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系国学概论复习考试题目.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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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国学概论复习考试题目
中文系国学概论复习考试题目
《尚书》经文的真伪:
《尚书》经文的真伪问题,学术界多以秦始皇焚书为界。
凡形成于先秦的文献典籍皆认为“真”;秦火之后,后人编造而冒称《尚书》经文者为“伪”。
始皇焚书,《尚书》遭焚禁最严,亡数十篇。
《汉书*艺文志》:
“《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迄于秦凡百篇。
……秦燔书禁学,济南伏生独壁藏之。
汉兴,亡失,求得二十九篇。
”解说《尚书》经文的《传》,也有后人所撰而冒称前贤所撰的现象;因其所冒者为西汉武帝时的孔安国,故被称为“伪孔《传》”。
《尚书》真伪问题:
东晋元帝时豫章内史梅献了一部《古文尚书》,58篇(内有《今文尚书》33篇),并有伪造的孔安国《尚书传》,此即后来所说的《伪古文尚书》及《伪孔传》,其中包括《今文尚书》28篇,但梅把它分成了33篇,分《尧典》下半为《舜典》,《皋陶谟》下半为《益谡》,《顾命》下半为《康王之诰》。
梅氏又从《书序》中选了18个篇题,从当时存有的一些古籍中搜集文句缀成22篇,另新撰《泰誓》3篇,这就是《伪古文尚书》25篇。
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汇集各家成果,列出128条证据,指出《古文尚书》当为伪书。
《尚书》今古文问题:
经书的今古文之争起于《尚书》。
秦灭后,秦博士伏生取出曾藏于屋壁夹缝中的《尚书》竹简,但多已断烂,经过整理,得出28篇,再加上当时人所献《泰誓》(有人说是伪书),共29篇。
因为这29篇是用汉代当时通行的文字隶书写的,故称之为《今文尚书》。
《古文尚书》,指汉代人发现的用先秦古文字书写的《尚书》。
班固说:
“《古文尚书》者,出孔子壁中。
武帝末,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而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皆古字也。
……孔安国者,孔子后也,悉得其书,以考二十九篇,得多十六篇。
”刘歆当时请以此立于学官,但遭到今文家的反对,从此引起了今古文之争。
孔氏壁中《古文尚书》亡佚于魏晋之际。
三家诗:
西汉时期,保存研究《诗经》的主要有四家,即鲁人申培所传的“鲁诗”,齐人辕固所传的“齐诗”,燕人韩婴所传的“韩诗”,鲁人毛亨与赵人毛苌共传的“毛诗”。
其中,毛诗的传本经文原用先秦古文写成,属古文诗学。
而鲁、齐、韩同属今文诗学,传本经文都用汉代通行的隶书写成,合称“三家诗”。
东汉以后,三家诗先后亡佚,毛诗独存。
《尚书》的书名:
《尚书》是上古王朝夏、商、周等的历史文献汇编。
本称《书》。
所谓“书”,在上古专指史官的记载。
史官的职掌是记载君主的言论与重大事件。
史官的记录汇集成册,便称为《书》。
《尚书》之名起于西汉,汉孔安国说:
“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王充《论衡*正说》:
“《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
”如王充所说,其解有二:
一、尚指上古,由来久远;二、尚指帝王,高居在上。
《诗经》中的国风:
1.《毛诗序》说:
“风,风也,教也。
风以动之,教以化之。
”这一解释,大意是说,由于风能吹动万物,所以就用“风”来比喻风教、教化和讽刺、讽谏的作用。
2.朱熹《诗集传》:
“国者,诸侯所封之域;风者,民俗歌谣之诗也。
”这是说,国,指诸侯所管辖的区域;风,是民俗歌谣。
3.高亨《诗经今注》:
“所谓国风,就是各国的乐曲。
”
现在一般研究者认为,“风”即“声”,也就是地方乐歌或土风歌谣。
采诗说:
采诗之说,始于汉代。
《礼记*王制篇》说:
“天子五年一巡守(视察诸侯所守之地)。
岁二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
”《汉书*艺文志》说:
“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
”《汉书*食货志》说:
“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于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
”何休在《春秋公羊传*解诂》中提出了更为具体的说法,他说:
“男年六十,女年五十无子者,官衣食之。
使之民间求诗,乡移于邑,邑移于国,国以闻于天子。
故王者不出牖户尽知天下所苦,不下堂而知四方。
”班固与何休对采诗的说法虽有不同,但都肯定有采诗的事。
但是在先秦古籍中找不到有关采诗制度和采诗活动的记载。
采诗之说虽无明证,却是很有可能的。
因为统治者为了考察民情,了解施政的得失,以便于巩固政权,很需要通过采诗掌握民众的思想动态。
此外,通过采诗,还可丰富宫廷乐章,以满足庆典、祭祀和宴乐等对声乐的需求。
从这部诗歌总集编纂成书的客观情况来考虑,也可以说明它是经过采集整理而完成的。
《诗经》中的诗歌,其创作年代长达五六百年,包括的地区十分广阔,而其形式、用韵却基本一致。
这在古代交通不便,各地语言差异很大的情况下,如果不是通过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要完成这样一部体制完整、内容丰富的诗歌总集的编辑是根本不可能的。
删诗说:
《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课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汉书*艺文志》说:
“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
”对于这种说法,拥护者不少,反对者也大有人在。
清人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
“夫子返鲁在周敬王三十六年,鲁哀公十一年丁巳,时年已六十有九,若云删诗,当在此时,及何以前此言诗,皆曰“三百”,不闻有三千说耶?
