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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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
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构成与意义诠释
对古典小说作出诠释,是实现意义的重要途径。
小说文本构成对意义的释有着客观规定性,对小说的文构成进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百回本《水浒传》的文本受到已有事的限定,这些故事本身具时代的特定意义。
在最终由某位文写定时,其对故事的择、补充和完善又进而定了文本的意义。
因此,在对回本《水浒传》的意义作出诠时,必须注意两点:
一、文本体与部分之间的内在系,即文本构成的整体性;二、文构成对其意义的客观规定性。
只考虑到文本构成与意义之间内在关联,才能对其意义作出合乎际的诠释。
一、问题提出
按照诠释学理论,文本意义的实有赖于理解和诠释,诠释是文学品的存在方式。
如同伽默尔所说:
“谁通过阅读把个本文表达出来(即使在读时并非都发出声音;他就把该本文所具有意义指向置于他自己开辟意义宇宙之中。
”[1](P649)这种观点虽有定的道理,但也有其片面之处。
文作品既是读者阅读的对象,同时对阅读、诠释有着客观定性。
《水浒传》作为一部优的古代文学作品,有十分广阔的诠释空间,是,这种诠释空间又不是无限和不确定的。
以往研究者对《水传》的诠释可谓众说纷,莫衷一是,甚至相互辩难,歧见出。
在读者与文本的互动中其意义被不断发现、不断丰富不断扩大、不断更新,充分现了诠释的多样性、历史性和时代。
然而对诠释的客观规定性却重不够,因而导致了对其意义诠的主观随意性,似乎《浒传》可以根据主观理和时代政治的需要而任意解读以至于违反了作品文本身的客观规定性,造成了对《水传》的误读和曲解
文学品的客观规定性包含着众多因,文本构成则是众多因素之一。
水浒传》的成书过程较复杂,在文本最终被写定前,已经有史书、野史笔记、话本、戏曲及传对其故事作了种种不的描述。
因此不少学者认为,《水传》的文本是由民创作与文人加工共同完的,或主张集体创作说,持文人写定说。
早在20纪上半叶,鲁迅、适、李玄伯、俞平等学者都对此作过深入研,鲁迅先生就小说中的征辽情指出:
然破辽事虑亦非始作于明,宋外敌凭陵,国政弛废,转思泽,盖亦人情,故或造野语以慰,复多异说,不能合符,于后之小说,既以取舍不同分歧,所取者又以话本非一而异,田虎王庆在百回本与百十回本名同而文迥别,迨亦由此已。
[2]
这段话有三层意思:
其一,关梁山好汉的故事在社上流传甚广;其二,《水浒》的文本因写定者取舍的不同而生分歧;其三,文本的成直接决定着文本的义。
胡适先生据他当时所掌握的资料认为最早的本子大概是招安以后直接平方腊的本子既无辽国,也无王庆田虎,这个子可叫做‘X’本……也就是罗贯中的原本”。
这一认识源于有关宋江的早期记载,如《大宣和遗事》等。
胡又说,后来有人“硬入田虎王庆两大段,便成了一更长的本子……这本子可叫做‘Y’本”。
“后来又一种本子出来,没有王庆虎两大段,却插入了征辽国一大段。
这个本子可叫做‘Z’。
”[3]这就是说,《水传》文本因写定者取舍增删的同而出现了种种不同的版本。
胡先生进而认为,明嘉靖间武定侯郭勋家中传出的本是假托郭勋之名,此本“虽根据‘X’‘Y’等本子但其中创作的成分必很多。
这位改作者(施耐庵或道昆)起手确想用全副精力做部伟大的小说,很想放手做,不受旧材料的拘束,故起首的四回,(从王进写到大闹江州)真是妙的文字。
……但作者了四十回以后,气力渐渐不佳了渐渐地回到旧材料里去草草地把他一百零八人都挤进,草草地招安他们,草地送他们去征方腊。
这些部分都远如前四十回的精采了。
七十以下更潦草的厉害,把元曲里许多稚的《水浒》故事,如李逵坐衙,李逵负荆,燕射雁等等,都穿插进去。
拼来去,还凑不满一百回。
王庆虎两段既全删了,只好把‘Z’本中篇幅较短的征辽国段故事加进去。
