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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能减排对就业的影响方式与政策选择
节能减排对就业的影响方式与政策选择
一引言
虽然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全球气候变暖的加快以及人类活动的重要影响,并预测了潜在的灾难性结果,自然科学家之间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但是,对于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如果要等到获得了百分之百的证据,事情将会不可逆转,无法挽救。
因此,气候变化的影响和各国需要采取的行动,成为主流经济学家的关注和国际谈判的焦点(参见Stern,2006和Garnaut,2007),中国政府也明确了积极应对的国家态度,在学术界亦形成一些研究成果。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之所以成为经济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在于它构成与经济增长以至就业增长的替代选择(trade-off)。
在中国,大多数研究和普遍的关注点是减排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对就业的关注则不够。
原因大概包括两点:
第一,人们以为就业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因此,关注了增长就等于关注了就业。
第二,长期以来形成的单纯追求GDP的观念,使得就业问题没有获得足够高的优先序,因而在减排的讨论中被忽略掉了。
其实,在讨论减排问题时,就业的考虑应该具有高于GDP的位置。
首先,从民生优先的目标出发,减排对就业的影响,决定了减排的可行性和可持续性。
中国的最重要国情是劳动力丰富,保持某个特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归根结底是为了保持就业的稳定增长。
而GDP增长率的下降,最大的损失莫过于就业损失。
虽然中国劳动力市场长期供给大于需求的状况已经有所改变,但是,任何对于就业的冲击,都会直接表现为对城乡居民收入的伤害,都会扩大收入差距,加剧社会矛盾。
其次,依据于既定的减排目标,在以GDP为参照系衡量减排成本时可能无法接受的情况下,一旦以就业为参照系衡量,或许成为可以接受的。
这是因为在GDP与就业的关系上,有诸多文章可以做。
换句话说,由于目前就业扩大与GDP增长之间尚未达到最佳的同步,可以在减排的同时提高经济增长的就业弹性,从而以同样的GDP牺牲换取尽可能小的就业损失,进而降低减排代价。
许多文献尝试证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与经济增长乃至就业扩大并无矛盾,甚至可以获得双重红利。
但是,这些研究几乎无一例外是以发达国家为对象进行的总结或模拟。
对于发展中国家,对于中国特定的情形,获得减排和就业双重红利必然是有条件的。
首先,中国处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减排的内在激励与大多数发达国家截然不同。
我们可以尝试用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即人均收入与排放之间的关系,刻画中国所处的阶段。
由于统计资料中没有直接公布本文采用IPCC(1995)提供的CO2排放量估计方法。
一个省的全部CO2排放量估计值是基于能源消费、碳排放系数和燃料中碳被过分氧化的部分进行估计的(都阳、陆旸,2009)。
图14-1和图14-2分别显示了随着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全国和分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增长情况。
这里我们估计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并不意味着我们接受任何关于这个概念背后的理论含义或政策结论,只是为了表征中国在排放问题上可能受到的发展阶段制约。
图14-1中国地区的二氧化碳排放
图14-2中国地区二氧化碳排放的库兹涅茨曲线
由于所处的发展阶段,相对于发达国家而言,中国减排的内在激励相对不足。
例如,中西部地区仍然处在高速增长的起步时期,其资源禀赋特点和基础设施相对落后,重化工业在这些地区超前发展有一定的必然性。
距离环境库兹涅茨转折点较远这个发展阶段特征,也决定了中国在减排技术上的差距较大,短期内无法以这类产业的发展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而国外相关技术的获得取决于国际协议的结果。
其次,中国特有的能源结构形成一种路径依赖,增加了减排的特殊难度。
在不同的国家,能源使用本身的清洁度是有差别的,直接影响到节能、减排的路径和难易程度。
由于资源禀赋和历史的原因,原煤在中国能源生产总量中的比重高达76.6%。
煤炭使用是污染气体和温室气体的最大排放因素,而改变这种能源结构加大了减排的难度,涉及的调整范围也更广泛。
再次,中国经济增长较高的对外依赖度以及出口产品较低的增值率,加重了减排的就业成本。
