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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历史系列
第一章历史为何而生
夏朝,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朝代,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研究成果,它大概始于公元前2070年。
由此来推算中国的文明史,大约为4079年。
但是历史上关于夏朝的记载实在不多,可供佐证的历史遗迹也聊聊无几。
1959年,徐旭先生在豫西发现了传说中的“夏墟”,经过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一系列的遗址,构成了二里头文化。
经过碳—14测定,二里头文化大约存在于公元前1900年,属于夏纪范围内。
不过,这并不能十分肯定的证明夏王朝确实存在,二里头文化就属于夏文化。
关于中国,较为真实可信的历史,大概始于商朝。
即公元前1600年前后。
若以此为标准,中国文明史便平白少了四百余年。
所谓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仿佛中国文化中称皇帝为“万岁”,几层的糕点被叫作“千层糕”一般,或多或少的掺杂了些拔高——夸张而成就的博大正是中国人的习惯作法之一。
也正因为这样的一种精神,我们才能够几千年来沉溺于天朝大国,无所不有的美梦中。
直到轰轰的炮声,炸开中国大门时,我们仍不能立刻警觉,尚以为那是冲向中国上空的美丽礼花。
十九世纪60年代,清政府开始了持续三十余年的洋务运动,旨在自强求富,但是仍旧坚持国本不可动摇,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等到被我们称之为倭人的日本国驾着他们的铁甲舰船驰往大清帝国,以轰轰炮声震动中国人的心灵时,我们才突然发现,“自强求富”了三十年的大改革,竟然只是一场梦幻。
看似高大宏伟的改革大厦,却经不起轻轻的一推。
经济层面的改革,政治层面的保守,让一切努力都如梦幻泡影一般。
直到此刻,中国人才开始认真反思,我们的文化是否如我们想象中的那般完美无缺。
中国真得是世界的中心吗?
于是有了维新变法,有了辛亥革命,有了新文化运动。
新文化运动初期,大谈科学和民主,中国文化经历了中国史上第一次的全面溃退,几乎是以一溃千里的速度,被人们否定。
甚至“汉字”本身也成了中国滞后于世界的一大流毒。
这毫无疑问是另一种极端。
这种极端的产生,也正是中国文化下中国人特有心理导致的结果。
这就像一个曾经自以为天下无敌的大人物,突然被击倒时的自卑和失落,从极盛到极衰,彻底失去了信心。
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理论,将当今国际争端归结为文明的冲突。
这种理论是否正确,尚无法做出最终的定论——但至少911事件的爆发,证明“文明冲突”理论的某些正确性。
值得注意的是,亨廷顿将“儒家文明”列为当今世界存在的七到八种文明之一(西方文明、阿拉伯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拉美文明、非洲文明),而儒家文明的代表国家就是中国。
可见,在亨廷顿眼中,中国文明非但不是一无所取,还拥有强大的足可以引起冲突的生命力。
以文明来研究历史和看待国际问题的不止亨廷顿,在他之前,已经有人以此方法研究历史。
德国哲学家斯宾格勒认为世界上存在八个独立的文化,即埃及、印度、巴比伦、中国、古典、伊斯兰、西方和墨西哥。
他用的是“文化”的概念,亨廷顿则强调“文明”,暂不讨论“文化”和“文明”的差别,先看看二者在划分文明或文化时援引的类型。
西方文明大致可以与古典文化和西方文化作个重叠——西方文明,可以算作基督教文明,古典文化则主要是希腊、罗马文化,但这些文化是西方文明的起源,即使已经是基督教文明的西方,也不能抹去希腊、罗马文化的影子。
埃及文化与阿拉伯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拉美则可以对应墨西哥。
东正教可以与西方重叠,日本文明也可以看作中国文化的衍生。
另一位学者,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则将人类数千年文明分为二十六个或独立或有着亲子关系的文明,其中包括了西方基督教文明、拜占庭东正教文明、俄罗斯东正教文明、阿拉伯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等。
显然,汤因比也认为中国文明是世界文明不可忽视的组成部分。
他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希腊——中国模式可能是最理想的国家模式。
足见其对中国文明的重视。
在十九世纪中后期以前,我们对自身的文明给予了过高的期待,导致了此后百余年的挣扎、失落、彷徨和无助;二十世纪后,我们对自身文明的过度贬低,则将我们带入了另一个极端,这种极端的后果仍然在影响着中国历史的进程,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重视。
汉武帝时代确立了中国的官方哲学思想,即儒家思想,这种思想发展到后来,不仅仅是政府的思想,同时也成了民众的思想。
但就其思想内涵来说,已经不是孔孟时代的儒家思想。
为了适应中央改革需要,董仲舒对儒家思想作了加工,形成了一套新的儒学体系。
儒家的礼治思想自然可以从中反应,但三纲五常则来自于法家。
天人感应,上天示警于君王,则有阴阳家的味道。
可以说,新的儒家思想是先秦诸子思想的一个大综合性的再创造。
这种杂合各家思想,取其精华的想法,其实早在秦王政时代便初见端倪——《吕氏春秋》的编著,正体现了这一想法。
因此,我们在看待儒家文明或儒家文化圈时,不能仅仅将之定义为孔子、孟子、荀子的思想,而应该将之看作中国哲学思想的有机结合。
那么,“文化”、“文明”之间又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文”与“化”的并联使用,大概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的易传。
《易·贲卦》的《象传》说:
“(刚柔交错)天文也。
文明以止,人文也。
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
”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含义,大致便是“以文教化”。
照此含义来看,文化的倾向性应该是在内在的精神之上。
那么,什么是文明呢?
