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中历史 知识的拓展与提升+中国古代史 人教版.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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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历史知识的拓展与提升+中国古代史人教版
第一章中国古代史
我国素以历史悠久闻名于世,是世界上惟一的文化传统延续至今未曾中断的文明古国。
有明确文字记载、可以考实的历史有将近四千年之久,以考古学、文化人类学相结合,可以认识的文明史长达五千年以上。
我国形成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也相当久远,在不同历史时期,中华民族的先人,共同生活在辽阔的疆域上,通过不同文化的碰撞、冲突、交流、融合,共同创造了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
中华文明是辉煌壮丽的,在若干历史时期内,我们的文明发展水平走在世界的前列。
中华文明是对世界历史的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的,不仅对周边国家和地区产生过举足轻重的影响,还曾经对更为遥远的地域发挥过独特的推动作用。
法国的著名学者谢和耐(JacquesGernet)教授曾经动情地说:
“中国文明曾是人类中很大一部分的启迪影响者,将其文字、技术、人生观和世界观、宗教和政治制度赐予了全人类的这一部分。
朝鲜、日本、越南等作为中国移民的国家也都属于同一文明圈。
但中国影响的辐射范围已经远远地超越了这些地区……它也触及到了一些更为遥远的地区。
”他说,西方欠下了中国的“文明债”,如果西方不曾借鉴中国,“就不可能具有它今天的面貌”(《中国社会史》,江苏人民出版社l997年,l~2页)。
“欠债”之说当然是善意的笑谈,倒也可以使中国人产生历史的自豪感,其实更重要的是应该思量如何才能不愧对祖先所创造的辉煌。
想要在有限的篇幅内,对悠久、辉煌、丰富而又复杂的中国古代史加以概述,难度相当大。
让我们以历史年代为序,按照传统史学“大断代”的方法,共同探讨古史的深邃与奥妙。
我国境内发现了为数众多的早期猿人遗址、遗物,为进一步解决人类起源问题提供系统而珍贵的材料。
特别应该指出的是,除了世界学术界广泛关注的元谋人、蓝田人、北京人之外,近年间所发现和报道的安徽繁昌“人字洞”猿人遗址、重庆“巫山人”的新材料,把我国境内所见的早期猿人的出现时间,提前到距今200~250万年,从而有力地证明了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起源地之一。
新石器时代,特别是在它的中晚期,“文明”的因素开始出现。
在我国野外考古所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已达到七千多处。
其中的仰韶文化、河姆渡文化、大汶口文化、红山文化、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等,各有其重大发现和重要价值。
这证明了我国古代文化的源远流长、异彩纷呈和多元一体。
中国文化是在本土独立发生、发展的结论,日益为中外学术界普遍接受。
司马迁著《史记》,以《五帝本纪》为开篇之作,以黄帝为正式记载的第一位上古帝王,而战国诸子早把黄帝奉为古史传说的中心人物,于是,黄帝被华夏后人尊为“人文初祖”;《五帝本纪》叙事上溯至炎帝,炎黄时期就成为中国早期文明的代名词。
直到今天,说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是以炎黄时期为开端的。
我国夏王朝之前的历史,没有可信的文字记载,主要是靠神话与传说保存至今的,它与信史的区别是明显的。
考古工作的一系列重大收获,使人们了解到与传说根本不同的远古历史的片断。
早在19世纪20~40年代,部分卓有见识的学者就开始了富有创新意义的工作:
试图把当时所知的考古成果与古史传说结合起来,重新构建和解释上古历史。
徐旭生先生的《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1943年),不仅从理论上全面探讨了研究传说时代的方法,还将上古部族划分为华夏、东夷、苗蛮三大集团,这一重大建树,直到现在仍得到古史学界的承认和尊重。
在习惯上又被划分为夏、商、西周与春秋战国两个阶段。
夏、商、西周时期,在我国传统的历史体系中,被称为“三代”,是古代士人仰慕和歌颂的“盛世”;自近代以来,随着人们对人类社会发展史的真正了解,它被重新定位为中国古代国家形成和发展的第一个阶段,依然受到学术界的高度重视;而按照当代考古学的划分,它属于中国的“青铜时代”。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王朝。
大禹经过有意操作,把权位传给了儿子启。
这标志着古老的“禅让”传统被破坏,以父子世袭为特征的“家天下”统治秩序从此确立。
