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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古文运动与韩、柳散文
死记硬背是一种传统的教学方式,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
但随着素质教育的开展,死记硬背被作为一种僵化的、阻碍学生能力发展的教学方式,渐渐为人们所摒弃;而另一方面,老师们又为提高学生的语文素养煞费苦心。
其实,只要应用得当,“死记硬背”与提高学生素质并不矛盾。
相反,它恰是提高学生语文水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倡导古文的理论主张与杂文学观念的复归
观察内容的选择,我本着先静后动,由近及远的原则,有目的、有计划的先安排与幼儿生活接近的,能理解的观察内容。
随机观察也是不可少的,是相当有趣的,如蜻蜓、蚯蚓、毛毛虫等,孩子一边观察,一边提问,兴趣很浓。
我提供的观察对象,注意形象逼真,色彩鲜明,大小适中,引导幼儿多角度多层面地进行观察,保证每个幼儿看得到,看得清。
看得清才能说得正确。
在观察过程中指导。
我注意帮助幼儿学习正确的观察方法,即按顺序观察和抓住事物的不同特征重点观察,观察与说话相结合,在观察中积累词汇,理解词汇,如一次我抓住时机,引导幼儿观察雷雨,雷雨前天空急剧变化,乌云密布,我问幼儿乌云是什么样子的,有的孩子说:
乌云像大海的波浪。
有的孩子说“乌云跑得飞快。
”我加以肯定说“这是乌云滚滚。
”当幼儿看到闪电时,我告诉他“这叫电光闪闪。
”接着幼儿听到雷声惊叫起来,我抓住时机说:
“这就是雷声隆隆。
”一会儿下起了大雨,我问:
“雨下得怎样?
”幼儿说大极了,我就舀一盆水往下一倒,作比较观察,让幼儿掌握“倾盆大雨”这个词。
雨后,我又带幼儿观察晴朗的天空,朗诵自编的一首儿歌:
“蓝天高,白云飘,鸟儿飞,树儿摇,太阳公公咪咪笑。
”这样抓住特征见景生情,幼儿不仅印象深刻,对雷雨前后气象变化的词语学得快,记得牢,而且会应用。
我还在观察的基础上,引导幼儿联想,让他们与以往学的词语、生活经验联系起来,在发展想象力中发展语言。
如啄木鸟的嘴是长长的,尖尖的,硬硬的,像医生用的手术刀―样,给大树开刀治病。
通过联想,幼儿能够生动形象地描述观察对象。
唐代的骈文从萧颖士、梁肃、柳冕到韩愈、柳宗元的古文理论古文理论的政教目的杂文学观念对散文发展的深远影响
宋以后,京师所设小学馆和武学堂中的教师称谓皆称之为“教谕”。
至元明清之县学一律循之不变。
明朝入选翰林院的进士之师称“教习”。
到清末,学堂兴起,各科教师仍沿用“教习”一称。
其实“教谕”在明清时还有学官一意,即主管县一级的教育生员。
而相应府和州掌管教育生员者则谓“教授”和“学正”。
“教授”“学正”和“教谕”的副手一律称“训导”。
于民间,特别是汉代以后,对于在“校”或“学”中传授经学者也称为“经师”。
在一些特定的讲学场合,比如书院、皇室,也称教师为“院长、西席、讲席”等。
文体文风的改革高潮一方面固然缘于前述儒学思潮和政治改革的触发,另一方面也与文章发展的内部规律密切相关。
以骈文而论,它发端于先秦,形成于魏晋,至南北朝大盛,此后一直延续不衰。
作为一种美文学,骈文十分重视对偶、声律、用典和辞采,重视美感。
它的出现,突破了早期散文过于古朴简单的格局而向形式美方向发展。
并且日益精致,日益华美,从散文的艺术特质说,这无疑是一种进步。
但是发展到后来,弊端也随之而生。
如对偶惟求其工,四六句型限制了内容的充分表达;用典惟求其繁,不少篇章晦涩难懂;一意追求华丽辞藻,内容空虚浮泛。
华美的形式往往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障碍。
骈文是唐代前期普遍使用的文章样式,大量的章、奏、表、启、书、记、论、说多用骈体写成,从贞观初至开元末的一百一十馀年间,如今可看到的策文全是骈体,无一例外。
不过,唐代骈文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自初唐“四杰”始,不少作品已于工整的对偶、华丽的辞藻之外,展示出流走活泼的生气和注重骨力的刚健风格,如王勃的《滕王阁序》、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其落霞孤鹜之景,一抷六尺之情,英思壮彩,珍词秀句,已为人千古传诵;杨炯的《王勃集序》、卢照邻的《释疾文》等也都情文并茂,灿然可观。
进入盛唐以后,骈体文风有了更大的改变。
首先是“燕许大手笔”张说、苏颋,在骈文写作中崇雅黜浮,运散入骈,展示出雍容雄浑的气势;接着是大诗人李白,将诗的笔法情调注入文中,破板滞为流动,变用典为白描,如其《春夜宴从弟桃李园序》开篇数句:
“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也;光阴者,百代之过客也。
而浮生若梦,为欢几何?