”[3]胡适认为尽管百回本《水浒传》的前四十、中间三十回和后三十回存着艺术上的明显差异,却完成于一位写定者之手。
造成这现象的主要原因,胡适认为写定者“渐渐地回到旧材料去”。
这就是说,由于部分情节源已有故事,因此造成了全文本构成的不平衡至于写定者为何要“草草地招安他”,为何要“草草地送他们去征方”,为何要把王庆田虎两删掉,又为何要把征辽故事进去,胡适先生没有进一步的分析。
这一观点被后来许学者所认可,同时也认识到了文构成的差异所造成的部分意义的不同。
但也有不同见解现,如侯会先生推测:
“《水浒》最精采的前半部大致为前四五十回)当由一位才横溢又愤世嫉俗的层文人独立创写;小说不同凡响的想艺术成就,也是由这前半书奠定的。
至于小说后半部续写整理,则很可能如某学者所说,是由郭勋门客之流笔完成,时间当在嘉靖初年,要迟天才作家的早期创写。
”[4]这是说,文本完成于同编写者之手。
要之,《浒传》的文本整体与部分之、部分与部分之间存在着明的差异,从而导致文本构成的复化并影响着对文本意义诠释,只有对《水浒传的文本构成有一个正确的识和把握,才能够对其意义作出合实际的诠释。
实际上,无论百回本《水浒》是出于一位写定者之,还是出于众人之手,为了托自己的理想情怀,后的写定者对原有的记载、故事作了必要的取舍、改。
将百回本《水浒传与此前正史、野史笔记、话本、戏曲的有关记载进行比较,明《水浒传》对原故事作了怎样的取舍和加改造;原有故事在写进全书后发了什么变化,写定为何要作这种加工改造,这些取和修改如何影响着小说文本构成等等,对于理解把握小的文本意义具有重要作用。
金叹在《水浒传》第一回回前评中慨叹道:
“吾特悲读者之神不生,将作者之意尽没,不知心苦,实良工。
”[5]或许有些究者不同意这种观点,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能限定小说文本的意义。
但不可认的是,小说写定者良苦用心直接决定着文本的构成,而应成为对作品诠释时的重要据。
二、关于前十三回
侯会先生过对《水浒传》人出场诗的考察,得出一个很有启性的看法:
“前十三回严格地讲是十二回半的内容,是由另外的作者补写的十二回以后的部分,才是水浒》的原始面貌。
试将十三回删掉,我们会发,摆在人们面前的是一部完整的《水浒传》。
[6]这一问题,聂绀弩先生也提出:
“最早的《水浒》本子,当有宋江、晁盖等人的故事,很可能是从时文彬升厅开始的。
以前的那人物:
林冲、鲁智、史进,甚至杨志在内都和晁盖、宋江他们有关系。
……所以以前差不多十三回,都可能是后加。
”[7]只要把大宋宣和遗事》与百回本水浒传》稍作比较可以发现这一说法有一定道。
《大宋宣和遗事》元集”开头即写杨志卖刀,下来便是智取生辰纲,晁盖、宋早早便已出场[8]。
回本《水浒传》却在前加上了王进、史进、鲁智深、冲等人的故事,从使文本显得十分独特。
样一种文本构成,实际对全部文本的意义都着重要影响,值得认真敲。
《水浒传》前七十回主要写众好汉上梁山的过程,在此之前,却先写了一为躲避高俅迫害而私走安府的禁军教头王进。
对此胡适先生作出了如下解释:
郭本改作者却看中了王庆被高俅陷害一小段,所以把这一段提出来,王庆改作了王进,柳世雄改作了世权,把称王割据的王改作了一个神龙见首不尾的孝子,把一段无识的故事改作了一段最悲动人又最深刻的《水》开篇。
”[3]王进的故事是否确胡适所说,是由王庆改编而来姑且不论。
但胡适从文的构成入手,意识到了这种开篇“悲哀动人又最深刻”,却很有道理至于其深刻表现在何处,值得们深思。
王进与后来同遭到高俅迫害的林冲不同,他没有奔梁山,而是“私走延安”。
因此,王进的故事不在于示“官逼民反”、“自上作”的旨意,因为他没“反”,也没“乱”。
王进之以要去延安府,小说交代得很白:
一、“那里是用人去,足可安身立命”;二、“那是镇守边庭,用人之际足可安身立命”。
王进三番次强调去延安府的理由,就要镇守边庭,这与后来梁山好汉受招安、“奉诏破大辽”用意一。
可见小说的写定者在小说的篇就为全书的意义定下了个基调,这一基调不是“赞美民革命”,也不是鼓吹“官逼民反、“乱自上作”,而是开当道的奸佞,去寻找己的用武之地,为国家力。
王进故事结束后,接来是史进的故事。
龚开《宋江三十赞》“九文龙史进”赞语为:
“龙数肖九,汝有九文。
从东皇,驾五色云?
