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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选篇

古代文学论文（选篇）

1.浅论古代送别诗的情感类别

2.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研究及评点

3.唐五代诗格的形式批评研究分析

浅论古代送别诗的情感类别

　摘要：

人的情感细腻而复杂，古代送别诗蕴含的情感亦如此，不能将其单一化、简单化。

对送别诗歌情感进行概括分类，有助于我们全面分析诗中蕴含的情感。

　　关键词：

送别诗类别情感

　　由于古时候交通不便，亲人朋友之间往往一别数载难以相见，所以古人特别看重离别。

离别之际，人们往往要吟诗话别以表达情感，因此，离情别绪就成为古代文人吟咏的一个永恒的主题。

　　时至今日，送别诗仍是高考诗歌鉴赏中常见的一类题材。

而部分学生，对于送别诗情感的把握，往往停留于感性层面，只能抓住“伤感”“依依不舍”等常见的送别时的情感。

而人的情感是细腻而复杂的，送别时的情感更如此，我们不可将其简单化。

本文对送别诗歌情感内容作一个较为具体的概括分类，以便于学生能全面地掌握送别诗的情感类型。

　　一、依依惜别的感伤之情

　　白居易的《南浦别》：

“南浦凄凄别，西风袅袅秋。

一看肠一断，好去莫回头。

”其中，“凄凄”一词形象地点出了送别时内心的凄凉、愁苦;“袅袅”一词描绘的萧瑟、黯淡之秋景更增添了送别时的伤感;“看”，本来是很平常的动作，但此时此地，离人心中用言语难以表达的千种离愁、万般情思、依依惜别的伤感之情，都从这默默一“看”中表露出来。

依依惜别的伤感之情，是送别诗中最为常见的一类情感。

　　二、体贴入微的宽慰

　　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中，诗人在“与君离别意，同是宦游人”一句中流露伤感之意后，在后面“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中感情基调立即有了变化，作者宽慰朋友，这次离别只是客中之别，只要彼此心相连，即使远隔千山万水，不就好像近邻一样吗?

这首诗极尽宽慰之意，成为温暧孤独的一剂良药。

　　三、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

　　王维的《送元二使安西》一诗，同样有一般送别的惜别之情，但却不是黯然销魂的离别。

相反地，倒是透露出一种轻快而富于希望的情调。

“轻尘”、“青青”、“新”等词语，声韵轻柔明快，加强了读者的这种感受。

三四句是主人的劝酒辞：

再干了这一杯吧，出了阳关，可就再也见不到老朋友了。

这里面，不仅有依依惜别的情谊，而且包含着对远行者处境、心情的深情体贴，包含着前路珍重的殷勤祝愿。

　　四、坦陈心志的告白

　　有的送别诗往往借送别明心志。

如王昌龄的《芙蓉楼送辛渐》最后两句“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诗人以晶莹透明的冰心玉壶自喻，从清澈无瑕、澄空见底的玉壶中捧出一颗晶亮纯洁的冰心以告慰友人，自己将依然冰清玉洁、坚持操守。

　　五、前途艰险的担忧

　　孟浩然的《送杜十四之江南》：

“荆吴相接水为乡，君去春江正渺茫。

日暮征帆何处泊?

天涯一望断人肠。

”其中第三句，朋友刚出发，便想到“日暮征帆何处泊”，诗人代人设想，船停何处?

投宿何方?

