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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论语》中的礼
《论语》中的礼
浅析《论语》中的礼
绪论
每个时代,都会有变革在发生,可是每个时代都无法抛弃前代文化的积淀。
礼作为民族文化载体,己成为我国传统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包含了许多值得我们吸收和继承的超越时代的普遍价值。
《论语》,其内容涉及教育,伦理,仁,礼等各个方面。
论语中讲“礼”75次,包括“礼乐”并用的,由此可见,孔子的“礼”的思想贯穿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所以研究论语中礼的思想就变得极为重要。
作为传统文化礼是不可或缺的,是不完美的,是延续的,最重要的是它是依赖于诠释的。
从汉到清,历代学者对礼的研究诠释,主要侧重于对传统经学进行注疏、证考、释义、分类汇编等。
如《周礼》《仪礼》《礼记》,是我国最早的关于礼的研究成果,此外如孔颖达《礼记正义》,贾公彦《周礼正义》等都是研究礼的经典文献。
20世纪以来礼文化研究热潮再度袭来,使礼学的研究更加全面,系统,其研究涉及到礼制,礼俗,礼学思想,礼乐文化,人文精神等。
如杨志刚《中国礼仪制度研究》[1],邹昌林《中国礼文化》[2],常金仓《周代礼俗研究》[3]等,这些学者的研究为礼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参考依据。
另外,国外对礼的研究也有比较大的成就。
如本杰明.史华兹(美)《古代中国的思想世界》[4]。
总之,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我国礼学研究的内容主要涉及如礼的起源,周公制礼作乐的性质,周礼的实质和功能,礼与乐,礼与仁等方面。
21世纪,学术界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就礼的功能,根本精神,思想内涵等角度,阐述了“礼”对当代社会伦理,教育以及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
如刘梦溪[6]在其文章中认为儒家“礼”思想包涵四个部分:
约束之礼、礼让之礼、尊重之礼、和合之礼;蔡尚思[7],认为孔子的教育,主要是礼的教育。
从整体上讲,中国就是礼的社会。
因此本文就在前面各位学者研究的基础上,试从论语中礼的含义,实践和作用方面综合做一个浅析,使之更好引导中国“礼”之风尚,“礼”之精神。
第一章《论语》中礼的含义
许慎《说文解字》[9]认为:
“礼,履也。
所以事神至福也。
”所以”“礼”的最初含义是祭祀鬼神的仪式,这也是学界普遍的看法。
有学者对《论语》中的礼进行研究,将其含义归纳为“祭祀的仪式,典章制度,宫廷礼仪”三部分。
国内几部权威辞书也就“礼”的含义做了一个分类。
综合以上的归类,本章就《论语》中个人所领悟的礼的含义做一个浅析。
第一节名物之礼
许慎《说文解字》认为:
“礼,履也。
所以事神至福也。
”由此可见,礼是初民祭祀鬼神的仪式。
名物之礼则是祭祀的一个外在形式,即指举行祭祀或典礼等正式,不正式场合等人们的服饰搭配、所用的礼器、以及交往所赠送的礼物、礼品等。
如:
“礼服,礼玉,礼金,祭酒,干肉”。
作为名物之礼,孔子有一整套的服饰礼仪与礼物礼仪,其中对颜色,材质,搭配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述。
服饰礼仪,简单来说就是人的仪表仪容。
主要是人们祭祀或者交往中的着装及饰物的佩戴的规则、规范。
《论语》中服饰有祭服,丧服,朝服和常服四种。
祭服按照祭祀对象,以及身份地位的尊卑有所不同。
如:
君子祭祀穿的礼服有帷裳和黼冕。
对于饰物的佩戴,特别是服丧期间佩饰的使用有做出严格规定,如《论语·乡党》篇提到“去丧,无所不佩”即服丧满了以后,什么东西都可以佩戴。
对于朝服,古礼也有严格规定,《论语·乡党》就明确指出其穿戴的时间和场合“吉月,必朝服而朝”。