由大禹立国到夏桀亡国,夏历十七王、400余年。
考古所见介于龙山文化和早商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特别是二里头文化的大型宫殿建筑、青铜器、玉器的出土,使夏王朝的历史地位得到印证。
傅斯年揭示的“夷夏东西说”,对了解夏朝的国家形态、发展脉络有重大意义。
商朝从成汤立国到帝辛(纣)亡国,共传十七世三十一王,历时500多年。
出土于安阳小屯村的甲骨文,是相当成熟的文字系统。
甲骨卜辞所记载的内容,涉及商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宗教、文化各个方面,从而使商代的历史奠定在有文字记载的基础之上。
商代的青铜文化光辉灿烂,经济获得明显进步,国家统治职能有了进一步发展(建立了较为复杂的官僚机构、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强化了法律的镇压职能),但氏族依然是社会的基本结构:
肜式,“祖先崇拜”与“上帝崇拜”的合一,使社会笼罩于神权统治之下。
西周王朝从武王灭商开国,到幽王亡国,传十一世十二王,历时200余年。
其中的共和元年(公元前841),是我国历史有确切纪年的开始,也是近年来“夏商周断代工程”(见下)由以展开的支撑点之一。
与商王朝相比较,西周的统治有其鲜明的特点:
其一,重视国家的制度建设,包括宗法制、分封制、井田制、官制在内的“周礼”体系得以确立。
古人喜欢用“周公制礼作乐”来表述,其实应该是一个更为长期的过程。
其二,重视总结、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在周初的几篇著名的《诰》中,提出了“明德”“慎罚”的主张,开“以德治国”、“德主刑辅”治国思想之先河。
其三,政治疆域和文化影响区域大大拓展,这与“分封制”的大规模推行密切相关。
可以说,这是一个神权下降、王权强化、人文精神崛起的时代。
春秋战国起于周平王东迁洛邑(公元前770年)止于秦灭六国完成统一(公元前221年)。
这是一个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为我国著名的历史转折时期。
在政治上,王室权威由衰微而归于消亡,春秋霸主政治成为维持社会秩序的稳定器,战国的兼并战争则是统一战争的前奏曲和组成部分;战国的变法运动,破坏了贵族等级社会,造就了一系列新的制度,君主集权制、官僚制、郡县制以及重农抑商政策,纷纷出现并对此后的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经济上,伴随着铁器时代的到来,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促成了农业、手工业、商业的空前发展。
在社会结构上,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族组织陷入瓦解,个体农民家庭大量出现;拥有独立身份的“编户齐民”成为国家统治的基础,多种形式的奴隶劳动依然存在。
在文化上,表现出空前的繁荣。
战国“百家争鸣”的辉煌历程,至今仍被国人引以为豪;诗经、楚辞、诸子散文,都在历史上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秦汉时期,起于秦王赢政荡平六国建立统一帝国(公元前221年),止于曹丕废汉献帝自立(公元220年)。
也有人主张以“董卓之乱”(公元l90年)爆发、东汉政权名存实亡为其下限。
这种界定,注意到国家政治与社会状况实际发生的巨大变化,把“董卓之乱”之后三十年的军阀混战历史与一统天下的东汉政权加以区别,将其归入三国时代,使之成为魏晋南北朝历史的组成部分。
共有400多年历史的秦汉时期,依据政权的嬗变,可以划分为四个阶段。
秦:
公元前221年~前206年;西汉:
公元前202年~公元8年;王莽新朝:
公元8年~23年;东汉:
公元25年~220年。
‘在我国悠久的历史上。
秦汉时期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主要表现在:
其一。
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的确立和巩固以君主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出现在战国变法运动时期。
及秦统一六国,创建了突出君主至尊地位的皇帝制度,使天下之人尽为其臣仆;同时,为了有效地统治前所未有的帝国版图,君臣经过认真讨论,决定在全国范围内推行郡县制度,通过对郡县长官的统一任命、考核、奖惩,从而使地方的行政管理权集中于中央,而中央的最高权力又操于皇帝之手。
皇帝不仅是国家元首,还是实际上的最高行政首脑、最高的军事统帅、最高的立法者和最后的司法裁定者。
继秦而兴的西汉王朝,全面继承了秦的政治制度、法律制度,故有“汉承秦制”之说。
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与秦相比较,也有损益变革。
