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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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论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简论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位与影响

摘要：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各个层面乃至整个社会生活都产生了广泛深远的影响，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已经融入了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中，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方向，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关键词：

儒学   玄学   理学   道教   佛教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主导思想——儒学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思想，这是历史事实。

众所周知，春秋战国作为中国思想文化的繁荣时期，出现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局面，儒家和墨家并称为“显学”，实际上儒家的影响要大于墨家。

秦代崇尚法家，焚书坑儒，曾使儒家遭到了一次严重的打击。

汉初“黄老之学”为“显学”，至汉武帝时期听从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学一跃从子学变为官学。

此后儒家作为统治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在古代中国未曾改变。

魏晋时期盛行的玄学，实际上是道家和儒家结合的产物，虽然嵇康曾公开倡言“非汤武而薄周孔”，但多数玄学家仍尊崇孔子为最高圣人。

隋唐时期，肇始于两汉之际的佛学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并与儒、道形成三足鼎立之势，但是政治法度仍然是儒家的那一套。

宋明理学则是儒、道、佛合流的产物，是高度哲学化的儒学，从而恢复了儒学的权威地位。

历宋元明清，理学受到统治者的尊崇。

尽管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理学的僵化，产生了明清之际思想界的强烈震荡——所谓“启蒙思想”，但它实际上是儒学内部的一场自我调整，与西方的“文艺复兴”运动有着根本的不同。

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儒学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它在思想意识上占统治地位的局面才宣告终结。

上述可见，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内容非常广泛，除儒学外，还有道家、法家、道教、佛教等，不能把儒学与传统文化相等同，但儒学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这是毋容置疑的。

      儒学在中国思想史上绵延两千余年之久，成为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主导思想，这不是偶然的，除了中国古代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以外，最主要的还是因为儒学有其自身的特质。

马克思曾经说过：

“理论在一个国家的实现程度，决定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程度。

”在诸子百家中，只有儒家学说能够最大程度地满足中国宗法制社会的客观需要，能够适应中国封建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制政治的实际需要，因而自汉代以来，历代王朝均以儒家学说作为治国的指导思想，儒学也成了历代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而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同时儒学又得到了广大民众的认可，在社会生活中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

因此，儒学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它的内涵和外延十分宽泛，在长期的历史演进过程中，同时凝聚着中华民族的集体智慧和力量，包含着许多积极因素和宝贵的精神财富。

此外儒家还以开放的胸襟，不断吸取、融会道、法、名、墨、阴阳等各家思想以及道教、佛教的思想精髓，以丰富发展自己的思想体系和适应社会历史发展的需要，这是一个重要因素。

                                           二、儒学对中国传统文化各领域的影响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还表现在儒学广泛而深入地渗透到中国文化的政治、伦理、哲学、教育、文化艺术、科学技术、宗教等各个领域，并深刻制约着中华民族的价值取向、审美情趣、思维方式、风俗习惯等层面，从而主导着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向，使中国传统文化深深地打上了儒学的烙印。

      儒学的影响首先表现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方面。

不可否认，儒学与专制主义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具有维护封建专制政体、长幼有序的等级制度以及“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人治传统等弊端，与现代民主政治格格不入，背道而驰，流弊无穷。

儒家学说长期以来为中国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而成为统治思想，孔子也被历代统治者所御用成为封建专制统治的护身符。

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打倒孔家店”为己任，其反封建的启蒙意义是不可抹杀的。

但是，儒家学说与专制主义还是有一定距离的，二者不能划等号。

建立在仁学之上的民本主义思想与君权是相对立的，一定意义上具有防范君主独裁的效力。

儒家的民本思想大致包括以下几层含义：

1、民为邦本，民贵君轻。

《尚书》中说：

“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孟子》也有“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名言。

2、民意即天意，重视民意。

《尚书》说：

“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威，自我民名威。

”《左传》中也说：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3、为政以德。

《论语》中提出“为政以德，譬若北辰，而众星拱之”，批评“苛政猛于虎”。

4、革命思想因素。

倘若独夫当政，百姓绝望时，只好把它推翻。

《孟子》中说：

“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

又说：

“君有过则谏，反覆之而不听，则易位”。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最大特色，对历代统治者都发生了极大的警戒或指导作用。

