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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的变化
城市居民收入及消费水平的变化
一中国城市居民收入水平变动特征
从1978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改革已经进行了33年。
在这一过程当中,国民经济保持了快速增长,居民的收入水平显著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消费能力大大增强,这30多年的发展成就了中国的经济奇迹。
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中国城市居民的生活也经历了一系列的改变,多年的高速经济增长使得居民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但同时社会变革也给老百姓带来了诸如住房、医疗以及教育等压力。
在中国“十二五”规划中,已明确提出关于居民收入的政策导向:
加快城乡居民收入增长。
健全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调节体系,合理调整国家、企业、个人分配关系,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明显增加低收入者收入,持续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努力扭转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收入及消费的变化,具有以下几个特征。
1.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给城镇居民带来持续的收入增加,但居民收入占国民经济的比率逐步下降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民经济总量实现了持续、快速、稳定增长。
从1978年至2011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都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国内生产总值是衡量综合国力的重要指标,它的持续提高说明中国的综合国力正在不断增强。
“十一五”期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11.2%,到2010年达到39.8万亿元(折算为58793亿美元),已超过日本同年54742亿美元的GDP数值,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
[1]
经济增长带来了居民收入的持续增加,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富裕程度显著提高。
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978年的343元提高到2009年的17175元,扣除价格因素,是1978年的5.59倍,年均增长8.54%。
在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增长10.7%,转移性收入增长12.8%,经营净收入增长12.1%,财产性收入增长20.5%,由此可以看出财产性收入在城镇居民收入中所占比重迅速提升。
经济增长为居民收入增加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必要条件,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经济总量扩大有利于国家更有效地协调资源配置,保证国民经济在部门、城乡和区域间的协调发展,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第二,经济增长为国家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体系健全提供了物质基础,转移支付和社会保障体系是国家收入再分配的有效手段,有利于维护社会的公平分配;第三,经济增长使国家有能力办好教育,促进劳动者素质的提高,而劳动者教育水平的提高又会进一步增加居民收入。
虽然近年来居民收入持续增加,但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中居民收入却呈现下降的趋势。
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即宏观收入分配结构,是指国民收入在居民、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分配,表1显示了改革开放以来这一分配结果的变化情况。
总体而言,2000年以前居民可支配收入与GDP之比除了1989~1991年略有下降外,基本上呈现稳定增长态势;但2000年后开始快速下降,到2008年这一比率已下降到0.572,为30年来的最低值。
企业可支配收入与GDP之比在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下降到0.20以下,并稳定在0.15左右,从2004年起这一比率又有所回升,目前在0.20左右徘徊。
而政府可支配收入与GDP之比在总体上呈现逐渐上升趋势,在进入21世纪后就保持在0.20以上。
表1中国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变化
2.城镇居民收入结构发生显著变化,城镇内部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
自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居民收入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见表2)。
其中,工薪占总收入的份额呈现了先上升再逐步下降的趋势。
从1995年开始,工资收入所占份额就逐步下降,2009年仅为65.66%。
下降的主要原因应归结于城镇就业总量的减少,一些国有和集体企业不再通过解决就业来保障职工的收入,城镇居民由于下岗而使得工资收入直线下降。
私营、外资和个体企业吸纳就业能力的增强解决了部分城镇居民就业,但其就业增长速度仍不足以抵消国有企业、集体企业裁员所产生的就业下降的效应。
表2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结构
经营性收入绝对数额较小,但增长最为迅猛,从1990年的22.5元/人增加到2009年的1528.68元/人,所占份额也从1.48%提高到8.1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后城镇居民通过自主经营创业的方式来提高收入、改善生活。
