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建国史 课件.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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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建国史课件

第一讲新中国政权的建立

一、人民民主专政政权

（一）中共所建政权形式的历史回顾

1、关于“苏维埃政权”：

工农民主专政

4个基本原则：

（1）政权由中国共产党领导，

（2）对反动阶级和反革命势力实行专政；（3）保证最大多数的民众享有最广泛的民主权利；（4）以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前途。

2、关于“三三制政权”：

1940年后的抗日根据地政权

在政权人员分配上，共产党员占1/3，非党的左派分子占1/3，中间派占1/3。

3、关于“民主联合政府”：

国共谈判期间，中共的主张

4、关于“人民民主专政”：

新中国

1949年6月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

”

1949年9月《共同纲领》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

”

（二）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性质

《共同纲领》的提法是：

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

1950年1月：

“人民民主专政实质就是工农民主专政”，

1953年12月19日，“人民民主专政和无产阶级专政本无实质上的区别”。

1956年“八大”的政治报告：

“我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是无产阶专政的一种形式”。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全面专政”，“群众专政”。

1982年通过的新宪法中，“人民民主专政实质上即无产阶级专政“。

外国学者的看法：

共产党专政

二、各级政权机关的建立

（一）中央人民政府的筹备及建立

1、确定建立新政府的原则

（1）由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性质所决定，新中国的政府，只能和必须由中国共产党担任领导核心和骨干。

（2）必须吸收民主人士参加政府。

2、关于新政府组织法规的研究制定民主集中制，具体表现是议政合一3、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人员的配置

中共领导下名副其实的民主联合政府

（二）地方政权：

大区制

1、实行大区制的背景：

各野战军山头占领的现实

一野:

由抗战时期贺农、关向应等领导的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的主力部队逐步发展而成

二野:

前身是八路军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野军

三野:

前身是抗战时期的新四军和山东八路军

四野:

抗战胜利后以奔赴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主力各一部及东北抗日联军为基础逐步发展而成

2、“大行政区”名称的提出

1949年9月《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

1949年12月第10次政务院会议

3、大区人民政府：

老解放区

华北人民政府：

“华北联合行政委员会”“华北人民政府委员会”董必武议行合一

东北人民政府：

高岗议行合一

4、军政委员会：

新解放区

湖南军政委员会程潜

西北军政委员会彭德怀

华东军政委员会饶漱石

中南军政委员会林彪

西南军政委员会刘伯承

5、大行政区制度是过渡性质的。

（１）法律上赋予的权限与实际所拥有的权限并不一致。

（２）中共的几个最有权力的人物领导了大区的军政委员会和人民政府

6、大行政区制度的撤销

（１）大行政区制度的撤销是当时的形势要求。

（２）中央和大行政区之间矛盾突出。

（3）大行政区制度的撤销过程

大区负责人的纷纷调离

1954年6月<关于撤销大区一级行政机构和合并若干省、市建制的决定>

1954年10月大区撤销的任务完成

（三）建国初期其他部门的干部任用

2、中央各部委负责人的任用。

3、对地下党干部的任用。

4、一般管理人员的来源

发展新党员

留用原有人员

学生和其他有文化的青年

三、镇压反革命

（一）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缘起：

反革命分子的猖獗

1、反革命分子的猖獗2、毛泽东的疑虑

（二）镇压反革命运动的合适时机：

抗美援朝战争

决定出兵朝鲜与“双十”指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镇反”声势的扩大与中共中央的担心

（四）谁是反革命

1、关于反革命罪的来源2、在镇反运动中被镇反的人

五）镇反运动的影响

1951年10月基本结束

给了国民党的潜伏势力和派遣特务以近乎毁灭性的打击。

大大加强了社会的治安力量,极大地降低了刑事案件的发案率

镇反运动无疑也已经发生扩大化

四、中共在全国实现控制的原因

1、党组织的作用2、国家暴力

第二讲中苏结盟与抗美援朝战争

一、外交方针

1、“一边倒”2、“另起炉灶”3、“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二、“一边倒”政策的形成

（一）斯大林在中国推行“联合政府”政策

（二）中共领导人转向莫斯科的背景

（三）斯大林有意调停国共和谈与毛的激烈反应

（四）米高扬访问西柏坡

（五）刘少奇访问莫斯科

（六）毛泽东宣布中共中央的既定方针

二、《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

第一阶段，毛泽东与斯大林的磋商

第二阶段，条约的艰苦谈判

1950年2月14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

《关于中国长春铁路、旅顺口及大连的协定》《关于贷款给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协定》

