浮山堰与浮山堰赋.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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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山堰与浮山堰赋
浮山堰与《浮山堰赋》
江苏省扬州中学张贞忠
苏东坡在《太虚以<黄楼赋>见寄》一诗中对少游先生的《黄楼赋》给予了这样的赞语:
“雄辞杂今古,中有屈、宋姿。
”这评价是高的,但也是准确的。
在《淮海集》的“赋辞”这一大类中,除收有《黄楼赋》外,还有《浮山堰赋》、《寄老庵赋》、《汤泉赋》、《叹二鹤赋》、《郭子仪单骑见虏赋》、《曾子固哀词》、《蔡氏哀词》。
这六赋二词中。
《黄楼赋》、《浮山堰赋》和两篇“哀词”是用“骚体”写成的,因此,都可说“中有屈、宋姿”。
这四篇“骚体”词赋中,引人注意的首先是《浮山堰赋》。
这当然应归因于它位居全集之首这一得天独厚的优越条件。
但也不仅于此。
据年谱的考订,这篇赋文为淮海先生二十一岁时所作。
这大约是现在所能考见的少游存世最早的一篇“少作”了。
青年时代的少游先生,其思想倾向为何如,其艺术好尚又何如,这是人们所极端关心的,而此早期赋文恰是解决以上问题的钥匙。
仅从这一点来讲,也正基于此,本文拟对此赋作点学习性的研究和探讨。
在论及《浮山堰赋》前,先得了解一下浮山堰。
少游先生的赋前有一段小引:
梁武帝天监十三年,用魏降人王足计,欲以淮水灌寿阳。
乃假太子右卫康绚节,督卒二十万,作浮山堰于钟离,而淮流湍驶漂疾,将合复溃。
或曰:
淮有蛟龙,喜乘风雨坏岸,其性恶铁。
绚以为然,乃引东、西冶铁器数千万斤,益以薪石沉之,犹逾年乃合。
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
所蒙被甚广。
魏人患之,果徙寿阳戍,顿八公山,余民分就冈垄。
未几,淮暴涨,堰坏,奔于海,有声如雷,水之怪袄,蔽流而下,死者数十万人。
初,镇星犯天江而堰实,退舍而坏。
呜呼异哉,感而作《浮山堰赋》。
考诸种资料,少游这一段小引中有关浮山堰的记述大抵是不差的,这里只想对小引中的资料来源、取舍、异同略作一点补充说明。
一、小引的资料来源主要是《梁书·康绚传》。
二、“用魏降人王足计”,据《梁书·康绚传》,王足还引“荆山为上格,浮山为下格,潼沱以激沟,并灌钜野泽”这四句北方童谣以为证,这才使“高祖(梁武帝萧衍)以为然”。
四句童谣果真有如此大的法力吗?
不能这样简单地认为。
促使萧衍采取“堰淮”行动的真实原因,下列三段资料倒可供参考:
1、《魏书·岛夷萧衍传》:
初,衍每欲称兵境上,窥视边隙,常为诸将摧破。
虽怀进趋之计,而势力不从,遂于浮山堰淮,规为寿春之害。
2、《魏书·萧宝夤传》:
宝夤之在淮堰,萧衍手书与宝夤曰
;“……而今立此
堰,卿当未达本意。
朕于昆虫,犹不欲杀,亦何急争无用之地,战苍生之命也?
