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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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
《唐诗三百首》中有宋诗吗?
一我所以会写下这个显得荒唐的题目,是因为对下面这首诗产生了怀疑:
隐隐飞桥隔野烟,石矶西畔问渔船。
桃花尽日随流水,洞在清溪何处边?
张旭的这首《桃花溪》,自从被清人孙洙选入《唐诗三百首》以来,便成为家喻户晓的名篇了。
关于它的鉴赏、评论层出不穷,而且众口一词地赞美不已。
孙洙其人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卒于乾隆四十三年(1778),《唐诗三百首》则成书于乾隆二十九年(1764),然而对张旭此诗的赞赏早在此前一百五十年时就已开始了。
在初刻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的《唐诗归》卷一三中,钟惺便称誉此诗:
“境深,语不须深。
”钟氏还因此称誉张旭其人说:
“张颠诗不多见,皆细润有致。
乃知颠者不是粗人,粗人颠不得。
”明末清初的黄生也将此诗选入其《唐诗摘抄》,并评曰:
“长史不以诗名,三绝恬雅秀洁,盛唐高手无以过也。
”(注:
黄生此语乃指张旭的《桃花溪》、《山中留客》和《春草》三诗而言。
)稍后,手眼甚高的王士禛在成书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的《唐贤三昧集》中选了此诗,然后又在成书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的《唐人万首绝句选》中选入此诗。
到康熙五十二年(1713),由词臣从成书不久的《全唐诗》中精选而成的《御选唐诗》也选了此诗。
可见孙洙选中此诗并不一定是独具巨眼,而是因为此诗早已多次引起选家的青睐了。
然而,这首诗果真是唐人张旭的作品吗?
二张旭其人,在当时以书法家之名震爆一世,而他的诗并不十分有名。
与他同时的著名诗人多有诗作写到他,例如高适的《醉后赠张九旭》、李白的《猛虎行》、杜甫的《殿中杨监见示张旭草书图》、《饮中八仙歌》、《观公孙大娘弟子舞剑器行·序》、李颀的《赠张旭》等诗中都对其书艺赞叹不已,但是都没有提到他的诗歌。
当然这并不是说张旭就不能诗,《新唐书·刘晏传》中说:
“(包佶)父融,集贤院学士,与贺知章、张旭、张若虚有名当时,号‘吴中四士’。
”这四人中的其他三人都诗名颇著,张旭与他们齐名,当亦能诗。
然而他在生前和身后最为人称道的,无疑是其书法造诣而不是诗歌,所以《新唐书·李白传》中记载:
“文宗时,诏以白歌诗,斐旻舞剑,张旭草书为三绝。
”在整个唐代和五代以及北宋时期的文献中,没有留下什么关于张旭诗歌的评说之语。
同时,在现存的“唐人选唐诗”以及北宋人所编的《文苑英华》等总集中,也找不到张旭的诗作。
当然最合理的解释是张旭本有诗作,但是早已湮灭无闻了。
首先选录张旭诗的是南宋洪迈的《万首唐人绝句》。
洪迈平生著述甚富,其《万首唐人绝句》的自序中称:
“淳熙庚子秋,迈解建安郡印归,时年五十八矣。
身入老境,眼意倦罢。
不复观书,唯以时时教稚儿诵唐人绝句。
则取诸家遗集、一切整汇,凡五七言五千四百篇,手书为六秩。
……逾年再还朝,侍寿皇帝清燕(注:
“寿皇帝”指宋孝宗,当时尚未退位,但洪迈此序作于绍熙元年(1190),故追称如此。
),偶及宫中书扇事。
圣语云:
‘比使人集录唐诗,得数百首。
’迈因以昔所编具奏。
天旨惊其多,且令以原本进入,蒙置诸复古殿书院。
又四年,来守会稽间,公事余分,又讨理向所未尽者。
”可见此书原来只是一本私塾课本,所录唐诗只有五千四百首。
后来偶然为宋孝宗所知,洪氏才着意搜集,内容遂增扩为万首之多。
正是由于洪氏编集此书时一意求多,以凑足万首,所以颇为伪作混入。
稍后的陈振孙在《直斋书录解题》卷一五中已指出:
“多有本朝人诗在其中,如李九龄、郭震、滕白、王岩、王初之属。
其尤不深考者,梁何仲言也。
”明人谢榛在《四溟诗话》卷二中也说:
“洪容斋所选唐人绝句,不择美恶,但备数耳。
”当然,洪氏所编虽多谬误,但我们并不能据此即否定集中的张旭诗的真实性,而是仍需对之进行认真的考索。
在今本《万首唐人绝句》中,张旭诗共有四首,它们是:
七言绝句卷七二中的三首,即《桃花矶》、《山行留客》、《春游值雨》,以及五言绝句卷二五中的一首,即《清溪泛舟》。
其中的《桃花矶》一诗,即《唐诗三百首》所选的《桃花溪》,题目仅异一字,正文则全同。
《山行留客》和《春游值雨》二首正文如下:
山光物态弄春辉,莫为轻阴便拟归。
纵使晴明无雨色,入云深处亦沾衣。
欲寻轩槛列清尊,江上烟云向晚昏。
须倩东风吹散雨,明朝却待入华园。
于是,我们的问题就归结为,洪氏编入《万首唐人绝句》的上述三诗,尤其是其中的《桃花矶》一诗,果真是张旭的诗吗?
