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衰落中的国际都市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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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衰落中的国际都市译.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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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京衰落中的国际都市译
构建多重的全球化故事:
东京,衰落中的世界都市
彭金柱(译)
东京:
衰落中的世界都市
东京曾经被看作是与纽约、伦敦相媲美的国际大都市,然而现在,尽管经济活动规模依然庞大,但就在全球城市中的等级地位来说,它正在走向没落。
自从1990年代初,东京就面临一系列的问题,包括长期的经济衰退、严重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危机、高失业率以及无家可归者和自杀者人数的急剧增加等。
正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怀特,1998;凯墨,2000年;希尔和凯姆,2000年),根据其民族和地方状况,东京和纽约—伦敦属于不同类型的国际城市,更为重要的是,国际城市学说本身曾经因为其英—美偏见而受到批评。
本文将致力于从全球经济的角度对国际城市的形成和重建进行更为全面的分析。
这是个双重的任务:
一方面是不但要从一个城市的兴起阶段,而且要从它的衰落阶段考察全球城市的形成。
自从上个世纪80年代,全球城市的浪漫童话在世界各地的大城市中广为流传。
然而在实际上,经济的全球化不仅带来了光辉灿烂的成功故事,也带来了城市和地区经济崩溃的不幸消息。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经济危机为后者做了例证。
然而,一个城市全球化政策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终结,相反,它恰恰意味着进一步全球化的开始或者再全球化。
东京的例子将用来阐述这一论点。
另一方面是从文化的特殊角度审视一个城市全球化进程中的衰落阶段。
当前,东京正面临着一种新自由主义思潮,倡导经济竞争,主张社会向国际标准靠拢,同时也蔓延着对未来社会不确定感的空气。
“全球化”这个术语已经成为一个时髦的词汇,经常见诸于政府文件、报纸甚至流行杂志。
然而现在看来,全球化象征着对国家和人民不可抗拒的和可能的残酷命运。
就它的驱动力来说,全球化进程很明显是一种政治经济学现象。
但它也被构建为一个文化存在:
人们不可避免地认为自己更密切地与正在出现的全球空间相联系。
全球化进程总是伴随着对变化着的形势进行阐释和重新阐释的主观过程。
在这里,东京又一次成为分析这种当代政策全球化和再全球化的文化方面的焦点。
全球化政策在区域层面经常伴随着全球观念的改变(町村,2000a;2000b)。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没有设像的主观过程,就没有真正的全球化。
但是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所有的人都属于一个单一的、假想的全球空间。
在每一个社会里,那些感觉自己深深地卷入全球问题的人尚不占据多数。
只有那些特定的群体,比如支持全球化的经济和政治精英以及反对全球化的活动人士,才把全球化力量的冲击看作是现实的和严重的,而许多其他的人们很少显示对全球化进程的热切关心。
对于一些人所认为的所谓全球化,对许多另外的人们来说只是地方化。
在人们之间,总是存在着对全球化设像的巨大差距,全球化造成的分裂和它造成的整合一样多(鲍曼1998:
2)。
