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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
郭思乐和他的生本教育《人民教育》2008第21期
几年前,一位朋友问郭思乐教授:
“什么是教学?
”
郭教授回答说:
“如果你告诉学生,3乘以5等于15,这不是教学。
如果你说,3乘以5等于什么?
这就有一点是教学了。
”
“如果你有胆量说:
‘3乘以5等于14’,那就更是教学了。
这时候,打瞌睡的孩子睁开了眼睛,玩橡皮泥的学生也不玩了:
‘什么什么?
等于14?
’”
“然后他们就用各种方法,来论证等于15而不是14。
比如4个3是12,再多加一个3,是15;数一数,5个3是15,等等。
”
这一段小小的对话,闪烁着郭思乐教授“生本教育”理论的智慧之光。
“儿童是大自然最美好的杰作。
”郭思乐教授说,“我们面对的每一个孩子,哪怕是数学才考了十多分,哪怕是还拖着鼻涕,哪怕是字写得歪歪扭扭,他们都将居于今后所有事情的核心。
儿童不可限量。
”
“我们所做的,全都要通过儿童自己去最后完成。
一旦我们醒悟这一过程的必然性,就会明白教育过程的主人和主力,原来是儿童自己,我们只不过是儿童自主发展的服务者和仆人。
”
由此,他提出了“生本教育”理论。
其核心理念,就是高度尊重学生,全面依靠学生,把以往教学中主要依靠教师的教,转变为主要依靠学生的学。
而教师则要退后,他的作用和价值,体现在最大程度地调动学生的内在积极性,组织学生自主学习。
这,不仅仅是教育方法的转变,更是教育观念的深刻变革。
夸美纽斯在他的《大教学论》中,这样表述其教育理想:
“找出一种教育方法,使教师因此可以少教,但是学生可以多学;使学校因此可以少些喧嚣、厌恶和无益的劳苦,独具闲暇、快乐及坚实的进步。
”
“生本教育”所要实现的,也正是这样的理想。
同一面理想之帜,把理论者与实践者紧紧团结在一起。
自1999年以来,“生本教育”实验学校从最初的15所,逐渐发展到现在的100多所。
这些学校由于依靠儿童自身的解放,不断出现令人激动的变化和办学成绩。
在经济发达、处于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省,特别是珠三角地区,这一场教育变革犹如滚滚巨浪,奔腾而来。
一、“生命如何伟大,我们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得到”
2006年秋季开学,广州市越秀区东山育才实验学校初一年级的第一节语文课,要学习德国儿童文学作家凯斯特纳的《开学致词》。
走进教室之前,在李卫林老师的心里,有一些忐忑不安。
这是他第一次以“生本教育”的方式授课。
此前,他曾接受过一些“生本”理论培训,也观摩过一些“生本”课堂,但他还是不免有些疑虑:
“生本”要求教师放弃逐句逐段的讲解,而是抛出有价值的问题,让学生你一句、他一句地讨论,这样的课堂怎么掌控?
依靠学生,他们能行吗?
读完课文,他试着问学生:
“这篇文章,最打动你们的是什么?
”
学生说:
“课文里写着:
‘不要把老师的讲台看作是皇帝的宝座或是传道的讲坛!
老师坐得高一点,不是为了你们向他祈祷,而是为了使你们彼此看得清楚一些。
老师不是教官,也不是上帝,他不是一切都知道……’为什么德国人这样看待他们的老师?
而我们却不是?
”
“还有,‘不要过分用功’!
这跟我们中国人也不一样!
”
“‘不要完全相信你们的教科书!
’为什么我们的老师从来不这么说?
”
课文的内容让孩子们感到如此新鲜和惊奇,一会儿工夫,他们就提出了一大堆问题。
这时李卫林提醒说:
这些问题,都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有关。
学生马上追问:
“中西方文化有哪些差异?
这些差异又是怎么造成的呢?