《万首唐人绝句》编定于绍熙元年(1190),在此前二十一年,即乾道五年(1169),王十朋编定北宋蔡襄的文集《蔡端明文集》,在此集卷七中,上述张旭的三首七言绝句俱赫然在目,所异之处在于它们的标题分别为《度南涧》、《入天竺山留客》和《十二日晚》,正文的相异则只有第二首的第三句,在蔡襄诗中作“纵使晴明无雨过”。
还有第三首的末句,在蔡襄诗中作“明朝却侍入花园”。
“华”与“花”相通,故此首其实无异。
那么,这三首诗究竟是唐人张旭所作,还是宋人蔡襄所作呢?
首先引起我们注意的是,王十朋编定蔡襄文集,是相当认真严肃的,故此集的可信度较高。
他在《蔡端明文集序》中自称:
“乾道四年冬,得郡温陵,道出莆田,望公故居,裴回顾叹而不忍去。
入境访公遗迹,则首见所谓万安桥者,与大书深刻之记争雄,且深惜其有济川之才而不至于大用。
登爱松堂九日山,则又见公之诗与其真迹犹在,凛然有生意,如见其正颜色坐黄堂时也。
……求其遗文,则郡与学皆无之,可谓缺典矣。
于是移书兴化守钟离君松、傅君自得,访于故家,而得其善本。
教授蒋君雍,与公同邑,而深慕其为人,手校正之,锓板于郡庠。
”可见王十朋等人编纂蔡襄文集时是据善本精校而成,与洪氏编《万首唐人绝句》的草率态度大不相同。
王十朋所编蔡集今存宋本,藏于中国国家图书馆,题作《莆阳居士蔡公文集》,其中卷一至卷六、卷三十五、卷三十六原缺,补以清抄本,但是上述三首绝句恰好存于卷七,仍为宋刻原帙,弥足珍贵。
对于上述三诗重出于《万首唐人绝句》和蔡襄文集的情况,后人已有所注意。
在明天启二年龙溪颜继祖刻本《蔡忠惠诗集》和清雍正十年蔡仕舢逊敏斋刻本《宋端明殿学士蔡忠惠公文集》中,在《入天竺山留客》诗后均有校记曰:
“此诗误入《万首唐诗》。
”在《十二日晚》诗后有校记曰:
“此首洪氏误收入唐诗。
”(注:
参见吴以宁点校《蔡襄集》,第13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今人吴以宁先生点校的《蔡襄集》中保留了这两条校记,而今人陈庆元先生等校注的《蔡襄全集》在前一诗下不但保留了逊敏斋本的校记,还加按语云:
“此诗与唐代诗人张旭《山中留客》基本相同,疑此本有误,待考。
”(注:
陈庆元等校注《蔡襄全集》,第220页,福建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但是他们都未指出《度南涧》一诗与《万首唐人绝句》重出的情况。
如上所述,洪迈所编的《万首唐人绝句》远不及王十朋所编蔡襄文集可靠,如果没有其它文献根据的话,把这三首诗归属于张旭名下是根据不足的。
换句话说,《唐诗三百首》中所录的张旭《桃花溪》一诗的著作权是相当可疑的。
三在一方有比较充足的证据以证明对某物的所有权,而另外一方却证据明显不足时,该物的所有权就应归于前者,这个民法的通则也可用来判断文学作品的归属。
我认为在上文所及三诗的归属问题上面,肯定张旭的著作权几乎没有什么证据(仅有一条,详见下文),而肯定蔡襄的著作权却存在着相当有力的证据,现论证如下:
宋本《莆阳居士蔡公文集》的卷一至卷八为诗集,所收诗作虽然没有全部严格地按编年为序,但卷七中与上述三诗相邻的二十多首诗却完全是按写作时间为序的。
为了醒目,现将这些诗的诗题及序按原来的次序排列如下:
1.《答葛公绰》(序:
丙午年正月,邀葛公绰宿杭州山堂,公绰遗诗有“为是山堂仅草堂”之句,因以答之),2.《公绰示及生日以九龙泉为寿依韵奉答》,3.《和答孙推官久病新起见过钱塘之什二首》,4.《和夜登有美堂》,5.《和偶登安济亭》,6.《和江上观潮》,7.《和答孙推官》,8.《和古寺偃松》,9.《和新燕》,10.《开州园纵民游乐二首》,11.《遣兴》,12.《夜雨病中》,13.《寒食西湖》,14.《上巳日州园东楼》,15.《四日清明西湖》,16.《度南涧》,17.《入天竺山留客》,18.《十日西湖晚归》,19.《十二日晚》,20.《十三日吉祥探花》,21.《十三日出赵园看花》,22.《十五日游龙华净明两院值雨》,23.《十六日会饮骆园》,24.《十八日陪提刑郎中吉祥院看牡丹》,25.《又往郑园》,26.《十九日奉慈亲再往吉祥院看花》,27.《二十二日山堂小饮和元郎中牡丹向谢之什》,28.《寄钱塘春游诗呈南阳郭待制》。