当我们谈及四大文明古国之时,我们首先想到的应该不是中国的儒家思想或者是印度的佛教圣哲,能够引发我们联想的应该是中国的长城,埃及的金字塔,巴比伦的空中花园。
由这种联想,我们似乎可以看出,所谓文明,更多是倾向于外在的物质之上。
不过,这二者常常被混用,恰恰又说明了另一个事实,即二者不是截然对立和分开的,它们之间存在着一个灰色地带,从根子里看,也存在着某些特殊的联系。
由于“文化”和“文明”包含了精神和物质两个层次,那么所谓一国的历史,大可以叫作一国的文化史或文明史。
因此,中国历史,从广义的角度说,也可以被称作中国文化史或中国文明史。
中国人热衷于记述自己的历史,相信世界任何一个国家对本国历史的追溯和记载都不如中国详尽。
两千多年的修史传统里,中国历史也因编写方法的不同,形成了若干种类。
纪传、编年、纪事本末大概是用得最多的。
而今编史,则多半是将编年和纪事本末结合在一起,以尽可能的还原历史真相和使我们可以清晰得了解历史。
然而,我们在读史时,应该更多的考虑一个问题是修史的目的何在?
是为了追忆曾经的伟大和辉煌,还是为了从曾经的辉煌或失落中,找到一些对今天社会的启发?
假使,我们研究历史,只是为了沉醉于昔日的辉煌,或者仅仅作为一种乐趣,那么作为一个学科而存在的历史,则没有必要了。
如果我们细心品味生活,品读历史,我们将发现,很多时候,我们都在今天的世界里经历着昨天发生过的事情。
历史,永远无法向天文学一样预测76年后,哈雷彗星将重返我们的星空;也永远无法像气象学一样,告诉我们厄尔尼诺将会出现在何年何地。
然而,它却可以从昨天的故事里告诉我们明天会发生的事情。
也许,我们并不能改变命运的模式,但是我们却可以尽可能避免命运不幸的发生。
当我们知道一种模式的命运结局是悲惨的时候,我们可以选择避开,走一种新的模式。
即使历史没有告诉我们明天的命运如何,但是我们至少可以从历史中了解,哪些命运的模式是失败的,至少我们可以不必重复昨天的错误。
同时,我们也可以了解,哪一种命运模式,我们可以重复进行,并从中获得有益于自身的发展。
当然,历史终究是历史,昨天播放过的电影将在明天重播,但是因为播放时间、播放地点、导演、演员的改变,即使同样的剧本,也将会出现不完全相同的故事。
所以,我们需要了解历史,但不必拘泥于历史,有些事,我们需要铭记,有些事,我们只需要能够偶尔想起。
完全真实的历史是不可被发现的,但是宏观的大历史是可以被发现的。
我们所需要关注的应该是宏观的大历史,是存在于大历史中的文明和思维。
第二章人类和国家的起源
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有人类记载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约170万年前的元谋人。
从元谋人到18000年前的山顶洞人,如此漫长的时期内,人类社会的发展速度极其缓慢,其变革常常以十万年乃至百万年记。
而当人类社会跨过原始群,进入旧石器时代晚期,发展到氏族公社时期后。
其发展速度,远远胜过先前的数百万年,历史不再以百十万年记。
等到进入新石器时代,时间大约是一万年前,母系氏族公社进入了繁荣阶段,其发展速度又是一变。
短短五六千年内,人类社会迅速掌握了农业,分化出畜牧业和手工业,实现人类社会的两次大分工,然后从母系氏族公社时代跨入父系氏族公社时代,进而发展出阶级社会,导致早期国家的出现。
为何在先前的数百万年内,人类社会发展如此缓慢,而等到原始社会末期,速度忽然快了起来,其原因究竟何在?