因此,对全球化的追求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一种政治改变。
正因为如此,支持全球化的政策制定者总是试图构建一个全球化故事,并以此使当地居民乐意地深深处在这个想像的全球空间。
构建全球化的多重故事
在东京的再全球化政策中,特定的事件和思想经过选择、策划并经由一些活动人物叙述,从而有效地虚构一个故事。
在一开始就必须强调的是,这一进程所创造的不是一个单一的故事,而是多重的故事,这个多重的故事代表了不同的思想和构思。
如果一个单一的故事可以成功地创造一个想像空间,在这里更多的行动者被鼓励认为自己的利益与那些讲故事的人们相一致,这个故事就可能成为促进有效的转变和增进社会整合的强有力的力量。
但在实际世界里,这是不可能的。
世界上总是有许多故事,它们总是互相对抗着、冲突着或者照应着。
下面的部分通过选择和重新安排其各种成分构建了东京主流的再全球化故事,这些故事被决策者和大众媒体所叙述。
然而,就像后面将要描述的那样,即使这样一个再全球化的故事仍然包含着争执、抵触和矛盾。
这样,地方和国家的政策经常被这种全球化政策所阻碍。
在东京主流的再全球化故事中,可以区分出三个基本主题,那就是危机、幸福的结局、生存之道。
清晰而现实的危机:
战后“成长”时期结束之后
正如上文所述,自从1990年代早期,东京就面临长时期的经济衰退、严重的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危机、高失业率以及无家可归和自杀人数的急剧增加。
经济泡沫爆裂所引起的经济衰退严重地威胁着对东京是一个全球城市这一泡沫时代的神话和战后经济成长故事的认知程度。
现在,人们怀有一种过去的成长率一去不复返的感觉。
再全球化的故事开始于这些一系列的日益加强的危机故事。
举例来说,最近,由东京都政府制定的一揽子政策被冠之以“克服危机的战略规划”(东京,1999)
危机也在国家的层面被描述。
由小渕惠三政府制定的文件“21世纪日本目标中首相的使命”因其最后的报告而著名,它强烈要求对全球化作出积极反应。
这份报告对当前的危机提出了警告:
我们怀有一种危机感。
我们担心,如果事情不能得到改变,日本将走向衰落。
这就是日本周边和国内环境已经恶化到的严重程度。
在1990年代,许多日本人产生了不安感,感到他们的国家已经经受了重大的转变(21世纪日本目标中首相的使命,2000:
24-5)。
在战后的几十年中,日本曾经经历了几次衰退,但1990年代的衰退看来与其它几次完全不同,部分原因是衰退时间的漫长。
现在,1990年代经常被提作“失去的十年”。
更严重的原因来自于这种观点:
当前的危机不仅是经济危机,而且是社会和文化危机。
按照民意调查结果,在1990年代,城市居民逐渐地失去了生活在日本和作为日本人的自豪感。
举例来说,在1992年,78%的被调查者回答说日本能够在“社会的和平与秩序”上感到自豪。
但是这一比例在这之后逐年下降,到了2000年,只达到54%。
对“人民的勤奋和能干”感到自豪的比例也从1992年的57%下降到2000年的36%(博报堂,2000:
86)。
日本人担心,1980年代后期的经济泡沫以及它在1990年代的破裂已经不仅破坏了日本的经济,而且也破坏了日本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甚至正是在民族的核心破坏了价值体系和道德准则。
……1990年代,在适合于富裕社会的伦理框架达到全国性的共识之前,日本经历了一个重大的挫折,滑落到全球化时代去。
(21世纪日本目标中首相的使命,2000:
25)。
这种危机感由于与过去的辉煌岁月所创造的奇迹形成鲜明对比而得到加强。
关于危机的故事经常包含两个子集:
辉煌岁月的神话和清晰而现实的危机。
每一个城市和地区通常都有一些关于黄金年代的共同回忆,不管它是真实的还是想像的。
决策者经常在人们之间激起这种共同回忆,并试图杜撰一种关于这些光辉岁月的官方神话。
当这种“失去天堂”的官方回忆与当今不利的情势相对照时,对危机的主观感触就可能变得更为严重,从而使为全球化制定的方案能够容易地在地方活动人士中建立合法性。
谁的幸福结局?
技术国家还是权势人物实现了的乌托邦?