”
这可真是一个大问题。
按照“生本教育”的要求,学生提的问题,还要靠学生自己去解决。
于是李卫林给学生布置了一项作业:
《中西文化差异之我见》,让他们以小组为单位,挑选角度去查找资料、写作,期限是1个月。
没过几天,就有性急的孩子拿着他们的提纲给老师看,有关注中西教育差异的,有关注文化传统差异的,有关注民族精神差异的,等等。
不到一个月,各小组都交来了他们的论文,每篇都有1万多字,角度各异,材料丰富,写得像模像样。
这成为李卫林一次难忘的教育经历。
他说:
“在那之前,我从未想过自己的学生能有这样的水平。
从那以后,我开始相信‘生本教育’。
我也开始相信,学生的潜力,的确是无穷无尽的。
”
从此,他更加放手,在每节课上都组织学生自由讨论。
教学方式的转变,带来了学生的巨大变化。
出于讨论和辩论的需要,学生不仅要精准地理解课文的深意,而且“非常自觉”地加大了课外阅读量,有的甚至已经在读《中国古代哲学史》。
在学校的网站上,李卫林专门为学生建立了读书论坛,他们每星期都会确定一个主题,交流读书感悟。
事实上,很多参加“生本教育”实验的教师都在感慨,当他们真正把课堂的主体地位还给学生,真正做到全面依靠学生时,他们看到了以前想也不曾想到的、无穷的美景。
在深圳市沙河小学,从学生字到学课文,都完全依靠学生自己。
学生字,靠学生们之间的交流:
这个字有什么特点?
我是怎么记住的?
许多难字,被学生自己编了好玩的故事,连老师听了都拍案叫绝。
学课文,就以学生谈感受为主。
如果一个学生能够使用精确简练的语言,引用动人的故事、睿智的名言来佐证他的观点,就会带来同学、老师的热烈掌声和由衷敬佩。
那是一种非凡的成就感,成为激励他们进一步扩大阅读的力量。
在一年级的时候,就有学生开始读世界名著,其涉猎之广,让老师惊叹。
“传统上非常重视的语法教育、字词解析、段落划分等,我们一点都没搞。
上课就是以学生的阅读和谈感受为主,把课外阅读内容迁移到课内来。
”四年级语文教师胡梅说:
“我们把充分的时间和空间留给学生,让他们大量读写、感悟,让学生直接接触语文的本真和核心。
”
胡梅也从来没有辅导过学生的写作,可是大量读写之下,“学生的写作能力甚至超过了老师”。
这给胡梅带来很大的快乐,“学生的文章写得那么好,我很想找个人倾诉!
”
有一次,她把学生的一篇习作挂到网上,4天时间竟有了8000多次的点击率,还有60多个回复。
更让她得意的是,很多网友在赞叹之余,都忍不住质疑:
这么好的文章,怎么可能是四年级的学生写出来的!
精彩的课堂讨论,大量的阅读,在“生本教育”实验班里成为普遍的现象。
在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四年级的学生,人均自主阅读量已达到1300多万字,相当于课标规定高中生阅读量的2倍。
大量阅读带来语文知识和能力的迅速增长。
在广州市小学生语文能力竞赛中,前10名里华阳小学就占了4名。
要知道,全市有1000多所学校呢。
经常深入学校,不断看到这些由学生创造的“奇迹”,郭思乐教授抑制不住自己的激动:
“学生是什么?
学生是一个个活生生的生命,是天纵之才,是天地间多少万年发展的精灵!
生命如何伟大,我们每天在实践中都看得到。
”
“每个人都有他的天赋,他的聪明才智说也说不完!
教学最大的资源是孩子本身,远比那些硬件、电脑、高科技手段都要紧得多。
只有当他的潜能真正被激发,学习效率才能真正提高。
”
学习的发生之处是学生。
任何时候,都要坚定地相信学生、依靠学生。
这是“生本教育”理论的一个基点,也是“生本教育”实践的一个出发点。
二、“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不见自我’”
周伟锋,1994年大学毕业分配到广州四中,1995年开始上郭思乐教授的研究生课程班。
郭教授的课上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去听,号称“‘生本教育’最忠实的追随者”。
当时的广州四中,是个破破烂烂的“四类校”,他们的学生,是重点高中招完了剩下来的。
作为一名数学教师,周伟锋感到自己压力很大。
在进行“生本教育”实验的第一个学期,他的学生看起来比别的班都要“差”一些:
考试成绩不如别人,课堂上还“乱哄哄”的。
但到了高二和高三,“学生的学习热情,根本没办法挡”,几个平行班也再不能跟他们相比。
最后高考的结果,震惊了整个广州市。
周伟锋所带的两个文科班,数学平均成绩超过了广州市最有名的重点高中,而且,全市文科数学成绩第一名、第三名和第五名都出在他班里。
震惊之余,很多人猜测:
那样的生源,取得这样好的成绩,教师还不得“拼上命”啊。
而周伟锋的“轻松和悠闲”,却令人大感意外。
他说:
“我讲得很少,只是在关键的地方点拨一下。
新课,不超过15分钟。
复习课,不超过10分钟,很多时候不超过5分钟。
我把很大的主动权交给学生,靠数学本身的魅力去吸引他们。
”
“提高学习成绩有很多种方法,比如反复地机械训练,也会有效果。
但我们不同,我们‘生本教育’,是先学后教,不教而教。
”
“学生对于知识的掌握,是基于自己的思考,在互相启发、质疑当中进行的,他们的探究很深入。
当学生在课堂上有了体会和收获,他们的学习兴趣就会空前提高。
”
事实上,周伟锋从来不苦口婆心地给学生讲解那些定理和例题,而是把“发现问题连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的光荣”,都一并还给学生;他也很少检查学生的作业,而他们却以极大的热情,把它完成得很好……
学生的学习成绩是值得赞叹的,但那仅仅是“能够测量”的部分。
至于学生对数学魅力的沉醉、对这门学科的热爱和无尽的探索精神,以及三年来积极、自主的学习生活,却是一张试卷无法反映的!