第三阶段：

补充协定评价

三、抗美援朝战争

1、朝鲜战争的爆发

2、中国出兵朝鲜的决策

3、抗美援朝战争的进程

第一次战役，1950年10月25日至11月5日

第二次战役，11月25日至12月24日

第三次战役，1950年12月31日至1951年1月10日

第四次战役，1951年1月27日至4月21日

第五次战役，1951年4月22日至6月10日

1951年7月27日，《关于朝鲜军事停战的协定》抗美援朝战争的意义及影响：

保卫了朝中两国的独立和安全

打破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建立起中国军事强国的地位

增强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

为中国的建设赢得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

更加强了中国政治、经济体制的集权性

朝鲜的和平统一依然是有待解决的问题

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反思：

该打的时候没打；该停的时候没停

第一次该打的时候：

9月15日麦克阿瑟仁川登陆，毛泽东一再警告，金日成不为所动，不让中国出兵把守

第二次该打的时候：

美国向三八线挺进，金日成仍然不让中国出兵

该停的时候：

第三次战役，中国打过三八线，国际舆论要求停战，联合国提出优厚条件，美国左右为难，中国拒绝，错失良机

影响：

中国士兵伤亡大增，中国与西方关系普遍恶化，从而加深了对苏联的依赖

参阅论文：

沈志华《中苏同盟条约后期谈判的情况及结果——写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60周年之际》，《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1期。

第三讲土地革命与农业集体化

一、土地改革

（一）解放前中共土地改革的回顾

1、土地革命时期

1929年《兴国土地法》“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

2、抗日战争时期

“减租减息政策”

3、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即著名的“五四指示”：

和平赎买地主土地

1947年10月10日《中国土地法大纳》，规定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和公地，并征收富农的多余土地财产

（二）新时期的土地改革

1、基本政策：

土地改革的总路线

1950年6月30日颁布实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

与1947年10月《土地法大纲》的区别：

保存富农经济；对地主只限于没收土地、房屋、农具、牲口、粮食五大财产，其他财产包括地主经营的工商业不予没收；城市土地不动

2、基本经过

1949年冬——1950年6月，边准备边土改

1950年6月——1953年春，土改在新解放区全面铺开

（1）第一批，1950年冬季——1951年春，在华北、中南、西北、华东等地区性1·2亿农民中展开

（2）第二批，1951年冬——1952年春，在华南、西南等地约1·1亿农业人口地区

（3）第三批，1952年冬——1953年春，主要在少数民族地区约3000万农业人口地区进行

（三）为什么要进行土地改革？

1、关于土改中的阶级斗争

2、土改中的地主问题

（1）“斗争土改”的冲击

（2）被斗争地主另类面相

（四）与台湾的比较

1、基本经过

（1）三七五减租（1949年1月—1949年9月）

（2）公地放领（1948年6月—1958年1月）。

（3）耕者有其田（1951年1月-1953年12月）。

2、台湾土地改革的结果

（1）基本上消灭了封建生产关系,提高了生产力,改善了农民生活。

（2）为资本主义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3）台湾土地改革的最大受益者为国民党当局和地主。

（五）其他国家的土地改革

二、农业集体化

（一）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基本经过

1、积极稳步地发展时期（1951年12月——1953年5月）互助组、土地私有、社会主义萌芽

早期的合作化劳动

1951年12月《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草案》

发展劳动互助

三种形式：

临时性、季节性的劳动互助；常年互助组；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3年3月17日《关于布置农村工作应照顾小农特点的指示》

2、快速发展时期（1953年6月—1955年6月）初级社；土地入股；半社会主义

1953年10、11月，毛泽东的两次谈话

1953年12月，《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规定了我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

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

3、农业合作化的高潮（1955年7月——1956年底）高级社；财产公有；社会主义。

党内关于农业合作化速度的分歧

史无前例的解决分歧的方式：

毛泽东在1955年7月31日至8月1日党委书记会议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讲话》

1955年10月4日至11日七届六中全会《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议》肯定“大发展”

1955年下半年兴起农业合作化高潮

初级合作化；初级社升高级社；小社并大社。

（二）农业合作化运动加速的原因

1、毛泽东深信农民中广泛存在社会主义积极性

2、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对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加速进行具有直接推动作用