就像童话故事一样,一个全球化的故事需要幸福的结局。
在这个故事的副主题中,政策制定者大谈全球化工程给每个个人以及城市和地区带来的利益。
例如,当东京都政府的城市规划委员会大胆地归纳其目标时,它采用了一个情景来描述理想中的东京在2050年的视觉图景。
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情景从以下场面开始:
主要人物,一个住在东京的女商人,在两天的商务旅行之后从美国逃回自己的城市:
“两天的旅行之后,我回到了东京。
从华盛顿大区经过两个小时的超音速飞行,房总半岛已经尽收眼底。
今年我已经进行了七次海外商务旅行,这次旅行是为了一个重要的合同……进入机场大厅,不知怎么,我被眼前的景象所感动。
从世界几乎各个国家来的人们正在这里走动。
最近,东京已经不仅吸引了商务旅行者和观光客,而且也吸引了那些希望购买东京的时装和陶瓷制品的人们。
因为作为一个20年来在商业和生活方式方面更有吸引力的城市,东京已经被评估为全球性的。
”(东京都,城市规划审议会,ToshiDukuriTokubetsuChosaIinkai2001)
在各种各样具有幸福结局的故事中,可以分辨出两种相对不同的类型,那就是:
伸手可及的成功和摘星采月的成功。
讲故事的人期待通过这种故事为“赌金保管者”提供未来城市和地区成功的表象,并尽可能地扩大它的范围。
然而这种表象几乎是不可能成为现实的。
所以,这种表象通常被叫做“梦想”。
然而,甚至这种官方对未来东京的理想化梦想也与当代日本唯我独尊的政治意识形态模棱两可地相混淆,也与日本这个“闭关自守”的国家不相符合。
剧本继续展开道:
随着长长的人流,我很快就到达了入境的大门。
大门的对面就是日本。
我经常怀疑以电子眼和IC卡组成的自动审查系统能否真正识别那些通过大门的人的身份。
可是它一定是可以信赖的,因为据说自从这套系统引进之后,非法出入的外国人几乎完全得到了控制。
(东京都,城市规划审议会,ToshiDukuriTokubetsuChosaIinkai2001)
一个梦想也许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成为现实,但通常是遥不可及的。
这样,一个再全球化的故事不仅必须代表一个梦想,而且必须代表一个更切实可行的、现实的方案,这才是一个力所能及的成功。
在战后经济成长的故事中,不断地为大众提供各种各样的消费乐趣,比如所谓的3C(彩色电视机、汽车和空调)是使这种成功故事能够实现的动因。
但在富裕的全球化时代,发现并呈献一种可以广为接受而且可以达到的成功看来是比较困难的。
举例来说,最近,“适于居住的中心市区”在东京已经成为一种即时的梦想。
在泡沫经济时代,许许多多的居民由于大商家狂购土地而被逐出东京传统的闹市区和中心地带。
现在,人们正在东京的中心城区购买新的、诱人的高层公寓大厦。
这部分的是因为土地价格又跌落到泡沫经济之前的水平。
但据调查,这些购买住房的人并不是先前的居民,而许多是住在郊区退休的中产阶级家庭,或者是在金融和IT行业发迹的“新贵”。
2000年,一个计划出售其在市中心重新开发的巨型公寓大厦的房地产财团,在广告中把他们的预期客户称作“重量级人物”。
当然,人们知道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入住这种巍然耸立的大厦的。
甚至女性购买者也被明确地排除在广告图片之外。
不管是政策制定者还是房地产公司都倾向于勾画这座城市光明的一面,但实际上,就像肖特和凯姆所指出的那样,总是存在另外一种城市形象,就是“必须被遮掩、被管制和忽视的阴湿黑暗的一面”。
(1999:
97)
生存之道
不断地增强自身能力、再生故事,或为新东京而自我启迪
再全球化故事还包括生存之道部分。
当今的经济全球化更经常的被叙述为一种对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的命运。
然而,就像前面所说,全球化所创造的分裂和它所创造的整合一样多。
因此,在全球化时代的生存之道也可以划分为至少三个子集,对应于不同的全球化冲击。
故事的第一个子集是自我增强能力。
举例来说,按照新自由主义者的正式叙述,人们预期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风险偏好自由地做出决策。
这意味着只有那些充分展示自己的个性和能力的人才能在全球化时代的竞争中取得胜利。
人们能够而且应该准备应付未来的任何挑战。
如果不能的话,就可能发生危机:
实际上,我们遇到的更根本的问题在于我们对于当前危机的个人态度。
就是说,尽管我们都有责任尽力克服危机,许多人并不认真地把它看作是自己的问题,而是逃避责任。
(东京都1999:
11,强调部分为作者所加)
在自我增强能力的另一面,再生故事是为在全球化时代的激烈竞争中的“失败者”或“潜在的失败者”而构建的。
