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全文《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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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全文《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诗经》全文《诗经》与先秦两汉劝谏文化
劝谏文化兴起于先秦时代,它不但对于中国的政治结构有着深刻的影响,对中国文学的发展也同样影响巨大。
《诗经》里劝谏作品的出现,以及汉代《诗经》学“美刺讽喻说”的形成,乃至中国诗歌讽喻传统的最终形成,都与劝谏文化息息相关。
要了解中国文学里的讽喻传统,就不能不了解劝谏文化。
一、先秦世卿制与《诗经》的劝谏诗
人类社会的存在,是以一定的血缘组织和地缘组织为前提的。
这两者一经一纬,构成了社会的基本框架。
但是,它们在早期人类社会构成中所占的比重,在各个民族里却是不一样的。
如古希腊的每个城邦,作为一个地域组织,有着共同的利益,人们对这种地域组织的重视大于对家庭血缘组织的重视,由之产生了古老的民主制度。
而我国的情况则不一样。
“在我国早期社会历史中血缘组织的家庭、宗族非常发达,而地缘组织社区相对较弱。
因此,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血缘气氛浓厚,血缘组织对国家制度与政治思想影响之深是世所罕见的。
”
夏、商两代,文献不足,情况不是特别明了,但是从现有的考古材料来看,还是可以发现,在这两个朝代里,血缘性的宗族集团一直是社会组织的主体,而且其主体地位不断加强。
族权逐渐与王权结合,构成家国一体的国家形态?
而到了西周的时候,则形成了完全成熟的宗法制度。
周人的宗族组织与国家政权的结合,比商代更加紧密,周王和各国诸侯都是集君统与宗统于一身,家天下的特征更加明显了。
一个君主,既是一国之君,又是一族之长;既承担着治理国家的任务,又承担着“纠合宗族”的义务。
“君统”与“宗统,’二者之中,前者虽然是从后者发展而来的,但是地位却己经更加重要了。
也就是说,宗统应该服从于君统。
《礼记大传》“君有合族之道,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
”《谷梁传?
隐公七年》“诸侯之尊,兄弟不得以属通。
”国君与和他同姓的贵族之间,首先是君臣关系,然后才是亲戚关系。
同姓贵族不得以亲情来影响或妨碍国君对政治权力的施展。
这样,当氏族解体,国家的利益上升到第一位的时候,原本混于一体的“宗统”与“君统”,开始分化为两个既各司其职又联系紧密的系统,以君统为主干,以宗统为枝叶,使得血缘组织国家化,国家组织血缘化。
在君主制度下,权力的集中,使国家政令比较容易统一,但是“天下系之于一身”,国家的治乱兴衰却更多地寄托于君王的英明与否。
一般说来,仅凭君主一人之精力、智力和人格修养,是很少能够在一个比较长的时期内,保持正确有效地对一个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治理的。
所以君主制度也需要一种集思广益的调剂,使国家政治机器有效地运转。
于是,臣下对君主的进言、献策、劝谏就成为政治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在国家机构的设置上,这一点也有体现。
《吕氏春秋?
不苟论?
自知》“天子立辅弼,设师保,所以举过也。
”在这里,辅弼、师保的功能中,突出了“举过”一项。
而我们知道,所谓师保,就是太师、太傅、太保,是负责教导君王的官员。
如果君主尚未成年,他们就是幼君的监护人;如果君主巳经成年,他们仍然担任教育督导之责。
在西周初年,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不但是周王的老师,而且更是掌握国家重权的大臣。
《诗经?
小雅?
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
《毛传》“师,太师,周之三公也。
”可见太师在西周国家政治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地位。
对于比自己年轻的周王,太师太保是有教诲、督责的义务的。
《尚书》里的《召诰》《《无逸》,就记录了召公、周公对成王的教诲、告诫。
如果周王做错了事情,太师太保是可以指出并敦促其改正的。
有的时候,这种教诲、纠正,甚至是可以用比较严厉的口吻说出来的。
因为他们和周王之间,不仅仅是君臣关系,还有着血亲的关系,国与家的利益在他们的身上都是统一的。
虽然“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但是当国君行为失当,做出了严重损害国家利益,亦即宗族利益的事情的时候,太师太保对他的劝谏,又很自然地带有同族中德高望重的长老对不肖晚辈进行训诫的色彩,并因此而具有了一种威严的力量。
周代礼制,对于君统和宗统都是非常重视的。
《礼记?