如中国传统士大夫和一些开明君主都喜欢用水和舟比喻君与民的关系。

汉代以来，历代比较开明的帝王，也都把“为政以德”作为基本的治国原则。

汉代的文景之治、昭宣中兴，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都是仁德政治实践的结果。

虽然，民本主义本质上还只是一种“为民做主”的统治阶级的思想意识，与近代意义上的“以民为主”的民主思想还有不少距离，但不能一概斥之为封建主义的货色而加以否定。

事实上它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中的宝贵财富，民本与民主也并不是水火不容、互相对立的，从民本发展到民主理应是顺水推舟、循理成章的事情。

      儒学理论还是中华民族伦理道德规范体系的主体。

伦理道德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以致有人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型文化，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中国传统文化这一独特现象，与它形成的两个重要基础密切相关：

一是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二是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政治结构。

在这个基础上产生的必然是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文化价值系统。

儒学从本质上说，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所形成的伦理型文化。

首先，它是一种宗法伦理，以孝悌为本，维护亲亲、尊尊的封建宗法制度；其次它是一种政治伦理，即宗法伦理在政治上的延伸和拓展，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

      儒家伦理道德学说十分丰富，包括个人伦理、家庭伦理、社会伦理等道德规范体系，提出了比较完备的德目。

孔子以智、仁、勇为三达德，孟子提出仁、义、礼、智四端，董仲舒又提出仁、义、礼、智、信五常。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具体德目基本以此为中心而展开。

当然，这些德目包含着一些封建性的糟粕，但是，更多的则表现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儒学对中国文化影响较大、较深刻、较直接的还在于教育领域。

儒家历来有重视教育的优良传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儒家就积极提倡以诗文作为推行教化的有力工具。

孔子把“庶”（人口）、“富”（财富）、“教”（教育）三者并立为立国的根本政策，把教育看作治理国家的重要手段。

《论语》作为孔子创办私学的明证，奠定并培植了中国的私学传统，从而使私学作为官学的重要补充，发展和延续了中国的文化传统；同时，它作为孔子讲学实践的结晶，为中国古代教育理论提供了较为完整的思想体系。

从此，儒学便日益切入中国教育，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

汉代以后，随着儒学作为官学地位的确立，中国传统教育受儒学影响最大。

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中国古代教育基本以儒家经典为教材。

据传，孔子整理“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并以此作为从事教育的教材。

西汉盛行今文经，由于《乐》亡佚，因称“五经”。

至东汉时，于五经之外增加了《孝经》和《论语》，扩大为“七经”。

隋唐时期，适应科举制度的需要，经学得到进一步发展，唐代孔颖达奉命定《五经正义》，作为科举读本。

之后，又加入《周礼》、《仪礼》、《春秋谷梁传》、《春秋公羊传》、《孝经》、《论语》、《尔雅》。

于是有“十二经”之称。

宋代把《孟子》并列于经书之列，于是成为“十三经”。

理学家又把《大学》、《中庸》从《礼记》中提取出来，与《论语》、《孟子》并列为“四书”，朱熹作《四书集注》。

从此，“四书”与“五经”并列成为科举取士的根本依据。

儒家学说通过科举这种形式对中国教育产生深刻影响，并被作为治国安邦的学说在整个社会中流传开来。

二是儒家提出的教育理论和教育主张对中国教育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儒家不仅十分重视教育，而且在教学理论、教学原则和教学方法等方面积累提出了极其丰富宝贵的思想见解，至今不减其色。

诸如“有教无类”的教学原则，“志于道”、“明人伦”的教学宗旨，“举一反三”、“不愤不启、不悱不发”、“引而不发”的启发式教育方法，“学而时习之”、“温故知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等的学习方法，以及“三人行，必有吾师”、“不耻下问”、“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等的学习态度，对中国古代教育影响深远。

      儒学在中国传统哲学史上也占有重要地位。

宋代以前，儒学基本上还是一种伦理、政治学说，缺乏本体论依据和思辨色彩。

宋明理学则吸取了佛教、道家、道教等哲学思想成果，使儒学伦理与本体论、心性论等思想相结合，形成了具有高度哲理和精微思辨色彩的儒学，使中国哲学与儒学不相分离。

他所提出的许多哲学理论与命题，诸如本体论中的“理”论、“心”论、“气”论，人性论、格致说，知行观、“理一分殊”、“心统性情”等等，都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的重要思想内容。