随后的几年,周伟锋不仅被评为“广东省名教师”(整个广州市只评了8个人,他是唯一的数学教师),还成为校长、广州市人民政府督学、市人大代表、市数学研究会会长。
他社会活动很多,但一直还带着两个班的课。
这时,有人向周伟锋提出:
“你能够做到,是因为你太优秀了。
我们可做不到。
”
“难道,这个办法只有我能用吗?
”周伟锋在心里问自己。
2004年秋天,他从华南师范大学找了两个成绩中等的实习生,在高一教了一个学期。
每节课,周伟锋只坐在教室后面,评点一下该怎么教。
一个学期之后,他们结束实习回去了。
到高二,他又找了两个实习生,又教了一个学期。
尽管三个学期中,有两个学期都是实习生在教,而学生们却已经学完了高中数学的所有内容。
他们立即参加广州市的高三第一次模拟考试,成绩就超过了重点学校的高三学生。
等高考时,他们的平均成绩大幅超过了全市6所重点高中的校平均成绩。
这次“实验”,让周伟锋有了说话的底气:
“连实习生都能做,还有谁是做不了的?
你只要认同学生是可以自己发展的,你只要认同这一点,什么样的生源、什么样的师资都可以放开手脚去搞。
”
近几年,周伟锋在广东省内外做了不下100场报告,“不遗余力地介绍、推广‘生本教育’”。
作为市数学研究会会长,他在四、五千名数学教师中施加影响,努力使他们逐步接受“生本教育”理念。
以前,广州市的数学成绩在全省21个地市中排第12名,好的时候是第10名,现在却稳定在前5名,甚至前3名。
就这样,周伟锋和他的同行们,在课堂上践行着“生本教育”的“先学后教,不教而教”,以同样的轻松和悠闲,战胜了辛苦打拼的“汗水主义”。
对此,郭思乐教授有一段精彩的论述。
他把传统的“教师苦教”比作插秧,多少年来,农民把秧苗插得密上加密,以为付出的劳动越多,就会收获得越多。
可是,这样做既折磨着秧苗的根系,又没有给它们留出足够的生长空间,破坏了秧苗自由生长的规律。
于是,秧苗们拥挤着,无奈着,无法发展。
后来,人们发现了“抛秧”的方法,减少了劳动量,却保护了秧苗,给它们带来自由生长的欢快,也当然地带来了高产。
“回到教育问题上,我们一直在做着类似的事情。
”郭思乐教授说,“我们的校长、家长,还有教师自己,一直以为教师做得多,是一种光荣的传统,是服务充分的表现,教育质量会因此提高。
”
“然而,当我们把知识划分得十分细密、又对学生提出十分细密的要求时,学生的思维就被局限住了。
他们没有必要想什么,也想不出什么,后来是懒得想什么。
实际上这就是学生对违背自然的教育的报复。
他们对这种‘保姆式’的教育,并不领情。
”
那么,教师究竟应该怎样做?
他的价值,又体现在什么地方呢?