丧服小记》“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
”《礼记?
大传》:
“服术有六:
一曰亲亲,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长幼,六曰从服。
”对于君王最高政治地位的尊重,属于“尊尊”的范畴;而对于同一宗族中人的亲情的重视,属于“亲亲”的范畴;而对于年长的人的尊重,则叫做“长长”。
太师太保的身份,与礼制的“亲亲”和“长长”相合,这对于君王的“尊尊”来说,是一个不小的制衡力量。
在周代独特的政治结构中,亲族的辅弼和监督,对君王的至尊权利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
所以实际上,以“亲亲”为口号的宗统,对于以“尊尊”为口号的君统,并不仅仅是一味地服从,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现出一种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渗透、互相融合的复杂局面。
因此,除了太师、太保这样的国家肱股重臣外,一般的卿大夫也有责任和义务匡谏君主的过失。
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周王朝及各诸侯国的卿大夫,大多是与君主同姓的贵戚。
可以说,周代建立在血缘关系基础上的君臣关系,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国家政治的运作方式,与后代是大不相同的。
这也就决定了当时的劝谏文化,会呈现出与后代大为不同的格局。
《孟子?
万章下》:
齐宣王问卿。
孟子曰:
“王何卿之问也?
”王曰:
“卿不同乎?
”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
”王曰:
“请问贵戚之卿。
”曰“君有大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王勃然变乎色。
曰“王勿异也。
王问臣,臣不敢不以正对。
”王色定,然后请问异姓之卿。
曰“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去。
”
在孟子的时代,异姓之卿己经比较多,所以孟子会把他们与传统的贵戚之卿作一对比。
在这明显的对比中,不难看出贵戚之卿的家、国一体的立场。
当君主昏庸暴虐,屡谏不听,严重损害家国利益时,贵戚之卿甚至可以采取极端手段将之废黜,以维护本家族的统治。
宗族的利益是高于任何个人的利益的,连君主也不能例外。
明白了这一点,我们就比较容易了解先秦时代贵族的进谏心态了。
《诗经》的二《雅》中,有许多贵族作品,其中颇有不少是用来对君王进行劝谏的:
《小雅?
节南山》:
家父作诵,以究王讻。
式讹尔心,以畜万邦。
《大雅?
民劳》:
民亦劳止,汔可小安。
惠此中国,国无有残。
无纵诡随,以谨缱绻。
式遏寇虐,无俾正反。
王欲玉女,是用大谏。
《大雅?
板》:
犹之未远,是用大谏。
《大雅?
抑》:
於乎小子,未知臧否丨匪手携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
借曰未知,亦既抱子。
民之靡盈,谁夙知而莫成?
《毛诗序》:
“《节南山》,家父刺幽王也。
“《民劳》,召穆公刺厉王也。
“《板》凡伯刺厉王也。
”《抑》,卫武公刺厉王,亦以自警也。
”从诗的文本中我们也看到,这些诗篇的语气,完全是长辈对犯了过错的晚辈谆谆教诲的语气,《抑》尤其表现得疾言厉色。
在这种情况下,“谏”和“教”就很难分得非常清楚了。
这是进谏在周代宗法制社会里的独特现象。
除了上述这些直接教训周王的篇什外,二《雅》中还有一些评论时政的作品,表现了贵族们对衰乱时局的忧虑和痛心。
如《大雅?
召旻》忧心忡忡地写道:
“先王受命,有如召公。
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
於乎哀哉!
维今之人,不尚有旧?