而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基本没有大的变化,都保持较为平稳的水平。
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内部收入差距也明显扩大。
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程度一般以基尼系数来衡量。
1981年,城镇居民基尼系数仅为0.15,1988年为0.23,到1997年已超过0.30,自2005年开始中国城镇居民基尼系数已超过0.40的国际警戒值。
根据国家统计局调查资料显示,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10%的最低收入户年收入为5950.68元,10%的最高收入户年收入为51349.47元,最高收入层是最低收入层的8.6倍。
可以认为,目前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已达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峰值。
城镇居民家庭间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虽然是由市场决定的,市场化过程中由于各类劳动、服务的需求和供给弹性的不同而导致家庭就业者间收入上的差异,但是更重要的是非工资收入,从社会阶层看,部分个体工商户、私营企业主、国有企业的承包者和经营者、外资企业的中方高级雇员、歌星影星、新办公司的负责人等收入过高。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扩大,而地区间居民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从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发展态势,社会财富增长迅速,但财富分配结构不合理,没有实现经济发展成果的均衡共享。
1997~2007年,中国GDP年均增长率10.2%,而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增速仅分别为8%和6.2%,居民收入增速远远低于政府收入增速[2]。
同时,中国城镇居民内部分配结构也出现失衡,用以表示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由改革开放初期的0.3上升到2008年的0.49,处于联合国规定的收入差距较大的范围内。
[3]
从表3可以看出,中国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呈现缩小的趋势,1985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比率仅为1.86;从80年代中期开始至1994年为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则呈扩大的趋势;而1994~2000年,这个差距又在逐步减小,2000年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79;从2001年以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快速拉大,2009年已达到3.33,为30多年来的最高值。
可以认为,中国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呈现扩大的趋势。
表31978~2009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变化
近年来,中国东、中、西部地区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有缩小的趋势。
根据表4中数据显示,从1998年开始至2000年,中国地区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逐步拉大,东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速要超过中西部地区将近1个百分点;2000~2008年,这个情况发生了转变,中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已超过东部地区,而西部地区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的增长率也基本与东部持平。
导致地区间城镇居民收入差距趋势发生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2000年以后实施的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对促进中西部地区城镇居民收入增长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表41988~2008年三大区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及增长率
4.中国经济结构在不断转型升级,城市居民消费结构也在发生转变
自1978年以来,中国城市经济结构就不断发生着转型升级。
纵观这30多年的发展,基本可以分为以下四个主要阶段。
第一阶段:
以普通日用品产业生产和消费为领先增长的时期(1978~1981年)。
随着农业的发展和人民收入水平的显著提高,长期匮乏的普通生活日用品爆发了强大的需求,进而使得普通日用品产业成为推动国民经济增长的部门。
在这一时期,自行车、缝纫机、手表等产业部门发展迅猛,其产量年增长速度达到18.72%、19.51%、24.12%,远高于同期3.87%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速。
第二阶段:
以家用电器、食品和纺织等轻工业生产和消费为领先增长的时期(1982~1990年)。
当自行车、缝纫机和手表在老百姓中的普及率越来越高的时候,彩电、电冰箱和洗衣机又成为了人们普遍追求的新“三大件”,这也使得家用电器产业成为这一时期国民经济的领先部门。
据统计,彩电、电冰箱、电风扇和空调在1982~1990年间的平均增长速度为59.79%、63.45%、20.91%和37.17%,比同期中国GDP9.74%的增速高出数倍。
同期,食品和纺织等与居民生活高度相关的行业发展也非常快速,这些产业的发展充分满足了当时中国居民在衣食方面的需求增长。
第三阶段:
以家用电器、汽车产业以及通信设备生产和消费为领先增长的时期(1991~1999年)。
在这一时期,城市居民纷纷淘汰第一代家用电器而购买技术性能更好的家用电器,同时家用电器也随着农民收入增长而进入广泛的农村市场,使得家用电器产业进入了新一轮的高速增长期。
据统计,空调在整个家用电器产业中保持较高的发展增速,其产量在这一轮经济周期中平均达到了56.27%的增速,其中1991~1993年的增长速度分别达到161.86%、150.27%和119.21%。