”[8]胡认为其中含有“希望草泽英出来重扶宋室的意思”[3]。
《大宋宣遗事》中也有九纹龙史进名。
值得注意的是,《水浒》中的史进开始时专与盗为敌。
他指斥陈达说:
汝等杀人放火,打家舍,犯着弥天大罪,都是该死的人”陈达回答:
“四海之内,皆兄弟。
”史进却说:
“么闲话!
”竟将陈达捉了,准备“解官请”。
朱武、杨春为解救陈达,双来到史进庄前,表示愿陈达一起“就英雄手内请死”史进寻思道:
“他们直恁义气我若拿他去解官请赏时,反教天下汉们耻笑我不英雄。
”又对他们道:
“你们既然如此义气重,我若送了你们不是好汉。
”不仅不将三人解官府,反而与三人结为朋友。
当府闻讯前来捉拿陈等人时,史进表明了“是死时,与你们同死,活时活”的决心。
四人死仇人和前来拘捕的都头后,来少华山寨,朱武等要留史进,史进说道:
“我今去寻师,也要那里讨个出,求半世快乐。
”史与师父王进的想法样,也要在边庭上“个出身”。
金圣叹对此评道:
“可英雄初念,亦止要讨个出身,求半快乐耳。
必欲驱之尽入水泊是谁之过欤?
此句是一百人初心。
”由此可见,史进与王一样,也不愿落草为,也想去边庭立功,同在王进故事的基础上又增加了对“义气”的推重。
高俅逼走进后,又将林冲逼上了梁山,用意或如金圣叹所说,为了表明“乱自上作”。
但有的是,在高俅设计迫害林冲之,小说讲述的却是鲁深的故事,从而使小说的文结构与“乱自上作”之间再次生疏离效应。
按照小说的情节进展并非没有鲁智深出场便引出林冲的故事,这就不能不引起们的思考:
在鲁智深的故事中,说写定者又寄予了怎样的意呢?
在宋元梁山好汉的有资料中,鲁智深是个比较活跃的人物。
南宋烨《醉翁谈录》记载的代话本小说名目中就有《花和》[8]龚开《宋江三十六赞》中“和尚鲁智深”的赞语是:
有飞飞儿,出家尤好。
尔同袍,佛也被恼”。
《大宣和遗事》三十六将领中也有“花和”鲁智深,当其他三十三人都已齐时,鲁智深和张横、呼延绰未加入进来。
然后说“那时有僧鲁智深反叛,亦来投宋江”。
现存二十二种元剧剧目中虽然没有以鲁智深为角的戏,但在康进的《李逵负荆》中,鲁智深被歹冒名顶替,并与宋江起下山对质。
元明间杂剧无名所撰《鲁智深喜赏黄花》(存)、《鲁智深大闹消灾寺》佚)都以鲁智深为主角,前者剧保存在《孤本元明剧》中,写鲁智深投宿黄花峪岩寺,正值梁山好汉追拿的歹人衙内躲避在此,鲁智深将其获,带往梁山处死。
另一《梁山五虎大劫牢》中鲁智深是要角色,第三折他的上诗曰:
“敢战官军气粗,经文佛法半星无。
袈影里真男子,削发丛中丈夫”[9]。
在上述故事中,鲁智深“见不平,拔刀相助”的特点还不是么明显,然而在《水浒传》中,鲁深最突出的性格特征便是急人所难无拘无束。
为救助素相识的金老父女,他三拳打了镇关西,又大闹了五山。
为救助林冲而不得罪高俅,最后无处安身,好去二龙山落草。
因此鲁智的落草便与林冲有所不同,他的落实在有些“好汉做事汉当”的味道,是湖义气促使他最终走上梁山。
也就是说,通过智深的故事,小说肯定美的是他那“禅杖打开危险路,戒杀尽不平人”的英豪气。
一部大书,以王进、史和鲁智深三人的故事开,强调的是到边庭立功即“忠朝廷”和对义气的推崇。
显然,传伦理道德观念中的“忠义”,成为回本《水浒传》前数回要表现的主内容。