此盖史迁误读正乐为删诗云耳。
”方玉润根据孔子言诗,只说“三百”而未说三千;只说为雅颂正乐,未说对诗有所增删的记载,否定司马迁关于孔子删诗之说。
另外,《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关于季札观乐的记载,可为否定删诗之说最有力的证明。
吴公子季札游鲁观周乐,让月工为他演唱《风》、《雅》、《颂》。
其分类、名目、先后次第和今本《诗经》基本相同,其时孔子还不满十岁,由此可以断定孔子以前《诗经》已有定型的本子,今本《诗经》根本不可能由孔子删定。
一般认为整理编辑《诗经》的是周王朝的乐官。
四始说:
始自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
”此四始是指《风》,《小雅》,《大雅》,《颂》四者的开始。
《毛诗序》也提到“四始”,认为《风》,《小雅》,《大雅》,《颂》四者为王道兴衰之所由始。
《周礼》:
《周礼》,初名《周官》、《周官经》,是古文经学最重要的典籍之一。
在儒家“十三经”中,它是唯一一部阐述儒家理想官制的典籍,对中国古代官制的置建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周礼》涉及范围广泛,举凡城乡建置、礼乐兵刑、天文历法、宫室车服、农商医卜、工艺制作等几乎无所不包,它是我们了解、认识和研究我国古代官制、政治史、文化史的一把钥匙。
《周礼》是一部以官吏制度体系与政治思想体系相结合的有机的理想政治典章。
在其官制体系里,汇集了周秦以来实存和虚拟的官名与职掌;在其思想体系里,融合了儒、法、阴阳等思想。
作者及成书年代:
以下几种意见:
1.《周礼》为周公手作,成书于西周。
这一说法影响最大。
刘歆就持此看法。
后郑玄大力倡导此说。
后来贾公彦、王安石、张载、朱熹等都倡此说。
2.《周礼》作于西周。
代表为当代学者蒙文通和日本学者林泰辅。
3.《周礼》作于春秋。
代表为当代学者刘起釪。
4.《周礼》作于周室东迁之后,战国之前。
代表为洪诚和金景芳。
金认为是由一位不知名姓但却熟悉周室典制又冀图振兴周室的人之手。
5.《周礼》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写定者可能是孔子及其弟子。
代表为谢祥皓、刘宗贤。
6.《周礼》成书于战国。
东汉何休首倡此说。
7.《周礼》成书于汉初,由专人完成。
这是今人彭林提出的观点。
8.《周礼》成书于西汉末年,系刘歆伪造之作。
宋人首倡此说,胡安国、胡宏父子是其代表人物。
《仪礼》:
书名:
《仪礼》有《礼》、《礼经》、《士礼》、《礼记》等名称。
《礼》是《仪礼》一书的原称,从战国世代的文献记载看,当时的人们都称《仪礼》为《礼》。
如《商君书*农战》云:
“《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
”这里的《礼》即指《仪礼》。
在汉代,《仪礼》一书有《礼经》、《士礼》、《礼记》三种不同称呼。
之所以被称为《礼经》,是因为汉武帝独尊儒术,为儒家设立“五经”博士,《仪礼》一书就在“五经”之列,故而被人称为“礼经”。
《仪礼》被称为《士礼》则可能因为书中所言多为士人应遵循的礼仪。
而《史记*孔子世家》云:
“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这里的《礼记》就是《仪礼》。
大约在魏晋之际,改名为《仪礼》,从此《仪礼》成为通称。
改名是为了与新立的经典《周礼》区别开来。
改称《仪礼》原因有二:
一是由于“十七篇”所言多是“礼节”与“仪式”;二是由于本书“十七篇”中,除了以“礼”名篇(如《士冠礼》、《士昏礼》)之外,还有以“仪”名篇者(如《大射仪》),故以“仪”、“礼”连文作为篇名。
《仪礼》是记录我国上古时代礼仪的一部重要典籍,与《周礼》、《礼记》一起合称“三礼”。
《仪礼》蕴含有丰富的文化宝藏,为我们今天了解中国上古社会的民俗民风、政治经济、宗教文化、伦理道德、语言状况等保存了珍贵的历史资料,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
《仪礼》的作者和撰作时代:
有四种说法:
其一,《仪礼》为周公所做。
古文学派认为《仪礼》是周公所作,成书年代在西周,东汉礼学大师郑玄、唐陆德明、孔颖达、清代礼学大师胡培翚等都持此说。
其二,《仪礼》为孔子编著。
金文学家坚持《仪礼》的便主权应归于孔子,成书年代在春秋。
这一说法首出汉儒,司马迁的说法影响很大。
其三,《仪礼》为孔子之后的儒者所作。
由疑古学者提出。
南宋学者郑樵认为《仪礼》似为汉儒所作,清顾栋高则明确肯定成于汉儒之手。
而更多的疑古学者主张《仪礼》成书于战国时代,如清代毛奇龄、姚际恒、催述等。
现代疑古派钱玄同进一步指出撰作者当为战国时荀子一派的学者,为晚周之书。
其四,《仪礼》的编作权主要应归属孔子,其后有七十子后学的续编与增益。