汉初改变秦单一的郡县制而推行“郡国并行”之制,即在不同地区分别实施郡县制、封国制两种制度。
景帝时期爆发的“吴楚七国叛乱”,把“郡国并行”之制容易导致“尾大不掉”的消极面凸显出来,汉朝廷不得不极力加以补救。
直到汉武帝时这一过程才告结束,所封王国的独立性因素不再存在,其地位实际上与郡无异。
对地方官员的监察力度,也在不断加强。
汉武帝时期设立的十三部(州)刺史,标志着它实现了制度化。
通过以上制度、政策的继承与调整,以皇帝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制政体在汉代得到了完善和巩固。
其二,长期统一奠定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根基作为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秦汉与它之前的先秦、之后的魏晋南北朝两个时代相比较,最大区别,就在于它长期维持着统一的政治格局。
国家避免了大规模战乱的冲击;经济与文化在社会保持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得以恢复和发展;综合国力较为强大,为解除外来战争威胁、掌握外交主动权奠定了基础。
“文景之治”、“武帝更化”、“昭宣盛世”、“光武中兴”、“明章之治”的连续出现,就是最好的证明。
统一有利于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在这一时段表现得非常典型。
秦汉时期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发展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阶段,它的贡献和影响,仅仅从开拓疆域、确立中国腹地大格局之中来寻求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从养成国家统一的心态历程中加以阐述(参见第五讲)。
统一国家所形成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之大,确实是前所未有的。
其三。
奋发进取精神推动了走向世界的步伐汉代士人以积极进取的精神风貌,发扬光大了“天行健,君子自强不息”的传统理念。
快意恩仇的游侠、专断敢行的酷吏、“自炫鬻”的名士、立功异域的能臣,以群体的方式,把进取精神发挥到极致,东汉开国功臣马援一生进取,“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慷慨激越,“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的豪气万丈,激励了多少后人!
正是具备了这种锐意进取的精神,他们才能在历史舞台上,施展抱负,建功立业;他们所处的时代才能充溢着雄壮激昂的气氛而令后世仰慕。
探险西域的张骞、经营西域而名垂青史的班超,更是积极进取精神的体现者。
班超由一介书生而投笔从戎,以“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精神,终成定远之业。
“丝绸之路”的开通,使得汉代中国与世界融为一体(参见第五讲)。
魏晋南北朝时期起于曹丕废汉自立(公元220年),止于隋灭陈(公元589年)。
如果加上东汉末年三十年战乱时间。
历时将近400年。
它有如下特点:
其一。
政治局面:
长期分裂割据除了西晋有短暂的统一之外,分裂割据是这一阶段的基本格局。
在这种局面:
之下,既有残酷的战争掠夺,也有对峙之下的竞争和发展。
把它视为“黑暗世纪”的看法,早已被摒弃。
其二.民族关系:
在冲突中走向融合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历史上以民族冲突激烈引人注目,不同文化互相冲突、交流并趋向融合构成了它的时代特色。
在游牧民族力图征服中原的时候,民族矛盾曾经发展到民族仇杀的程度,制造过赤地千里的惨剧。
当他们在中原建立起政权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他们不得不思考如何笼络占据人口大多数的汉族人民。
于是,推行“汉化”政策,就成了他们不约而同的选择。
野蛮的征服者往往被文明水平更高的被征服者所征服,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主动”汉化的过程,就是明显的例证。
少数民族政权的汉化,构成了民族融合的主流方向。
它的主要表现方式是:
(1)尊崇以儒学经典为核心的汉族文化传统,推行儒学教育,成为胡汉文化最容易出现的结合点。
儒学作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文化内聚力的作用,表现的十分明显。
(2)抛弃“胡汉分治”的体制,缓和民族矛盾。
(3)重用汉族俊杰,特别是高门士族的代表人物,以收民望,通过士族的中介作用,逐渐取得汉族民众的认可和臣服。
(4)推行汉族的服饰、语言、姓氏等风俗文化,实行胡汉之间的通婚,把汉化推向心理、血缘的层面。
