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上古文学.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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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上古文学
第一章 上古文学
上古文学指的是原始时代的文学,它包括上古歌谣和神话。
二者都是先民在生产力水平极其低下时创作的,在其产生和早期传播中都具有集体性、口头性,到了文字时代才逐步予以录载。
上古歌谣包括上古时期的民歌、民谣,是民间文学的一种。
我国古代,以合乐为歌,徒歌为谣。
上古歌谣比神话产生更早,它是我国后世古典诗歌的摇篮。
上古神话比歌谣更富于文学性和浪漫主义色彩,对我国后世文学的影响更为广泛深刻,是我国文学的重要武库和土壤。
第一节上古歌谣上古歌谣是在生产力极为低下、没有文字记录的原始时代产生的,是出现最早的文学样式,是上古先民集体的口头创作。
上古歌谣最初起源于劳动,是先民在劳动过程中,为协调劳动节奏、减轻疲劳、激发劳动热情,而喊出的“杭育杭育”之类的劳动号子。
后来随着劳动对先民思维能力、发音器官和语言能力的锻炼发展,有节奏的呼喊逐渐为有意义的语言所代替。
这样,一种富于韵调和节奏感的真正诗歌便产生了。
再后来作为一种有节奏的语言形式逐渐固定下来,成为先民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一种特有形式。
于是,即便不在劳动场合,它也同样使用,从而显示出上古歌谣的丰富多样性。
上古歌谣尽管比较丰富,但因为是口头创作,没有文字记录,绝大部分没有保存下来,古籍里偶有记载,也多是后人的伪托,如《南风歌》(《孔子家语·辩乐》)、《卿云歌》、《大唐歌》(《尚书大传》)等。
比较接近原始形态或较为可信的上古歌谣,只有《弹歌》(《吴越春秋》)、《伊耆氏蜡辞》(《礼记·郊特牲》)、《神北行》(《山海经·大荒北经》)、《候人歌》(《吕氏春秋·音初》)及甲骨卜辞和《周易》里的一些卦爻辞所保存的歌谣。
另外,尚有一些目存辞亡的上古乐舞,如《葛天氏之乐》(《吕氏春秋·古乐》)、黄帝《云门》(《周礼·大司乐》)、《清角》(《韩非子·十过》)、舜乐《大韶》(《尚书·益稷》)、禹乐《大夏》(《左传·襄公二十九年》)等,代表着先民的重要文化活动,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上古歌谣的分类及内容我国现存上古歌谣,从题材内容看,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劳动歌谣。
这类歌谣是最早出现的上古诗歌,它们对劳动行为的再演和生产经验的总结,是先民有意识创作出来的,带有明显的功利目的。
相传为黄帝时代的《弹歌》,是现存上古歌谣中一首最典型的劳动歌谣:
“断竹,续竹,飞土,逐肉。
”从内容和形式看,都是一首比较古老的猎歌。
它反映了我国渔猎时代先民的劳动生活,再现了他们制造弓箭和射猎的整个过程。
它不仅描绘和歌颂了劳动本身和劳动者,还洋溢着先民对自己学会制造猎具及获得成功的自豪和喜悦,也表现着他们对获取更多猎物的无限渴望。
同时,短歌本身还兼有总结劳动效率的目的和功用。
2、祭祀歌谣。
这类歌谣表现了上古先民幻想祈神降福或指挥自然服从自己的愿望,带有较浓的原始宗教意识。
又可分两种:
一种是祈祷式的祭歌,表现的是先民对神的畏惧、屈从、祈求和献媚,目的在求神降福;一种是咒语式祭歌,表现了先民反抗和征服的意愿,他们相信可以凭借语言的力量喝令、胁迫神祗服从人的意愿,让神保佑人类免受自然灾害的侵扰。
前一种如:
“癸卯卜,今日雨。
其自西来雨?
其自东来雨?
其自北来雨?
其自南来雨?
”(《卜辞通纂》375片)。
后一种最突出的是《伊耆氏蜡辞》:
“土,反其宅!
水,归其壑!
昆虫,毋作!
草木,归其泽!
”这是一首祷祝丰收腊祭百神时的咒语式祭歌,它句句是命令,喝令神化的土、水、昆虫、草木各归其位,各尽其职,以保护农作物的生长,不要危害人类。
语辞坚决,声威凌厉,全无顶礼膜拜的祈求色彩,表现了先民征服自然的理想和信心。
与此性质相同的,还有《神北行》:
“神,北行!