通过渺茫春江与孤舟一叶的强烈对照，发出深情一问，在依依惜别中表现了诗人对友人艰险前途的担忧。

　　六、表明朋友间的深厚友谊

　　李白《赠汪伦》一诗的三四句：

“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深千尺”的桃花潭水是如此之深，触动了离人的情怀，难忘汪伦的深情厚意，水深情深自然地联系起来。

第四句用“不及”一词，将水与情作比，形象生动地表现了李白与汪伦的深厚情谊。

　　七、积极奋发的勉励

　　鉴赏诗歌，一定要能知人论世，初盛唐的诗人在诗歌中总是充满一种积极乐观精神。

陈子昂的《送魏大从军》：

“匈奴犹未灭，魏绛复从戎。

怅别三河道，言追六郡雄。

雁山横代北，狐塞接云中。

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

”全诗以“勿使燕然上，惟留汉将功”二句作结，运用东汉时的车骑将军窦宪大破匈奴北单于，又乘胜追击，登上燕然山刻石纪功而还的典故，诗人以此激励友人，希望他名扬塞外，不要使燕然山上只留汉将功绩，也要有大唐将士的赫赫战功。

这一勉励，使全诗充满了积极奋发向上的豪情壮志。

　　八、各向天涯的愁绪与思念

　　郑谷的《淮上与友人别》的最后两句“数声风笛离亭晚，君向潇湘我向秦”，诗人用笛声倾诉出彼此的离衷，使两位即将分手的友人，思绪萦绕，随风远扬。

离笛声中，天色昏暗下来，握别的时间到了。

“君向潇湘我向秦”一句，将临歧握别的黯然伤魂，各向天涯的无限愁绪，南北异途的深长思念，乃至漫长旅程中的无边寂寞充分地表达出来。

　　送别诗的情感往往不是单一的，它在表达惜别留恋之情外往往还会寄托诗人的个人身世遭遇之感，表现诗人的性情品质，或凸现时代风貌等等。

在分析诗歌思想情感时，我们一定要学会多角度多层面思考，切勿挂一漏万。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研究及评点

　摘要：

“叙事学”的出现十分重要，因为它为古代小说研究的相对单一思路带来革命性的创新。

20世纪从事小说叙事研究的大部分人由于思想意识的局限，在艺术分析上普遍以人物为主要中心，但是“叙事学”却不是如此，叙事学是以故事情节为中心，因此它拓宽了古代小说研究上的视野，在不断发展中，在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中的表现也不一样。

但是随着“叙事学”被广泛应用在古代小说中，其弊端也慢慢出现，最为明显的问题就是，在研究古代小说的时候会形成一种套式，对价值缺少判断能力，在研究时比较浅层，难以达到一定的深度，特别是不能够与其他古代小说研究方法和谐共处。

所以研究古代小说时“叙事学”的突破创新很重要，在创新过程中还不能忽视小说的艺术上的评价，让叙事学具备从前没有的价值判断。

因此不断进行叙事学在古代小说中的作用研究是十分有意义的。

关键词：

叙事学;评点;古代小说

　　一、叙述起源

　　“叙事学”概念第一次被提出是在1969年，是法国托多罗夫首次正名，自此之后，对叙事学的研究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不断地从低潮到高潮再到低潮，研究过程高低不断交替。

一直到我国的改革开放后，叙事学才正式进入到我国的研究领域中，并且为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带来巨大作用与帮助，取得了卓越成果。

　　“叙事学”和其他外来理论有着相似的经历，都在西方经历历史性的演变过程，并且在中国十分特别的时期进入到其中。

简单来说就是叙事学和其他理论进入中国研究领域的过程是十分相似的，从外国进入到本土必然受到本土叙事研究本身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对“叙事学”原本概念的重新整合以及利用文化角度来对单本小说进行研究，并将其融入其中。

　　在“叙事学”进入到中国前，国内针对小说叙事也有很多理论著作，但是这些理论大多是在20世纪90年以后才出现，主要分成两种类型。

一种是以批评方法为主的叙事理论内容，还有一种是在批评理论内容上的基础理论著作。

比较著名的著作有小说叙事学、叙事学导论、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等等，这些著作分别都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版的，不管从哪一种角度来看这些理论著作的出现都为以后“叙事学”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研究奠定基础。