朝服是臣子面见天子必穿之衣服,是对天子的敬重。
常服即家居之服,就其颜色搭配、款式、材质也做出了说明。
“缁衣,羔裘;素衣,廘裘;黄衣,狐裘。
”因此可见,服饰的穿戴在古礼中有严格的规范的。
礼物礼仪,即用于祭祀的物品和人际交往中用于表示礼貌谦让而馈赠的物品,又被称作礼物。
古礼用于祭祀的物品按照祭祀的对象,身份,有一定的规格,物品必须完备,摆放必须合礼。
周代丧葬礼制规定,鼎以及其他的铜器如簋都只能是贵族使用的礼器,一般平民,只能是日用陶器来陪葬。
第二节言行之礼
礼,是一种体制,是人们说话做事要遵循的体制。
言行之礼就是对人在言语,行为方面的一个体制的约束。
即社会交往过程中因人的身份等级差别而应遵循的行为仪节和举止规范,以表示对他人的尊重。
古代社会有很强的身份意识,在交往中不同身份的人必须在言辞,身份,容色等方面显示出与自己身份相适应的举止言行,否则就是失礼。
《论语·乡党》“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
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蹜蹜如有循。
享禮,有容色。
私覿,愉愉如也。
”即:
孔子到外国出使,举行典礼,拿着圭,好像举不起来的样子,以表示恭敬谨慎。
上举似在对别人做揖,向下拿似在交给别人。
面色如在作战一样庄重。
脚步细密紧凑,不歪斜。
满脸和气的奉献礼物,以四人身份邀约他人见面,面部表情温和。
可见孔子即使在出使外国也慎言、慎行、循规蹈矩。
所以,孔子特别主张揖让周旋之礼,违之则不合礼。
孔子认为“礼”的特征即“非礼无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一个人的视、听、言、动都必须遵循“礼”的规范,不得失时失度,不得违犯,不得逾越。
“巧言令色鲜矣”,“己所不欲勿施于人”“食不语,寝不言”都是合言语和行为的。
《论语·憲问》“原壤夷俟。
子曰:
‘幼不孫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
以杖扣其胫。
”则是不合礼。
可见礼是个人立身之本,不知礼,不学礼,则很难在社会立足。
第三节礼乐
《论语·阳货》子曰:
“礼云礼云,玉帛云哉?
乐云乐云,钟鼓云哉乎?
”。
可见礼乐不只限玉帛钟鼓之意。
这里的礼乐其实是指夏、商、周三代文化的基本形态,即礼乐文化,它是统治者为巩固阶级内部秩序和更好的统治人民的方法和手段,同时是君子个人修养的最好途径。
礼乐分为礼文化和乐文化。
礼文化,即人们遵守的各种行为规范的总和。
乐文化,除了管弦歌唱以外,还是个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格修养的最高境界。
作为礼乐文化的“礼”,主要是从外在的行为上硬性的规范人,强制人去遵守。
如“天子驾六”。
“八佾制”,“列鼎制度”,都是外在行为的硬性规范。
“乐”,主要是隐形的,达到潜移默化去感染人的效果。
孔子听见韶的音乐,就使之“三月不知肉味”。
这种境界就是乐的软性感化,使人格和性灵得到结合。
“以约失之者鲜矣。
”(《论语·里仁》)对自己节制约束犯过失的事情就会少。
礼以道其志,乐以和其声。
用礼来引导人们的行为,用音乐来调和人们的内心,达到“音乐安详欢乐,其政和谐;音乐怨恨恼怒,其政紊乱。
”外从礼,内从乐,礼乐结合,可使人民内则无怨,外则不争。
使社会呈现一种和谐的景象。
第四节典章制度
《论语》中所说的礼,实际就是上升到社会层面的夏、商、周的典章制度,也即朝章国典。
而作为典章制度的礼,是指在周人灭殷后,孔子根据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再结合一部分殷礼的基础上,相互融合改造而形成的一套维护社会秩序正常运行的系统机制,即周礼。
它不仅规定了统治阶级如何组织其统治机关,还详细规定了与个人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
如国家纲纪、宗法伦理、守丧祭祀等。
《论语》中作为典章制度的礼,比较典型的是吿朔之礼和丧葬之礼。
吿朔之礼。
《论语·八佾》中就有记载“子贡欲去吿朔之饩羊。
子曰:
‘赐也!