在这一阶段,随着中国公路建设的加快和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家用汽车也开始进入一些富裕家庭。
汽车产业能带动钢铁、机械、电子、石化、交通等50多个相关产业的发展,使得汽车产业无可争议地成为促进国民经济发展的新兴产业。
在1991~1993年间,中国汽车产业产量增长分别达到38.95%、49.36%和21.73%,远超过同期中国GDP增速。
在此期间,手机、寻呼机等通信设备也开始在中国大规模普及使用,
第四阶段:
以汽车、房地产和信息产业生产和消费为领先增长的时期(2000~2009年)。
随着中国居民收入和财富的积累增加,家用汽车的需求群体呈现扩大的趋势,逐步由少数富裕家庭转向普通中产阶层,使得汽车产业从新兴产业转变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产业。
而由于集成电路、移动通信和个人计算机产业的快速发展,信息产业逐渐成长为中国国民经济的战略性、基础性和先导性支柱产业。
据统计,2000~2007年中国集成电路和个人计算机产量的年均增长率分别为33.22%和58.26%。
除了汽车和信息产业,房地产业在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以后就呈现了高速发展的态势;特别是2003年以后,在住房需求与银行信贷相结合的助推下房地产行业出现了“井喷式”的迅猛发展。
据统计,2000~2007年房地产业增加值年均增速为15.74%,其增加值占全国GDP的比重接近5%。
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结构不断升级变迁,随之带来的是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在本文中,我们采用年均结构变动度指标对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进行动态分析。
年均结构变动度指标的计算公式为:
R=(∑C1i-C2i)/n
其中C1i、C2i分别代表初期和报告期城镇居民i类消费支出占总消费支出的比重,n为考察期的年数。
利用表5中的数据,我们可以得到1985~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表。
表51985~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构成
从表6中可以看出,自改革开放后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每个阶段居民的消费意愿都不尽相同。
(1)1985~1990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为7.27个百分点,年均结构变动度仅为1.21个百分点,可以认为这段时间内中国居民消费结构变动不大,而其中食品、衣着和交通通信变化较大,食品成为城镇居民消费的主要部分,特别在1990年达到峰值,占到总消费的54.25%。
(2)1990~1995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提高到10.66个百分点,年均结构变动度为1.78个百分点。
随着国家大力投资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以及住房、医疗行业改革的启动,中国城镇居民的交通通信、居住、医疗保健类消费支出所占比重明显上升,成为促进消费结构变动的新因素。
表6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度
(3)1995~2000年,住房、医疗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教育体制改革开始启动等,使得居住、医疗保健、文教娱乐及交通通信这4项消费结构变动值达到了12.73个百分点,相应的食品和衣着的消费比重明显下降。
经过此阶段,中国城镇居民已经从以满足吃、穿为主的生存型消费阶段逐步向发展型和享受型消费阶段转变。
在这期间,城镇居民对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的消费支出稳步增加,大型家电消费处于更新换代的时期,城镇居民掀起了新一轮的家电购买热潮,中低档消费品对城镇居民已达到饱和状态。
(4)2000~2005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动值为11.51个百分点,年均结构变动度为1.92个百分点。
在这一时期,居民交通通信类的消费结构变动值从前一周期的3.11个百分点上升到4.01个百分点,出现了较大幅度的增长。
交通通信类消费需求猛增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国家加大交通通信设施的供给,使得基础设施短缺瓶颈得以缓解;同时随着居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及电子通信、家用汽车价格的下调,城镇居民也有能力购买移动电话和家用汽车等高档消费品。
(5)2005~2009年,中国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变动趋势趋于平缓,这期间消费结构变动值仅为5.46个百分点,年均结构变动度为1.09个百分点。
从分类消费比重的变化来看,交通通信、医疗保健、住房和教育文化在消费结构升级中的影响越来越大,预计未来这些消费领域的份额将会继续扩大。
二中国城市居民消费水平及发展趋势
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消费尤其是居民消费成为经济发展中的最大“短板”。
中国居民消费率不仅低于发达国家,也低于一些发展中国家。
2008年中国居民消费率仅为35.3%,而同期美国为70.1%,印度为54.7%。
扩大居民消费、破除经济增长中的消费短板,不仅是当前彻底走出危机、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的应急之策,而且是转变发展模式的长远之计。
当前中国已实现经济形势总体回升向好,但经济复苏主要靠政府投资和政策推动,民间投资和消费等内生动力和活力仍然不足。
2009年前三季度,投资对GDP增长的贡献达到95%,而消费的贡献只有52%。
因此,当前亟须扩大居民消费,增强经济增长内生动力,实现经济发展模式从外需依赖转向内需驱动。
城镇居民消费率偏低、消费增长相对缓慢是中国经济运行中主要的结构性矛盾,而消费长期不足的后果是导致国民经济失衡、失稳和经济增长质量下降。
同时,中国消费率下滑也造成了许多民生问题,诸如医疗、教育、住房、收入分配以及社会管理方面的问题都与居民消费需求下滑有着密切的关系。
