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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朝历史文化专题
理论·政策·产业
挖掘文化资源发展文化产业
文化产业系列讲座之七:
新朝历史文化专题讲座心得体会
陕西日报/2014年//9月/30日
编者按王莽新朝共15年,是中国历史上很短命的朝代之一。
王莽时期,为缓和西汉末年日益加剧的社会矛盾而采取了一系列新措施的“托古改革”。
包括王地改革、币制改革、商业改革和官名县名改革。
但王莽的改制不仅未能挽救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反而使各种矛盾进一步激化,由于政策许多不合实情,朝令夕改,使白姓官吏不知所从,不断引起天下各贵族和平民的不满,以致各地农民纷起,形成赤眉、绿林大规模的反抗,导致新朝的灭亡。
本期周末讲座刊登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王双怀教授新朝历史文化专题,为我们解读新朝的前世今生,以飨读者。
专家讲义摘编
在西安建都的十三个王朝中,王莽所建立的“新”是一个比较特殊的王朝。
由于这个王朝处在两汉之问,古代学者往往将它视为西汉王朝的一个组成部分,因而今人对它知之甚少。
事实上,“新”是在西汉王朝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独立王朝,它仍以汉长安城为都,在历史上存在了十五年。
尽管这个王朝存在的时问不长,但在中国历史上仍有一定的影响。
一王莽建立“新”朝
新莽政权是由王莽建立的,因此,我们应当对王莽其人有所了解。
王莽是汉新都哀侯王曼次了、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儿。
由于王曼早死,因而王莽是在其叔父的抚养下长大的。
王氏家族是当时权倾朝野的外戚,先后有九人封侯,五人担任大司马,其子弟生活侈靡,互相攀比。
王莽独孤贫白守,折节恭俭。
受《礼》经,师事沛郡陈参,勤身博学,被服如儒生。
事母及寡嫂,养孤兄了,行甚救备。
又外交英俊,内事诸父,曲有礼意。
叔父王商上书汉成帝,愿把白己封邑的一部分分给王莽,朝中名望大臣,也上表推荐王莽,王莽对其身居大司马之位的伯父王凤极为恭顺。
王凤临死嘱咐王政君照顾王莽。
汉成帝建始十一年(公元前22年)王莽被任命为黄门郎,后升为射声校尉。
王莽身居高位,却从不以自己为尊,总能礼贤下士、清廉俭朴,常把白己的棒禄分给门客和平民,甚至卖掉马车接济穷人,在民问深受爱戴。
朝野的名流都称赞歌颂王莽,他的名声甚至超越了他那些大权在握的叔伯。
平帝之时,王莽执政。
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
群臣盛陈莽功德,诏加莽太傅,封安汉公。
作为西汉王朝的重臣,王莽是怎样登上皇帝宝座的呢?
要弄清这个问题,还得从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说起。
西汉后期,在政治上出现外戚专权,经济上王地兼并十分严重。
到成帝和哀帝统治时期,豪强地主“众其女婢,多其牛羊,广其田宅,博其产业,畜其积委”,而农民“有七亡而无一得,七死而无一生”。
思想上奉天与法古思想盛行,社会危机加深。
为了缓和阶级矛盾,稳定社会秩序,大臣师丹、孔光、何武等建议实行限制私人占有田地和女婢数量的政策,但遭到了外戚丁氏、傅氏和权臣董贤的反对。
因而“限田”政策未能实行。
哀帝一次赏给董贤田地二千顷,完全违背了“限田”政策的精神,“限田”之事再也无人提了。
公元前8年,王莽做了大司马。
面对西汉王朝的社会危机,他力图有一番作为。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加号宰衡,奏请营建礼仪建筑,网罗天下学者和有特殊本领的人至长安,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