北魏孝文帝的汉化政策,在这一方面是最为彻底的。
魏晋南北朝的民族融合,为隋唐统一多民族国家把华夏文明推向新的辉煌,奠定了基础。
其三,国家制度:
承秦汉启隋唐这一时期的许多制度,表现出承前启后的过渡性。
如:
选官用人制度,自察举、征辟之制经由“九品中正”制向科举制过渡;中央中枢机构,自“三公九卿”制向“三省六部”制转变;军事制度,出现于北朝的府兵制,发展成为隋唐府兵制的根基;赋税制度,曹魏的租调制是隋唐租庸调制的滥觞;土地制度,从曹魏“屯田”、西晋“占田”发展到北魏“均田”,为隋唐“均田制”所直接继承。
这些发展中的重要制度,不仅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支撑着国家机器的运转,而且为隋唐盛世的出现提供了制度保证。
其四,士族政治:
在盛极而衰的过程中显示其特色与能量参见第七讲。
‘
其五。
思想文化:
包容异质和张扬个性源自印度的佛教得到迅速传播,面对这种来自异域的异质文化,尽管也曾发生过个别统治者的“毁佛”事件,出现过道教与佛教的相互排斥和斗争,但是,从整个社会心态而言,却呈现出极大的包容性。
其普及范围之广、影响人心之深,令人惊异。
玄学的崛起以及它在土族阶层中的长期流行,是非常重要的文化现象。
与汉代经学相比较,崇尚自然和自由、张扬个性的玄学,具有冲破思想禁锢的意义。
它在中国思想史上留下了独特的轨迹和光彩。
隋唐时期在中国帝制时代的历史上是一个繁荣发展的时期。
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但是它彻底结束了近400年来分裂割据的局面,为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而且,隋文帝和隋炀帝制定了许多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政治经济措施和制度,为唐朝社会的全面繁荣奠定了基础。
隋炀帝巩固统一的意识非常强烈,由于国家控制了大量的自耕农,他能够进行许多大工程建设和大规模的征伐,但忽略了百姓的承受能力,最终酿成暴政,隋朝被农民起义推翻。
唐朝因为有“贞观之治”和“开元盛世”,而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贞观之治”出现的背景主要是,隋末农民战争对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的进一步调整,士族门阀和地方豪强的势力受到冲击,农民起义的伟大力量使唐太宗君臣认识到百姓安定是国家稳定的基本前提。
贞观时期是一个治世却很难说是一个盛世,天下大乱之后迅速达到天下大治,政治清明和社会稳定,民族关系相对融洽,而在经济上却还远没有达到隋朝盛时的水平。
贞观以后的唐高宗武则天统治时期,尽管宫廷斗争错综复杂,但是社会继续保持稳定,自耕农走上比较稳定的发展轨迹,国家与百姓处于相对理想的状态。
随着制度的调整,国力有所增长,人民生活也得到改善。
随着唐玄宗即位后皇位的稳定,很快迎来了一个繁荣昌盛的时代。
但是,唐初立国的社会结构和制度都面临着重大转型,各方面的制度都在发生着深层次的变革。
在这种转型过程中,选官问题、军事体制问题、边疆问题、财政问题等都出现了新的矛盾。
而唐玄宗晚年的朝政又不理想,最终导致了安史之乱的爆发。
一,
安史之乱在政治上导致了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局面的出现,以及政治体制一些变革的继续;在社会经济上影响了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以及社会开放心理的笼缩;在思想文化上则促进了士大夫经世思想上抬头和唐宋间思想的转型。
安史之乱以后唐朝还统治了将近一个半世纪,但最终灭亡在农民起义的烽火和藩镇割据的斗争中。
五代十国是唐后期藩镇割据局面的继续和发展,北方的五个朝代和南方的割据政权都是由地方势力发展起来的。
但朱温建立后梁,也是北方政局走向有序化的开始。
五代时期统一的趋势在发展。
契丹是与先后存在于北方的五个朝代和南方的割据政权并存的一大政治版块,并进而影响到宋朝。
北宋是在五代政治地理格局的基础上建立的,它同时面对着南方的割据政权和北方的契丹国辽朝。
由于赵匡胤事先作了精心部署,陈桥兵变后并未失控,一切都井然有序,开始摆脱晚唐五代以来兵变以后出现的无序状态,形成了祖宗“以仁义开国”的良好开端。
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宋朝政治文化中的宽厚温仁色彩。
北宋建立后,采取先南后北的战略统一了全国,通过“杯酒释兵权”等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专制统治。
从仁宗时期开始,祖宗家法的束缚开始呈现出来,面对辽朝和西夏的压力,以及国内社会矛盾的发展,宋朝逐渐陷入积贫积弱的局面,也出现了改革运动如庆历新政、王安石变法等。
王安石的改革思想对北宋的政风和学风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没有真正实现富国强兵的目标。