古人秉烛夜游,良有以也。
”说理抒情简洁明快,如行云流水。
骈文发展到中唐陆贽手里,已达变化的极致。
他的奏议较彻底地去除了此前骈文的丽辞浮藻,不用典,不征事,而代之以充分的散体文气,“真意笃挚,反复曲畅,不复见排偶之迹”(《四库会书简明目录》卷十五)。
其《论裴延龄奸蠹书》长达六千馀字,言事详备,说理深刻,既纡曲宛转,又晓畅易懂。
他的《奉天改元大赦制》是代避难奉天的德宗皇帝拟写的罪己诏,文中以痛切之辞,直书君过,文笔犀利,情感激烈。
据载:
诏书下达之日,“虽武人悍卒,无不挥涕激发”(权德舆《唐赠兵部尚书宣公陆贽翰苑集序》。
可以说,陆贽的奏议在使骈文平易化、应用化的过程中,具有突出的贡献,“而义理之精,足以比隆濂、洛,气势之盛,亦堪方驾韩、苏”(曾国藩《鸣原堂论文》)。
骈文去赘典浮辞,走向平易流畅的过程,反映出文风正在不知不觉的变化之中,文风的这种变化,反映了散文领域中要求改革的愿望。
这种愿望,也表现在理论批评上。
从初唐以来,不断有人对骈体文风提出批评,如杨炯指斥龙朔文风是“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王勃集序》),陈子昂也明确提出应继承“汉魏风骨”,反对“采丽竞繁,而兴寄都绝”(《与东方左史虬修竹篇序》)的作品。
天宝中期以后,元结、李华、萧颖士和继之而起的独孤及、梁肃、柳冕、权德舆等人,或友朋游从,或师生相继,形成了若干个文人群落。
他们以复古宗经相号召,以古文创作为旨归,从文体的角度倡导改革。
萧颖士、李华都倡导宗经,因宗经而自然走向文学上的复古。
萧颖士自称:
“经术之外,略不婴心”,“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人,魏晋以来,未尝留意。
”(《赠韦司业书》)李华说:
“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
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
……屈平、宋玉,哀而伤,靡而不返,六经之道遁矣。
”(《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对屈、宋尤其是魏晋以后的文学予以否定,表现了他们追慕上古时风,希图由文返质的文学发展观。
独孤及在宗经之外,主张“先道德而后文学”(梁肃《常州刺史独孤及集后序》引),对“饰其辞而遗其意”、“天下雷同,风驱云趋”的“俪偶章句”予以抨击(《赵郡李公中集序》)。
其门人梁肃虽对佛学有甚深的修养,但论文却继承了老师的儒家观点,认为:
“文之作,上所以发扬道德,正性命之纪;次所以财成典礼,厚人伦之义;又其次所以昭显义类,立天下之中。
”强调文章要有利于教化,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文气说:
“文本于道,失道则博之以气,气不足则饰之以辞。
盖道能兼气,气能兼辞,辞不当则文斯败矣。
”(《补阙李君前集序》)这一主张的重心是在强调文章的内容、气势和骨力,是对当时空洞浮靡文风的一种批判。
它的提出,对其弟子韩愈的文气说显然具有直接影响。
比起上述诸人,柳冕的理论主张更为系统,更为集中,也更为绝对。
他有大量的论文专篇,所说的意思概括来讲有两点:
一是以文明道,极力突出文章的教化功用:
“文章之道,不根教化,别是一枝耳。
当时君子,耻为文人。
”(《谢杜相公论房杜二相书》)“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
”(《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二是由教化论出发,对文学史上与教化无关的文学性作品一概否定:
“屈宋以降,则感哀乐而亡雅正;魏晋以还,则感声色而亡风教;宋齐以下,则感物色而亡兴致。
教化兴亡,则君子之风尽矣。
”(《与滑州卢大夫论文书》)究其实质,仍然是要由文返质,倡导复古。
从李华、萧颖士到独孤及、梁肃,再到柳冕,围绕文体文风的改革进行了反复的理论探讨,他们那些一味强调教化乃至否定一切文学性作品的态度,显然是偏颇的;他们的理论主张缺乏实践性品格,带着空言明道的性质,因而不可能难创作带来与现实紧密结合的鲜活的生命力;但他们提出的宗经复古、以道领文、充实文章内容而反对浮靡文风等观点,以当时却具有积极意义。
也许是受到这些理论家们改革文体文风主张的影响,宝应二年(763),杨绾和贾至都提出了废诗赋、去帖经而重义旨的科举改革意见;建中元年(780),令狐峘知贡举,制策和对策开始用散体。
自此以后,历年策问,皆散多而骈少。
这说明文体的改革已为朝野所普遍接受。
它的进一步发展和完成,只待韩愈、柳宗元等人的最后努力了。
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韩愈、柳宗元提出了更为明确、更具有现实针对性的古文理论。
概括来讲,韩、柳的古文理论有如下内容:
其一,是“文以明道”。
其二,在倡导“文以明道”的同时,也充分意识到“文”的作用,为写好文章而博采前人遗产。
韩愈多次提到:
“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辞。
”(《答陈生书》)“沉潜乎训义,反复乎句读,砻磨乎事业,而奋发乎文章。
”(《上兵部李侍郎书》)柳宗元也说:
“言而不文则泥,然则文者固不可少耶!