而爱其羊,我爱其礼。
’”这里的吿朔饩羊就是吿朔之礼的一种。
告,从前人读梏,gù,去声。
“朔”,每月的第一天,初一。
吿朔之礼,周天子在历年秋冬之交,于庙堂颁给诸侯第二年的历书。
历书主要内容包括:
闰月之年,每月初一为何时,因此叫“颁吿朔”。
接受了这一历书的诸侯,将其藏之于庙。
逢初一,便须杀一只活羊祭于庙,然后回到朝廷听政。
这祭庙叫做“吿朔”。
丧葬之礼。
丧葬之礼主要体现在孝悌。
《论语·为政》记载了孔子对樊遲解释“孝”的含义时指出:
“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父母生之时,侍奉父母要有愉悦的面容,有事情,年轻人效劳。
父母死后,要悲伤痛哭,守孝三年,始终如一。
第二章《论语》中礼的实践
孔子处在一个动荡的社会,一个变革的时代。
因此,他要求以礼作为言行的规范标准,国家的最高治国纲领和方略,以此来约束人民,维护国家统治秩序。
那么在孔子看来,到底哪些言行是违礼的,哪些治国纲领是合礼的。
本章就从三个方面来论述,在礼的实践中,合礼与违礼的表现。
第一节:
名物之礼
《礼记正义·礼器》[11]孔子曰:
“礼不可不省(察)也。
礼不同,不丰,不杀……盖言称也。
”实际是讲礼因人而异,不同身份的人遵守不同的礼。
不丰,指各种礼器和礼节应该少的就不能增加。
不杀,指应该多设置的不能减少。
就是说礼有高低、大小、齐备的差别,礼中配置的器物和礼节要适宜。
否则就是僭用,即不合礼。
名物合礼,最典型的是衣饰合礼,即衣服的颜色、材质样式、佩饰等是否合礼。
《论语·乡党》规定:
君子的镶边不用天青色和浅灰色做,平常家居服不用浅红色或紫色来做。
夏天,穿着裹着轻衫的粗的或者细的葛布单衣。
居家皮袄整体较长,但是右边的袖子必须略短。
丧服满以后,对于佩饰佩带不做任何规定。
吊丧不能穿戴子羔和黑色礼帽。
大年初一,去朝贺一定是穿着上朝的礼服。
这些才是合礼的穿着。
衣饰还按照身份等级不同而划分。
古礼规定:
“子祩裷衣冕,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荀子·富国》)。
都是严格按照等级制度而规定,不得逾越,否则是违礼。
名物合礼,还涉及礼器和仪节适宜,齐备的问题。
如古代帝王祭祀天地日月星辰,朝臣祭祀的则是山川大地。
而作为礼事中代表威仪的礼器和仪节,实质是按尊卑等级来区别的。
因此,礼器与仪节必须相适宜,否则所设置的身份等级就遭到破坏,是违礼。
如,天子九鼎、卿大夫五鼎、士三鼎。
作为古代社会最重要的礼器,由此可见对鼎的使用的规定比较严格,不能随意超越。
《礼记·礼器》子曰:
“诸候以龟为宝,以圭为瑞,家不宝龟,不藏圭,不台门,言有称也。
”意思是说:
“诸候的重任是保土,占卜吉凶须用龟;大夫身份卑微,不得使用宝龟占卜;诸候以天子受封的玉为吉祥物,卿大夫不得执玉,所以不能藏圭;诸候可以修筑台阶以建筑房屋,卿大夫没有此种资格。
”这里所谓的“称”即适宜,合礼。
必须按照身份的尊卑来使用利器,如若大夫藏以龟宝,则失礼。
第二节言行之礼
言行合礼,《论语·颜渊》做出了明确的定义。
“非礼无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即不合礼的事不看,不听,不做,不言,与之相反则是违礼。
礼是个人安身立命之本。
作为言行之礼,肢体、言语、动作均要符合礼的要求,即“行中规,旋中矩。
”
子张问行。
曰:
“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
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