虽然2007年中国进出口货物贸易总额与GDP的比率高达66.8%,其中出口贸易依存度为37.5%,但是,由于出口行业的增值率比较低,从增加值的意义上,出口对GDP增长率的贡献,根据估算2008年只有10.1%(Cai,DuandWang,2009)。
这意味着出口部门的就业意义大于产值意义。
另一项对于金融危机就业影响的模拟研究也表明,出口行业就业对增加值的弹性,要明显大于整体经济(Cai,WangandZhang,2010)。
中国贸易品生产在经济中的比重大这样一个事实,使得减排的就业代价显著提高。
最后,对于中国来说,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节能减排的刚性约束日渐明显的情况下,必然把转变发展方式放在根本的地位,寻求与就业兼容的减排模式,就必须谨慎地选择推动减排的路径,正确使用调控手段、合理安排优先减排的行业和地区,在和谐的社会经济环境下实现节能减排,才能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推动减排的两种路径
鉴于能源使用与排放之间的对应关系,特别是在中国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条件下,节能、减排被并称和协同执行,成为中国应对气候变化,从而保护环境和节约资源的直接目标。
需要首先明确的是,从一定的排放水平点出发,绝大多数节能减排行为终究要降低GDP的增长从而牺牲就业。
但是,在减排是不可规避的责任与义务的前提下,决策者仍然有不同的推动路径可供选择。
换言之,在考虑节能减排的实施成本的时候,把就业牺牲的成本考虑进去,选择有利于实现劳动力市场顺利调整的路径是有可能的。
劳动力市场的调整随时都在发生。
一定程度的失业的存在,是劳动力市场上的正常现象,可以通过劳动力市场的自发调整来解决。
然而,对于所有的经济体而言,冲击型的失业是需要竭力避免的,因为冲击型的失业会给很多正在就业的人带来福利损失,也容易造成社会的动荡和不安。
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后期的亚洲金融危机以及中国国有企业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曾经造成了中国城市劳动力市场的大规模下岗和失业。
为应对当时经历的劳动力市场冲击,政府出台了一系列的扶持再就业措施和积极的劳动力市场政策,并对社会保障体系予以大量的投入,才得以化解那次冲击。
2008年爆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再次对中国劳动力市场造成冲击,曾经导致大量的农民工失业返乡,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
如何增加就业岗位,也成为经济复苏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
因此,在执行节能减排政策时,避免造成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是制定节能减排战略必须考虑的内容。
从失业的类型看,执行节能减排,必然会引发经济的结构性调整,从而造成结构性的失业。
同时,激进的推动方式还会通过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造成类似于周期性失业的就业冲击。
然而,劳动力市场的结构性调整,并不必须以结构性失业的形式出现,更不必然以劳动力市场冲击的形式出现。
以渐进调整的方式推进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可以通过改变企业生产行为和产业结构,实现劳动力市场调整与经济结构调整的兼容;而以激进调整的方式推进,不仅可能造成对经济发展的损害,也会形成群体性失业。
换句话说,激进方式倾向于毁灭现存的生产能力,而渐进方式则把生产能力引导到节能减排的方向。
很显然,在面临节能减排压力的背景下,以后一种方式调整,更有利于经济的平稳发展和劳动力市场的和谐。
在可供选择的节能减排方案中,总是有一种对就业的伤害趋近于最小化。
我们以图14-3来表达排放与就业的关系,横轴为就业数量,纵轴为排放水平。
能源消费是中间投入品,在大多数情况下,能源消费的数量越高,排放水平也越高,带来的就业数量也越大。
换言之,如果要降低排放水平,必须以损失就业为代价。
此外,随着节能减排水平的不断提高,节能减排的边际成本也会上升,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上,就是就业的损失也更大。
体现在图中,就是同一曲线上的斜率存在差异。
如图14-3所示,将排放水平从E0降低到E1,和从E0’降低到E1’,实现的减排效果是一样的,但是,从E0降低到E1的就业损失为S0-S1,从E0’降低到E1’的就业损失为S0’-S1’。
显然,由于减排的边际成本递增,从E0’降低到E1’的就业损失更大。
图14-3就业与排放的关系
一般说来,节能减排是通过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现的。
但是,对经济行为的干预手段,可能是市场规律使然,也可能通过行政手段来实现。
两种手段可能形成不同的节能减排推动方式或推进路径。
虽然现实中可能有很多种具体的实现方式,甚至是两种手段的结合。
但我们仍然可以将节能减排的路径抽象为冲击型的推动方式和演进型的推动方式。