”《小雅》里的《雨无正》、《十月之交》等诗作,都直接指斥了败坏国家纲纪的庸官佞臣,对他们的罪行作了毫不留情的揭露。
这些诗如果是用来进谏的,其方式笔者以为都并不委婉曲折,不是后来《毛诗大序》所谓的“主文而谲谏”,而是正谏。
另有一些贵族卿大夫的作品,如《小雅》中的《正月》、《四月》、《北山》、《无将大车》、《小明》、《何草不黄》等诗,或感时伤乱,或痛恨劳逸不均,或述说行役之苦,或抒发对命运的忧惧,都在个人的感怀中表达出对社会政治的见解,又没有直斥君主的过失。
如果用它们来作谏书,那么若称之为“谲谏”,是应该能够成立的。
但是这种作品在怨刺诗中所占的比重并不是很大。
从上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知道,《诗经》作为先秦时代的重要典籍,与当时的政治是有很密切的关系的。
其中的部分篇章,是可以用来劝谏君主的。
这是当时的一种政治传统,也就是“献诗”。
关于献诗说的记载,最有名的要数《国语?
周语上》中“邵公谏厉王弭镑”一节里的那段话了:
天子听政,使公卿至于列士献诗,瞽献曲,史献书,师箴,瞍赋,朦诵,百工谏,庶人传语。
近臣尽规,亲戚补察,瞽、史教诲,耆、艾修之,而后王斟酌焉。
是以事行而不悖。
《晋语六》里也说“古之王者,政德既成,又听于民,于是乎使工诵谏于朝,在列者献诗,使勿兜。
”另外,《楚语上》里楚左史倚相追述卫武公故事一节和《左传?
襄公十四年》师旷对晋侯说的话里,也有与上引两段相似的记载。
它们都说明了这样一个史实:
周代的贵族卿大夫有义务以献诗的方式来对君主进行劝诫,使他能够更加英明地处理政事。
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劝谏在《诗经》中并不是无处不在的。
《诗经》中的精华部分一160首“国风”,大多是民间的歌唱,难与政治劝谏拉上多少关系。
正如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
宣公十五年》中指出的“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
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
”朱熹《诗集传序》也说《国风》“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
在人民的生活中,当然也会受到阶级压迫和无道政治、战乱等带来的苦难,所以他们的歌咏当中也就自然有一部分怨刺上政的篇什了。
《唐风?
秋杜》、《王风?
兔爰》、《小雅?
苕之华》等诗是下层人民在荒乱年月中的痛苦呻吟,决非为劝谏而写作。
而《邶风?
新台》、《齐风?
南山》、《魏风?
硕鼠》等诗,则是直接揭露统治者的丑恶嘴脸。
《鄘风?
相鼠》则更进一步,痛斥丧尽廉耻的卫国统治者:
“相鼠有体,人而无礼。
人而无礼,胡不遄死?
,’这就与相传是夏桀时的“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有着精神上的一致性。
在这些诗篇中倾泻而出的,是人民对统治阶级的不满、怨恨和诅咒,截然不同于献诗的公卿大夫的忧虑和痛心。
这是由他们各自不同的阶级立场所决定的。
上述这些作品本身的创作意图,绝不是为了劝谏。
如果说它们在客观上能够起到劝谏的作用的话,那也是被采集到朝廷以后,作为“观民风”的材料而引起统治者的戒鉴了。
这就和周代的另外一个传统一“采诗”相关了②据说周代设有“行人”一官,专门负责去各地采诗。
《汉书?
食货志》也说“孟春三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何休在《春秋公羊解诂?
宣公十五年》中写道“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使之民间求诗。
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统治者通过这些采集上来的诗观察民情,考正政治得失?