印度哲学大师奥修把这样一句话称为最伟大的祷文:
“当鞋合脚时,脚就被忘记了。
”脚被忘记,是因为脚处于“忘我”状态,工作得非常好;反之,如果鞋不合脚,脚疼了,就会被时时记起。
同样的道理,当教育适合学生时,学生就忘记了自己在学习,忘记了自己是在课堂上,甚至忘记了自己。
在忘我的时刻,学生的能量就不会被教师的说教所消耗,真正出现投入和着迷的境界。
失去多时的人的自然本性,这时会回到学生的身上。
“他会像自然界的那头鹿,毛色鲜明,忽闪着黑宝石似的眼睛,处处显示活力”。
平时要花几个钟头甚至几周时间才能“教”会的东西,现在也许有几分钟、几十分钟就足够了。
相反,如果教师上课的时候,竭力想收回“教”的权力,那么,他必然为自己的教学环节所计,一再打断学生的活动,或者企图以学生的活动为自己的表演服务。
当学生表现出茫然和不配合时,他默默地动怒了,他偷偷地用力拉扯动作慢的学生……
此时,鞋子不合脚了,脚就开始反对。
那些自然的、和谐的、跃动的和充满效率的美,转眼间就荡然无存了!
“教师的最高境界,是‘不见自我’。
他应该是一只最合脚的鞋子。
”郭思乐教授说,“他的核心任务,不是自己‘教’,而是组织学生‘学’、服务学生‘学’。
他要为学生创造生机勃勃的、令学生‘忘我’的课堂。
”
三、“我们不参加统一考试,但我们要评研”
6月中旬,各个学校都进入了紧张的总复习阶段,准备迎接一学期里最重要的期末考试。
从1999年就开始“生本教育”实验的广州市天河区华阳小学,他们在做什么呢?
6月18日上午,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我们有幸听到了一节常态的“评研课”。
这是二年级一节复习长度和重量单位的数学课。
头一天,学生们刚做了一份“稍有些陷阱”的习题,他们要在这节课上,重点探讨其中出现的问题。
开始的10分钟,是四人小组内部讨论,看看自己的答案与别人是否一致?
不一致的,谁的对?
教室里响起了一片嘈杂的争辩声,有的学生企图说服别人,有的在反驳。
被说服了的,拿起橡皮擦掉了错误的答案,互相不能说服的,用红笔重重地画上红三角。
然后,是小组汇报,向大家介绍“最难做、最容易错的一道题”。
第一组,四位同学都上了讲台。
他们选择的题目是:
“操场每圈400米,小华跑了2圈半,小明跑了1200米,谁跑的距离长?
长多少米?
”
汇报的第一个学生说:
“我请大家注意‘2圈半’。
”他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个示意图(一不小心画过了头,他的同伴帮他把多余的擦掉)。
第二个学生:
“我们的方法是,先算1200米是多少圈,1200/400=3圈,再算2圈半是1000米。
1200—1000=200米,所以,小明跑得长,长200米。
”
他们讲完了,由全班同学发言,进行质疑和补充。
第一个学生:
“你们算得太罗嗦了,要么算3圈,要么算1000米,就能作出比较,不用都算。
”
第二个:
“你的1000米是怎么来的?
”汇报的学生回答:
“是400+400+200得来的。
”他听了有些不满意:
“太没有水平了!
我们已经学过乘法,应该用400×2+200!
”
第三个:
“那么,后面的200米又是怎么来的?
它是400米的一半,应该是400/2。
所以,完整的算式应该是400×2+400/2。
”
第四个:
“要特别注意2圈半的‘半’字!
我们组有3个同学都错了,只有1个同学没有错,因为我们三个都没有看到那个‘半’字。
”
第二组,选择的题目是:
“6个铅球共重24千克,平均每个铅球重多少克?
”
汇报的同学说:
“我们小组有3种答案,4克,4千克,4000克。
我们也不知道,到底哪个对?
”
全班同学都帮他们解决问题。
第一个同学:
“应该是4000克。
4克嘛,好轻哦。
”
第二个:
“可是,难道24/4=4000吗?
”
第三个:
“我们也有这个问题。
不过人家问是多少克,不应该是4千克吧?
”
第四个:
“如果人家问是多少千克,写4就够了。
可人家问的是多少克,所以应该把4千克写为4000克。
24/6=4千克,4千克=4000克。
”
教师:
“大家明白了没有?
”学生:
“明白了!
”
第三组,题目是:
“4吨+5吨〇9000克”(比较大小)。
汇报的同学说:
“我填的是=号……”他突然顿住,摸了摸后脑勺:
“哦,我错了,把9000克算成9吨了,应该是>号。
”
全班同学发言。
第一个学生:
“一定要看单位哦。
多少吨一定会大于多少克!
4吨不用加5吨也大于9000克!