”(《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这种重道亦重文的态度,已与他们之前的古文家有了明显的区别。
由此出发,他们进一步主张广泛学习经书以外的各种文化典籍,对《庄》、《骚》、《史记》、子云、相如之赋等“百氏之书,未有闻而不求,得而不观者”(韩愈《答侯继书》)。
并借此“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
即使对他们一再指斥的“骈四俪六,锦心绣口”(柳宗元《乞巧文》)的骈文,也未全予否定,而注意吸取其有益成分。
这种文学观较之此前古文家将屈、宋以后文学一并排斥的极端态度来,无疑有了长足的进展。
其三,为文宜“自树立,不因循”,贵在创新。
韩愈认为:
学习古文辞应“师其意不师其辞”,“若皆与世浮沉,不自树立,虽不为当时所怪,亦必无后世之传也”(《答刘正夫书》)。
在文章体式上,他主张写“古文”,但在具体写法上,却坚决反对模仿因袭,指出:
“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
”(《南阳樊绍述墓志铭》)在《答李翊书》中,韩愈概括了他追求创新的三个阶段:
开始学习古人时,虽欲力去“陈言”,却感到颇为不易;接下来渐有心得,对古书有所去取,“当其取于心而注于手也,汩汩然来矣”;如此坚持下去,对古人之言“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最后达到随心所欲、“浩乎其沛然”的自由境界。
可以认为,倡导复古而能变古,反对因袭而志在创新,乃是韩愈古文理论超越前人的一大关键。
柳宗元提倡创新的力度虽不及韩愈,但也一再反对“渔猎前作,戕贼文史”(《与友人论为文书》),这正说明他与韩愈的主张是一致的。
其四,韩愈论文非常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和文章的情感力量,认为这是写好文章的关键。
他一再指出:
“夫所谓文者,必有诸其中,是故君子慎其实。
”(《答尉迟生书》)“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
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
……道德之归也有日矣,况其外之文乎?
”(《答李翊书》)“有诸其中”、“养其根”,都是指道德修养,有了良好的道德修养,文章才能充实,才能光大。
在此基础上,韩愈还发展了孟子的“养气说”和梁肃的“文气说”,提出了一条为文的普遍原则:
“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答李翊书》)“气”是修养的结果,其中既有“仁义之途”、“诗书之源”等道德因素的贯注,又有源于个性秉赋和社会实践的精神气质、情感力量,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讲,后者的比重要更大一些。
当这种“气”极度充盈喷薄而出时,文章就会写得好,就有动人的力量。
由此出发,韩愈进一步强调“郁于中而泄于外”的“不平之鸣”(《送孟东野序》),主张“喜怒窘穷、忧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无聊”等“勃然不释”(《送高闲上人序》)之情的畅快渲泻。
与韩相同,柳宗元也主张人的气质“独要谨充之”,情感要“引笔行墨,快意累累”(《复杜温夫书》)地尽兴抒发,并认为:
“君子遭世之理,则呻吟踊跃以求知于世。
……于是感激愤悱,思奋其志略以效于当世,必形于文字,伸于歌咏。
”(《娄二十四秀才花下对酒唱和诗序》)这里的“感激愤悱”与韩愈的“不平则鸣”有着内在的同一性,作为一种高度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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