女真族的兴起和金灭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东亚国际形势。
南宋是在逃避金朝的追击中建立和稳定下来的,它同时还面临着国内的农民反抗斗争。
宋金双方达成和议后,两国关系主要围绕着如何落实和修改和议展开。
金朝迁都燕京(今北京)后,势力达于极盛。
但华北地区的民族矛盾一直没有解决,不久就在境内农民斗争的冲击和南下蒙古军的打击下走向灭亡。
南宋政治上多有权臣掣肘,建树不多,军事上一直不振,但士大夫高自标置,理学得到发展。
辽、宋、夏、金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民族战争最频繁、民族融合也最深入的时期。
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密切,边疆民族地区经济进一步开发,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进入到一个新阶段。
在两宋境内,社会生产有了很大发展,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城市繁荣,海外贸易兴盛。
蒙古灭金后,南宋与蒙古正面冲突。
经过将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在蒙古铁蹄下坚持最久的南宋最终灭亡。
蒙古征服了金和南宋,建立了统一的元朝。
元朝对地方和边疆的有效统治,对于中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的奠定起到了很大作用。
在整个元朝的历史上,除了前期发生过蒙古宗王的叛乱以外,很少有周边民族的反叛和外国的入侵,是中国历史上极少见的没有外患的朝代。
元朝的统治,对于中国民族关系的格局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蒙古在进入汉地以前对中原文明全无接触和了解,不易接受汉地的典章制度,元朝又具有蒙古“世界帝国”的特点,漠北草原始终在元朝的政治中占有重要地位,草原本位政策不可能彻底放弃。
元朝国家制度的最大特点是“蒙汉杂糅”,各种来源不同的制度构成—个混杂的体系而运作。
元朝的对外关系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和世界意义,被认为是中国和欧洲东西方之间真正直接接触的开始。
明朝的建立既是对蒙古族统治的颠覆,又是对宋元统治方式的继承和改创。
朱元璋进行了大规模的立法创制,中国自秦汉以来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体制得到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强化。
不设丞相,视士大夫如仆隶,通过特务政治控制官僚集团,甚至搞文字狱等,就成为明朝长期实行的“祖制”。
但是,专制皇权走向极端的同时,也出现了异化,明代中后期宦官专权和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皇权本身也陷入文官系统的包围和约束之中。
最后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明朝被清朝所取代。
-
清朝建立后,在制度上解决了困扰历代王朝中央集权专制主义的一些问题。
这些问题的解决,都是以皇权的强化为前提的。
在此基础上,边疆得到巩固,文化事业有了发展,出现了“康乾盛世”。
但文化专制也进一步发展,文字狱频繁出现,整个思想文化领域笼罩着皇权的专制权威。
中国就是在这样的体制下被迫迎接世界潮流的。
从l5世纪开始,世界就在从分散发展走向整体发展。
西方的海外扩张是当今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形成的开端。
传教士作为代表西方文化的知识精英在明朝中后期来到中国,开始了与中国士大夫的直接交流。
但好景不长,没有达成两种文化的融合。
总体上说,明清时期处于世界一体化进程的初期阶段,但古老的中华帝国对此却知之甚少,更不要说如何应对了。
明朝中期开始,中国传统社会经济出现了深刻的转型,给当时的经济关系、社会生活和思想文化都打上了深深的印记。
但是专制主义的极端强化,使得新的生产关系无法成长为主流,也无法融人到世界潮流之中。
在走向世界史意义的“近代”的时候,中国从一个固步自封的盛世迅速陷入灾难的深渊。
夏、商、西周史的研究,与国家起源、文明演进等重大史学理论密切相关,又受到一系列考古成果的推动,故特别引人注目。
近年间学术界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至少可以举出下列四项:
(一)夏商周断代工程
夏商周断代工程,是国家“九五规划”重中之重的历史年代学攻关项目。
它酝酿于l995年,启动于1996年5月16日,各个专题研究完成于1999年9月,2000年9月夏商周断代工程验收工作顺利通过,标志着它的完全结束。