正为李继伯(名李崇,字继长,又名继伯)在寿阳,侵犯边境终无宁日,边邑争桑,吴楚连祸,所以每抑镇戍,不与较计。
继伯既得如此,滥窃弥多。
今修此堰,正欲以报继伯侵盗之役。
既非大举,所以不复文移北土。
”
3、《魏书·李崇传》:
是时非崇则淮南不守矣。
崇沉深有将略,宽厚善御众。
在州凡经十年,常养壮士数千人。
寇贼侵边,所向摧破,号曰“卧虎”。
贼甚惮之。
萧衍恶其久在淮南,屡设反间,无所不至。
(魏)世宗雅相推重,衍无以措其奸谋。
可见萧衍所以出此“堰淮”之下策,固不能排除其有恢复北方疆土的意图,但也不能不承认其有摆脱困境的压力在牵制其行动。
也正因此,尽管当时的水利工程家如水工陈承伯、材官将军祖暅(非科学家祖冲之之子祖暅之)经实地勘查,都说“淮内沙土漂轻,不坚实,其功不可就”,但萧衍一意孤行,一概“弗纳”,坏事要坚决做下去。
因此,可以这么说,浮山堰实是我国南北朝时期萧梁与元魏军事对峙的历史性产物。
三、“督卒二十万,作浮山堰于钟离。
”《梁·康绚传》对此说得比较具体:
……役人及战士有众二十万于钟离,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筑土,合脊于中流。
按钟离在今凤阳县东北二十里,南北朝时这里是军事重镇。
浮山,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谓“在安徽凤阳县境”,新《辞海》谓“在今嘉山县北,北临淮河”,《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谓:
在安徽盱眙县西一百二十里,五河县东三十里,两县分界处。
《水经注》:
浮山,北对巉石山。
《寰宇记》:
临淮山,俯临长淮。
山下有水穴,淮水泛滥,其穴即高;水减,其穴还低。
有似山浮,亦号浮山。
按之地图,《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的说法是可信的。
巉石山,新《辞海》说得笼统,谓“在浮山对岸”,与《水经注》之“北对巉石山”合,《中图古今地名大辞典》则较详审:
在安徽泗县东南七十里,与五河县接界。
南对盱眙县之浮山。
四、“而淮流驶漂疾,将合复溃”,未标明时间。
查《梁书·康绚传》,在天监十四年,即公元515年。
五、“益以薪石沉之。
”《梁书·康绚传》谓:
因是引东、西二冶(按为尚方——皇室工业所有,建康为左、右二冶)铁器,大则釜鬵,小则钅锄,数千万斤沉于水,犹不能合。
乃伐树为井干,填最巨石,加土其上。
缘淮百里内,冈陵木石无巨细必尽,负担者肩皆穿。
这里可见此工程之艰巨,水利权威判断之正确。
六、“犹逾年乃合
”,如果定上面“将合复溃
”为公元515年,这里的“逾年”自然系指公元516年,即梁天监十五年,北魏熙平元年。
七“堰袤九里,水逆淮而上,所蒙被甚广。
”《梁书·康绚传》谓:
十五年四月,堰乃成。
其长九里,下阔一百四十丈,上广四十丈,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夹之以堤,并树杞柳,军人安堵列居其上。
其水清洁,俯视,居人坟墓,了然皆在其下。
……其月,魏人尽溃而归,水之所及夹淮方数百里地。
在当时的工程技术条件下,筑成这样的拦水坝,确实是不容易的,而其军事效益,短时期看也还不错,大有不战而胜之概。
萧衍的军事目的也可以说部分地达到了。
八、“未几,淮暴涨,堰坏……死者数十万人”,这里的问题比较多。
1、“未几”,时间概念不确定。
各种载籍大都定为梁天监十五年(或魏熙平元年)“秋”,或“秋九月”,或“九月丁丑”,如:
《南史·康绚传》:
(天监十五年)四月,堰成……至其秋,淮水暴长……
《魏书·岛夷萧衍传》:
(熙平元年)秋九月,堰自溃决……
《资治通鉴·梁纪》:
(天监十五年)九月丁丑,淮水暴涨,堰坏……
《魏书·肃宗纪》:
熙平元年九月丁丑,淮堰破。
《北史·北魏孝明帝纪》:
熙平元年九月丁丑,淮堰破。
但也有一些史籍,或年份对而月份不对,或月份对而年份不对,或年份、月份均不对。
如:
《梁书·康绚传》:
至其(梁天监十五年)秋八月,淮水暴长,堰悉坏决……
《凤洲纲鉴会纂·梁高祖纪》;
乙未(梁天监十四年,魏延昌四年)九月,梁淮堰坏。
先是四月,梁淮堰成,长九里……
淮堰成与坏之月均不误,唯年份整差一年,大是怪事。
《南史·梁武帝记》:
(天监)十四年,冬十月,浮山堰坏。
2,堰坏,“淮暴涨”固是一个原因,但还不是唯一的原因。
关于这,《梁书·康绚传》有一段叙述很重要:
初,堰起于徐州界,刺史张豹子宣言于境,谓己必尸其事。
既而,绚以他官来监作,豹子甚惭。
俄而,敕豹子受绚节度,每事辄先咨焉。
由是遂谮绚与魏交通。
高祖虽不纳,犹以事毕征绚。
寻以绚为持节都督司州诸军事……绚还后,豹子不修堰。
至其秋八月,淮水暴长,堰悉坏决。
3、“水之怪袄,蔽流而下”。
各史均言灾情,而不言妖异,唯《南史·康绚传》纪妖异特详,殆是少游所本:
其声如雷,闻三百里。
水中怪物,随流而下,或人头鱼身,或龙形马首,殊类诡状,不可胜名。
4、“死者数十万人”,显然是夸大了,一般均为十余万人,极个别者为数万人,也有不纪数字的。
纪为“十余万人”
者,如:
《魏书·岛夷萧衍传》:
……漂其缘淮城
戍,居民村落十余万,流入于海。
《魏书·肃宗纪》:
……萧衍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北史·北魏孝明帝纪》:
……梁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资治通鉴·梁纪》:
……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通志略·灾祥略·水部》
缘淮城戍、村落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凤洲纲鉴会纂·梁高祖纪》:
缘淮城(戍)村落计十余万口,皆漂入海。
纪为数万人者,唯《南史·康绚传》:
堰坏,奔流于海,杀数万人。
奇怪的是少游先生赋的正文“哀死者之数万兮”,亦与小引数字乖异,这可能是句的节奏所需之故。
不纪数字者,唯《梁书·康绚传》:
……堰悉坏决,奔流于海。
祖暅坐下狱。
综合上述材料,可以看出“十余万人口”这个数字还是可信的。
但少游的“数十万”以言这次“堰坏”固不可,但以言堰之终始之祸则固无不可。
且看《梁书·康绚传》的两段记载:
(1)(天监)十四年,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蝇虫昼夜声相合。
(2)是冬,又寒甚,淮泗尽冻,士卒死者十七八。
康绚原带役夫、士卒二十万众,第二年夏天,遭了场“疾疫”,弄得“死者相枕”,至少死亡“过半”,当然要立即补充役夫和兵员。
这年冬天,又来阵“寒流”,致使“死者十七八”。
也就是说又损失十五、六万人,加上“堰坏”漂没的“十余万口",三年死亡总数四、五十万人是不成问题的,虚言之,“数十万人”也大抵相当。
九、“初,镇星犯天江而堰实,退舍而坏。
”这仍本于《梁书·康绚等传》后姚察的赞语:
……浮山之役起,而康绚典其事。
互有厥劳,宠进宜矣。
先是,镇星守天江而堰兴,退舍而堰决,非徒人事,有天道矣。
镇星即土星,又名填星、信星。
查《梁书》、《北齐书》、《魏书》、《南史》、《北史》诸书,仅《魏书》有志,其他均只有纪传。
然《魏书·天象志》中仅在魏宣武帝的延昌二年七月和四月有两次“月掩镇星”的记载。
而延昌二年为公元513年,其时尚未“堰准”。
也许姚察别有所据,这里只好姑以存疑了。
关于“浮山堰”的情况,大抵就是如此。
下面我们进而来分析少游的《浮山堰赋》。
首先,我们要弄明白一个问题:
少游为什么要写此赋?
从“小引”中不难找到答案:
“呜呼异哉,感而作《浮山堰赋》”。
因为“异”而生“感”,由“感”而作“赋”,这脉理是清楚的。
但什么地方的“异”而使少游大生其“感”呢?
从上下文考虑,自然是“初,镇星犯天江而堰实,退舍而
坏”这“天人感应”的现象。
这笼罩在巨大历史悲剧上面的一点神秘色彩,激发了
年方二十一岁、又“好大而见奇”(《宋史·文苑传》)的少游的创作热情,应该说是极端合乎逻辑的。
但如果因为这一创作机而视此赋为“猎奇”之作,那也实难令人苟同。
这就牵涉到如何看待这篇赋文的思想意义的问题。
事实上,少游这篇赋文的思想主题是相当严肃的。
首先是作品谴责黩武主义,同情受灾军民。
萧梁“堰淮”之举,一直是被后人诟病的。
差不多是同时代的北魏郦道元在他六世纪初期撰成的《水经注·淮水》中就对此事有过简切的批评:
(浮)山北对巉石山。
梁氏天监中,立堰于二山之间,逆天地之心,乖民神之望,自然水溃矣。
宋代的撰有《资治通鉴纲目发明》的尹起莘,对萧衍的指斥尤其尖锐而辛辣:
梁主崇尚浮屠,好生恶杀,然以寿阳而筑淮堰,士卒死者不可胜数:
今又漂没十余万口,孟子谓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罪不容于死,况无故糜烂其民者哉!