从第一首的序中可知,此组诗作于宋英宗治平三年丙午(1066)之春,时蔡襄任杭州知州,当时蔡襄虽已五十三岁,但其老母尚健在,身为孝子的蔡襄心情舒畅,常常出游,作诗亦多。
正如第二十八首中所云:
“一春游揽足诗歌,寄与南阳语思多。
”在蔡襄的书札中也有材料可以作为旁证:
治平三年四月,蔡襄作书与程师孟说:
“西湖寒食清明,州人游从,众为盛集数日,为之达暮。
……衰年强作少年事,亦难胜矣。
”(注:
《四致程修撰帖》,《蔡忠惠集外集》卷二。
)是年五月,蔡襄又作书与章岷(字伯镇)说:
“端午气候微热,想君执事佳安。
……春三月,湖上闲游,时有篇什,今录数首。
要之,虽老尚管风物耳。
”(注:
《二致伯镇书》,《蔡忠惠集外集》卷二。
)可见蔡襄在治平三年春不但作西湖游览诗多首,而且还曾自书其诗寄与友人。
上述三诗都在这一组诗中,据其时序,可知三诗皆作于是年三月四日清明至三月十二日之间,诗中所写景物与时令相合。
而且“南涧”、吉祥院皆为西湖的著名景点,南涧上有桥八座,吉祥院则是当时的赏花胜地(注:
参看陈庆元等的注,见《蔡襄全集》第208、209页。
),题旨与正文亦相合。
这显然有助于我们承认蔡襄对这三首诗的著作权,因为如果这些诗是唐人张旭之作,那么王十朋等人如何能把它们改换题目、插入蔡集,而又做得如此天衣无缝呢?
而且他们又有什么必要那样做呢?
这三首诗在张、蔡集中的不同诗题也有助于我们判定其归属:
第三首在张旭名下题作《春游值雨》,而在蔡襄名下则题作《十二日晚》,蔡集中紧接其后的一首是《十三日吉祥寺探花》。
此诗的大意颇明确:
诗人想要寻找一个地方去饮酒赏春,可惜为雨所阻。
于是希望明日天气转晴,再到花园去赏花。
所谓的春游之事根本尚未发生,安得题作“春游值雨”?
而题作“十二日晚”,则与下一首的“十三日吉祥寺探花”一事如合符契。
由此可见“春游值雨”这个标题颇有作伪的蛛丝马迹,它多半是洪迈在把此诗编入《万首唐人绝句》时所杜撰的。
还有两点情况也可帮助我们作出判断。
一是在蔡襄诗中,颇有与《度南涧》一诗立意、字句相近之作,例如卷四的《闻福昌院春日一川花卉最盛》之二:
“山前溪上最宜春,千树夭桃一雨新。
争得扁舟随水去,乱花深处问秦人。
”又如卷五的《建溪桃花》:
“何物山桃不自羞,欲乘风力占溪流。
仙源明有重来路,莫下横枝碍客舟。
”都是用桃花源的传说来描写春景,《度南涧》一诗与其诗风颇为接近。
二是在宋本蔡襄文集中,按写作时间为序的诗还有几组,例如卷三中的《至和杂书五首》,其副标题即为“八月一日”、“八月二日”、“八月九日”、“八月十二日”、“八月十九日”。
又如卷八中的《七月二十四日射弓》、《七月二十四日食荔枝》、《中秋夕独坐望月》、《九日许当世以诗见率登高》,也是以时为序的。
可见以日月为诗题,且连作一组诗是蔡襄的写作习惯,所以上述三首诗出现在宋本蔡集中,比较符合事实。
四让我们换一个角度来讨论这个问题。
张旭、蔡襄都是名垂青史的书法家,张之书名上文已有所涉及,蔡襄则与苏轼、黄庭坚、米芾合称北宋四大书家。
虽说两人的书法作品传世无多,但是在其吉光片羽流传的过程中,历代书法理论家对它们多有记录,所以仍有蛛丝马迹可以查考。
于是我们不妨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在张、蔡两人的书法作品中有没有证据说明上述三首诗的归属呢?
张旭书法传世很少,北宋米芾一生竭力搜集历代墨宝,所撰《宝章待访录》中也仅称见过张旭六贴,即《前发帖》、《汝官帖》、《昨日帖》、《承须帖》、《清鉴等帖》和《千文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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