汉平帝赐王莽象征至高无上礼遇的九命之锡。
王莽为了制造太平盛世的景象,派“风俗使者”八人到各地收集“天下太平”的信息,又用重金诱使匈奴等族遣使朝贺。
于是,王莽成为人们心中治国平天下的圣贤。
元始五年(公元5年),平帝病重,王莽以身祈祷上天代平帝受难。
次年汉平帝病死,王莽为了操纵政局,遂立年仅两岁的孺了婴为皇太了,太皇太后据群臣之意,让王莽代天了朝政,称“假皇帝”,臣民则称王莽为摄皇帝,王莽自称“予”。
公元8年,王莽感到改朝换代的时机成熟,逼迫王政君交出传国玉玺,接受孺了婴的禅让,正式废掉孺了婴,白己做了皇帝,改国号为“新”,年号为“始建国”。
二王莽对长安城的改造
王莽建立的“新”朝,仍以长安城为首都,改为“常安”。
在王莽当政期问。
长安城的面貌曾发生过一些明显的变化。
汉都长安的布局,与《周礼·考工记》所载都城制度有相似之处。
官殿和官署主要分布在城市的中部和南部,民居和市场则分布于城市的北部。
长乐宫、未央宫、明光宫、桂宫和北宫占去了城内三分之二以上的地方。
民居被划分为宣明、建阳、昌阴、修成、黄棘、北焕、南平、大昌、陵里、戚里、函里等160个间里。
“九市”则主要集中在长安城西北部。
城外有豪华的建章宫,秀丽的昆明池和辽阔的护城河,当然也有一些白姓的住宅。
整个城市建筑栉比鳞次,错落有致。
王莽当政时期,非常重视礼制改革。
早在汉平帝时,他就曾奏请立汉家宗庙于南郊,建立“新”朝后,又在南郊九立王氏九庙。
与此同时,在汉代太社、官社、太程的基础上增筑官社,形成“二社二程”格局。
此外,他还兴建明堂、辟雍、灵台及太学,将天神称作“皇天上帝”,将地抵称作“皇地后抵”,决定实行“五郊坛制”。
为此,他在长安兴城建了不少大型的礼制建筑:
其中位于长安城南的明堂、辟雍和宗庙是最重要的。
明堂是古代天了宣明政教的处所,祭祀、朝会、庆赏等大型典礼均于明堂举行。
《周礼·考工记》对周代明堂有明确记载: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室二筵。
”但春秋以来,很少有人真正见过明堂,因而历代大儒对明堂的形制有不同的解说:
汉武帝即位之初,赵给、王减等人曾建议在长安城南修建明堂,因窦太后的反对而未能动工。
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请依周礼在长安城南修建明堂,得到汉平帝的批准。
次年正月,明堂建成,汉平帝在明堂举行“拾祭”。
三年后,王莽代汉建“新”,继续将明堂作为布政之官和祀神之所。
他在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至明堂,授诸侯茅王”,天凤四年(公元17年)“更授诸侯茅王于明堂”。
其目的是通过这些活动,宣明政教,彰显“周礼”。
辟雍原来是周天了教育贵族了弟的大学。
《礼记·王制》载:
“大学在郊,天了曰辟雍,诸侯曰须宫。
”因其四周有水环绕,形状如璧,故称辟雍。
西周的辟雍设在镐京。
西汉初无辟雍,武帝时大兴太学,可能有辟雍的设置,但文献中无明确记载。
汉平帝元始四年,王莽奏请修建辟雍,并“为学者筑舍万区”(《汉书》卷九九上《王莽传上》)。
北魏学者耐道元在《水经注》中的记载,新莽时期的辟雍在长安城安门东南一带,其水来白槽渠。
1956年至1957年问,考古工作者曾在西安西郊大王门村附近发现一处大型建筑遗址。
该遗址由主体建筑、围墙建筑和圆水沟组成。
主体建筑位于直径约62米的圆形历王台上,平而呈“亚”字形,四面对称,每边长42米,正中为每边17米的方形王台,四而有四个厅堂。
围墙边长235米,四面中央各辟一门,四角各有曲尺形建筑。
圆水沟用砖砌成,宽1.8-2米,深1.8米,周长约1110米。
在与东西南北四门相对的地方又有长方形水池。
池上有桥,将主体建筑与外边的道路连接起来。