我们先来看冲击型的推动方式,即通过关、停、并、转的方式消灭一批“两高一资”型企业,以达到减少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
实际上,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实现特定的调控目标,在中国以往的经济调整中屡见不鲜。
例如,1980年代,为了应对经济过热以及随之出现的宏观经济失衡、能源和原材料短缺、通货膨胀严重的情况,对当时迅速发展的乡镇企业采取了关、停、并、转等措施,限制其发展。
1990年代,在宏观经济过热的时期,集中关闭了一批小煤窑、小水泥等高耗能、低效益的企业。
这些宏观调控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但也对经济发展和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冲击。
特别是这些措施产生的就业效应,以前一直为政策制定者所忽视。
由于大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往往具有谈判的优势,因此,调控政策真正作用的对象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中小企业。
由此而产生的就业损失,也很少被重视。
另一种是演进型的推动方式,即通过以节能减排为导向的产业结构调整,逐渐减少乃至淘汰“两高一资”型产业和企业。
这种推动方式更多的是利用市场机制和价格信号的引导作用,在实施手段、推进过程和所可能取得的效果等方面,都和冲击型的推进方式存在很大差别。
首先,价格信号和市场机制是通过碳消费的价格,改变高排放的投入品和其他投入品的相对价格关系,抑制对高排放投入品的需求。
从长期来看,通过价格信号的作用,可以使企业形成一个比较稳定的预期,从而诱导企业逐渐用低碳的技术取代高排放的技术,从而达到减排的目标。
对高排放的投入品征税,是比较常用的手段。
其次,使用价格信号除了可以诱致企业使用低碳技术以外,其政策的执行也更加公平、透明。
因为价格信号是面向所有企业的,不需要行政手段对企业进行甄别,不仅节约了行政成本,也有利于杜绝政策执行过程中出现的不公正,甚至腐败的行为。
再次,通过价格信号引导企业主动地节能减排,其推进的过程是渐进的,可以避免关停企业所导致的大规模失业。
显然,这种方式将减少对劳动力市场的冲击型影响,有利于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我们以图14-4来阐述这两种不同的减排路径的差别。
假定初始的排放水平为E0,就业数量为S0。
路径Ⅰ采取冲击型的方式,通过关停排放水平高的企业来实现减排。
在具体的操作中,政府可能设定一个排放标准,如E1,对于排放高于E1的企业,采取行政手段予以关闭,即图中位于上方的曲线的虚线部分。
但以行政的手段关停企业或淘汰生产能力,政策将只对被瞄准的企业起作用,而没有被政策瞄准的企业(也就是路径Ⅰ所显示的实线部分)的排放行为不会受到丝毫影响。
此时,就业数量也因为企业关闭而减小,就业损失为S0-S1。
图14-4节能减排的两种路径
路径Ⅱ的推进方式则和路径Ⅰ不同。
路径Ⅱ是通过价格信号等市场机制的引导来推动的节能减排,这种方式可以对所有企业发生作用。
价格机制的作用将诱导所有的企业采用低排放的技术,因此,就业-排放曲线向右下方移动。
此时如果排放水平为E1,所对应的就业水平为S2。
以A点为初始点,从A点到C点的变化,反映了路径Ⅱ所产生的效果,路径Ⅱ所产生的就业损失则为S0-S2。
很显然,路径Ⅱ所产生的就业损失要小于路径Ⅰ所展示的情形。
综上所述,上述两种节能减排推动方式,会分别形成两种不同的路径,实现同样减排的代价也有所不同。
显然,冲击型的推动方式和路径,为了达到同样的减排目标可能付出更大的增长代价,特别是就业代价。
此外,无论是更多地采取行政手段还是更多地利用价格信号引导,都可能因选择的产业重点和区域重点是否具有最强的针对性,而产生不尽相同的节能减排效果。
也就是说,当政府决定要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以达到减排的目标时,从产业和地区乃至企业的意义上,究竟如何进行政策瞄准,会取得截然不同的效果。
三激进减排的就业代价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以下简称“十一五”规划)明确提出了节能减排的发展目标。
根据“十一五”规划的要求,到2010年末单位GDP能耗较之“十五”末期下降20%。
要实现“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难度相当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统计数据,2007年每万元GDP能耗为1.16吨标准煤,为2005年的94.6%。
显然,要在“十一五”剩下的时间内完成既定的目标,任务非常艰巨。
如果仅仅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尚且困难,那么,在节能减排的同时保证就业和经济增长不受或少受损失,就显得更加困难。
为了实现“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目标,一些地方开始使用激进的节能减排手段,关停“两高一资”的企业,淘汰落后的生产能力。
那么,这些激进的减排手段到底会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哪些影响呢?