我们首先来思考一个问题,即人类是如何产生的。
关于这个问题,本身存在着两重含义:
第一,生物学上的人从何而来;第二,社会学上的人从何而来。
《新全球史》中说: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考古学家、进化生物学家以及其他学者为我们增加了大量的关于人类起源以及我们远祖生存状况的知识。
一方面,他们的研究说明人类与大型猿类具有明显的相似性,不仅形体等外部特征如此,就连构成基因的最基本元素、化学成分——DNA、染色体、维持生命的蛋白质和血型也极为相似。
科学家在对比了人类和黑猩猩的DNA后发现,他们之间的差别只有1.6%。
生物学家因此将人类与猴子、黑猩猩、大猩猩以及其他大型猿类一起归于灵长类动物。
”由此来看,生物学上的人是由猿类进化而来的。
那么,为什么人类可以从猿进化成人?
普遍的观点认为,是劳动产生了人。
既是劳动促使了猿向人的进化,也是劳动促使了人类向社会人转化。
那么人类为什么要劳动?
这似乎是一个很多余的问题,劳动自然是为了生存。
原始社会,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人类为求生存,不得不与恶劣的自然环境向抗衡,从而锻炼出灵巧的双手和脑容量逐渐的增大。
并且因此有了氏族社会以及国家的产生。
但是,不仅仅人类的先祖从事着与自然抗争的劳动活动,生活在地球上的其他种族也在从事着相类似的行为,他们所面临的环境既不比人类的先祖恶劣,也不比人类的先祖优越,他们也不都比人类的先祖更具力量和智慧。
那么为什么只有人类的先祖最终成为了万物的灵长,地上的国王?
真得仅仅是劳动创造了人吗?
这是一个值得人深思的问题。
人类的天性中是否存在着一种与其他动物不同的品质?
孟子主张人性趋于善,荀子主张人性趋于恶,庄子认为人性天真,韩非认为人性本恶。
关于人性的讨论,先秦诸子早有议论。
人性究竟是本来就有,还是在后天的环境中逐渐形成?
人类和黑猩猩那1.6%的差距是后来进化过程中产生的,还是本来就有的?
人类究竟是来源于猿类,还是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种族?
事实上,对于人类起源的问题,现在的考古学并不能完全给出结论,其中仍然存在着很多未解之谜。
也许在人性中本就存在着与其他种族不同的品质。
原始群时期,由于生产力极其低下,人类社会不得不结合成一个个集体,相互依存,亦毫无羞耻心,一起过着杂居的生活,依靠采集、狩猎为生。
然而,人类的追求似乎与其他种族有着显著的不同。
众所周知,过着群居生活的不仅仅有人类,狼群、猴群也一样过着群居生活,但是数百万年来,他们的生活状态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
而人类不同,并不能满足于饥寒交迫的生活,他们总想着改变现状。
于是,人类开始打制石器,进入了旧石器时代。
不过,旧石器时代的人类发展依然缓慢,在漫长的一百万年间,已经进化为直立人的人类不过12万人。
但是,到了约10000年前,这个数字变成了532万。
而此后的8000年内,人类的总数更是激增到了13300万。
面对如此人口激增,仅仅靠互助,已经无法满足需要。
迁徙、疾病、抛弃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人口激增的问题。
为了解决生存问题。
人类开始动用逐渐变得聪明的大脑,观察动植物的生长,以求新的谋生之道——这一点可以从现代印第安人原始部落的发展模式中得到证明。
当人类懂得种植和畜牧的时候,迁徙不定的采集、狩猎生活便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人类社会也就从原始群跨入了氏族社会阶段。
氏族社会初期,人类社会以女性为主,这由女性在农业和畜牧业中担当主要角色决定的。
此刻人类的婚姻制度也开始发生变化,由原始群时期的杂交,演化为族外群婚制,即一个氏族的同辈男子和另一个氏族的同辈女子相互通婚。
等到母系氏族公社发展到繁荣阶段,族外群婚变为对偶婚。