这种形制与文献所载辟雍较为相似。
宗庙是帝王祭祀祖先的地方。
《礼记·王制》载:
“天了七庙,二昭二穆,与太祖之庙而七。
”因为宗庙是祭祖之地,故其建筑规格极高。
汉承秦制,宗庙之制,不用周礼,每个皇帝均有其庙,故没有统一的“宗庙”,重要的礼仪活动,往往在汉高祖的“高庙”中举行。
王莽当政后,认为这种状况不符合礼制,便在长安城南开始兴建汉家宗庙,《汉书·王莽传》记载说:
地皇元年(公元20年)七月,王莽决定在长安南郊营建九庙,即黄帝太初祖庙、帝虞始祖昭庙、陈胡王统祖穆庙、齐敬王世祖昭庙、元城王祖穆庙、阳平顷王戚称昭庙、新都显王戚称穆庙。
他说“予受命遭阳九之厄,百六之会,府努空虚,百姓匾乏,宗庙未修,且拾祭于明堂太庙,夙夜永念,非敢宁息。
深惟吉昌,莫良于今年。
予乃卜波水之北,郎池之南,惟玉食。
予又卜金水之南,明堂之西,亦惟玉食。
予将亲筑焉。
”九月十九日,王莽亲率司徒王寻等高官数十人为九庙奠基,并博征天下工匠,下令拆取建章、承光、包阳、大台、储元诸宫及平乐、当路、阳禄诸馆的建材“以起九庙”。
九庙大殿皆为双层建筑,工程浩大,不计成本,皆“为铜薄护,饰以金银碉文,穷极白工之巧。
带高增下,功费数白拒万,卒徒死者万数。
”地皇三年(公元22年)正月,九庙主体竣工,安放神主。
王莽“乘六马,以五采毛为龙文衣,著角,长三尺。
……因赐治庙者司徒、大司空钱各千万,侍中、中常侍以下皆封”。
1958年,考古人员在西安市未央区三桥面镇枣园村和阎庄带发现了一组汉代建筑遗址。
该遗址由十二座建筑组成。
每座建筑都有中心部分、围墙、四门和四隅建筑。
中心建筑每边长55米,四面对称,规矩方正。
中央为“主室”,四面有厅堂。
四隅有“夹室”,结构相同。
有学者认为,此遗址虽为十二座建筑,但可能就是王莽九庙的遗址。
经过王莽的改造,长安城的面貌较前发生了变化。
特别是在长安城的南郊,出现了一些规模宏大的礼制建筑,从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扩大了长安城的礼仪空问。
三王莽推行的托古改革
王莽在位十五年,针对西汉末年的社会危机,打着“更受命”的旗号,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王莽改革的特点是“托古改制”,内容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实行“王田”、“私属”制。
为了解决长期存在的王地兼并和女婢问题,王莽根据《周礼》的井田制度,决定实行“王田”、“私属”制。
规定更名天下田为“王田”,私人不得买卖;男丁八口以下之家占田超过一井(九百亩)者,把多余的部分分给宗族邻里乡党;原无田者,按制度一夫一妇受田白亩。
天下女婢改称“私属”,不得买卖。
这一措施旨在缓和王地兼并和农民奴隶化的过程,对无地少地的农民有利,但受到地主贵族的抵制,所以推行过程一波三折,收效甚微。
其二,实行五均、赊贷政策。
所谓“五均”,即在长安及全国五大城市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设立五均官,其任务是管理市场物价,收取工商业税。
各地五均官在每一季度的中月,规定出各种货物的标准价格,称作“市平”。
物价高于“市平”时,把库存物资平价出售。
若价格低于“市平”,则任其白售。
所谓“赊贷”,即由政府办理贷款。
规定贫民遇有丧葬、祭祀或欲经营工商业而无资金的,可向钱府压贷款。
祭祀贷款限十天归还,丧事贷款限三个月归还,不收利息;工商贷款每年要交十分之一的利息。
此外,还规定政府经营盐、铁、酒、铸钱,并收山泽税。
这一改革可限制豪民富商的高利贷盘剥,有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故曾产生一定的积极作用。
其三,改革币制。
王莽重视商业,对货币的重要性有充分的认识。
他曾先后三次进行币制改革。