。
这其实是一种比较原始的信息反馈的方式。
瞽、瞍、乐工们拿着这些诗篇,在君主身边经常诵读或歌唱,希望他们能够从中了解下情,从而在施政时能够更好地协调各种关系。
这就是所谓“讽诵”。
“讽”字的本意就是朗读、背诵。
《说文》:
“讽,诵也。
从言,风声。
”段玉裁注“《大司乐》:
‘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
’注:
‘倍文曰讽,以声节之曰诵。
’倍同背,谓不开读也。
诵则非直背文,又为吟咏以声节之。
《周礼经》注析言之,讽、诵是二;许统言之,讽、诵是一也。
”瞽、瞍们讽诵的诗篇,有采来的,也有献上的;有风诗,也有雅诗;有本来就是为劝谏而作的诗,也有并无政教目的的诗。
诵读前人作的劝谏诗,巳经不是原始意义上的进谏了,而讽诵民间采来的风诗,就更只是提供给君主一个“斟酌”的材料罢了。
即使这些风诗在讽诵的过程中对统治者产生了警戒的作用,这作用与诗人最初的本意也是脱钩的。
所以,“讽”、“谏”最先是完全不同的两个词,“谏”的本意是“直言规劝”,就诗来说,它是一部分献上的诗的创作目的,而“讽”只是一种用诗的方式。
由于讽这种方式比较幽隐,比谏更为委婉,不伤君臣间和气,所以逐渐受到了统治者的重视。
特别是在汉代大一统的封建专制政体下,帝王的尊严不容冒犯,讽就更得到了推崇。
与此同时,“谏”的外延不断扩大,讽最终就被当成了谏的一种,其字义也发生了转移,接近于《诗大序》所谓的“谲谏”了。
于是汉代就出现了“讽谏”这个词。
下面我们就从政治史的角度,来看看“讽谏”是怎样一步步得到提倡的。
二、进谏方式的改变
在比较早的时候,进谏是比较直截了当的,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这也就是“谏”字的的本义。
我们来看看古代典籍中对“谏”字的解释:
《说文?
言部》“谏,证也。
”
《广雅?
释诂一》“谏,正也。
”
《广韵?
谏韵》“谏,直言以悟人也。
”
《周礼?
地官?
保氏》“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
”郑玄注“谏者,以礼义正之。
,’
从这些解释中可以得知,“谏”字最初的意思就是以直言教正别人,教正的对象也是比较普遍的,没有特别的规定。
直言相谏,是原始初民劝谏活动的基本形态。
后来,“谏”开始有了比较明确的指向,主要指地位低的人劝谏地位高的人,尤其指臣谏君或子谏父。
在实践中,人们发现正言直谏并不一定是最好的进谏方式。
一方面,它不一定能够取得最佳效果;另一方面,它甚至会使进谏者陷于危险之中。
毕竟,忠言逆耳,良药苦口,没有几个人是愿意听揭自己短处的话的,从小便养尊处优、颐指气使的君王,更是如此。
如果这位君王德行、脾气好一点的话,即使不接受意见,也不会报复进谏的人;但如果碰上了暴虐无道之君,那么进谏的人就危险了。
关龙逢直谏夏桀,比干极谏商纣王,春秋时期泄冶谏陈灵公,伍子胥谏吴王夫差,都惨遭杀害。
所以忠臣并不是好做的。
在道与势的直接对抗中,以执持道义一方的悲壮失败而告终的情况,是非常多的。
理想、道义与残酷的现实,形成了剧烈的落差,这促使人们深入思索处世之道。
在对政治的热情、对国家的责任心与对自身生命的珍惜之间,怎样找到一个平衡点,是很多人都在考虑的问题。
《论语?
子张》记子夏曰“君子。
信而后谏,未信,则以为镑己也。
”主张劝谏的深入程度要与君主对进谏人的信赖程度相适应。
荀子则对这个问题有更细致的论述。
他在《荀子?