可以省好多力气。
”
第二个:
“除了要看单位,也要看数字。
多少‘吨’不一定大于多少‘克’。
如果是9000000克呢?
不就等于9吨了吗?
”
第三个,慢吞吞地:
“要先看单位,再看数字。
不要着急,慢慢在心里算,然后再写上去,就不会错了。
”(掌声)
第四组:
题目是:
“30米/5=()分米”。
汇报的同学:
“这道题,是有一点陷阱的!
不要以为30/5是6,就在后面填6,要看清后面的单位是分米,所以要填60。
”
组里的同学总结道:
“从小单位到大单位要减去1个0,从大单位到小单位要加上一个0。
”
全班同学发言。
第一个学生:
“你说的不完全对,从毫米到米是1000进制,要减掉3个0。
”教师:
“你的反对很有价值。
”
第二个:
“有的是10进制,有的是100进制,有的是1000进制。
要看清是哪种进制的。
”
第三个学生要发言,教师说:
“如果重复就不说了,好吗?
时间不多了。
”学生不慌不忙地:
“我跟他们不一样。
我这样算的,30米是300分米,300分米/5就是60分米。
”教师:
“好棒!
”(热烈的掌声)……
临下课,教师说出了她整节课最长的一句话,她说:
“今天这节课,同学们讲得特别清楚,谢谢你们!
”
执教这节课的,是年轻的数学教师赖艳。
她说:
“我们的学生从一年级到五年级,都不参加统一考试,但我们要‘评研’。
”
在这样的“评研课”上,学生们相互质疑,自我纠错,每个人都有他的思考。
你看,孩子们自己列举了产生错误的种种情形,又通过辩论一一去否定它。
任何逻辑上的漏洞,都逃不过他们敏锐的眼睛。
而他们的老师,只需站在一边,看他们操着慢条斯理的可爱童声,一点一点地去逼近真理,那是一种何其美妙的境界!
不考试,却产生了比考试还要高的效益。
六年级毕业考试,华阳小学学生的数学平均成绩达到了惊人的98.9,几乎到了不失分的地步。
由此可以得知,他们在日常的“评研”当中,是怎样扎实地夯下了知识的基础。
“评研”的理论基础,是郭思乐教授的“新错误观”。
他说:
“儿童获得的东西,有许多是在他们自己的探索之下获得的。
这种探索需要一个过程,当然也会犯不少错误。
发现错误,改正错误,就激发了思考。
正是在克服错误的过程中,儿童获得了真知。
”
“传统上,我们总要求学生的认识‘一次性完成’,这并不符合他们的认知规律。
‘生本’的学生,我们给他这样的机会,使他们的认识,可以通过多次或长期地反复式提高来完成。
我们给学生足够的时间,让他们逐步地去感悟。
”
还记得牙牙学语的孩子吗,他们有时候会犯一些令人发笑的错误。
比如:
他学着别人的口气,认真地把自己的爸爸称为“你爸爸”。
这时,他会惊异地发现,周围的大人们发出一阵善意的哄笑,或许还有一个温柔的手掌,拍一拍他的脑袋。
没有谁会生气、发火。
我们都知道:
这点错误,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过不了多久,这个走起路来还跌跌撞撞的小不点儿,就能学会全套的、精准的、完美的母语,他自然会排除自己的错误而趋向正确。
哪怕他说话比别人晚上个一年半载,我们也不会着急。
因为我们相信,他迟早能够学会,不过是略晚一点而已。
然而,一旦孩子上了学,我们就失去了原有的耐心。
我们开始否认孩子之间的差异,强行要求他们在同一时间,掌握相同的东西。
我们变得着急起来,期中考,期末考,月月考,一旦学生出了差错,那些曾经的善意哄笑和温柔手掌,竟变成了严厉的斥责和无情的鸡毛掸子,让学生心寒胆颤!
我们为什么不能允许学生有一段相当笨拙的学习过程,不能允许错误的出现呢?
“评研”,正是体现了对儿童学习人格的尊重,为他们提供了“出错”和“改错”的机会。
为此,郭思乐教授多方奔走,为“生本教育”实验学校争取特殊政策:
在非毕业年级,学生一律不参加统一考试。
“如果对蒸馒头的过程实行‘开盖主义’,不断地开盖窥视,馒头反而蒸不熟。
”他说,“所以,我们要以最大的耐心,等待……再等待,最后,收获一锅熟透而美味的馒头。
”
四、“学生快乐、美好的学习生活,是德育的真正基础”
1999年,周玉娥被任命为华阳小学校长。
当时,她的心里有些不情愿。
在广州做了多年的教育工作,她明白那是一所“很麻烦”的学校!