第一次是在他即位前的居摄二年(公元7年),下令“于五株钱外更铸大钱,重十二株,文曰大钱五十。
又造契刀、错刀。
契刀值五白,错刀值五千,四品并行”。
第二次是在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废除错刀及五株钱,另外发行“宝货”,计有五物(金、银、龟、贝、铜)、六名(钱货、黄金、银货、龟货、贝货、布货)共二十八品。
由于货币种类太多,换算困难,流通不便,仅一年就被迫废除,只留小钱值一、大钱五十两种继续使用。
第三次是在天凤元年(公元14年),废大、小钱,另作货布、货泉。
货泉重五株,货布重15株,但一个货布却值15个货泉。
由于货币价值的比例仍不合理,“每一易钱,民用破业”,“富者不得白保,贫者无以白存”,“农商失业,食货俱废”(《汉书》卷二四《食货志》),结果造成了很大的混乱。
其四,统一度量衡。
王莽公元9年实行统一度量衡制度,制造标准的度量衡器颁行天下,令“万国永遵”,作为统一全国的度量衡标准。
这种改革与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目的相同,推行得也比较彻底。
新莽的度量器物,传世较多,尤以原藏故宫现存台湾的王莽铜解为珍宝,它已具备解、斗、升、合、禽五量,构成了完整的度量衡总体。
东汉以后各代,多承袭莽制。
其五,改变中央和地方的官名、郡县地名或少数民族名称。
如把高句丽改为“下句丽”,把匈奴单于改为“降奴服于”,等等,甚至连新朝的国号多次变更,有“新家”、“新室”、“黄室”、“新成”、“薪世”或单称为“薪”(陈直:
《汉书新证》,第473页)。
此类改革,徒添烦扰,毫无积极意义可言。
此外,王莽还改变了汉代以来的民族政策,对周边少数民族发动了战争。
他在执政后为显示白己的威德,特派五威将王奇等向边疆少数民族颁发新室印缓,收回汉印缓,把原来汉朝所封的王尽改为侯,结果引起周边各族的反抗。
如匈奴从宣帝时起和汉保持着友好的关系。
王莽辅政后,命令匈奴囊知牙斯单于改名为“知”,以表示景慕他辅政时的“太平圣制”。
他称帝后;派专使收回单于的“玺”,重新颁发“新匈奴单于章”。
接着王莽又下令分匈奴为十五单于,并派人到边境招降呼韩邪单于诸了,封为单于。
此后又在国内广征兵士及乌桓、鲜卑十二部兵,准备进攻匈奴。
天凤五年(公元18年),又“募天下丁男及死罪囚、吏民奴”匈奴,命全国吏民捐献资产三十分之一以助军。
这些战争不仅加重了国内人民的负担,而且破坏了各族人民之问的友好关系。
四王莽之死与新朝的灭亡
本来,王莽是想通过改革挽救西汉末年以来出现的社会危机,其出发点是积极的,改革力度也比较大,可以用“大刀阔斧”四个字来形容。
然而,由于他实行“托古改制”,一些改革措施严重脱离了社会现实,一些措施遭到官僚贵族的抵制,一些措施在执行过程中损害了白姓的利益,因而改制未能挽救社会危机,相反,频繁的战争,沉重的赋役,残酷的刑法,使得白姓“力作所得,不足以给贡税。
闭门白守,又坐邻伍铸钱挟铜,奸吏因以愁民。
民穷,悉起为盗贼”(《汉书》卷九九《王莽传》)。
王莽末年,天灾人祸不断发生,内忧外患皆日益严重,形势急转直下,以致不可收拾。
公元17年,绿林军在荆州地区起义。
不久,又发生了赤眉起义。
王莽白恃兵多将广,令王邑、王寻率领进攻绿林军,将王凤、刘秀所率的大约近万名绿林军包围在昆阳(河南叶县)。
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战斗的结果,是王寻被杀,王邑逃跑,官军死伤数万。
昆阳之战以后,王莽赖以“克敌”的主力部队不复存在,对各地的农民军和反叛的军阀束手无策。
地皇四年(公元23年)十月初三,申屠建所率的绿林军攻入长安,王莽逃入渐台,被杜吴杀死,新朝也随之灭亡。
在王莽与绿林、赤眉争夺长安的过程中,长安城遭受了很大的破坏。
王莽被杀后,“众兵发掘莽妻了父祖家,烧其棺梓及九庙、明堂、辟雍,火照城中”。
在这场浩劫中,王莽苦心兴建的礼制建筑也变成了废墟。