以下,我们首先根据工业和制造业(也是最主要的能源消耗部门)分细行业的数据估算就业需求函数,并以此推算就业的能源消耗弹性。
该参数将为我们从总体上把握节能减排可能造成的就业损失提供分析基础。
随后,我们以近年来的规制措施为基础,观察节能减排行为对就业实际产生的影响。
要观察节能减排对就业的影响,我们需要知道就业和能源消耗之间的数量关系。
就业的能源消耗弹性是反映这一数量关系的指标。
我们需要利用下面的估计式,估计工业和制造业分细行业的就业需求函数,测算就业相对于能源消耗的弹性。
lnLi,t=α0+β1lnYi,t+β2lnKi,t+β3lnwi,t+β4lnei,t+vt+ui+εi,t
估计式的左边是第i个行业,第t年的就业,估计式的右边分别是第i个行业在第t年的增加值,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平均工资水平和能源消耗。
β1,β2,β3和β4是待估计的参数,分别为就业相对于产出、资本存量、工资和能源消耗的弹性。
vt为年度虚拟变量,反映随时间变化,但在行业间没有差异的因素的影响;ui为行业虚拟变量,反映随行业变化,但在年度间没有差异的因素的影响;εi,t为随机扰动项。
根据上述模型,我们分别对2001~2007年工业和制造业分细行业的就业需求函数进行了估计。
能耗、增加值和固定资产净值年平均余额的数据,为全部国有及规模以上非国有工业企业的数据,年平均工资则为各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的平均工资。
数据来源于2002~2008年的《中国统计年鉴》。
其中,由于行业分类的调整,少数行业在部分年份的数据缺失。
回归的结果见表14-1。
表14-1工业和制造业细行业的就业需求:
双向固定效应
由于估计式使用双对数的形式,因此,各个变量的估计系数实际上为就业相对于该变量的弹性。
根据估计的结果,就业的产出弹性为0.12(制造业为0.10),就业工资弹性为-0.72,就业的能耗弹性为0.10。
根据以前我们基于企业数据的研究(Caietal.,2006),就业的产出弹性与其大致相当,就业工资弹性的绝对值略高,但仍然低于很多基于发达国家数据的估计结果(Hamermesh,1993)。
我们在此关注的焦点是就业相对于能源消耗的弹性。
虽然在劳动力市场上,工资水平是决定劳动力需求的最重要的因素,但能源消耗作为一种中间投入品,对劳动力需求会产生引致的影响。
回归结果表明,在目前的技术水平下,如果工业部门的能源消耗减少10%,则就业有可能减少1%。
按照2005年的工业就业规模10829万人计,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仅仅通过减少能源投入,就有可能造成超过100万个就业岗位的损失。
可见,不改变产业结构,减排就意味着就业损失。
在实践中,为了完成减排目标,各地主要采取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监管减排三大措施。
工程减排主要是指通过新建污水处理厂,提高污水处理能力,以及新增燃煤脱硫机组、烧结机烟气脱硫、炼焦煤气和炼油烟气硫磺回收等减排。
结构减排主要是指通过关停污染严重的造纸和印染等企业,以及淘汰落后产能等减排。
监管减排主要是指把强化清洁生产审核作为促进减排的重要手段,加强电解锰等重点行业清洁生产审核和环境管理,加强污染减排统计、监测和执法监管能力体系建设,出台有利于减排的价格、金融、贸易等政策措施。
迄今为止,有利于节能减排的激励机制尚未发挥重要的作用。
在工程减排、结构减排和监管减排三大措施中,如果说工程减排和监管减排对就业不会造成太大影响的话,结构减排显然会损失一定数量的就业。
从各省结构减排的做法看,主要是关停造纸企业、化工企业、纺织印染企业、小火电机组,淘汰落后水泥、落后炼铁能力和炼钢能力以及淘汰平板玻璃等。
2007年,全国关停落后造纸企业2018家,关闭化工企业近500家、纺织印染企业400家。
关停小火电机组1438万千瓦,淘汰落后水泥5200万吨、落后炼铁能力4659万吨、落后炼钢能力3747万吨、平板玻璃650万重箱。