(转引自《风洲纲鉴会纂·梁高祖纪》)
另一个着有《记事备遗》的宋人朱黻,对此亦有所论析:
梁武帝不以生类为乐,以牺牲为祀,不以仙人、鸟兽之形为衣,其设心岂诚仁恕?
不过信佛氏之说,求将来福报而已。
然一有利取国之心,至弑二君,杀六贵,而不知恤;一有利守国之心,作浮山堰以灌寿阳,缘(淮)百里外老少皆役,寒暑疾疫,死者相枕,一日溃决,缘淮数十万口,尽葬鱼腹,顾虽鸡犬不得宁也。
是之谓以其所不爱及其所爱也。
以义而杀,不害其为仁;以利而不杀,不免不仁。
仁与不仁之效,义与利之别而已矣。
(转引同上)
以上三例都是把外仁义而内残忍的梁武帝当作历史的罪人来看待的。
写作此赋的年青的少游自然也把批判的锋芒指向萧衍,而把深挚的同情给予罹难的军民:
粤萧梁之服命兮,抗北魏以争衡,信降虏之诡计兮,阻汤汤而倒征。
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了萧衍的“堰淮”,不是为了解民于倒悬,而仅是为与北魏“争衡”。
也正是为了这个罪恶的目的,才乐意听信降虏王足“堰淮”的诡计。
一个“争衡”,一个“诡计”,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正义感和政治倾向性,哪有一毫不严肃的气息!
哀死者之数万兮,孤魂逝其焉游?
运徒力顿漂无根,潮波复故弥亿年。
意思是;可怜的运徒,你们这些被淮水漂没的无辜的牺牲者啊,你们的肉体被消灭了,可你们负屈的亡魂又在哪儿漂零呢?
淮水退了,波不涌了,可那历史的惨剧却久久地亿万斯年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
请看,在短短的两行平淡的词句里,包含了作者对“死者”、对“
运徒”几多的悲悯和同情?
这又哪里有丝毫的“猎奇”踪影!
其次是作者主张顺乎天道,反对违背自然。
固元
气之宣节兮,熄众兆之灾患。
背自然以开凿兮,固神禹之所恶。
螳螂怒臂以当车兮,精卫衔石而填海。
管子说过:
“水者,地之血气,如筋脉之通流者也。
”在少游看来,江河滔滔奔流,百川朝宗于海,这是在“宣节”天地之“元气”,消弭“众兆之灾患”,否则“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生民就不堪其苦了。
可见,在河流问题上,少游是主张顺乎天道的。
也正因此,对“背自然以开凿”的“堰淮”之举则大不以为然。
“固神禹之所恶”,借“凿山川,通河汉”之“禹功”,以示痛恶梁武“堰淮”之背谬,然作者仍觉意有未足,又用“螳臂当车”、“精卫衔石”二事,进一步加以嘲弄和否定。
违背自然总是无好结果的。
就在梁武“堰淮”之时,北魏的尚书右仆射李平就曾作出“不假兵力,终将自坏”的预言。
明清之际的大思想家王夫之在《读通鉴论》里有一段精辟的议论很耐人寻思:
壅水以灌人之国邑,未闻其能胜者也。
幸而自败,不幸而即以自亡。
自亡者智伯,败者梁武也。
智伯曰:
“吾今而知水可以亡人之国。
”前乎智伯者,未之有也,而赵卒不亡,智自亡耳;后乎智伯者,梁人十余万,漂入于海,寿阳如故。
宋太祖引汾水以灌太原,而刘民终未有损。
天下后世至不仁者,或以此谋献之嗜杀之君,其亦知所鉴乎!