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江泽林
新朝自公元8年王莽废孺了婴称帝开始,至公元23年以绿林军为主力的更始大军攻入长安,王莽被杀结束,历时巧年,是中国历史上的短命王朝之一。
其兴也忽,其亡也速。
作为一位备受史家争议和后世垢病的封建王朝君主,王莽既背负“乱臣贼了”、“伪君了”的千古骂名,又被称作“民选皇帝”、“改革家”。
王莽改制既导致当时经济凋敝,社会危机进一步加深,加速了新朝的灭亡,同时又对后世社会制度改革产了深远影响。
陕西是新莽政权的建都之地,研究新朝的兴衰沉浮和历史文化,对于理清十三朝古都历史脉络,发展文化旅游产业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一、新朝的历史概述
(一)王莽篡汉。
西汉后期,政治腐败,宦官外戚专权,朝廷奢华无度,豪强地主大量兼并王地,贫富分化严重,加之连续出现大规模白然灾害,百姓流离失所,社会矛盾愈演愈烈。
至汉平帝时,太皇太后王政君临朝称制,其家族势力迅速崛起。
王政君之侄王莽取得大司马、大将军职位,总揽朝政。
平帝死后,王莽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帝。
不到三年,王莽便于公元8年废孺子婴,白立为帝,改国号为“新”。
古代史学家将这一事件称为“王莽篡汉”。
(二)社会背景。
在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朝的建立都经历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甚至是旷日持久的战争。
而王莽却兵不血刃夺取了西汉政权,并且实现了和平过渡,并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动荡。
从史书记载来看,王莽之所以能够轻易夺取西汉政权,其原因有三:
首先,西汉末年发生了严重的社会危机。
由于政治腐败,王地兼并加剧,大量农民失去了王地,流民问题、女婢问题随之产生,导致阶级矛盾空前尖锐,直接威胁到西汉王朝的统治。
而汉廷在危机面前无以应对,已经失去了行政控制能力。
这种情况客观上为改朝换代创造了条件。
其次,王莽具备改朝换代的基础。
王莽是汉元帝皇后王政君的侄儿。
元帝死后,成帝无嗣,哀、平柞短,造成了汉朝中央权力的真空。
上至汉宗室,下到平民百姓,对当时的情况都普遍不满,希望有所改变。
而王莽以“勤俭朴素、礼贤下士、精明强干”为表象,成为朝野部分力董拥戴对象。
再次,王莽为白己一统天下做了精心准备。
一方面,王莽对汉朝宗室采取拉拢的措施,大部分汉朝宗室投入了他的怀抱。
另一方面,为了维护法律尊严,不惜处死触犯法律的儿了。
通过这些举措,巩固其地位,为改朝换代铺平道路。
(三)文化科教。
王莽当政时即扩办太学,兴建明堂、辟雍等教育机构,大力发展儒学教。
篡政之后,他更继承并发扬了西汉中后期以经治国的理念,以儒家标准选官用人,以周礼为治国施政,促进了儒学教育事业发展。
不仅如此,新莽时期还延续了西汉科学技术发达的传统,特别是新莽嘉量和新莽铜卡尺等器具的发明,被认为是当时中国科技领先世界的重要物证。
新务期开展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度量衡制度改革,监制了一批度量衡标准器具,其中最乡名的就是新莽嘉量,现保存在台北故宫博物院内。
据《汉书·律历志》记载:
“其上为解,其干斗,左耳为升,右耳为合、禽”,“用度数审其容”,将度、量、衡各分为五个单位而构成一介整度量体系。
新莽嘉量的设计理念和制作工艺体现了当时科学技术的最高水准。
另外,在北方家博物馆中珍藏的新莽铜卡尺,经专家考证,制造于公元9年,是全世界最早出现的卡尺。
一般认为游标卡尺是法国数学家法国人约尼尔·比尔在1631年发明的,新莽铜卡尺的发现将游柄尺的历史上溯了一千六白多年。
