的‘供献’，但对此勋功大德，造化却默默无言”，也许这是我们今天应从大自然中学到的精神——沉默、务实而又无私的品格。

张惠雯的《古柳官河》是一川流水连缀起的三个故事，它们各自成篇，又上下关联。

三个故事的小标题分别是“河水”、“风雨”、“月出”，写了三对人的爱情故事。

“河水”写秀儿和庆生的爱情，“风雨”写水杏和丰儿的爱情，“月出”写如英和小周老师的爱情，三个爱情与其标题对仗工整，河水是逝去而不能得的爱情，风雨是波折之后见到彩虹的爱情，月出则是经过了暗夜但最终还是亮光照耀的爱情，从小说中我们不难品味出作者的古典情愫。

作者1978年出生，近年新作不断，风格清丽，这部小说仍写故乡，但在青涩之上，也心静如水、游刃有余，大沙河上有一些岁月逝去的缅怀，但那忧伤是浅淡的，有着外表平静与内心汹涌的微妙平衡，温润的诗意丝丝缕缕，浸透纸面。

比如，“来到舒展的河滩上，天地间全静了，青青的一片。

河流和树林都蒙在一团湿气里。

河水漫溢，河道开阔，宛如三年前的那个春天”。

这是女主人公对着河水的流泪的心事，那个她心里的他，在无可把握的时间里，被他们彼此丢失了。

小说语言优美，令人不禁想到《边城》时代的沈从文。

作者现在新加坡定居，但已足见故乡在其心底不可替代的位置。

这个年度我还注意到胡学文，这个擅写乡村的作家，其一部写城市的作品让人感念。

胡学文《牙齿》（《长城》2010年第5期）对爱情、亲情、家庭、责任的探讨可谓深入，周枫因怀了杜刚的孩子而杜刚因有病妻无法离婚与之结婚，便在相对象时找了一个老实人罗小社草草成婚，罗小社从不知情到知情之后仍一如既往地爱她、真诚待她，并把她的孩子视为己出。

面对周枫对另一个男人的不能自拔的爱情，罗小社对周枫的爱情同样不能自拔。

面对周枫因婚外恋的欺瞒、搪塞、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