先除水道,决通沟渎!
”这是首驱逐旱神魃的咒语祭歌。
它以幻想的祭歌语言,驱除旱神,以维护生存,为劳动生产创造有利条件。
与祈求式的祭歌相比,这类祭歌更能显示出先民征服自然的积极性及同自然斗争的强烈意愿。
3、图腾歌谣。
这类歌谣是先民在图腾崇拜基础上创作的诗歌。
图腾是上古先民在探索生命本源过程中误认的部族始祖,是部族的保护神兼祖先,倍受部族成员的崇拜与颂扬。
流传至今的上古图腾歌谣已寥寥无几,典籍上保存的大都是有关图腾乐舞的记载,而歌词均不可考,如《玄鸟》歌颂的是葛天部氏族的图腾玄鸟(燕子),《云门》歌颂的是黄帝氏族的早期图腾云等等。
现今保存下来的此类诗歌,仅有《吕氏春秋·音初》所载的一首《燕燕往飞》。
虽然歌词只有“燕燕往飞”一句,但有关情况记载较详:
“有娀氏有二佚女,为之九成之台,饮食必以鼓。
帝令燕往视之,鸣若谥谥。
二女爱而争博之,覆以玉筐。
少选,发而视之,燕遗二卵,北飞,遂不反。
二女作歌一终曰:
‘燕燕往飞!
’实始作为北音。
”关于商氏族的始祖契为玄鸟所生的神话,《诗经·商颂·玄鸟》及《史记·殷本纪》都有大体相同的记述。
玄鸟即燕,是商族的图腾。
这句歌辞在如醉如狂的图腾崇拜中,正表现了商族先民对祖先的无限依恋和向往的深情。
这类歌谣对先秦诗歌的抒情表意及比兴手法的运用发展有着重要影响。
4、婚恋歌谣。
上古时代的最初婚恋不同于文明时代的含情脉脉,多表现出粗犷、野蛮的特点。
这在《周易》爻辞所保存的较古老的短歌中有所体现。
如《屯·六二》:
“屯如,邅如;乘马,班如;匪寇,婚媾。
”这是写野蛮抢夺婚的诗,反映了上古确实存在过的抢夺婚习俗。
另外如《咸》卦卦爻辞,是记录一对夫妇新婚之夜生活的诗,洋溢着一片自然的生命热情和冲动。
到了氏族社会末期及私有制时代,作为两性之间稳定持久的爱情应时而生。
上古婚恋歌谣中对此也有所反映,最有名的是被誉为我国文学史上最古老情歌的《候人歌》。
它只有“候人兮猗”四字。
传说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女为妻。
接着他省视南方,女久盼未归,便唱出了这支歌。
诗的前两个字是实词,后面两个字是感叹词,强烈表现出涂山氏女悠远缠绵的思念和焦灼急切的心情,表达明朗、真挚,没有丝毫的矫饰。
与《候人歌》不同,上古歌谣也有表现婉转含蓄、微妙情趣的情歌,如《周易·归妹·上六》:
“女承筐,无实;士刲羊,无血。
”这首诗虽仅十字,但它却是一首美丽的牧场情歌。
小伙子拿着刀杀羊,却不见血;姑娘承筐而装,篮子却是空的。
时人唱出这支戏谑性的短歌,来打趣两人因情有所钟而心不在焉的情景。
短诗没有言语表白和信物暗示,但把两人无言相契的爱情表现得含蓄有致,生动有趣。
5、战争歌谣。
战争是上古社会各部族生存和扩大领土的第一手段,其时的歌谣也记录了当时战争的各种情况。
如《周易·中孚·六二》:
“得敌。
或鼓,或罢,或泣,或歌。
”诗是写战争结束胜利归来情景的。
有的仍擂鼓示勇,有的在坐卧休息,有的因失去亲人而伤痛哭泣,有的在引吭高歌。
短短十字,音节顿挫地写出了一个动人的场面。
再如《周易·同人》爻辞经整理后为:
“同人于门,同人于宗。
伏戎于莽,升其高陵,三岁不兴。
乘其墉,弗克敌。
同人先号咷而后笑。
同人于郊。
”此诗记录了一次完整的战斗过程。
战前兴兵,拜祭宗庙;战斗中,先伏后攻,先失利而后得胜;凯旋归来后在郊外庆祝胜利。
由这些绘声绘色的描摹中,令人仿佛听到了古老的杀伐声,看到了上古战争的礼仪、部族成员奋勇作战的身影及失败的悲哀和胜利的欢欣。
二、上古歌谣的艺术特征上古歌谣在艺术上的突出特征之一,是它的集体性、综合性的艺术形式。
上古歌谣绝大部分是与上古音乐、舞蹈在劳动中三位一体同时出现的。
《吕氏春秋·古乐》记载了葛天氏之民的乐舞情形:
“昔葛天氏之乐,三人持牛尾,投足以歌八阕。
”“三人”说明是集体演唱,“牛尾”是以猎物为道具,“投足”是小步为节拍的舞姿,“八阕”是八支原始歌曲名。
八阕的唱辞已亡,但从曲名看,与原始宗教、图腾崇拜和生产劳动有关。