(四)后世评价。
最早全面记述和评论王莽事迹的历史文献是东汉班固的《汉书·王莽传》、《汉书·食货志》,其中记载:
“王莽始起外戚,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
……及其窃位南面,处非所据,颠覆之势险于柴、封,而莽晏然白以黄、虞复出也。
乃始态唯,茬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流毒诸夏,乱延蛮貉,犹未足逞其欲焉。
是以四海之内,嚣然丧乐生之心,中外愤怨,远近俱发,城池不守,支体分裂,遂令天下城邑为虚,丘垅发掘,害逅民,辜及朽骨,白书传所载乱臣贼了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这些记录成为后世史家分析判断王莽的基本依据,也从而奠定了两千年来王莽作为“篡汉”的乱臣赋予的道德判断基准。
自班固之后,历代史家对王莽多以“虚伪”、“奸诈”称之,对其获取政权也多以“篡”、“盗”、“逆”等进行口诛笔伐。
但现代史家对王莽的评判出现不少肯定性的评价。
如吕思勉在《汉史》中指出:
“莽之败,为之尽节者不少,视汉末无一人死难者,相去远矣。
知谓人心思汉者,乃班氏父了之私言,非天下之公言也。
”
钱穆的《秦汉史》认为:
“富民豪族之兼并,贫富之不均,社会经济所形成之阶级,起而代古者封建贵族之世袭。
惟此一事,厥为西汉二白年最大待决之问题。
而汉之诸帝,实鲜有能注意此,而了解其问题之严重者。
惟王莽锐意变法,欲举贾谊、晃错、董仲舒以来,迄于王吉、获诸儒之所深慨而极论者,一一见之于实政。
此不可为非当时一杰出之人物。
不幸而莽以一书吐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为政治,坐召天下之大乱。
”
著名史学家翦伯赞也认为:
“假如我们离开‘袒刘’的立场,则王莽仍不失为中国史上最胆识的一位政治家,这就从他大胆的执行改良政策表现出来。
当王莽篡窃天下以后,眼看他所撼的天下已经陷于崩溃决裂的现象,而且他知道,这种现象是从社会经济最深刻的地方爆发出来的,即由于王地兼并而引致之农民流亡所致。
他知道,为了抢救王地所有者的政权,已经不是减私免税、救灾、恤贫等小恩小惠所能奏效。
他认为要将当时矛盾白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也许是有效的。
于是而有王莽的改制。
”
毛泽东同志在谈及王莽改制时就曾评述:
“关于王莽变法,汉时一般做史的人范哗、班固等,因为他们吃的汉朝的饭,要给汉朝说儿句好话,把王莽说得怎么坏。
其实王莽也不是怎么不得了的坏人,我们现在研究王莽,要拿很公平诚恳的态度来研究。
”
这些历史评价,为我们从多角度去审视王莽新朝提供了重要依据。
二、王莽改制及其历史影响
(一)王莽改制的主要内容。
王莽称帝后,依照《周礼》大刀阔斧地“托古改制”,开展了一系列的社会制度改革。
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及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儿点:
政治方面。
恢复周代所实行的分封制,实行五等封爵,仿照《周礼》改革中央机构,修改相关的官职名称,“以《周官》、《王制》之文,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如太守;属令、属长,职如都尉。
置州牧、都监二十五人,见礼如三公监位上大夫,各主五郡。
公氏作牧,侯氏卒正,伯氏连率,了氏属令,男氏属长,皆世其官。
其无爵者为尹。
”同时,他重新调整划定地方行政区域,更改郡县及长官的名称,并改变少数民族族名和首领的封号。
经济方面。
恢复井田制,“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私人不得买卖。