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促进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已成为当前政府经济工作中的关键环节。
在中国“十二五”规划中,明确提出建立扩大消费需求的长效机制。
把扩大消费需求作为扩大内需的战略重点,通过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实施就业优先战略、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和营造良好的消费环境等,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居民消费预期,促进消费结构升级,进一步释放城乡居民消费潜力,逐步使中国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位居世界前列。
所以对当前中国消费状况以及扩大消费需求进行深入剖析,并据此提出引导居民消费的有效政策,对于“十二五”期间中国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1.中国城镇消费率水平及其变化趋势
消费率又称最终消费率,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在一定时期内所生产的最终产品用于消费的比重,是衡量国民经济中消费水平的重要指标。
通常其计算公式为:
消费率=最终消费支出/GDP×100%,其中,最终消费支出包括居民消费支出和政府消费支出,而居民消费支出又包括城镇居民消费支出和农村居民消费支出。
因而,城镇居民消费率可以表示为:
城镇居民消费率=城镇居民消费支出/GDP×100%。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可计算出1990~2009年间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水平。
从表7中可以看出,从2000年开始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就一直处于下降趋势,2008年达到47.4%的最低值,而2009年略有回升,达到48%。
表7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变化情况
与世界各国相比,目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也处于较低的位置。
世界各国尽管在经济发展环境、经济总量、经济结构及发展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但各国在消费总量、消费结构及消费率上显示出共同的特征,即最终消费率同步或略高于GDP的增长,呈现稳中趋高的趋势。
将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与世界各国消费率比较可以发现,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处于较低水平,并且明显偏离了世界最终消费率的一般变动趋势,具体表现为: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近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70%~80%)10多个百分点(见表8);城镇居民消费率增长率低于GDP的增速,与世界其他国家有明显的差异。
中国与世界最终消费率的走势不同表明,中国偏离了世界经济发展的一般趋势,与世界最终消费率水平的差距在不断扩大。
表8世界不同类型国家的消费率
2.当前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水平的主要因素
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率偏低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从短期来看,政府虽然对其中某些因素(如历史文化因素、人口结构因素等)难以施加十分有效的影响,但仍然应该且能够在其他许多方面发挥积极的作用。
所以分析影响中国城镇消费率水平的主要因素,是找到提高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路径的基础。
(1)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影响居民消费的根本原因
根据凯恩斯的收入理论,收入是影响居民消费水平的主要因素,目前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是影响中国城镇居民消费的根本原因。
根据国家统计局网站资料显示,中国最低收入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1.4%,而最高收入10%的富裕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的45%,另外80%的家庭占有财产总额的53.6%。
居民家庭收入和财富水平差距扩大进一步导致有效需求的不足,根据对近年中国居民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的调查,发现消费倾向呈现下降趋势,并且存在较明显的群体差异。
表9中的数据显示,最低10%的收入组的消费倾向接近于1,这部分人群会把收入基本完全消费掉,表明消费意愿强烈;中间20%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有较大的波动,表明这部分人群具有明显的消费过度敏感性,居民消费与预期收入有较强的相关性;最高10%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则表现出逐步降低的态势,表明高收入群体其消费欲望相对不足。
所以,目前“无钱不能花,有钱不敢花,有钱不想花”的收入结构失衡现象导致了中国居民家庭消费需求不足。
表92005~2008年中国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
(2)社会保障措施缺位对居民消费的挤出效应
1998年开始,中国对社会保险、医疗、住房、教育等领域进行改革,目的在于改变计划经济时代缺乏效率的“国家负责、单位包办、板块分割、封闭运行”的国家—单位保障体制,建立独立于企事业单位之外的社会保障体系。
但由于中国政府公共服务支出总体不足,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面不广、保障水平不高、城乡及地域差距较大,迫使居民用自身的收入来支付快速增长的教育、医疗、社保等支出,不仅抑制了居民的其他消费增长,而且强化了居民的预防性储蓄动机,降低了居民即期消费倾向。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数据显示,2007年中国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三项公共服务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合计只有29.2%,与人均GDP3000美元以下国家和人均GDP3000~6000美元国家相比,分别低13.5个和24.8个百分点。