其实“壅水"之祸,梁武帝是一再身受,始终不悔。
如在公元547年,其侄肃渊明与侯景为声援,“堰泗水以灌彭城”。
结果被东魏的高岳一举擒获,只轮不返。
(事详《魏书》之《孝静纪》、《岛夷萧衍传》,《北齐书》之《高岳传》、《慕容绍宗传》。
)
又第二年,东魏对西魏用兵,其将高岳师梁武之故伎,“堰洧灌颖”,结果,风暴乍起,功败垂成,自己侥幸生还,而部下慕容绍宗、刘丰生等则都未逃脱死亡的厄运(事详《魏书》、《北齐书》、《北史》、《西魏书》等有关纪传中,其中以《西魏书》之《王思政传》纪载最详而较少荒诞之说为较可信)所谓“作法自毙”,所谓“以害人始,以害已终”,都是言之不虚的啊!
主张顺乎天道,反对违背自然,这说明青年少游的世界观里含有一定的朴素的唯物主义意识。
但也无庸讳言,这里面似又夹杂一点唯心主义的宿命论的灰尘:
抑五材囚壮之有数兮,特假手于憧憧。
这里的“憧憧”,原意是“行不绝”、“意不定”。
这里有“匆忙”、“急促”意,应上文“岂方迫于寻引兮,不遑议夫无穷”中的“不遑”
,这句的意思是:
大概是那些被迫“堰淮”的囚徒、丁壮命中注定,在劫难逃吧,所以就鬼使神差般地让萧衍在“匆匆忙忙”之中作出了罪恶
的决定。
这两句虽然紧承上文,纯用推测不确定的语气,但其中包含的消极因素却是无法掩饰的。
然而,也无须掩饰,处于那个时代的少游,有这样的思想,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少游此赋有这样严肃的思想主题,那是否有与之相应的较完美的艺术形式呢?
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日本青木正儿在《中国文学概论》一书中论及“赋”的体制时曾说过这么一段话:
汉以后,因时代的变迁而体制也有所不同,明徐师曾的《文体明辩》把它分为四种,即古赋、俳赋、律赋、文赋。
古赋是汉代的赋,用散句(即不成对句之句)者不少。
至六朝之赋,多用对句,而修辞更整饰起来了,这叫做俳赋或骈赋。
及至唐朝,把赋作为科举考试的一种科目,取士课之以赋,因此在音韵修辞上定了一个典型,这叫做律赋。
宋代的赋与此相反,成为显着的散文体了,这叫做文赋。
按青木的话说,少游此赋该是散文体的文赋了,其实不然,青木只是就整体状况而言,并不排斥个别特殊情况的存在。
从形式上看,少游此赋,是骚体式的律赋。
宋朝沿袭唐朝,也用律赋取士。
当时读书人为在仕途上求发展,多精于此道,而少游对此用力尤勤:
秦少游论赋至悉,曲尽其妙,盖少时用心于赋甚勤而专,常记前人所作一、二篇,至今不忘也。
(李廌《师友谈记》,引自金实秋辑录之《秦观研究资料汇编》,下凡引自该书者均加“*”号以别,不另用文字说明。
)
那少游为何要用骚体式的律赋呢?