立则见其参于前也,在与则见其依于衡也,夫然后行。
”子张书诸神。
忠诚老实是言语合礼,欺诈无信为无礼;忠厚严肃为合礼言行,刻薄轻浮为无礼。
可见,没有礼则不能通达,不能立足社会是因为无礼。
“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
其在宗庙朝廷,便便言,唯谨而”(《论语·乡党》)。
无论是在“国内”,“国外”言行都不可轻浮,应该庄重,谨慎,符合身份。
所谓“良言一句三冬暖,恶语伤人六月寒”(《孟子》),合礼的言语即使在寒冷的冬天都会让人心生暖意,不合礼的言语使人在酷热的夏天都会心生寒意,也即要懂得知言慎言。
《礼记·曲礼》中提到,人与动物之间的差别是,圣人以礼教人,使人知礼懂礼,知道自己有别于动物。
所以,礼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标志,相处不按礼仪,混淆人伦,就如说话的禽兽。
“入公门,鞠躬入也,如不容。
立不中门,行不履阈。
过位,色勃如也,足攫如也,其言似不足者。
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
出,降一等,逞一色,怡怡如也。
没阶,趋进,翼如也。
复其位,踟蹰如也。
”由此可见,孔子在庙堂上的行为十分庄重,合乎礼仪和等级关系,是合礼的。
孔子看来,“席正以坐”“坐车直立”等都是合乎礼仪的行为,而“原嚷夷矣”“八佾舞于庭”等都是违礼。
第三节为国以礼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
“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
”孔子对曰:
“子为政,焉用杀?
子欲善而民善矣。
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草上之风必偃。
”孔子认为,为政的方法,靠杀人是根本不能够成功的,领导者要想把国家搞好,领导人民还是要靠自己的德行,作风,即以礼治国。
“国家无礼则不宁”(《荀子·修身》)。
孔子看来,不知礼和违礼是“国家无宁”出现的主要原因。
那么治国以礼,何为知礼?
何为违礼?
子曰:
“礼之用,和为贵”,“动之以刑,未善也”。
“上好礼,则民易使也”,何为好礼?
子曰:
“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
施政于民,刑法整顿于民,政法诱导于民,人民只会形成暂时免于罪过的侥幸心理,却依然不会懂廉耻。
对他们施以道德诱导,礼教整顿,人民不但懂得廉耻之心,而且人心归服(《论语·为政》)。
即以严格的政令来领导人民,残酷的刑罚来管理国家,结果是民众不敢犯法,因为一旦犯法就会受到严刑酷法。
这样只会使民众想法逃避刑罚处罚,却没有羞耻之心。
假如以道德来领导他们,以礼教来教化他们,那么每个人形成一定的道德涵养和道德意识,使之学会从内心进行自我约束,自我管理。
做错事,不用等到法律制裁,他们自己就会觉得惭愧,就会悔恨,就会改正。
因此,道之以政为知礼,动之以刑为违礼。
子曰:
“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论语·为政)。
而“民若风行偃草,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
”即要求国君以自己的修养和道德去影响和感化民众,一言一行皆要讲究威仪,做天下的示范,推行内修其德的全面要求,修养自我,使自己文明而有德,成为道德的榜样,整个国家就会井然有序。
“君子不重,则不威”,君子都不宽宏大量,不严肃,不庄重,叫百姓何以效仿?