多人挥牛尾投足而歌的情形,形象说明了上古歌谣多具综合性艺术形式。
上古歌谣第二个突出的艺术特点,是它再现生活的直接性。
上古歌谣源于生活,又直接表现生活。
它对生活的再现是直接的,即兴的,生活是什么就是什么,纯任自然,坦白直率。
这与《诗经》选择典型的生活现象和富于特征的细节展现现实和抒发情感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虽有所不同,但它明显是《诗经》现实主义精神的源头。
语言简朴、节奏流畅是上古歌谣第三个显著的艺术特点。
我国上古歌谣语言都极为简朴,大都是二言、三言或四言,复杂一点的句子很少见。
这首先是因为当时生产、艺术落后,劳动动作简单,劳动节奏短促、鲜明、整齐,因而与之相伴的诗歌也就自然简短。
其次与先民的思想能力和语言水平较低有关。
简单的思维表现为简单的语言,发为诗歌,自然也简短质朴。
再次是当时艺术表现手法不成熟,单一的叙述手法,没有雕琢,没有夸饰,质朴无华。
上古时歌谣虽然简朴,但并不平淡寡味,我们读上文所举的短歌,总感到它们的语言极为精练生动,节奏韵律畅快流动,朗朗爽口。
以赋为主的表现手法,是上古歌谣的第四个显著艺术特点。
汉代文人曾把《诗经》的艺术表现手法概括为“赋、比、兴”三种。
三种之中,上古歌谣最常用的是赋的艺术表现手法,“比兴”极其少见。
这是因为“比兴”的形成有一个历史和艺术的长期积累过程,而赋是一种即兴式的直接铺陈事物的艺术方法,不需要这个过程,因而它成为我国上古歌谣的基本表现手法。
如《弹歌》用赋法叙述整个过程,《候人歌》直陈涂山氏女候禹不归的焦灼、惆怅之情。
不过,在上古歌谣中的直陈中也包含着描写成分,随着直陈中描写成分的增加,有些客观描写便积演成“有意味的形式”,从而具有了艺术意象的“比兴”意义。
如《周易·明夷·初九》以“明夷于飞,垂其翼”起兴,来比喻君子在旅途多日无食,这已和《诗经》里的比兴基本相同。
可见,上古歌谣的“赋”的手法,也是后世诗歌创作中比兴等艺术手法的基础与源头。
第二节神话神话是上古先民通过幻想以一种不自觉的艺术方式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生活所作的形象描述和解释,用虚幻的想象表现了先民们征服自然、战胜自然的强烈愿望和乐观主义、英雄主义精神,是人类早期不自觉的积极浪漫主义艺术创作。
它的产生,首先与远古时代生产力和认识水平低下有关。
先民们对各种自然现象、世界和社会文化生活的起源及变化,无法作出科学的解释,只能借助想象和幻想把自然力和客观世界拟人化。
其次,与上古先民解释自然、抗争自然和提高自身能力的强烈渴望有关。
这种渴望,促使先民们对自然和社会的种种现象及问题进行思考,并力图对它们作出自己的解释与描述。
再次,与先民们的原始宇宙观和原始思维有关。
原始先民相信万物有灵,相信有超自然的主宰,相信灵魂和神灵的存在,他们崇拜图腾、信仰巫术、崇拜自然崇拜、祖先,与此相联系,原始思维也以万物有灵为核心内容,以人与自然互渗为原则,以直观感性、充满情感和富于想象力为特点。
因而在神话中,一切自然现象和某些社会存在都被看成是有生命的,赋予以人的特点和超自然的能力。
一、神话的保存、分类和基本内容我国神话具有多族多源的特点。
一般所说的神话主要指唐宋以前汉族经籍所记载的古代神话。
这些典籍主要有《诗经》、《庄子》、《韩非子》、《山海经》、《楚辞》、《吕氏春秋》、《淮南子》、《风俗通义》、《三五历记》、《列子》等。
其中,以《山海经》、《楚辞》和《淮南子》保存的神话较多,尤以《山海经》最多,而且接近上古神话的原貌。
我国神话原本应是很丰富的,可惜由于我国文字繁难,记录不便;由于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崇尚实用,罢黜玄想,不语怪力乱神和远古的荒唐之说;由于神话演变过程中的历史化、文学化和宗教化等因素,没有得到完整系统的记录和保存,只剩下零碎的很少一部分。