而这些著作在写作时都是从各自领域和视角来看待叙事理论，并且对其进行有条理的整合，正是这些著作的发表，让叙事学不再是简简单单的概念，而是逐渐发展到具备较强创作性的文学理论重建，不过我们也要了解，任何理论都不是完美的，叙事学理论也是如此，它还可以在一些研究方面不断地改善与深化，不同的研究角度与派系所研究出来的理论也是有所区别，甚至是一些十分基础性的概念内容都会被不同研究派系重新定义，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说法。

但是不管如何，正是因为有这些不同派系的不同角度的研究，才能够促进“叙事学”理论的不断繁荣与发展，让小说理论研究上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在学术上有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

　　与上述一种类型相比，另外一种类型的理论著作则更多地是以西方叙事学为依据，以中国的古代小说为基础，从一个不一样的角度来对其进行研究。

它和一般的传统文论不同，它不会对其进行片面的研究和分析，重点也不单是版本、作者的经历以及人物形象等这些原本的角度上，而是利用叙事方式、手段和结构来构建一个全新的研究模式，在这种理论基础下研究出的作品有：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中国叙事学》《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等等，著作年份分别是1988年、1996年和2001年，与上述理论相比，著作年份跨越比较大。

但是该类型有一个十分明显的不同就是在中国文化内，对原本的理论重新构建框架，简单来说就是去除自我证明的一部分内容，利用中国古代小说为基础，用自己独特的模式来进行研究，创新出新的体系，因此该理论具备了鲜明的中国特色，它是中国叙事学领域内获得的重要成果。

所有著作中《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对叙事学研究是最早的，因此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中的叙事学提供了基础，为未来叙事学研究起到巨大推动作用，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二、探寻中国古代小说中“叙事学”命题的可能性

　　不管哪一种研究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叙事学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研究同样如此，虽然出现一些问题，但相信依旧是有方法解决的。

出现问题的原因主要还是由于叙事学还比较年轻，在实践方面主要还是以西方理论为主，这就造成中国文学领域研究的空泛。

因此如果我们从中国古代小说中来对叙事学进行研究，可能会出现一个新的发展空间。

事实证明，经过二十多年的研究，这种可能性已被证实，并且在一些研究中显示出了其重要性。

　　首先是对小说情节类型的研究。

这种研究有利于在以后的研究分析中提供一个比较可靠的参照，不过进行针对性的研究，我们发现情节类型具有很强的民族文化特征，纵观我国的古代小说不难发现，很多小说在内容上都有很独特的情节，比如《万里寻亲》《水贼占妻女》和《掘藏》等等，这些特别的小说情节必然是要以叙事的方式来进行，因此对其进行研究对叙事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经过分析，可以总结出几点：

第一，情节类型是一种总结，是人们对自己人生经验的总结，以及社会中普遍现象的总结，叙事逻辑十分固定，因此可以了解小说艺术性的其中一个视角;第二，小说叙事的主体部分就是情节类型，它与小说中的其他艺术要素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在对情节类型进行研究的时候不能只重视表面的研究，对人物、语言、结构也要进行分析，特别是在一些特别的情节类型中更要注意三者有什么特别;第三，情节类型是一种已经被设定好的情节套路，该套路是在小说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可以超越小说家自身一面，小说家在选择了一种与以往不一样的情节类型时就要遵循其来构建人物与基本情节，因此，情节类型是以作者不同的角度来构建呢?

还是以原本的故事模式来构建呢?

这是来自于作者自身的选择。

第四，中国古代小说从语体上划分有白话与文言两种，但是情节类型是一个特别的例子，它不局限在白话文小说还是文言文小说中，而是成为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共性，对其的研究能够给古代文体研究带来不可忽视的帮助与意义;第五，情节类型的发展离不开小说，而小说的创作发展同样离不开情节类型，因此情节类型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它的形成对小说历史的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第六，情节类型可以不局限在一种文体中，可以在戏曲中，也可以在古代小说中，所以情节类型是超越传统文体界限，不同的文体中可能具有相类似的情节类型。