      儒学重教化、尚伦理，以诗文为教化工具等观点对中国文学传统产生了深远影响。

所谓“诗言志”、“文以载道”的古代文论正是儒学基本理论作用于文学领域的结果。

它强调文学作品的思想性、讽刺作用和教育意义，形成了中国文学传统的优良的一面，同时也带来了束缚文学自然发展的弊端。

      在宗教方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较大的主要是道教和佛教。

儒学不是宗教，它一方面吸取和借鉴道教、佛教文化的长处，以丰富自己的思想体系，同时对道佛两教产生了重大影响。

由于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导地位，它所具有的一种强烈的入世精神和深厚的人文传统，才使中国未曾出现过其他国家和民族大都有过的宗教全面统治的时代。

     在价值观念上，儒家的价值取向表现为重人伦而轻自然、重群体而轻个体、重义轻利、重道轻器、持中贵和等特点，也充分体现了传统文化的价值观基本倾向。

     在审美情趣上，儒家重政治功利，重仁义道德修养，以善为美，故有人称儒家美学为伦理学的美学。

儒家以善为美，其善的标准则以是否合乎中和的原则为准绳。

儒家美学思想对中国古典美学产生了巨大而长久的影响，与道、禅美学思想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主体与灵魂。

      在思维方式上，儒家则重于强调经世致用的“实践理性”。

强调反省内求的直观思维，强调综合的整体性思维等，较为典型地反映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的特征。

     上述是儒学对中国文化产生影响的几个主要方面。

事实上，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全方位的，涉及到哲学、史学、教育、文学、艺术、科技、宗教等各个领域和器物、制度、习惯、思想意识等各个层面，深刻地制约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情趣、道德风尚等深层文化的社会心理和行为习惯。

儒学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离开儒学，中国文化便无从谈起。

无论喜欢与否，这是一个历史的事实，无法回避。

随着封建主义制度的灭亡，儒家思想在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核心地位已不复存在，但它的影响至今仍然根深蒂固，对现实社会生活发生深刻影响。

                                                          三、儒学与现代化

       五四运动以来，儒学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成了国内外学术界广泛关注的重大问题，人们仁者见智，莫衷一是。

整体上说，有两种趋向。

一种强调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矛盾冲突，对儒学进行全面否定。

五四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儒学进行了全面的批判，这在当时具有反封建的思想启蒙意义，但也存在形式主义的偏向。

“文化大革命”时期对儒家思想的全面批判除了造成思想混乱和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泛滥之外，并没有产生如五四时期的思想批判所产生的积极社会意义。

八十年代的“文化热”中，也存在着一种民族文化虚无主义的倾向，认为儒家思想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的最大障碍，必须加以全面批判、彻底抛弃。

这种思想倾向除时代条件因素外，在理论上的误区主要在于未能洞察儒家思想的二重性，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之间存在的既相矛盾又相统一的关系。

另一种趋向以现代新儒学为代表，力图探索儒家思想与现代文明的融合。

作为五四时期批判儒家思潮的一种回应，现代新儒学的开山祖梁漱溟首先公开重树儒家旗帜，提出“世界最近文化的未来是中国文化的复兴”的口号。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弘扬民族文化以加强民族凝聚力和自信力，熊十力、冯友兰、贺麟、钱穆等新儒学代表人物曾致力于融通中西文化以复兴儒学的事业，贺麟公开倡言“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方文化为用”。

1958年，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等人在香港《民主评论》联名发表题为《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明确提出了新儒学“反本开新”的思想纲领，强调儒家思想对于人类具有普遍意义，认为儒学不但不与现代科学、民主相矛盾，反而是它本身所具有的内在必然要求，是现代化的巨大动力。

七十年代以来，日本、亚洲“四小龙”在经济上的崛起，重新启示着人们去思考传统儒家思想和现代工业文明之间的关系。

八十年代以来，现代新儒学又有了进一步发展成为一种带有国际性学术思潮的趋势。

但是，现代新儒学也并没有真正解决儒家思想与现代化之间相融合的关系问题。

      从总体上说，儒家思想既有封建性的糟粕，又有民主性精华；它在中国历史上既起到了维护封建主义统治的作用，又起到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促进中国文明发展的作用；它既是今天中华民族走向现代化的不小的包袱，又是中华民族走向未来的基本依据和创造新文明不可缺少的一份精神财富。

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走向现代化的进程中，我们对挖掘儒家资源应当有一种紧迫性，应当以现代化为参照系有选择地吸取儒家资源。

当然，这种开挖不是一种简单的承袭，也不应该是一种生搬硬套、急功近利的断章取义，而应是一种创造性转化而生的新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