在现存梁山汉的各种资料中,尚发现林冲独自一人被逼上梁山故事。
龚开《宋江三十赞》中没有林冲的名字,《大宣和遗事》中林冲是十二指使之,与杨志等结义为兄弟,后一起去行山落草为寇。
在宋江得到的九天女娘娘的天书中,有了林冲姓名及绰号。
在现存二十余种元杂的剧本或剧目中,均未见关于冲的剧目。
只是在元明间名氏《梁山七虎闹铜台中林冲作为配角出现,并有一首上诗:
“从在东京为教首,来山内度时光。
银甲金盔光闪烁青骢战马紫丝缰”[9]。
林的身份是“东京教首”,小说中林冲的身份极为相似。
但他该剧中的作用却微乎其微,其位并不多么重要。
然而在小《水浒传》中,林冲却成为举足重的人物,小说写定者将其故事置全书前面,当然有其深用意。
学界的普遍观点是,林冲是高俅逼上梁山,因此现了“官逼民反”、“乱自上作”用意和题旨。
但认真分析,林初上梁山并未受到应有欢迎,反而受到气量狭的山寨头领王伦的刁难。
小说写定安排给他一个重要务,即火并王伦。
在除掉王之后,吴用要扶林冲为山寨之主林冲大叫道:
“我日只为众豪杰义气为重上头,火并这不仁之贼,实无心要谋此位。
今吴兄却让此第一位与林冲坐,岂不天下英雄耻笑!
……今有晁兄,义疏财,智勇足备,方天下,人闻其名,无有不伏。
我今以义气为重,立他为山寨主,好吗?
”十一头领排好座次后,晁盖命大伙“竭同心,共聚大义”。
“此梁山泊十一位头领聚,真乃是交情浑似股肱义气如同骨肉。
”因此小说定者编撰林冲故事的用意,一感叹英雄处处被人欺侮、乃于无立足之地的不幸悲哀,揭露嫉贤忌能的社现实;二是通过林冲火王伦,体现梁山英雄义气。
三、“智取生辰纲”与盖
“智生辰纲”是《水浒传》的大关,这一故事在《大宋宣和遗事中也是比较重要的内容,将两者作比较,可以看出小写定者的用意。
《大宋宣和遗事》,“北京留守梁师宝,十万贯金珠、珍宝、奇段物,差县尉马安国一行人,担至京师,赶六月初一为蔡太师上寿”。
说中则首先交代梁中书乃蔡之婿,为感谢蔡京的提携力,准备将十万贯钱金银珠宝送给蔡京祝,这就把祝寿与朝廷奸佞勾结联系了起来。
大宋宣和遗事》对盖等八人的来历未作任何代,他们劫取生辰纲是为了劫财。
被官府发现后他们认为“劫了蔡太师生日物,不是寻常小可公事不免邀约杨志等十二人,共有二十,结为兄弟,前往太行山梁泊去落草为寇”,使用的中性话语。
小说则不然智取生辰纲成为一曲江湖义气赞歌。
先写晁盖“祖是本本乡富户,平生仗义疏财专爱结识天下好汉,但来投奔他的,不论好歹,便在庄上住;若要去时,又将银赍助他起身”,可见晁盖一位声名远扬的义士,并非重之人。
再写晁盖认义东溪村,救下唐。
其中出现的两个都头朱仝雷横,皆以“仗义”闻名。
刘认为生辰纲乃“不义之财,之何碍。
便可商议个理,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为罪”。
突出了劫取生纲乃正义之举,因此金叹连连赞曰:
“可见是义旗。
第十五回“学究说三阮撞筹”最能见出智取生纲的义气。
阮氏弟先是说梁山“几个贼男女聚了五七百人,打家劫舍,掳来往客人”,因此“绝了我的衣饭”。
继而又羡慕他们“不天,不怕地,不怕官司,论分金银,异样穿绸锦成瓮吃酒,大块吃,如何不快活!