3、初级社没能抑制农村中新的阶级分化，便通过建立高级合作社来消灭贫富差别

（三）中国的农业合作化与苏联农业集体化之比较

区别：

中国的农业集体化是一场和平的社会革命

苏联直接使用暴力

原因：

1、中国农村的社会经济条件不同

2、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特征

（四）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成效及影响

1、对国家工业化计划的实施作了贡献

2、强化农民的平等

3、没有造成生产力的破坏

（五）农业合作化高潮后的农民退社风潮

1956至1957年各地农民退社风潮

农民退社原因

政府的对策

（六）其他各国的农业合作化

匈牙利南斯拉夫保加利亚

（七）新时期的农业合作经济组织

第四讲五反运动及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五反”运动

五毒：

行贿，偷税、漏税，盗窃国家资财，偷工减料，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1952年初，“五反”斗争各大中城市的工商业者

（一）五反运动初步展开

（二）政策的初步调整：

划分五类标准，保护上层资本家

（三）运用检查队

（四）变更斗争方式：

停止“面对面斗争”，改取“背靠背斗争”方式

（五）政府力图控制五反斗争的过激化

（六）五反运动收束

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一）马克思主义者关于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理论与实践

1、关于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时机

2、废除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方式

我国国家资本主义的具体形式

性质：

与社会主义国营经济联系和合作

工业中的几种形式：

（1）初级形式

工业：

收购、统购、包销、订货、加工；前四种在“商品销售环节发生联系”，“加工”扩展到“原料供应”环节；在所有制上仍是资本主义的

（2）高级形式：

公私合营

工业：

个别公私合营，加入国家公股，生产资料由资本家和国家共同所有，企业内部的联合与合作，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居于领导地位；“四马分肥”的变化

全行业公私合营：

生产资料归国家支配，资本家成为企业的公职人员；定息制，1966年9月取消；将生资料的资本主义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决定性步骤

商业中：

零售商中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对批发商，排除、代替

（二）公私合营

1、“五反”前的公私合营企业

2、“五反”后的“献厂”与公私合营

3、过渡时期总路线颁布后上海公私合营企业的试点

4、全行业合营的开始

5、公私合营高潮

（三）中国为什么实现对私营工商业的和平改造

1、在阶级力量对比上，无产阶级占有绝对优势

2、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

3、党对民族资产阶级实行了正确的政策

（四）小商小贩的社会主义改造

第五讲建国初对知识分子的使用与思想改造运动

一、1949年以前知识分子与党

（一）1935年“国防文学”口号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之争

实质：

以鲁迅为首的左翼作家联盟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文化官员周扬之争

1935年，周扬未经鲁迅同意，解放“左联”，成立中国作家联合会，建立文化界统一战线，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

鲁迅另组中国文艺家协会，提出“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

周扬及其同事发起反击，鲁迅回击

鲁迅及其追随者不仅力求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保持独立的非教条态度，而且以同样的态度对待党组织。

反对周扬仅凭党的授权，就想充当知识界的领导人。

周扬由于有组织才干，对党的路线坚贞不渝，地位很快超过比他更有名望、更有才华的人。

此后，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首先注意考虑的思想与组织问题。

（二）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

知识分子与延安政府的分歧

1942年的整风运动，最初是在党内开展的马克思主义教育运动，后来扩展到解放区的文艺界。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杨家岭召开的文艺座谈会上讲话，此即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讲话提出：

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要求文艺工作者必须有无产阶级的立场，强调在阶级社会，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属于一定阶级、一定的政治路线，在文艺批评中，政治标准第一，文艺标准第二。

知识分子的疑议：

知识分子的任务与党的任务的区分

艾青：

作家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延安政府，就因为民主政治能保障他们的艺术创作的独立精神。

他们与鲁迅一样，相信作家不是宣传员，不应去宣传党的每一次路线的变化，作家应对自己认为错误的东西，大声疾呼，进行批判。

他们将知识分子的任务与党的任务区分开来。

党所关心的是物质和实际需要，而作家和其他知识分子则要注意精神需求。

作家要注意马克思主义和党没有回答的问题。

即使是马克思主义者和党员的作家，也将自由视为改革的先决条件。

批判王实味

王实味，原名叔翰，实味是他的笔名。

河南潢川人。

1925年考进北京大学文学院预科。

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翌年失去关系，后因缴不起学费，未能读到毕业。

1930年开始创作和翻译小说，靠稿费维持生活。

1937年在在开封重新入党，同年10月奔赴延安。

整风开始后，王实味于2月17日写了一篇题为《政治家、艺术家》的杂文，发表在文艺刊物《谷雨》上,又写了一组总题为《野百合花》的杂文,共四个小题目,分两次发表在3月13日和23日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的副刊上。

中央研究院在3月18日召开了全院整风动员大会，李维汉讲了整风学习和检查工作在中央研究院的重要意义，并提出几点意见。

王实味对李维汉的意见带头反对。

他认为整风就是要整领导人。

提出：

“我们的眼光不应只看到本院，更应该注意全延安以至全党”。

国民党把王实味等人的文章编印成《关于<野百合花>及其它》小册子，油印、铅印，四处散发。

有些刊物还出了专号，标题为《从<野百合花>中看到延安之黑暗》以此作为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陕甘宁边区的宣传材料。