这些关停的企业和淘汰的生产能力,恰恰都是能耗排在全国前十位的行业。
因此,关停企业和淘汰生产能力,对减排起到显著的作用。
以河南省为例,按照《河南省2008年度主要污染物总量减排计划》,2008年,河南省的二氧化硫减排总量为22.6万吨,其中通过关停企业和淘汰生产能力即结构减排实现的二氧化硫减排量为9.7万吨,占总减排量的43%。
我们可以大致估算关停企业和淘汰生产能力可能损失的就业人数。
首先看关停造纸、化工和纺织印染企业可能损失的就业人数(见表14-2)。
用各行业关停企业数,除以该行业企业全部单位数,得到关停企业的比例,用该比例乘以该行业企业全部就业人数,即得到各行业关停企业损失的就业人数。
需要指出的是,受资料来源的限制,我们只能得到2004年各行业企业单位数和2005年各行业企业就业人数。
如果假定企业单位数和企业就业人数的增长速度基本一致,我们可以大致用上述方法估算2007年损失的就业人数。
由于各行业企业单位数系2004年数,各行业企业就业人数系2005年数,也可能会对估计结果产生一定影响。
根据此方法推算,关停造纸企业损失的就业人数为108689人,化工企业为25556人,纺织印染企业为43215人。
关停这三种类型的企业损失的就业人数总量为177460人。
表14-2关停企业可能损失的就业人数
然后我们来看淘汰落后生产能力所造成的就业损失。
小火电、水泥、炼铁、炼钢和平板玻璃是淘汰落后生产能力较为突出的行业。
用各行业淘汰的生产能力,除以该行业的生产量,得到淘汰生产能力的比例,用该比例乘以各行业就业人数,即得到各行业淘汰生产能力损失的就业人数。
需要指出的是,受资料来源的限制,我们只能得到2000年各行业的就业人数。
我们根据2000年和2007年全部就业人数,计算出了就业年均增长速度。
并假定以下几个行业的就业增长速度与总体就业增长速度相同,推算出了2007年这几个行业的就业人数。
就业损失的结果见表14-3。
表14-3淘汰落后生产能力可能损失的就业人数
由于表14-2和表14-3中所包含的行业没有直接的重合,因此我们可以假设,对关停企业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两项措施导致的就业损失,可以进行加总。
即在2007年,这两种直接冲击方式所造成的就业岗位减少为37.4万个。
需要指出的是,这仅是一个不完全的估算:
由于资料限制,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关停企业和淘汰落后生产能力,都只局限于少数行业。
在实际操作中,有更多的行业和更多的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因此损失了就业岗位。
此外,根据以往的研究(例如可参见Cai,2004),企业按照统计要求所上报的就业人数,比其在生产中所实际使用的人数要少很多。
所以,在根据节能减排的要求将部分企业关停并转时,依据官方统计数据估算的就业损失,也是被大大低估的。
可见,激进的减排政策实际所产生的负面效应,可能远远高于上述估算。
四瞄准重点行业与地区
长期以来,以资源投入为特征的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是推动能源消耗不断增加的重要原因。
我们知道,将经济增长方式从要素投入主导的模式转向生产率推动主导的模式,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十一五”规划所提出的节能减排目标,又是一个具有刚性的政策约束。
因此,在短期实现节能减排的目标,在一定程度上需要通过行政手段,对主要的耗能和排放行业及地区进行规制。
即便如此,在行业和地区的瞄准和选择上,是否考虑就业代价也会在劳动力市场上产生不同的效应。
以往的讨论,有各种对于产业或部门的分类方法。
除了通常的第一、第二和第三产业划分之外,从能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的角度,人们往往按照重化工业和轻工业的划分来进行观察。