。
君子都不能以身作则,典型示范,那么威严何来,以什么来要求百姓?
“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君子笃于亲,则民兴于仁;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
即老百姓只是恭谦顺从,不以礼为指导,就只是徒劳枉然;只是谨慎小心,不以礼为指导,就只剩胆小懦弱;只是勇猛,不以礼为指导,就只是莽撞;只是正直,不以礼为指导,就会尖酸刻薄(《论语·泰伯》)。
而“礼者,人之所履也。
”使民敬、忠以劝,则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善举而教不能,则劝。
要使人民听命与政,恭敬服从,则要求对待人民的事情严肃认真,他们就会相互勉励,尊重服从;你孝顺慈爱,他们也就会对你全心全意;你知人善用,教育能力弱的人,他们也就会勉励。
君子不宽、不敬、不哀即违礼,则民劳、葸、乱、绞;君子庄、敬、孝慈即合礼,则民莫敢不敬,上行下效,足以为天下诫。
为国以礼,关键还在正名,名不正,则礼不合,礼不合,则国之乱。
齐景公向孔子问政。
孔子对曰: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公曰:
“善哉!
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
”孔子回齐景公之问,说: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
”《论语·颜渊》也就是正名,即君行君礼,臣行臣礼,父行父礼,子行子礼。
为人以礼,如果君臣子不奉行君臣之礼,父子之间不奉行父子之礼,就是“君臣不为君臣”,父子不为父子,也即违礼。
孔子的正名主要包括事物称谓的正名,社会等级中的名位两方面。
周礼凭借血缘关系确立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宗法等级制度。
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民,其行为受到礼的规定和约束,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依据是各自的角色、等级、身份、以及所处的地位。
而“以名正实”,则规定了每个“名”背后的社会责任和义务,人们所做的事情超出了他的地位的限制,位于下的人“僭越”,即违礼。
作为鲁国的卿“季氏八佾舞于庭”则是严重的名实不符。
孔子认为,“不在其政,不谋其位”,即各有与自已名份相符的名称和角色要求,做与名份相符的事,才能达到国治。
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行,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百姓手足无措。
在孔子看来,为政之要即“正名实”。
第三章礼的作用
西周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周公制乐,引礼入法,礼法并用等都对国家的统治起到了积极的稳定的作用。
礼是中国最特殊的传统标志。
因此,越来越多的人重视礼对现代和谐社会的建设的作用,本章就从礼的积极作用,消极作用来浅析礼对后世的影响。
第一节积极作用
一、法制思想的奠基
礼从古至今都被看做是治国安邦的重要手段,规范着社会的一切行为,是所有秩序,规范,规则的总和。
礼制则是事关社会正常运行的机制,它不仅规定了统治阶级该如何组织其政治机关,而且详细规定了与个人日常生活相关的问题。
所以制度之礼其实就是法的化身,礼制与法制的界限本身就不明确,许多礼的内容都是政治方面的要求和体现。
如“颜渊问为邦。
子说:
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
”这里所说的以时令、乐舞,舆服为代表的传统礼制制度,是当时社会所必须遵行的,由此可以看出其既是礼又是法。
礼者,治之始也。
人性本恶,而孔子要求“克己复礼”。
即人们是出于对社会控制的需要而做礼。
礼使社会中的每个人从言行上克制、约束并严格要求自己,充分突出礼的外在强制规范力,通过外在的约束达到心灵的软化,以至于达到完全符合“礼”的境界,从而促使“礼治”社会的形成。
即通过礼的约束规范人心,使人们产生不自觉的合乎礼的外化行为。
“礼”作为言行规范的准则,具有全民性的特点,不分高低贵贱,人人都必须遵从礼的规范,同时四个“勿”字的彻底性,这也是现代法制强制性的特点。
以刑入礼,礼法并用,德刑兼济是礼的治国手段。
如“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施民于政法诱导,刑法整顿,人民只是形成暂时的免于罪过的侥幸心理,却依然不懂,更不会形成廉耻之心。
如果施民以道德诱导,礼教整顿,人民就会从内心的服从,内化自己的行为。
以礼入刑,违犯道德礼仪,便是犯罪,统治者则用刑加以制裁。
由此观之,以礼入法,德法兼用,众人法而不知,也是现代法制的一个重要的手段和方向。
礼是治国之本,所以,以礼治国是为政治要。
《论语·八佾》:
“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其实就是强调统治者把礼治和礼仪相结合,以便巩固统治阶级内部秩序和有效地统治人民。
礼治和礼仪融入到人民生活实践的各个方面,就要求人人各安其位,遵守礼制,一种软硬兼施的统治方式、治国方略。
以礼定刑,以礼入法,以礼行政,都为现代法制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二、仁政思想的产生
颜渊问仁。
子曰:
“克己复礼为仁。
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
”颜渊曰:
“请问其目?