我意原因有二:
一是事奇,文亦要奇;文奇,则非骚体莫办。
“奇文郁起,其离骚哉”,刘彦和在《文心雕龙·辨骚》的开头就指出了骚体的“奇”这一个风格特点。
二是主旨需要。
“晚唐人士作律赋多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洪迈《容斋四笔·黄文江赋》),少游承晚唐余溉,亦“以古事为题,寓悲伤之旨”,最宜采取的艺术形式当然是“朗丽以哀志”(《文心雕龙·辨骚》)的“骚体”了。
如果青木正儿下述的论断可以成立:
就现存作品来判断,则汉、魏、六朝的作品,可以属于赋(指叙事的)之系统者多,属于骚(指抒情的)之系统者几乎没有。
(《中国文学概论》)
那么,我们同样可以说,在唐、宋两代的律赋中,属于赋(指叙事的)之系统者多,而属于骚(指抒情的)之系统者则几乎没有。
在这样的情况下,一赋而体兼“赋”、“骚”,就觉弥足珍贵。
如少游此篇便是。
就这一点来说,尽管朱晦庵这位道
学先生对少游此类的赋并不欣赏,甚至持论过苛:
古赋须熟看屈、宋、韩、柳诸作,入本朝来,骚学殆绝。
秦、黄、晁、张之徒,不足学也。
(宋魏庆之《诗人玉屑·晦
庵论楚辞》*)
可并不丝毫损减我们对少游此赋研究和鉴赏的兴趣。
其实,了解到晦庵系洛党程颐三传弟子李侗的学生,再联系洛、蜀两党长期交恶、余波不息的党争背景,我们就不难理解“苏门四学士”何以遭晦庵如此这般地贬抑了。
经过仔细地琢磨、辨析,我们觉得少游此赋无论从“赋”、从“律赋”、从“骚体”随便哪个方面来看,都是十足够格儿的。
先从一般的“赋”来说吧。
刘熙载说:
赋,从贝,欲其言有物也;从武,欲其言有序也。
(《艺概·赋概》)
“言有物”,已如上述;“言有序”,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此赋计分“引(言)”、“(赋)词”、“系(词)”这三部分。
“引”亦即“序”,“序以建言,首引情本”(《文心雕龙·论赋》),引出作赋的情事根据。
此赋之“引”,概述梁武“堰淮”始末及天象之奇,然后以“感而作《浮山堰赋))”一句导入“(赋)“系”亦作“乱”,“乱以理篇,写送文势”(《文心雕龙·论赋》),也就是结尾,用以总结全篇,加强文章的力量。
此赋用七言四句收束,文字简炼、沉痛,给人一种“苍茫不尽”之感。
“词”这一部分是主体,计四十六句,可分四个层次:
首十句写淮水丰功;次十句写萧梁堰淮,又次十句写堰坏成灾,后十四句写推原祸因。
这四层起承转合,班分部居,井然有序。
这样“引”、“词”、“系”,三者蝉连组合,形成一有机的整体,从结构上讲,是较完美的。
刘彦和说:
赋,铺也,铺采离文,体物写志。
(《文心雕龙·论赋》)
少游此赋也有铺陈的特点。
如写淮水奔腾到海的气势,本可以“惟长淮之湠漫兮”一句足之,却要另行铺排四句:
贯江河以下鹜兮,拉泗沂而左奔;走狞雷以赴海兮,驾扶摇而薄山。
写淮水而及江河泗沂,这是面的铺展;写赴海,写薄山,这是体的升降;“狞雷”,写声;“扶摇”,写形,这样就笔力雄健地绘出了一幅声形兼备、纵横交错、极富立体感的“长淮万里图”了。
又如写堰坏成灾,也只“倏鲸吼以奔溃兮,与苍苍而俱东”二句便可以了得,下接“哀死者之数万兮”,也可说严丝合缝,了无疏漏。
然而少游偏于此间再插四句:
若然犀之照渚兮,旅百怪而争遒;马孛马怒而嘘蹀兮,虎蛟咆而相纠。
把小引中“水之怪袄,蔽流而下”加以具体化、艺术化,用的是“背面傅粉”的手法,写“百怪争遒”的闹剧,也即写“人为鱼鳖”
的惨剧,比直接描写尤觉悲凉万分。
以上就一般的赋的主要特点来分析,少游此赋是合乎要求的。
再从“律赋”的角度讲。
律赋研究对偶、用韵、平仄,注意上、下平仄的对称。
少游此
赋对偶句甚多,也较工整。
如:
贯江河以下鹜兮
拉泗沂而左奔
螳螂怒臂以当车兮
精卫衔石填海
大堤矻乎如墉兮
杞柳苑其成行
走狞雷以赴海兮
驾扶摇而薄山
与对偶相关联的还有用典问题。
典有语典、事典二类。
语典,以“取熔经义”为多。
如“四渎”语出《礼记·王制》:
“五岳视三公,四渎视诸侯。
”“桐柏”、“泗沂”,语出《书经·禹贡》:
“导淮自桐柏,东会于泗沂。
”“汤汤”。
语出《书经·尧典》:
“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
”“服命”语出《书经·微子之命》:
“钦哉,往敷乃训,慎乃服命。
”“憧憧”语出《易经·咸》:
“憧憧往来,朋从尔思。
”也有一部分来自前人诗文。
如“众兆”,语出《九章·惜涌》:
“行不群以颠越兮,又众兆之所殆也。
”“扶舆”语出司马相如《上林赋》:
“扶舆绮靡”“中峙”,语出张衡《西京赋》:
“豫章珍馆,揭焉中峙。
”“湠漫”,语出木华《海赋》:
“浺瀜沆氵养,渺氵弥湠漫。
”“狞雷”语出杜牧《李甘诗》:
“烈风驾地震,狞雷驱猛雨事典有正用者,如“然犀照渚”,如“螳螂当车”;有反用者,如“精卫填海”。
有时两事相偶,正反比对,如以“螳螂怒臂以当车兮”,对“精卫衔石而填海”,以形梁武“背自然”之愚昧可笑,更有一种特殊的表达效果。
在用韵上,律赋有极严格的要求,洪迈对此有这样的论述:
唐以赋取士,而韵数多寡、平侧(仄)次叙(序)无定格,自大和(公元827——885)以后,始以八韵为常。
旧例四平四侧,国朝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九月,始诏今自广文馆及诸州、礼部试进士律赋,并以平侧次用韵。
其后又有不依次者,至今循之。
(洪迈《客斋续笔·试赋用韵》)
所谓“八韵”,指一赋之中要押八个指定的韵脚,而这八个韵脚往往是要与题目有意义关联的两个四字句,如唐梁肃《指佞草赋》,要求是“以‘灵草无心,有佞必指,为韵”;又如唐谢观《赵裳献白雉赋》,其要求则是:
“以‘月德方兴,远夷入贡’为韵”。
这当然都是应试之赋。
少游“赋中工夫不厌子细,先寻事以押官韵及先作诸隔句,凡押官韵须是稳熟浏亮,使人读之不觉牵强,如和人诗不似和诗也。
”(李廌《师友谈记))*)。
此赋在押韵上当然也不马虎。
我们先将“词”这部分所押之韵排比于下。
1、源(十三元)、奔(十三元)、山(十五删)、患(
十六谏)
2、衡、征(八庚)
3、祥、茫、行(七阳)
4、通、东(一东)
5、遒、纠、游(十一尤)
6、恶、度(七遇)
7、海(十贿)、代(十一队)
8、穷、蒙(一东)、憧(二冬)
不多不少,也恰好是“八韵”,而且看得出来,此赋是按“
词韵”押的,因为只有在“词韵”内,东、冬,贿、队,元、删、谏始可通押。
在平仄上,律赋讲究上、下联的平仄对称。
如唐谢观《越裳献白雉赋》:
“夕辞(平)南土(仄),形迷(平)夜月(仄)之光(平);晓向(仄)北风(平),影混(仄)朝霜(平)之色(仄)。
”少游的赋中也不乏此例,如“繄四渎(仄)之并酾(平)酾,实脉络(仄)于坤灵(平);惟长淮(平)之湠漫(仄)兮,自桐柏(仄)而发源(平)。
”
现在,再从“骚体”角度讲一讲此赋的句式特点。
青木正儿把楚辞的句式归纳为甲、乙、丙、丁四类,其中乙类为:
例句
□□□□○□□兮朝饮木兰之坠露兮
□□□□○□□夕餐秋菊之落英,
少游此赋的句子无疑就属此式。
骚体在句式上还有所谓“谐调”、“拗调”的讲究。
刘熙载说:
骚调以虚字为腰,如之、于、以、其、而、乎、夫是也。
腰上一字与句末一字平仄异为谐调,平仄同为拗调。
如“帝高阳之苗裔兮”,“摄提贞于孟陬兮”,“之”“于”二字为腰。
“阳”、“贞”腰上字,“裔”、“陬”句末字。
“阳”平“裔”仄为异,“贞”“陬”皆平为同。
(《艺概·赋概》)
准此,少游此赋“词”部四十六个句子,带“兮”的句子,谐调者l2,拗调者ll;不带“兮”的句子,谐调者l3,拗调者l0。
总计谐调者25,拗调者21,谐调仍占多数。
于此,也可见少游在骚体上探求的功力。
最后再略及一下少游此赋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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