臣道》中,一边极力阐说谏、争、辅、拂之臣对于国家的重要性,但同时又主张大臣在侍奉不同的君主的时候,应该采取不同的态度和策略:
事圣君者,有听从无谏争;事中君者,有谏争无谄谀;事暴君者,有补削无挢拂。
迫胁于乱时,穷居于暴国,而无所避之,则崇其美,扬其善,违其恶,隐其败,言其所长,不称其所短,以为成俗。
这里,就不仅仅是对道义的执守,也有着权宜保身的策略了。
荀子论述的,是比较笼统的与国君相处的臣道,而探讨具体进言方式的,则以韩非子为最有心得了。
他写了一篇著名的《说难》,以明谏说君王的困难。
他列举了谏说中种种表面的和潜在的危险,认为必须先小心谨慎地获得君主的信任,然后才能畅所欲言。
“有爱於主,则智当而加亲;有憎于主,则智不当见罪而加疏。
故谏说谈论之士,不可不察爱憎之主而后说焉。
”韩非子最后还举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夫龙之为虫也,柔可狎而骑也;然其喉下有逆鳞径尺,若人有婴之者,则必杀人。
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
韩非的论说虽然极为精辟,但他自己最后却被谗死在秦国狱中。
司马迁在《史记?
老子韩非列传》中叹息说“然韩非知说之难,为说难书甚具,终死于秦,不能自脱。
”洪迈《容斋随笔》也写道:
“韩非作《说难》而死于说难,盖谏说之难,自古以然。
”韩非的个人悲剧,是有着深刻的象征意义的。
鉴于人主的“逆鳞”不能触动,那么人臣在进谏的时候,必须寻求比直谏更好的方式。
怎样揣摩君主的心意,既不伤害他的自尊心和虚荣心,不触怒他,又达到劝谏的效果,是很多人曾经致力探讨的问题。
在很早的时候,这样的尝试就巳经开始了。
春秋时期,就有很多机智的大臣用委婉含蓄的语言,来对君主进行劝谏,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国语?
晋语八》记载了一个很有趣的故事:
平公射鴒,不死,使竖襄搏之,失,公怒,拘将杀之。
叔向闻之,夕,君告之。
叔向曰:
“君必杀之。
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为大甲,以封于晋。
今君嗣吾先君唐叔,射鴒不死,搏之不得,是扬吾君之耻者也。
君其必速杀之,勿令远闻。
”君忸怩,乃趣赦之。
叔向正话反说,表面上赞成晋平公的荒谬行为,
实际上却讽刺他自己无能而迁怒竖襄。
晋平公也感到很惭愧,只好放了无辜的竖襄。
在先秦时代,像这样精彩进谏的例子很多,从中体现出的进谏方法也很多样,限于篇幅,这里不再赘述。
春秋晚期,王纲解纽,礼崩乐坏,传统的宗法血缘制度开始松散,官僚政治的客卿制开始逐渐取代世卿制。
秦并六国之后,建立了空前庞大的封建帝国。
秦始皇作了一系列的重大改革,使中国的政治结构产生了巨大变化,君主专制制度完全建立起来,皇帝的威严远逾前代任何君王。
秦始皇纯用法家思想,钳制舆论,焚书坑儒,断绝言路,奋其私智,“独夫之心,日益骄固。
”下情不能上达,使得社会矛盾迅速激化,秦朝很快就灭亡在农民战争的熊熊烽火之中。
代之而起的汉王朝,在革除了秦之弊政后,却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秦代的那一套官僚政治体系。
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使皇帝更加高高在上,不可冒犯。
而且,此时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
周代宗法制下君臣之间的亲戚关系,在秦汉时代巳经不复存在。
“亲亲”对于“尊尊”的制约作用,也基本上消失了。
在西汉前期,纯用文法吏,战国时代新兴起的“士”在政治上完全不被重视,地位非常之低。
随着强大的诸侯国势力被逐一消灭,四海归一,诸侯-游士时代在景武之际彻底终结,士人不再像先秦时代那样能够自由地奔逐于各国之间,合则留,不合则去;而是只能依附于中央王朝,除此别无出路。
④由于此时的情况巳经变为士人对皇帝的单方面依附,所以在先秦时代士人与君主之间那种师友的关系很难看见了,基本上只剩下了上尊下卑的君臣关系。
古老的师道,在汉代也大打了一个折扣。
在汉朝,虽然进谏不如在秦朝那样危险,但是比之先秦时代,是要危险得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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