我国现存神话,按表现内容可分以下几类:
1、开辟神话。
这类神话是探索天地创始、万物生成和人类起源奥秘的,最有代表性的是盘古、女娲神话。
盘古是南方神话的开辟神,女娲则是北方神话的开辟神。
盘古神话起源甚古,但记录较晚,现知最先记录此神话的是三国人徐整,他在《三五历记》中记载了盘古开辟天地和化生万物的神话。
这则神话表现了南方上古先民对天地开辟的认识,其天地创生前混沌宇宙观,是原始思维混沌性、象征性、神秘性和重直觉、感悟性的体现,对我国后世的浑天说有着直接影响。
女娲神话也是我国最古老的创世神话之一。
最早记载它的是《淮南子·览冥训》。
女娲挽救了一个即将毁灭的世界,是宇宙和人类的再造神。
不仅如此,她还是人类的始祖,《风俗通义》载有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表现了北方先民对人类物质起源的朴素认识,至于其中富贵贫贱的观念,则是阶级社会等级分化后的产物,是后起的。
女娲因造人有功,所以后世被尊为高禖神,专主人间男女婚姻。
这一神话,将人与万物同源合体,共生交感,彼此相融,物我不分,朴素地认识到了世界的物质性。
女娲形象,又反映了母系氏族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及影响,也显示了人类敢于与天地奋斗的伟大气魄和创造世界的伟大力量,表达了先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追求。
2、自然神话。
在我国上古神话中,自然神话是最先产生的一类神话,多以风、雷、鸟、兽、草、木为描述对象,反映了先民敬畏和征服自然的心态。
这些神话在流传中被先民予以充分的人格化,如“雷神”、“海神”、“水伯”等。
其中,最有名的是精卫填海和夸父逐日。
前者见《山海经·北山经》,它是讲溺死东海的炎帝之女“女娃”变成的“精卫”,为了征服海洋对人们生存所构成的威胁,以其娇小之躯要衔西山木石填平大海,充分表现了远古人民英勇顽强地与大自然作斗争的决心。
后者见于《山海经·海外北经》,它是讲动物神夸父“与日逐走”、“道渴而死”、杖化邓林的故事的,形象表现了夸父无私无畏的悲壮精神和初民企图认识、征服太阳的强烈愿望。
3、英雄神话。
英雄神话表现了先民主体意识的初步觉醒,它们朦胧意识到了人是世界的中心、宇宙的主人。
其主角是半人半神或受神力支持的“英雄”。
这类神话数量较多,较有名的如《鲧禹治水》和《后羿射日》。
前者是以上古先民与洪水搏斗的现实为基础创作的。
鲧在洪水滔天时,挺身而出,救民于洪水之中,因“不待帝命”窃息壤以堵塞洪水,而被杀于羽郊,但他壮志未酬,死不瞑目,又破腹生禹,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禹总结经验,以疏导的方式治水,在黄龙、玄龟等帮助下,经过13年栉风沐雨的艰苦奋战,终获成功。
它歌颂了治水英雄鲧禹父子,反映了先民征服自然的伟大胸怀,及对自然规律的新认识,表现了他们的勤劳、勇敢与智慧。
后者是人类征服旱灾的颂歌。
具有神性的羿是位射箭能手,在虫兽和十日严重侵害人类生活时,他奉命而出,连除七害,战胜了旱灾,充分显示了先民与自然斗争的信心和力量。
神话中的“十日并出”,实既“假日”或“幻日”现象;“弓箭”,是新石器时代的一项重要发明,对先民战胜自然的威胁起了很大作用。
先民通过神话塑造了善射之羿的形象,将征服自然的愿望在幻想中得到实现。
4、传奇神话。
这类神话主要是关于异域奇国、怪人神物的神话,反映了初民企图突破自然条件的限制,改造自身生活环境的愿望和理想,形象奇特,富于奇趣,具有超现实性、超自然性。
此类神话,数量较多,涉及面广,较多载于《山海经》中,如《大荒南经》中“人面、鸟喙、有翼,食海中鱼,杖翼而行”的“驩头”,《海外西经》中“一臂三目”、“能为飞车”的“奇肱民”,《海外北经》中的吐丝女,《海外南经》中的羽民国、长臂国、厌火国等。
二、上古神话的基本特色我国上古神话有着自己鲜明的思想和艺术特色。