”子曰:
“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颜渊曰:
“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
”(《论语·颜渊》)在孔子看来,只要克制自己的行为,一切按照礼的要求去做,就是仁。
即礼是通向仁的必由之路。
而怎样由礼到仁呢?
为仁由己。
对自己自觉地施以礼的行为约束,提高自己的道德品质的修养,进而来完善自己,从而来达到仁的境界。
“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
”曰:
“恭、宽、信、敏、惠。
侮辱因为个人的庄重而远离,拥护是因为你个人的宽厚,被任用是因为你的诚实,贡献大是因为你的勤快聪明,能够任意的使唤别人是因为你的慈惠《论语·阳货》。
做到这五点,就可以使自己事事行通,事事站稳脚跟,这就可以称之为仁了。
孝道是仁之本。
对待父母,生前生后都必须善始善终,始终如一。
服丧三年是人子尽孝的表达,是报答亲人的仁爱。
达不到三年,就不能回报父母的养育之恩,也就没有尽到孝道,也就是说,没有三年服丧的行为,就说明你没有达到直正的深爱亲人的仁境。
由此,遵守孝道之礼,是仁的体现。
礼被当作人内在的心性,是一个人内心的自觉,是对自我的克制。
孟子认为,人,必须拥有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如无此四种,则非人也。
而现代社会,开车撞人后逃逸或毁尸等行为则是不仁不义,毫无恻隐羞恶之心,所以孔子的孝悌之礼,恭宽信敏惠,恻隐羞恶之心等本就是仁的体现。
三、克己复礼与控制欲望。
人是情感与理智兼有的生命存在体,因此人有七情六欲。
人们对于情欲,有着不同的态度和道德评价尺度。
而人的文明与野蛮,高尚和卑劣,都是通过个人对待情欲的态度而获得。
而礼使人由情欲支配的感性状态,上升到由理智支配的理性状态,是约束和控制人们的行为态度的重要手段。
孔子提出“克己复礼”,他承认人的欲望的存在,但是更加强调对欲望的控制,也即节欲。
如在提到物欲时,孔子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贫与贱,是人之所恶也”(《论语·里仁》),“贫而无怨难”(《论语·宪问》)。
孔子承认人人的欲望的存在是遵从自然的。
但要求人们克制欲望,特别强调个人的修养对克制欲望的作用,“苟子不欲,虽赏之不窃。
”他认为每个人都应该通过加强修养而具备君子的品格以调节欲望,而不应注重低级的食欲,应该去追求美德,以“修己敬人,修己安人,修己以安百姓”为目标,而不是物质的满足和饱和。
孔子提出“君子有三戒”:
少时戒色、壮时戒斗、老时戒得。
意思是说:
君子年轻时莫要迷恋女色,年壮时莫好胜喜斗,年老时莫贪求无厌(《论语·季氏》)。
孔子根据人的欲望与年龄特征的关系,告诫人们在不同的年龄段要懂得克制,以善其身。
叔本华曾经形容人的欲望是永远饱和不了的胃,它时时张大着嘴巴在祈食,永远满足不了。
所以对欲望如不加以节制,人们则会葬身于欲海。
因此,每个人要“贫而好乐,富而好礼”,要“五日三省吾身”来检查自己的行为是否超过了正常的欲望。
使自己的欲望之求和物质水平相一致。
第二节消极作用
等级制度