男女双方存在一个固定的主妻或主夫。
对偶婚是一夫一妻制产生的前提。
当今中国考古遗迹中,最具代表性的母系氏族文化即仰韶文化和河姆渡文化,其时期分别在约5千年前和6到7千年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蓄养量扩大,女性渐渐失去其主导地位。
而男人体能上的天生优势,必将导致此后的父系氏族公社阶段。
定居生活带来的相对舒适,使得人们不可能不去追逐更多的食物。
这就需要人们加大劳动力的投入,于是,拥有体能优势的男人登上了历史的舞台,逐渐取得主导地位。
男性在经济作用上的主导,必然导致其社会地位的变化,于是,男人开始领导女人。
以女性为主的对偶制也就被以男性为主的一夫一妻制所取代。
家庭式生产取代了氏族公社式的生产。
人类在追逐更多食物的过程中,逐渐产生了剩余产品。
这就为私有制的出现提供了基础。
初时的贫富分化应该是来源于耕作能力和土地上的差异。
而剩余产品的产生的导致了交换,存在交换即可能存在无可交换。
当相对富裕的人用自己的产品去交换,而相对贫穷的人无从交换时,那么穷人只能出卖自身,以获取所需的产品。
由于,对富人来说,这种交换是温饱之余的交换,并不会决定其生死存亡,而对于穷人来说,可能是必需品,因此主动权就必定掌握在富人手中,那么剥削的基础就产生了。
在频繁的交换中,最终穷人失去了所有——土地和自由,从而沦为奴隶。
富人也就成了奴隶主。
在另一个层次,由于部落或部落联盟之间存在着战争,因此就有了军事民主制,有了军事民主制下的首领。
这些首领人物虽然有公选产生,但是随着人类欲望的增大,通过战争获取奴隶、生活生产资料的愿望增强,部落战争也就变得日益频繁。
因此,本来任期不长的军事民主制首领,任期逐渐增长,在部落或联盟中威望逐渐提高,久而久之,便成了终身制的首领。
这虽然依旧是基于民选的首领,但是已经由初时的不定期不专职的军事首脑变为终身专职的军事首脑。
由于掌握了暴力机器,军事首脑们所能掌控的就不仅仅是军事,还将涉及到经济、文化等诸多部分。
于是,军事首脑开始逐渐演变为具有国王性质的人物。
财富激增,人口激增,私有制产生,必然导致部落规模扩大。
原来的军事首脑或称部落首领,已经不可能独自一个人管理整个部落,他需要帮手,需要一帮人和他一起治理整个部落。
于是,有了政府的雏形。
生产力继续在发展,人类的欲望继续在膨胀,追求日益提高,奴隶和奴隶主出现,政府日益完善,征服愈加扩大。
部落或部落联盟的势力越来越大。
等到了生产力足够发达的时期,国家也就应运而生了。
对此,法国学者卢梭有过经典论述,他认为,人类社会的不平等存在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由于私有制的产生而出现了财产上的不平等,从而有富人和穷人的差异。
富人不断扩大对穷人的剥削,穷人越加贫困。
富人和穷人之间产生统治和反抗,出现了可怕的战争状态。
为了维持这种状态,富人欺骗穷人,打着“维护公民与和平”的幌子,诱骗穷人参与制定了法律,建立了国家。
于是,从经济上的不平等发展到政治上的不平等,有了不平等的第二阶段。
此时,国家和法律成了帮助富人和强者奴役并统治穷人和弱者的工具,用以确保私有财产和不平等状态永远存在下去。
随着派系的冲突和内战的尖锐化,政府首领必定制造种种事端,扩大自己的权力,政府也会逐渐腐化败坏,出现了专制权力。
一小撮最有钱有势的人达到了富贵的极点,民众则陷入更黑暗的困境中。
到头来,暴君把一切个人变成盲目地服从的奴隶。
也就到了不平等的极点,进入了一个封闭圆圈的终极点。
父系氏族公社阶段末期,大禹治水有功于天下,其地位逐渐提高,在诸部落中建立了威望,涂山之会后,夏王朝正式建立。
从此中国社会进入了奴隶制国家时代。
第三章封建社会
中国进入王国时代后,开始逐渐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
为什么中国可以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历史文化?
这种特色的历史文化是什么?