我们兄三个,空有一身本事,怎地学他们!
”当吴用说明意后,他们又说:
“这腔血,只要卖于识货的!
然后公孙胜前来应“星聚义”。
可见智取生辰是出于对生活现状的不满是出于对当政者榨取民脂膏的义愤。
他们显然不是被逼上山,而是主动出击。
正如李所评:
“晁盖、刘、吴用,都是偷贼底。
若不是蔡那个老贼,缘何引得这班小贼出?
”着重强调的是他们的“义气。
此相关的是晁盖在山上的地位和作用,侯会生指出:
在《水浒传》的众多谜团,晁盖之谜最不易解。
……他出场,小说作者便介绍他“人轩昂,语言洒落”第十五回),分明是一派领风度,很像要率领众人大一场的样子。
可是他后来的表却令人失望,不过是结交了七条好汉,劫了一宗财货。
后又火併王伦,杀了一虽说胸襟不宽、却也是绿朋友的白衣秀士王伦。
至于与官军土豪等恶势力的直接抗,晁天王却总显得力不从。
……奇怪的是,对这位具一般、功劳有限的任寨主,宋江等人却奉若神明……这个原型人物,应即洞庭军开山领袖钟相。
[6]
实际上,晁盖名虽不见于史乘、笔记但在龚开《宋江三十六》和《大宋宣和遗事》中,却是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宋江三十六赞》中宋江位列三十六人之首,晁盖列倒数第三,绰号“铁天王”。
大宋宣和遗事》中,宋得到了九天玄女的天书,三十六人没有宋江,吴加亮在首位,晁盖位最后。
宋江到梁山时,盖已死,众人共推宋江做了首领吴加亮向宋江道:
“是哥哥盖临终时分道于我:
‘政和年间朝东岳烧香,得梦,见寨上会中合得三十六。
若果应数,须是助行忠,卫护国家。
’”此可见,在百回本小说水浒传》成书之前,关晁盖的故事已经广为流传,回本《水浒传》的写定者既采了已有的故事,又做了两点常明显的改动。
其一,吴加亮的介绍可以得,晁盖为梁山确定的方针是“行忠义,卫护国家”,是义并行。
但小说写定者却再三突出的“义”,却不提他“忠”。
小说在晁盖出场时便为定下了基调:
一是“仗义疏”,二是“最爱刺枪使”。
而宋江除了“仗义疏财”、爱习枪棒”外,又了“孝敬”一条。
最为明显的晁盖主持的梁山议事处“聚义厅”,而宋坐了第一把交椅后的第一件事是将“聚义厅”改成了忠义堂”。
因,李贽在第六十回回后评中说改聚义厅为忠义堂,是梁泊第一关节,不可草草看”。
其二,小说尽量写出晁盖的许多弱点与不足,烘托宋江的智慧与肚量。
在大宋宣和遗事》中,是晁盖动邀了杨志等人去山落草为寇。
但小说中却写盖在生辰纲事发后茫然不知所措,一切皆听命吴用。
第四十七回,杨雄、石火烧祝家庄后来投奔梁,晁盖听说事因时迁偷鸡而起,不勃然大怒,喝命将两人斩首。
其理是“这厮两个,把梁山汉的名目去偷鸡吃,因此连累我受辱”。
宋江则赶忙出面相。
通过一系列描写,“晁盖虽未死于史文恭之箭,已死于厅上厅下众人之心一日也”。
[4]可见小说所做的这两点动,其用意是以晁盖单一粗豪的“”来烘托宋江更为全面细心的忠、孝、义”。
四、关于宋江其结局
宋江不是《水浒传》中梁山好汉的领,而且也是性格最为复杂人物。
将百回本《水浒传》中的江与各种正史、野史、笔记、话本戏曲等资料中的宋江作一比较,可现一些有趣的变化,从这些变化能看出小说写定者的意。
关于宋江落草为寇的起,《大宋宣和遗事》讲述得比简略:
晁盖因劫取生辰纲被官府捉,宋江星夜报知晁盖。
为答谢江相救恩义,晁盖让刘唐把对金钗酬谢宋江。
宋将金钗“与那娼妓阎婆惜收;争奈机事不密,被阎婆惜知来历”。
后来宋江见故人阎婆惜又与吴伟打暖,更不着。
宋江一见了吴伟两个,正在倚,便一条忿气,怒发冲冠,起一柄刀,把阎婆惜、吴伟两杀了”,并在墙上写了四句诗,白说道:
“要捉凶身,梁山泺上寻。
”官府前去捉拿江,宋江在九天玄女庙中过,得到天书,上三十六将的姓名。
于是,宋江带领仝等九人直奔梁山,这时晁已死,众人推让宋江做首领。
元杂剧《黑旋风双献功》的宋江说:
“因带酒杀阎婆惜,被告到官脊杖六十,迭配江牢城。
因打此梁山经,有我八拜交的哥哥晁盖某有难,领喽啰下山,将人打死,救某上山,就让我坐第二交椅。
”可见在小说成书之前,宋上梁山的过程实在是非常单。
但在《水浒传》中宋江上梁山的道路却比任人都更加艰难。
先,当他听到晁盖劫取生辰纲时,便认为是“犯了弥天罪”,认为上梁山“于法度却饶不得”,对晁盖人“落草为寇”,他既惊又惧怕。
其次,他杀死阎婆惜,是情杀,而是因为阎婆惜口声声要到公厅上相见,他害怕犯下叛朝廷的罪名。
再次,江宁愿担惊受怕,也绝落草为寇。
“大闹清风寨”后宋江已无路可走了,这才与众好汉起投奔梁山。
但接到父亲病的消息后,他撇下众兄,要回家奔丧。
官府捕获,刺配江州牢城,路梁山泊,晁盖等人劝他留下,他:
“哥哥,你这话休题!
等不是抬举宋江,明明的是苦我。
…小可不争随顺了哥哥,便是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在世,虽生何。
”最后,“浔阳楼反诗”,被判了死刑,梁山好汉法场将他救出,这才被逼上梁山。
《水浒传》所的这番改动,显然要突出宋江的忠孝。
小说对宋结局的安排,更可出小说写定者的用意。
南宋王偁《东都事略》是较早记述关宋江事迹的一部野史,后来脱等修撰《宋史》时基本采用了这记述。
《东都事略》十一《徽宗本纪》称“(宣和三)夏四月庚寅,童贯以其将辛兴宗方腊战于青溪,擒之。
五丙申,宋江就擒。
”卷百零三《侯蒙传》:
“宋江寇江东,蒙上书陈制贼曰:
‘宋江以三十六,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材必过人。
若赦过招降,使讨方腊以自赎或足以平东南之乱。
’”卷一零八《张叔夜传》:
“叔夜募死士千人,十数里,大张旗帜,诱之战。
密伏壮士匿海旁,约候兵,即焚其舟。
舟既焚贼大恐,无复斗志伏兵乘之,江乃降。
”[8]以上三条或云宋就擒,或云宋江投降。
但所谓降讨方腊,只不过侯蒙的建议,是否实现,不得而知据方勺《泊宅编》卷记载,平定方腊之乱的是“童贯、德军节度使二中贵率禁旅及京畿、关右河东蕃汉兵”[8]。
南宋范圭《宋故武大夫河东第二将折公墓志铭》:
“宣和初年,王师伐,公有斩获绩……方腊之叛,用第将从军……公遂兼率三兵。
奋然先登,士皆用。
腊贼就擒,迁武节大夫。
班师过门,奉御笔:
‘捕草寇宋江’。
不月,继获,迁武功大夫。
[8]根据这一记,宋江是在方腊被平后,才被朝廷捕获,本不可能参与平方腊之役。
在有些书中,又确切记载了宋江曾参与平方腊之役。
如埴《十朝纲要》卷十称:
“宣和元年十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
……(宣三年二月),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
……(三六月),辛丑,辛兴宗与宋江破(指方腊)上苑洞”[10]徐梦莘《三朝盟会编》卷五十二引《中兴氏奸邪录》称:
“宣和年,以贯(指童贯)为江浙宣使,领刘延庆、刘光、辛企宗、宋江等二十余万往讨之。
”[10]杨良《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一百四十一云:
“三年宣和)四月,戊子。
初,童贯与禀、刘镇两路预约于睦、歙间,分兵四围,包帮洞于中,同日进师。