《夏商周断代工程l996~2000年阶段成果报告》的出版(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00年10月),把工程的主要研究成果与数据公布于世。
断代工程的任务,是为夏商周三代确立一份可信的历史年表。
中国文明历史悠久,而且绵延至今未曾中断,这是举世公认的。
但中国文明早期的夏商周三代却没有完整可信的年代学标尺。
古代文献记载中最早的可信年代是公元前841年,即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所记载的西周晚期的共和元年。
自此以下有逐年记事之文,自此而上的《三代世表》有世而无年。
古史渺茫无从稽考的困惑,因年代不明而更加显著。
这是我国上古史研究中的重大缺憾。
为夏商周确立年代学标尺,具备多方面的意义。
“工程”设计了九个大课题39个专题,几年间直接参加断代工程的专家学者达200余人,涉及考古学、历史文献学、历史地理学、古文字学、天文学、测年技术科学等众多领域。
它是多学科相结合、集中了全国学术精华的世纪工程。
根据各历史阶段研究条件的差异,“工程”提出了不同的具体目标:
(1)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
(2)商代后期(商王武丁以下)各王,提出比较准确的年代;(3)商代前期,提出比较详细的年代框架;(4)夏代,提出基本的年代框架。
经过四年的多学科合作、联合攻关,以上设定的目标都已达到。
在《成果报告》中开列了三代年表的主要数据:
夏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公元前2070~1600年;商王朝的年代框架是前l600~1046年,其中作为划分前后期界标的“盘庚迁殷”,被定为前l300年,盘庚以下各王在位年代一一列出;商周之交的“牧野之战”的年代确定为前1046年,武王以下各王在位年代全部列出。
除了上述具体成果之外,夏商周断代工程更可以提供方法论上的意义和启示:
对重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问题,由国家统一组织、调配全国的人力、物力,做集体攻关式的研究,是必要的、也是有效的;跨学科综合研究的方法,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叉与结合,充分显示了它的优越性。
需要稍加说明的是,夏商周断代工程意义重大,影响所及已经超出了学术界的范围,但招致了许多尖锐的质疑与批评。
有关对“工程”提出的不同意见,可以参见刘星《缺席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引起的海外学术讨论记实》(《中国文物报》.2001年6月6E1);张立东《面对面的对话——“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美国之旅》(《中国文物报》2002年5月24E1)。
针对来自海外的质疑,李学勤等人发表了《美国之行答问:
关于“夏商周断代工程”》一文(《中国文物报》2002年8月16日),正面阐述了相关问题。
表明对“工程”的讨论还有待展开。
(二)“二里头文化”与夏史探讨
进入近现代以来,有一部分国内外的著名学者,对夏王朝的信史地位产生了怀疑。
由于传世文献中有关夏王朝的记载,都出于后人追记,就使得怀疑论有了依据。
于是他们把夏王朝归入了“传说时代”。
王国维先生利用了安阳殷墟所出甲骨文的材料,讨论了《史记·殷本纪》所载商王朝建国之前的“先公先王”的可信性,并进而分析商的“先公先王”是生活在夏王朝时期的,那么同出于司马迁之手的《夏本纪》就应该有写作的依据,不可能出于虚构。
这就为重新恢复夏王朝的信史地位,提供了与考古学相联系的思路。
1959年,著名学者徐旭生先生根据上古文献所记夏人活动中心在晋南豫西的线索,亲赴该地进行了影响深远的“夏墟调查”。
当年秋天,二里头遗址的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开始。
这两件事标志着拉开了依靠考古学探索夏文化的历史序幕。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偃师县(今为市),1981年它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这里设立了二里头工作队,组织了数十次考古发掘,取得:
r大批震惊学术界的成果。
《偃师二里头》一书(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l999年),为人们了解和利用这些成果提供了便利。
二里头文化的年代,大体介于河南龙山文化——郑州早商文化之间,延续时间约为400年以上。
在二期遗存中出土了大中型夯土建筑基址、铸铜基址、墓葬。
在三期遗存中发现两座大型宫殿基址、大型、铸铜遗址,其中的一号宫殿基址,坐北朝南,总面积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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