学校建在一片泥巴地上,教学楼四处漏雨。
这些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的学生都来自附近的城乡结合部,生源复杂,学生很难缠。
果然,上任没几天,就有老师来找她,说班里的孩子跑掉了好几个!
周玉娥只得陪着老师四处寻找。
在学校附近的一个游戏机室,他们一下子抓住了4、5个。
周玉娥“火得要命”,她跑到派出所,强烈要求“端掉那个害人的游戏机室”。
可是,等冷静下来,她又想:
就算把这一个端掉了,又怎么能保证孩子不去其他的游戏机室呢?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要用更有趣的事情,把孩子吸引在课堂上!
“我从班主任一直做到校长,做了几十年。
我知道要让课堂吸引住学生,会有多么难。
”周玉娥说,“那么多年我一直在彷徨。
我探索过很多教学实验,都不能奏效。
于是轰轰烈烈开始,悄无声息结束。
”
“直到我遇到‘生本教育’,我被它深深打动了。
我想,这就是我一直在寻找的那条道路!
”
1999年秋季,华阳小学成为“生本教育”第一批实验学校。
如今迈进第10个年头了,学校由一所普普通通的学校,一路评上“市一级学校”、“省一级学校”。
而孩子们的收获,就更加令人欣喜。
“以前,我们认为孩子每堂课的注意力只有15分钟,其实,那是被动灌输的结果。
对孩子来说,那样的时间,1分钟都嫌多。
”周玉娥说,“现在的‘生本’课堂,唤起了学生的热情,他们经常拉着老师不让下课。
”
在课外,以前是老师布置大量作业,学生厌烦不已。
现在,作业极少,腾出时间给孩子大量阅读,预习。
别看孩子们整天忙忙碌碌,他们的心,却是快乐的。
他们到处查找资料,甚至在被家长勒令睡觉之后,还偷偷地躲在被窝里看书。
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在课堂上实现自己的“成就感”。
俗话说:
“无事生非”。
这个词,可以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为:
没有正事做,才去招惹是非。
只要学生有了更热爱的事情去做,就再也无暇光顾游戏机室或者网吧,他们自然而然地,与那些地方彻底决裂了!
“学生快乐、美好的学习生活,是德育的真正基础。
”这是“生本教育”理论对于德育的一个基本观点。
郭思乐教授说:
“产生德育问题的一个重大根源,是由于教学不当而造成的学生厌学、受压抑、无心向学。
反之,当学生对学习充满热情,意气风发、努力向上时,德育工作就有了一个十分良好的基础。
”
他对于德育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学生美好德行的建立、人格的建树,不能依靠外在的说教,而必须依靠学生自身的体验和感悟,必须经过学生的内化去实现。
”而生本教育的学生自主的课堂和与之相连的生活实践,就自然地成为学生获得真善美、涵养德性的经常性的、最自然的方式。
上个学期,东山育才实验学校的初一学生汤梓欣和同学们,一起学习了鲁迅的《风筝》。
“小组讨论时,我和我们小组的另一个同学,对作者的写作意图产生了意见分歧。
”班级讨论时,班上的同学分成了两派,她们两人各领一派,辩论很激烈。
“下了课回到宿舍,我们也没有停下,各自搅尽脑汁、引经据典,一直到晚上10点半熄了灯,还在压低了声音争论。
”第二天一早,争执不下的两人“互相拉扯着”,找到她们的老师,希望老师给分出个是非曲直。
“可是,老师并没有评判谁对谁错。
”汤梓欣说:
“他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他独立的观点,很多时候,我们不能说服别人,也不能被别人说服。
要学会容忍不同的观点,因为每一个观点都有它独特的角度,是值得尊重的。
’”
这番话,让汤梓欣内心受到极大震撼。
她说:
“那一刻我突然明白,问题要从不同角度去考虑。
不同的观点,不是‘非对即错’,而是可以和谐共存。
”
对一个初一的学生来讲,这是一个多么了不起的认识啊。
建立在小组、班级自由讨论基础上的“生本”课堂,由于深刻、强烈地调动了学生的积极性,所以,能够充分展示他们真实的天性,既有淳朴、自信、进取、团结的一面,也使狭隘、易冲动、情绪化的一面暴露无遗。
所幸,学生德行的养成,与他们知识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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