与其他消费不同,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除了满足消费者当前需要,还可以提高人们的知识和技能存量以及保持身心健康,以便将来获得更多的收益。
同时教育、医疗等方面的支出还有两个重要特性,一是容易产生流动性约束,二是其本身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
正是由于这两个特性,当居民排除在社会保障以外或保障力度不够时,消费者特别是中低收入家庭往往会节衣缩食,将收入中更大的比例用于储蓄,以应对将来的不确定性。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居民各项生活消费支中,主要消费项目分别为食品、衣着、家庭设备用品及服务、娱乐教育文化服务、住房等。
从消费结构看,1993年开始,娱乐教育文化支出超过家庭设备成为第三大居民消费支出项目,1995年以后,住房成为第四大居民消费支出项目;而从增长速度来看,1990~2008年,居民医疗保健支出在所有消费支出项目中增长最快。
(3)政府收入支出的合理性问题
近些年来在政府支出的结构方面,国家对医疗卫生、文化教育和社会保障等民生投资的重视程度不够,义务教育制度、公共医疗卫生体系以及保障性住房制度还远未完善,这就造成了中国人民普遍面临的“三座大山”问题——教育、医疗、住房。
在2009年中国推出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支出结构中,调整后的教育、卫生、文化等社会事业和保障性住房建设项目为5500亿元,仅占总投资的13.75%,政府为了在短期内取得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效果,把大部分的支出都集中于基础设施建设等建设工程上。
除了投资方面,政府行政管理费用每年增加相当明显,1978年中国政府行政管理费为52.90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4.7%;到2006年,行政管理费猛增至7571.05亿元,占当年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为18.7%。
[4]如此庞大的政府管理开支与社会公共服务资金的缺失,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4)经济转型带来不确定性对居民消费的影响
20世纪90年代以后,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不断向纵深推进,各项改革的力度进一步加大。
经济转型不仅增加了居民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同时也增加了居民未来支出的不确定性,使得居民必须在储蓄与消费之间重新进行权衡和选择。
目前,中国的住房、医疗、养老等社会福利体制改革在不断深入,各项改革的方法和进程虽然有所不同,但基本的趋势是一致的,那就是由原先国家或集体负担的费用逐步转为个人负担或个人、集体与国家共同负担。
面对这样的社会保障体系,城镇居民对于自己未来生活的不确定感增加,倾向于增加储蓄以应付未来的不确定性支付,即进行一种自我保障型的积累。
三提高城市居民收入与消费水平的政策建议
目前中国扩大内需政策存在着政策的模糊地带,因为扩大内需既可以是扩大投资需求,也可以是扩大消费需求,从根本上而言,中国目前需要明确扩大消费需求而不是投资内需,尽管投资内需很容易被地方政府通过基础设施建设得以实现。
提高中国城镇居民收入和消费水平,应该从以下几点入手。
1.优化城镇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加强收入分配调整力度,确立均衡共享模式
要调整分配结构,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确立均衡共享模式。
收入是消费的主要决定因素。
当前,要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居民消费能力,特别是提高低收入者的消费能力。
要通过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标准,调节居民收入差距,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促进居民分配合理化。
同时应开征遗产税和财产转移税,将富人的遗产和财产的一部分转为国家所有,用于社会需要,有利于调节社会财富的分配,缓解目前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矛盾。
鼓励和发展慈善公益事业,推进第三次分配。
要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拓宽居民投资渠道,推进国企利润的全民共享,创造条件提高居民财产性收入。
在增加城镇居民收入的大环境下,特别需要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
第一,就业是收入的基本来源和保证。
要努力提高劳动力的职业适应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流动能力,采取各种促进就业和再就业的政策措施,促使更多的城镇居民就业和再就业。
第二,建立健全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工资调节制度、最低工资制度和最低工资标准调整机制,逐步提高城镇中低收入者的工资待遇。
同时,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费和离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努力增加城镇中低收入者的收入应该成为扩大城镇居民消费的重点。
2.构建中国促进消费的政策体系
扩大消费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府的产业政策、就业政策、收入政策、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
也就是说,单项推进的消费政策的功力是有限的。
只有推行广义的消费政策、构建有效的宏观经济政策组合,才有可能收到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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