…王涣统领马公直并裨将赵许、江既次洞后。
”[10]元无名氏所辑《大宣和遗事》称:
“朝廷无奈何,只得出榜招谕宋等。
有那元帅姓张名叔夜,是世代将门之子,前来诱宋江和那三十六归顺宋朝,各受武大夫诰敕,分注诸路巡检使去也因此三路之寇,悉得平定后遣宋江平方腊有功,封节使。
”
除了野、正史的记载之外,民也流传着关于宋江及十六人的故事。
南龚开曾说:
“宋江见于街谈巷语,不足采。
余年少时壮其人,欲存画赞……于是即三十人,人为一赞,而箴体在焉盖其本拨矣,将使归于正,义勇不相戾,此诗人忠之心也。
余尝以江之所为,虽得自齿,然其识性超卓,有过人。
立号既不僭侈,名称俨然犹循轨辙,虽托之记载也。
古称柳盗跖为贼之圣,以其守一至于处,能出类而拔萃。
江者,其殆庶几乎。
”龚肯定了宋江的“义勇”、“号而不僭侈”、“守一至于极处”在“呼保义宋江”的赞语又说:
“不假称王,而呼保。
岂若狂卓,专犯忌讳”。
在其他物的赞语中,也多次提“义勇”,如“大刀关”:
“大刀关胜,云长孙?
云长义勇,汝其后”。
再如“赛关索杨”:
“关索之雄,超之亦贤。
能持勇,自命何全?
”见当时人们对宋江及三十六人的主评价是其“义气”这也正是小说中梁山好汉的突特征。
不同的载同时存在,关键在于百回本《浒传》的写定者作何择。
显然这位写定者没有择宋江被擒或投降等记载而是选择了宋江受安、平方腊,并在此基上作了重要改动;首先,宋不是被动接受招安,也不是在投无路的情况下接受招安;而在节节胜利、大败官军的情下主动争取朝廷招安;其次,宋接受招安后,成为朝廷的一支重要事力量,是征辽、平方的主力军;再次,宋江屡立功,结果反被朝廷佞毒害而死。
这些动尤其是最终的悲剧结局寄托着小说写定者的深刻用。
写定者的特定立是通过文本的特定结构安排表出来的,不顾及这一点很难对《水浒传》作出合理的释。
被朝廷视为盗贼的梁山好汉,宋江的带领下,打出了“替天行,护国安民”的旗号,一要归顺朝廷,为国效。
在征辽、平方腊的大战役中,实现了“护安民”的心愿。
结不但没有得到应有封赏,反而惨遭毒害。
这种文本构不仅从客观上否定了接受招安,也仅表现了忠奸之争,而且从本上揭示了社会现实的残酷。
这种示体现了《水浒传》写者对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具有越时空的普遍意义。
五关于受招安与“征四寇
回本《水浒传》第七十二回至八十二回写聚义后的梁山好接受招安的过程,除七十本外,这一内容在各本《水浒传中大致相同。
值得注意的是,元杂《黑旋风负荆》、《黑旋风乔案》被改写为第七十三回“梁泊双献头”、第七十四回“李逵寿张乔坐衙。
按照水浒传》的结构方式,李逵的人事迹本应安排在排座次之前,小写定者对有关李逵的元杂剧十分感趣,但又无法安排在半部分,只好将能够现李逵忠义的有关容插写于此。
接下来“两赢童”、“三败高俅”写梁山事业蒸蒸上,势不可挡。
但是在节节胜利的情况下,梁山汉全伙接受了招安。
这样种文本构成是以往任何有水浒故事所没有的,因而也可看出小说写定者的意图。
无论宋人的野史、笔记,还是元人修正史,无论是民间传闻还是元杂剧,宋江一伙或是被擒,是投降,或是无奈接受招安,但都有在大胜官军的前提主动争取招安。
再看一下紧接着第八十三回“宋公明奉诏破辽,陈桥驿滴泪斩小”,小说写定者的意图非常确,即肯定梁山好汉接受招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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