从这个角度,我们的确可以看到重化工业在能耗和排放中居于显著地位。
这是一个具有普遍规律的现象。
例如,2002年美国能耗最高的6个行业,所消费的能源占制造业能源消耗的81%,但仅占GDP的4%以及就业的2.5%(Ackerman,2009)。
同时,由于这类部门自身、前向连带效应和后向连带效应产生的就业拉动效应都比较低,其减排的就业成本也相对低。
不过,这种划分和观察还不能更直接反映出产业的能源消耗和排放特点,也容易忽略产业内部的相关特点和独特之处。
此外,按照这样大产业划分得出的政策含义,在某种程度上具有难以操作的特点。
例如,从工业体系的完整性来说,我们很难简单地建议用冲击的方式来降低重工业的比重。
但是,下列结论应该是成立的。
一方面,仍然可以通过演进型的推动方式达到降低重化工业比重,从而减少排放的结果。
另一方面,从资源禀赋、成本和安全,以及庞大产能可能遭遇的市场风险等角度看,对于重化工业部门,即使不宜做存量上的减法,即不对其采取冲击型的调整手段,中国至少不应试图成为世界重化工业中心。
有学者指出,由于中国在高耗能的产业并不具备贸易的优势,如果调整能源价格体系,对中国的贸易伤害会非常小(Ackerman,2009)。
下面,我们从经验分析出发,把产业按照在能耗和能效两个方面的表现进行区分,观察中国能耗大和能效低的行业的就业特征。
在非农行业中,制造业是主要的能源消耗部门,占整个非农行业能源消耗的67.8%。
制造业增加值和就业虽然也高于其他行业,但其比重却不如能耗所占比重大。
制造业增加值占2006年非农行业增加值的比重为37.9%,占2005年非农就业的比重为32.4%[1]。
更重要的是,中国制造业的演化过程也已经昭示了通过瞄准能效,实现节能减排与就业兼容的可能。
如图14-5所示的第二产业分细行业单位增加值能源消耗与单位增加值就业数量之间的关系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从图中看,随着时间的推移,两者之间的负相关关系越来越明显。
这意味着,随着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即便是高耗能的部门,也越来越转向其具有禀赋优势的领域。
图14-5第二产业分细行业单位增加值能耗与单位增加值就业
相形之下,一些服务性行业则具有完全不同的特性。
例如,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所耗费的能源占非农行业的2.6%,实现的增加值为10.8%,而提供的就业岗位占21.2%。
所有这些特征都就意味着,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升级和演进,以及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实现低耗能、高增长和高就业是有可能的。
然而,产业结构的升级与演进并不是短期内可以改变的结果。
而且,一个国家的产业结构布局,是其要素禀赋结构和比较优势所决定的,过度使用产业政策进行调整,从长期来看会使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偏离其具有比较优势的领域,从而导致竞争力的下降。
所以,从短期看,经济结构的转变并不是节能减排所能依赖的主要路径。
针对高耗能行业的减排措施,需要考虑政策实施的成本,就业损失就是其中重要的方面。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在很多情形下,高耗能行业也同时是低能效产业,但二者并不完全等同。
尤其是将就业因素考虑进来后,节能减排政策瞄准哪些部门仍然会产生不同的效果。
首先,瞄准能耗和瞄准能效可能对应着不同的推动方式。
以能耗为瞄准目标,其优势在于便于直接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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