在思想内容方面,其特色主要表现在:
第一,具有较强的现实性。
我国上古神话是原始先民现实生活的反映,从中随处可见当时先民为生存而从事劳动创造的情况。
神话中的著名英雄和大神,大都是杰出的劳动者和创造者,如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后稷教民稼穑等皆属此类。
从神话中,还随处可以看到先民同大自然斗争的具体情形,如鲧、禹、后羿等英雄面对自然灾害的侵袭威胁,他们与之顽强搏斗,并取得了重大胜利。
神话里,还可以看到当时社会斗争的真实面貌,如黄帝与蚩尤之战,反映了部族间的斗争;刑天与帝争神,反映了部族内部的冲突。
第二,将人神化,重视人的力量和人的社会性,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及民族性格。
我国上古神话,无论是对世界的形成、人类的起源的“真”的探索,对勤劳、勇敢、正义、善良的善的礼赞,还是对崇高、粗犷、神奇、悲壮的美的歌颂,都是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先民重视人类自身的思想、情感和性格,表现了他们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和对理想的热烈的憧憬,表现了他们立足现实人生、自强不息、坚韧顽强的斗争精神和奋发昂扬的乐观精神。
鲧被杀了,还破腹生禹,继承其未竟的治水大业;夸父死后,手杖竟化作邓林,继续造福苍生;女娃淹死在东海,冤魂却变作一只精卫鸟,誓志填海。
这诸多死而不已、奋斗不息的神话形象,正是中华民族精神和民族性格的化身。
在艺术方面,首先表现出了为人生、以人的生存为中心的原始艺术精神,展示了我们民族未来的艺术思维特征,对后世的艺术审美与创作发生了重大作用。
其次,对现实生活的描绘和表现,并不直接、具体,而是通过其幼稚幻想加工过的变态现实。
他们一方面把自然力加以神话,一方面又敢于同它进行斗争。
在原始生产生活的斗争实践中,他们积累了丰富经验,创造了无数神话中的英雄形象,逐渐形成了追求真理、富于理想、意志坚强、积极进取、乐观豪迈的民族性格。
在此基础上,形成了神话的积极浪漫主义精神。
再次,成功运用了后世所说的幻想、想象和夸张、拟人等浪漫主义手法。
先民们在万物有灵的思维基础上,常常把事物拟人化,并对对象进行奇特的想象和夸张描述。
对于害人的怪物,他们总是将其描写得异常凶恶,如人形而牙长五、六尺的凿齿,牛形、赤身、人面、马足的猰貐;而对于人类有功的神或神性英雄,则将其神力予以大胆夸张,如女娲、后羿、禹、黄帝等都被描写得气魄宏大、威力无边。
其他如共工怒触不周山(《淮南子·天文训》)、巨鳌戴山(《列子·汤问》)及《山海经》里种种殊方异物、奇人怪事的神话,都具有此艺术特点。
其四,体现了悲剧美与崇高美的统一。
我国一些主要的著名神话,其主人公大都是悲剧角色,具有浓烈的悲剧色彩。
但这些神话故事,又不是一悲到底,它们一方面写了自然力的强大和英雄的悲惨死亡,另一方面又写了先民控制自然的信心、力量及幻想中的最后胜利,以及为此所表现出的自我牺牲精神。
比如鲧禹治水、精卫填海、夸父逐日等故事,都不同程度地体现了先民的悲剧命运和崇高情怀。
他们的牺牲是悲剧,但他们牺牲是出于崇高的目的,这就使故事悲而不哀,悲而能壮,引起人们对牺牲者的崇敬,同时展示出光明和希望。
因而,这类神话既富于悲剧情怀,又充满乐观向上的精神。
我国古代神话不仅对研究古代社会婚姻、家庭制度、原始宗教、风俗习惯等具有重要价值,同时它也是我国文学艺术的土壤和武库,其积极为人生的艺术精神、丰富多样的题材、积极浪漫主义因素、悲剧美与崇高美的特点对我国后世文学有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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