最近,“生存”这个词不仅仅具有其象征性意义,而是更严重的字面意义,因为越来越多的人被迫与失业、无家可归或更糟糕的事情做斗争。
超过5%的失业率是开始于1950年代后期的战后经济成长时期之后日本经历的最高的数字。
更为严重的是,在由政府和商界规划的结构调整的萧条时期,这一比率预计还会更高。
年度自杀案例在1998年突然增加,特别在50岁到60岁之间的男性,这一年达到了万分之二点五,而这一数字在1997年只有万分之一点八。
(厚生劳动省,2001:
322)
生存之道的第三个子集是自我启迪。
这是一种折中型故事,看来其作用相当于前二者的混合。
事实上,普通老百姓知道,在一个由全球化施加的竞争更加激烈的社会里,并不是每一个人都能成为“重量级人物”中的一员。
同时他们也感到把自己限定在再生故事的舒适世界里还为时尚早。
也许他们既需要权势也需要再生,但尚不偏好定位于某一端。
这种混合故事的例子可以从关于自我启迪或处世哲学之类的书中发现。
这种书现在在全日本城市中心的大书店里被摆在显眼的位置销售。
自我启迪这个短语所包含的主题是宽泛而且通常也是模糊不清的。
它的一个典型主题是关于如何过上更具竞争性的生活方式的经验知识,比如中谷彰宏作的《加速改革你的头脑》(2001)。
更哲学化但可读性强的书也很畅销,如中岛石光著的《写给不喜欢工作的人》(2001)。
在极端情况下,这种自我启迪的故事与思维管制型的成功哲学非常相似,它们代表了所谓的“资本主义崇拜”,即狂热地迷信超自然的或特殊的权威人物,迷信他们的人相信可以帮助自己获得最终的经济成功。
(西都,1997)
除了这些宣扬成功之道的流行商业版本之外,石原慎太郎知事领导的东京都政府寻求宣传一种关于东京公民本性的道德故事,办法是指定“新东京人”的理想代表。
1999年,知事宣布一个叫做“东京人思想和心灵革命”的公民运动组织为这一代表,其主要目标是为建设未来东京的年轻一代提供一个典范。
之后,在其于2000年公布的新长期总纲要中,东京都政府推出了理想的新东京人,期望他们能在2015年领导东京这座城市。
这些新东京人是:
那些具有关于他们希望过上什么样生活的“生活洞察力”和具有关于他们希望从事什么工作的“职业洞察力”,并且实实在在地过上他们希望的生活的人。
那些以坚定的使命感行动并在其选择的领域能够为社会做出贡献的人。
那些把个人利益和公众福利相统一并处处意识到自己的责任和义务的人。
那些尊重日本和其他国家的文化和传统并从国际的观点和以日本人的自豪和个性行动的人。
(东京都,2000:
40)
按照这种观点,新东京人应该是自由的而又在道德上是保守的,个人主义的而又与人和谐相处的,全球主义的而又是民族主义的。
很显然,这个新东京人特征的大杂烩只是一个不同思想观点和政治利益的混合体。
然而它却清楚地反映了在这个城市的领导人中已经失去了对东京未来的信心。
结论
就像本文所指出的那样,创造一个全球城市的失败并不意味着全球化的失败,相反,就像东京的例子那样,它可以增进向全球化和再全球化迈进的步伐。
更重要的是,在地区层面的全球化和再全球化不是简单的一个经济融合和与国际标准(通常是美国标准)统一的过程,而实际上应该被看作一个在每个地区背景下定义什么是全球化以及谁代表了全球化的文化冲突过程。
从这个意义来说,全球化并不是全球的,而经常是地方的,并会呈现不平衡的特点。
而每一个地方都是全球化了的。
这样,对于处于世界边缘的地区来说,全球化的冲击比处于世界中心的地区更加现实而具有强制性,一个地区的没落阶段与它的发展阶段相比也一样,这并不令人感到奇怪。
自从1990年代早期,曾经被视为“世界一流城市”的东京,已经经历了长期的经济衰退和社会不确定性气氛。
确实,在这种情况下,再全球化的故事增强了它的道德影响,正如前面证实的那样。
但实际上,这只是全球化故事的一个方面,还存在故事的另一方面。
按照2001年世界经济论坛的组织者在25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瑞士达沃斯),日本人和阿根廷、西班牙、俄国和法国人对全球化持最消极的看法。
与其它国家人们不同的是,日本人对全球化对工作条件的冲击的评估方面最为消极(《朝日新闻》,2002年2月3日)。
反全球化论调是否能得到足够的支持从而改变当前全球化说教的整体布局还有待观察,然而全球城市的社会空间看来确实从不同的方向引入了不同的声音。
为了管制全球化势力,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文化的,我们都不仅需要一些公共调节,而且更重要的是需要人们能对全球化转变故事自由地谈论和交流的公民空间,尤其是正在进行全球化的亚洲城市。
参考资料: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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