中共中央研究院党委会在1942年10月23日作出了开除王实味党籍的决定，决定说他“从1929年参加托派活动以来，始终没停止过托派的活动”，“是一个隐藏在党内的反革命分子”。

10月26日王实味交给党组织一个书面检查，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他检讨自己错误的根源在于“有浓厚虚无主义倾向”，“小资产阶级病态的忧郁性”和“极端顽强的自以为是”，并且说自己“神经确实有些异状”。

他要求把开队党籍改为“停止党籍半年”，“保证今后一定会改造自己成为一个较好的党员”，也希望组织上帮助他“能够早日恢复党籍”。

1942年底，康生下令将他逮捕。

1947年3月，胡宗南军队进犯延安，中央机关人员撤离，在从延安转移一山西兴县时，王实味被错误地处决。

延安整风预示了后来思想改造运动的特点，人们对要批判的作品进行逐字逐句的分析和详细批驳，这些分析和批判成为运动的基本内容和材料。

批判对象与其支持者被隔离开来。

与批判对象划清界线的人可以受到宽大处理；在批判中表现得最突出的人则得以升官。

为此，批判对象的所有支持者和具有相似看法的人都会逐渐沉默不语。

二、建国初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建国初期的知识分群，主要分为两类，即来自解放区的知识分子和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包括各类专家、学者、教授等。

前者由于长期受党的教育，政治思想已焕然一新，当然，他们也有不断改造自己的问题；后者是知识分子队伍中最主要的组成部分，知识分子问题突出表现为他们的问题，所谓改造，主要是针对这一群而言。

从旧中国过来的知识分子，普遍不满于国民党的腐朽统治，很多人同情或参加过反蒋的民主运动。

一些知名学者，在蒋介石政权崩溃之际，不受威胁利诱，拒统去美去台。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地覆天翻的社会变革，知识分子的思想无不受到巨大冲击，总的来说有以下几种情形：

1、积极投身新社会，对党和政府有认同感，如冯友兰、梁思成、老舍等，这一类是知识分子中的主流。

他们以极大热情，忙碌于新中国的各项事业之中，新中国的崭新面貌使他们深受鼓舞。

从美国归来的老舍在给美国友人的信中说：

“对于新中国，有许许多多的事情可以说，总的可以归结为一句话：

政府好。

”

2、对大的社会变动不适应，有失落感。

如吴密，在武汉解放前夕，大家兴高采烈地迎解放，55岁的武汉大学中文系主任吴密却在学校公告栏贴出一张用毛笔正楷的小字书写的告别信，大意立自己既不满国民党的腐败与独裁，又因年老不能经受大的社会变革，因此决意西入巴蜀从一位禅师剃度为僧。

后因高僧认为他“俗缘未了”，不允入空门，只好入西南师范学院任教。

3、对党的方针不理解，看不惯。

历史学家白寿彝曾经认为实行“一边倒”外交政策，“岂不是没有民族自尊心吗？

”50年代初期，政治氛围浓烈，很多以“只问学术、不问政治”安身立命的学者，不免发生诸多的看不惯。

陈寅恪当时曾有诗一首：

八股文章试贴诗，遵朱颂圣有成规。

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

”诗中嘲笑当年的八股文现在又入时了。

不少知识分子，以“超阶级”、“超政治”的观点自居，认为“国民党时教书，日本人来了我教书，共产党来了我还是教书”，好像政治与己无关。

很多人对新中国的变化持怀疑、观望态度。

三、建国后党建立起对知识分子的使用

七届三中全会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

以“不要四面出击”为指导方针，使“知识分子的绝大多数不反对我们”。

1、仿效苏联模式，向知识分子支付工资，为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条件承担责任

2、对知识分子思想意识进行改造：

创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

四、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

（一）运动的第一阶段：

思想改造学习

北京大学，总是以其活跃的身影闪现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各个关头。

思想改造运动就是先由北大肇始。

1951年6月1日，马寅初出任北大校长。

他上任后很快发现，教师们一方面有热情，愿意接受新思想，改造旧北大；另一方面思想状况也很复杂，致使一些具体工作不易开展。

如讨论院系调整时，都强调“以我为主”，各不相让；讨论改革旧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时，或崇尚欧式教育，或崇尚美式教育，而对于把教育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则缺乏了解或不以为然。