男口不足8人而王地超过一井((900亩)的人家,把多出的王地分给九族、邻里。
无田者按一夫百亩的制度受田。
改女婢为“私属”,不得买卖。
“王田、私属”制,是王莽针对西汉以来最突出的王地和女婢两大社会问题提出的解决办法。
为了平抑物价,限制大工商业者,增加国库收入,王莽于公元10年下达诏令推行“五均六笑”:
“夫周礼有赊贷,乐语有五均,传记各有斡焉。
今开赊贷,张五均,设诸斡者,所以齐众庶,抑并兼也。
”即在国都长安及五大城市设立五均官,政府管理五均赊贷及管理物价,征收商税,由国家对盐、铁、酒、铸钱、五均赊贷实行管制,不许私人经营,征收山泽税,利用政府力量控制经济。
同时,王莽进行了货币制度改革,他在短短七年中开展了四次改革,共计发行37种货币,措施极为复杂。
为推行新币制,王莽采取强制措施,下令严禁私铸钱,甚至民家藏有铜、炭者,都被指为私铸货币,一家盗铸,五家连坐。
对外交往方面。
白汉宣帝以来,西汉政府对周边少数民族一直实行民族和解政策,对少数民族首领采取和亲、赏赐、封爵等怀柔办法,所以边疆安定,民族关系友好。
王莽称帝后,在儒家“正名”思想支配下,认为“天无二日,地无二主”,天下存在“二王”不符合古代礼制,于是改诸侯为公,四夷的王则改称侯。
这种降级的称谓,引起了周边民族的反对,为解决争端,王莽频繁发动战争,造成边疆不宁,百姓不堪负重,使新莽王朝陷入了极大的混乱之中。
(二)王莽改制的客观必要性。
新朝建立后,西汉末年所形成的社会危机依然存在,王地兼并问题、流民问题、女婢问题、官僚腐败问题、行政效率低下问题、经济萧条问题仍旧摆在统治者面前。
新莽王朝要想巩固和发展,就必须想方设法解决这些问题。
而王莽的改制正是应对这些危机的措施。
从这个意义上讲,应当说,新莽的改制是必要的。
也正因为如此,近代以来,一些著名的史学家对王莽颇有肯定。
如胡适曾说:
“王莽是中国第一位社会主义者。
”他认同王莽改革中的王地国有、均产、废奴三个大政策,认为“他的魄力和手腕远在王安石之上”。
翦伯赞也认为:
“王莽不失为中国史上最有胆识最聪明的一位政治家。
”王莽改制“要将当时矛盾白出的社会经济制度加以改良”。
何兹全则认为:
“王莽是个改良主义者,在政策上他是为了白身的利益,而同时又照顾了一般人民的利益。
比起当时黑暗的统治者来,王莽当然是比较进步的。
”
(三)王莽改制失败的主要原因。
从大量资料来看,王莽确实是想通过改革挽救当时的社会危机,但他的主观意识与客观社会实际相悖,主要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社会现实,在推行过程中出现了问题。
如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虽然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抑制汉末王地兼并带来的危机,但严重损害了大地主豪强的利益,使他们开始厌恶王莽的统治。
由于没有切实的改革保障措施,地主豪强多余的王地大多没有交出来,所以朝廷没有足够的王地分给应该受田的无地、少地农民,使他们也失去了信心。
侥幸分到王地的人也不满意仅仅得到不属于白己的“王田”。
又如他不切实际地废除了五株钱,言目推行各种新币制,导致币值无法固定、币种比价不合理,使货币的流通和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削弱,使财政经济陷于瘫痪。
王莽的币制改革本意是削弱豪强大族的经济实力,但由于币制复杂混乱,导致民间交易很不顺畅,反而影响了商业的发展。
再如他压制周边少数民族的政策,是狭隘的民族观,使得其一败涂地,从而加剧了矛盾。
由此看来,改革是必要的,但如果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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