中国人自古讲“礼’”,把“礼”看作是文明的表现,圣人作“礼”并在全社会推行,在中国形成尚“礼”的风气。
但,中国的礼实质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有差别的等级的礼,其功能主要是辨别等级高低贵贱。
礼的作用就在于用敬仰的行为、仪节来表达对秩序中心的敬畏和服从,通过这种礼敬的身份意识,使人获得了普遍的思想和行为认可与支持,从而给古代社会产长期稳定发展产生了积极作用,但其积极作用本非是永远的,等级制度后来却成为社会发展的栓桔。
孔子的等级制度是建立在宗法血缘关系基础上的有差别的等级。
血缘决定贵贱,各等级依据自己血缘的等级,安分地处在自己的等级地位上,享受该等级的权利,履行该等级的义务,内心不得反抗,行为上更不得去越位,破坏社会稳定的秩序,和谐的氛围。
强调血缘等级,人们思想就不会具有超越性,创造性,全局性,他们的思想相对狭隘,局限性是明显的特征。
他们没有政治参与的意识和概念,统治者的一切行为和要求都是合礼的,血统高贵,自然就能够统治人民,人们要的只是服从和遵守,个安其为,各司其职。
因此就会导致人民对公众事务的冷漠。
这似乎也是一种限制,限制个人的权力欲望在合理的范围内施行。
贫穷的人不可以通过后天的努力,名正言顺的跻身高等级,得到社会地位的跃升和社会舆论的尊重,贵族子弟无德无能,却高高在上,养尊处优。
孔子过于遵奉血缘等级,不符合时势发展需要,贵族阶级固步自封,不断腐化堕落,阻碍血统出身低贱却又有德才的人为国所用,不利于统治阶内部补充新鲜血液,保持活力,不利于巩固和加强其统治基础。
孔子的等级制度是通过血缘的严格规定来实践的。
统治阶级借助血缘的等级区分有意拉大人与人之间的距离,使同等级身份的人产生相敬感,特别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等级差距,使人产生下对上的敬畏和服从。
从而形成上与下的秩序服从,以及同等级的感情疏离的心理基础。
过分强调等级,则使上下之间的敬畏越来越深,而不能够达到真正的人格的平等。
真正的人格平等,是不分血缘的高低贵贱的,不需要个人的服从和一方的支配。
一个人得到他人的敬畏和服从,是从他的知识技能,品行德操,社会价值和贡献来量定的,而不是血缘的优先性。
孔子的血缘等级的强调,则加深了人们人格和身份的不平等。
结论
礼是中国特殊的精神文化,是人们行为的严格规范。
礼的含义丰富,有名物之礼,言行之礼,礼乐,典章制度四方面,从人民最细小的生活细节到国家的治国方略都有涉及。
作为一切行为的最高标准,礼对人们的视听言动行为具有很大的约束力,合礼则守是非,成善去恶,给人以心的正面的激励,不礼的行为则在道义上给人以心理的压力,使欲望之求与物质供给水平相适应,从而让人成为实践仁义规范的有义行为的人。
礼也是古代独特的治国方略。
以礼治国,主张用柔性手段约束和统治民众,在全社会营造一种和谐宽松的社会人文环境,进而达到和为贵的目的。
从而创建一个大同社会,达到前所未有的和谐稳定。
这也是我们现代法制社会以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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