针对这个情况，马寅初等校领导认为有必要在全校教职员中统一思想，于是利用暑期组织教职员进行了40多天的政治学习。

暑期学习效果明显，人们精神面貌和工作效率都有改善，这使马寅初等人深受启发，又进一步倡议在全校教职员中开展一次政治学习运动。

9月3日，中央人民政府召开政府委员会议，会后，马寅初向周恩来汇报了北大政治学习的情况。

当马寅初谈到可以北大为试点，如果效果好，这个运动还可普遍推广时，周恩来对此表示肯定，并嘱马将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上报。

9月7日，马寅初向周恩来作了书面报告，报告称：

北大教授中有新思想者发起北大教员政治学习运动，“他们决定敦请毛主席、刘副主席、周总理、朱总司令、董必武、陈云主任、彭真市长、钱俊瑞副部长、陆定一副主任和胡乔木先生为教师。

”9月11日，毛泽东在马寅初在信上批示：

“这种学习很好，可请几个同志去讲演。

我不能去。

”

9月29日下午，周恩来向京津各高校的三千多教师作了题为《关于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的报告。

继周恩来报告之后，彭真、胡乔木也先后作了辅导报告，推动了运动深入发展。

京津唐三千八百多教师普遍加入学习。

各校按系或按组成立学习小组，联系自己思想进行检讨。

马寅初、陆志韦、周培源、陈垣、梁思成、白寿彝等许多著名学者纷纷在报上撰文做自我检讨。

11月中旬，中宣部就文艺界整风问题向毛泽东和中央作了报告，指出文艺界存在的三个缺陷：

迁就资产阶级、小资产阶，放弃思想斗争和思想改造工作，缺少对思想工作的严肃性；脱离政治、脱离群众；严重的自由主义，缺乏批评与自我批评，缺乏学习。

为此，中宣部决定在文艺界开展整风学习运动。

根据中宣部的报告，中央于11月26日发出《关于在文学艺术开展整风的指示》。

全国教育界：

1951年11月30日，《关于在学校中进行思想改造和组织清理工作的指示》

文艺界，1951年11月《关于在文学艺术界开展整风学习的指示》

整个知识界1952年1月5日《关于开展各界人士思想改造的学习运动的决定》

目的：

号召知识分子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肃清资产阶级思想，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以及克、确立工人阶级在政治上、思想上处于领导地位的观念

自10月23日开始，《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天津日报》、《进步日报》开辟专栏，陆续刊登一些知名学者的检讨文章，这些文章起了示范带头作用，批评与自我批评在知识分子中间迅速展开。

从这些标题中就可以想象文章的内容：

《批判我的崇美思想》（清华教授葛庭燧），《我为谁服务了二十余年》（清华营建系主任梁思成），《批判我的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清华教务长周培源），《我跳出了帝国主义的陷阱》（清华副教务长钱伟长）。

这些文章的内容一般是：

剖析自己的历史，分析自己的思想，再谈对思想改造的认识和自己的决心等等。

但在这些检讨中确有不少过头的现象，不少人认为词句越尖锐，自己往自己头上扣的帽子越大，就是觉悟越高。

辅仁大学副教务长林传鼎则认为：

“我过去教书用英文写纲要……甚至于鼓励学生用英文写报告，可以说是中了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毒。

”

群众运动是一个复杂的现象，运动一起，同声齐和，事物的真象有时就不一定看得真切。

中央虽主张不追不逼，认识靠自觉，然而运动高潮一来，形势本身就容易形成一种压力。

人的心理有一定从众性，知识分子也不能例外。

既然要求检讨思想、划清界限，有的人也就跟着表态，而其实所说的与所想的又不尽符合。

大致来说，从1951年9月到1952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地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这是思想改造运动的第一阶段。

（二）组织清理阶段：

1952年1月，中央发出《关于宣传文教部门应无例外的进行“三反”运动的指示》，指出：

“‘三反’运动是目前最实际的思想改造，故教育界、文艺界的思想改造学习未开始者应由‘三反’开始，已开始者亦应转入‘三反’，在‘三反’斗争中解决资产阶级思想问题。

”

1952年5月《关于在高等学校中进行批判资产阶级思想运动和准备进行清理中层工作的指示》：

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于高等学校是政治改革的一个重大步骤，运动的目标是彻底打击学校中的封建、买办、法西斯思想、划清敌我界限，肃清学校中贪污现象

思想改造运动的要求发生改变

基本方式：

“洗澡过关”“挖掘自我——全盘否定自我——宣誓与旧我决裂、朔造新我”

各院校纷纷召开动员会，校长带头检讨。

各校负责人，如马寅初、汤用彤、叶企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