人类最初的发展是相当的,但是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不同的文化。
这里首先要考虑的因素,应该是地理因素。
地理上的差异性是造成历史文化不同的第一要素。
与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古代希腊、罗马不同,中国的边疆很难逾越。
中国的北部是一片高寒的荒原,数以万里的土地基本上不适合人类的生存——俄国的强大也只是近代以来的事情。
中国西边和西南边有世界上最高的山脉和高原,连绵的雪峰和5000米以上的高原,几乎成了人类生存的JQ,在这种恶劣的环境下,很难形成强大的王权国家,而西北边更有著名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即使是在今天,想要逾越这样的沙漠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至于东部和南部,则是世界上最大的大洋太平洋——直到十五世纪后期,新航路的开辟,人类才开始跨越太平洋的阻碍。
中国所需要面对国家,大概也只有日本、越南、缅甸等一些蕞尔小国。
即令这些国家,它们的发展基本是在中国强大之后的事情。
可以说,直到甲午战争前,在东亚、东南亚还没有哪个国家对中国构成过真正的威胁,最多也只能做出一些骚扰边界的事情——当然这不包括北方的游牧民族。
这样天然的封闭环境,为古代中国营造了一个稳定的周边环境。
而黄河、长江等若干水系自东向西流入大海,在中国东部形成了一片片肥沃的土地,这些土地成为中国文明的起源。
中国最初的文明发源于黄河流域,在经历魏晋南北朝的永嘉之乱、唐朝的安史之乱以及南宋的靖康之变后,中国的经济重心才彻底转移到了南方。
因此,关注中国文明,首先应该关注中国的北方。
我们无法从史籍和考古遗迹中得到太多关于夏王朝的历史记载,对于夏王朝以后的朝代商朝,我们的了解却要多很多,这要得益于文字资料的出现。
中国最早的具有大规模使用价值的可考的文字应该是甲骨文。
十九世纪末,甲骨文的发现和被认识,引起中国古文字学、历史学的巨大变革。
显然,甲骨文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文字,不大可能是初创时期的文字。
中国最早的文字究竟是什么,尚无定论——仅仅可以从史料中作一些推断。
在马天瑜等人合著的《中华文化史》中提及,中国最早的成形文字出现于夏代初期。
不过,终究只是推断,并无佐证,不便深入讨论。
甲骨文上承陶符,下启金文,已经具备了“六书”的特点,是我国研究商人历史的重要资料之一。
其实,对于世界上其他文明来说,文字的出现基本都代表文明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因为有了甲骨文,我们可以更多的了解商朝的历史。
《礼记》中说“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
商文化中最具特色的便是鬼神文化。
不论是中国,还是世界,最早的一批文化人都是巫师,他们代表苍天与人类进行沟通和交流,传达神旨,给民以启示。
在自然科学出现之前,人类对苍天和神灵总有一种敬畏——即使在科技如此昌明的今天,对于很多问题,我们依旧无解,只不过我们相信科技,认为一切未解之谜,总有揭破的一天,却也因此少了几分敬畏之心。
古代人类只能将希望寄托在神使的身上,即巫师。
当我们提及巫师,能够想到的常常只有祭祀、算卦一类的事情。
事实上,巫师所承担的工作远远不止这些。
总得来说,巫师的工作包括占卜、祭祀、观测天象、书写历史、传播教育和行医问药等。
在古代社会里,巫师有着崇高的地位。
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演进,神本主义的文化逐渐向人本主义文化过渡。
而国家体制、社会结构也在这一演进过程中发生转变。
夏朝、商朝与周朝相比,有一些不同。
夏商两朝的国王更像联邦中一个大邦的首领,并没有形成“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观念。
周朝则不然,身为天子,便是天下共主,关于这一点,则要从从井田制、分封制和宗法制说起。
而周朝也自此进入了封建社会。
什么是中国的封建社会,这个问题在学界是有争议的。
观点各不相同。
钱穆先生认为秦汉以后的社会不应该被称作封建社会,而是以郡县制为主要特征的一种社会,这个社会不妨称作“四民社会”(四民者,士农工商也)。
主流的观点则认为,自从春秋战国时代以来,中国便进入了封建社会,并且有了两千余年黑暗漫长的封建时代。
然而这一种封建社会与西方中世纪时代的封建社会并不相同。
《简明大不列颠百科全书》对“封建主义”的解释是:
“一种以土地占有权和人身关系为基础的关于权利和义务的社会制度。
在这种制度中,封臣要为领主尽一定的义务,并且必须向领主效忠。
在更广泛的意义上,封建主义一次指‘封建社会’,这是特别盛行于闭锁的农业经济中的一种文明形式。
在这样的社会里,那些完成官方任务的人,由于同他们的领主有私人的和自愿的联系,接受以领地形式给予的报酬,这些领地可以世袭。
封建主义的另外一个方面是采邑制或庄园制,在这种制度中,地主对农奴享有广泛的警察、司法、财政和其他权利。
”从这个解释看,西方中世纪的封建传统与西周以来的分封制度是最为符合“封建主义”的定义。
公元前1046年,在牧野之战中,商朝战败,周朝取得了胜利,从而成为天下共主。
为了稳固西周王朝的统治,周天子实行了分封制度。
分封的对象主要有同姓贵族;异性亲戚;元老重臣;古代圣王后裔。
分封的国家主要有卫国、鲁国、齐国、晋国、宋国、燕国等。
周代封建诸侯,要举行隆重的仪式。
“授土授民”,谓之“锡(赐)民”,受封者接受周天子的册命,称为“册封”。
在分封制下,周天子是天下共主,有权任命诸侯国重要官吏;定期巡狩,到各诸侯国视察;并有保护各诸侯国免受外来侵袭和调解其内部纠纷的权力和职责。
重要诸侯国的国君兼任王室的卿士,表示服从王室;要派遣技能队戍守周王的都城或随王外出征讨,定期朝聘,到王廷述职;定期向王室交纳贡品;派人为王室服役。
在各诸侯国内,国君将都城附近的土地或军事要地留归自己直接管理,其他地方分封给卿大夫作为“采邑”。
卿大夫再拿一部分土地分封给士,作为他们的“食地”。
这样上至天子,下至士,形成了一种按宗法原则进行等级分封。
通过层层分封,周王朝在各地建立起政治、军事据点,形成了一个以同姓贵族为主体,联合异性贵族的遍及全国的统治网,它加强了周王室对四方疆土的控制,明确了周王室“天下共主”的地位,使国家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一步。
同时也密切了中原地区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联系,有利于各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和边远地区的开发。
但是由于这种制度带有武装殖民性质,由此形成国家,不是一个有机的政治经济整体,而是蕴含着分裂割据的因素。
等到春秋时期,终于酿成诸侯割据的局面。
而与之相适应的还有一套宗法制度。
宗法就是宗族之法。
处理宗族内部成员间的亲疏、等级和世袭权利的制度,便是宗法制。
宗法制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它起源于氏族社会,由家长制演变而来。
宗法制形成于商末,在西周充分发展。
其大致内容:
周天子为天子大宗,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为小宗,受封为诸侯;诸侯在受封国内位大宗,嫡长子继承权位,别子为小宗,受封为卿大夫;卿大夫在其采邑内位大宗,权位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为小宗,受封为士;士亦由嫡长子继承,别子不再分封,为平民。
宗法制通行于百姓贵族,以姬姓宗族为首。
姬姓贵族与异性贵族之间通过婚姻结成的甥舅关系,也包含在宗法制范围内。
宗法制规定,嫡长子为宗子,具有绝对的继承权,别子只能接受宗子的分封。
按照这个原则分配权力和财产,避免了贵族子孙之间的矛盾冲突。
所以宗法制是分封制得以实行的理论基础,其本质在于确定权力和财产的分配原则,稳定奴隶制的统治秩序。
它和分封制相结合,构成了奴隶等级制。
它以“尊组”、“敬宗”为信条,严格规定了自下而上应承担的义务,建立起一个金字塔式的统治网,从而确保了周天子天下大宗和政治共主的地位,宗法制将宗族关系和政治关系相结合,以族权强化政权,从而加强了奴隶主贵族的统治。
本质上来说,所谓的封建社会是一种贵族社会,一种从血统门第出发的贵族社会。
因此,毋庸置疑,西周到秦汉这段时间是当之无愧的封建社会。
至于西周以前,似乎还不具备完整的封建意义。
因为夏商两朝并没有形成形式上的统一政府,即不存在周天子这样一个形式上的中央权威。
夏商两朝虽然也有夏王朝和商王朝,但是这并不具有中央王朝的意义,更像一个联邦制国家中的大的邦国。
放大了看,则有些类似东亚封供体系中的中国地位,显然,我们不能认为当时的安南、高丽、日本等是中国的诸侯国,只能说,在外交上,这些小国家与我们结成了一种同盟,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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