代表是当代礼学大家沈文倬。
结论:
《仪礼》是孔子的弟子及其后学者陆续撰作而成,成书于春秋战国之际,《仪礼》涵摄的礼仪既有前世遗存下来的礼典,其中包括周公所制之礼以及民间礼俗的遗存,也有当时正在贵族阶层通行的礼典,所有的礼仪都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损益和规范。
《礼记》:
今本《礼记》,也称《小戴礼》或《小戴礼记》,是儒家的经典之一。
《礼记》中的“礼”,指的是《仪礼》;“记”是指对经文所作的解释、说明或补充。
实际上,《礼记》是一部先秦至两汉时期儒家关于各种礼仪的论著以及礼学文献汇编。
它的内容庞杂、繁复,综合了儒家传统礼学的各个方面,既阐释了《仪礼》所载各种礼仪制度的意义,也点滴记述了夏商周三代所传之礼,其中还记载了孔子及弟子关于礼的问答、阐释,是研究中国古代礼学的重要资料,也是研究孔子及早期儒家礼学思想的重要资料。
对于研究中国二千多年以来的礼仪制度、礼学思想、礼教学说、礼法道德乃至人们的行为规范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作者及其成书年代:
历来盛行的说法是此书乃西汉戴圣所辑。
郑玄《六艺论》:
“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记》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
”人们据孔颖达引郑玄之说、《释文》、《隋志》所载而认为:
《礼记》是西汉戴圣所纂辑,其四十九篇是戴圣删戴德《大戴礼记》八十五篇而成,又说汉末马融传小戴之学而补《月令》、《明堂位》、《乐记》三篇为今本《礼记》四十九篇。
但班固《汉书*艺文志》并未收载大小戴传礼之《记》。
可以确信,至晚在东汉中期时已有《礼记》四十九篇之传本。
由于郑玄为《礼记》作注且言其四十九篇乃戴圣所纂辑,便使此说传于后世;至唐代,孔颖达《礼记正义》、陆德明《经典释文》也采用郑说,更使此说代代相传。
总之,《礼记》四十九篇是东汉以后才开始流传,即使是确定为戴圣所传,然而并未能尽知其四十九篇所记之人。
但可以肯定,它是“孔子门徒共撰所闻”,“七十子后学”所记,是一部出自于先秦至汉代诸儒之手的著作,广泛汇集了研究礼学、传礼讲经的诸多儒者的思想观点或主张。
《礼记》在唐朝时期被列入经书。
孔颖达定《礼记正义》为五经正义之一,《礼记》于《三礼》中第一次脱颖而出,而且《礼记》第一次在朝廷的诏告下正式升成为“经”。
六经:
即《诗》、《书》、《礼》、《乐》、《易》、《春秋》。
《庄子*天瑞》篇:
“孔子谓老聃曰: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熟知其故矣。
”六经别称六艺,先秦战国时所谓六经,对于士大夫是安身立命的技艺。
五经:
六经除去《乐》,始称于汉武帝。
对于除《乐》的原因,今文家认为:
“乐本无经。
”古文家认为:
“乐本有经,因秦焚书而亡。
”
七经:
《后汉书*赵典传》注引《谢承书》称:
“典,学孔子七经。
”继而见于《三国志*蜀书*秦宓传》:
“蜀本无学士,文翁派遣(司马)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民。
”清全祖望《经史问答》曰:
“七经者,盖六经之外加《论语》。
东汉则加《孝经》而去《乐》。
”即五经之外,加以《论语》、《孝经》并称七经。
《九经》:
唐代又有“九经”之名,一说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论语》、《孝经》,一说为《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
《十二经》:
《易》、《书》、《诗》、《周礼》、《仪礼》、《礼记》、《春秋左氏传》、《公羊传》、《榖梁传》、《论语》、《孝经》、《尔雅》。
唐太和年间唐文宗命元度刻“十二经”。
于开成二年十月刻成,称为“开成石经”。
现在完整地保存在西安碑林。
《十三经》:
十三经说,始称于宋。
北宋中叶,理学家又抬高《孟子》的地位,在“十二经”的基础上,将《孟子》列入“经”的行列。
小学:
本为周代小学生所入学校之名,因小学所讲授内容有文字的形、义、音等,到了汉朝就以小学为文字训诂学的专称。
《汉书*艺文志》所收小学书籍也都是字书、训诂一类。
隋唐以后,小学类的书籍又分为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三类。
清末学者章太炎改“小学”为“语言文字学”,沿用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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