其次是对小说场景的研究。

小说情节的展开离不了场景，通常人们所说的场景就是指人物活动所形成的空间环境，但是在叙事学理论的相关著作中出现的场景更为灵活，具有主观性特点，与传统场所表现出的客观呈现相反的方向。

场景还有一点不可忽视，场景的出现必然是要与相关文化背景联系在一起，它不会单独存在，更不是简单的一个空间地点，所以场景更符合小说的需求，最起码是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的需求。

在一部小说中有将同一个场景进行多次使用的现象，这样既可以创造出不一样的地域文化空间，还可以为叙事学研究带来一个特殊的环境。

比如宋元时期的小说大多是以东京为主要背景，东京中的相国寺、元宵灯市、樊楼等等场景都会出现在小说中，并且特征鲜明，让宋元时期的小说更具特色。

而在有关西湖的小说中，不少作者都喜欢把西湖作为不可缺少的小说场景，当然这种场景还会带来不一样的结构意义。

西湖小说中，一般情节的开始都是以郊游西湖为起点，也许很多人不以为然，认为其存在性不强，但实际上却是不可缺少的前提所在。

在描写西湖场景的时候还会为小说带来一些隐喻，比如断桥，这是《白娘子永镇雷峰塔》中的著名场景。

　　再次是对小说因果关系之间的艺术形态的研究。

比如《论古代小说因果报应观念的艺术化过程与形态》一文中，认为因果关系对古代小说的影响主要在三个层面，第一层面是宗教观念，第二层面是思维方式，第三层面则是两者结合的影响。

由于因果关系具备了普遍化以及世俗化的特点，因此让中国古代小说在宗教意识、思维方式以及逻辑结合下形成一种特别的叙事方式。

另外在研究中还对因果关系的谐谑化和柔性化进行探讨，从中表现出小说作者在其中的立场和兴趣爱好，但是也将道德强度减弱，从而将小说的内在环节不断消减甚至是消除。

因果关系的出现让小说家十分喜爱，被不断的应用在小说中，成为小说情节的必备要素，也成为小说反应现实的桥梁，并且与小说作者的技巧关系密切，从而形成小说中的叙事策略。

特别是当叙事结构与体现道德的因果报应思想结合在一起，上升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小说中的逻辑性也就体现出来，并且十分明显。

而纵观诸多古代小说，作品中的情节基本上都离不开因果关系，将因果关系的道德思想完完整整体现出来，情节环环相扣，不仅在小说中表现出应有的道德观念，还让小说的结构表现得更加严谨有条理。

　　最后是对超情节人物进行的研究。

有一些文本具有超情节人物，这些人物具备十分鲜明的人物形象，虽然他们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不会从小说的开头到结尾一直出现，但是它的存在却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故事最终结局。

在很多场合中，他们都不会是情节中的突出人物来进入其中，但是如果它们的出现导致了小说情节不一样的发展，那就表明其存在是通过超现实的利用来实现的。

超情节人物的存在表现出古代小说在叙事上不一样的特点，基本上是以定型人物的形式出现，通过该形式来对一些群体或者人表达自身的看法，并且在一定程度上来进行整体概括。

超情节人物必然也是小说叙事方法中的一种，它们的背景与传统也是息息相关。

因此在小说构建初期，对人物无论在角色设定上还是形象设计上都具有超情节的精神内涵。

所以想要了解一部作品的基本内涵就要对超情节人物的一些文化底蕴进行了解。

而这些文化底蕴也体现出作者在小说中的叙事思路，这就为研究中国古代小说叙事思路带来一个不一样的问题。

古代小说中超情节人物既不是叙述者因而不用直接负担叙述情节的任务，也不是主人公，所以也不需要直接参与到行动中来，但是他们的存在却可以规定叙述并且给行动带来引导，在这种情况下为小说带来聚焦功能。

以《红楼梦》为例，无论是空空道人还是疯跛道人等，他们都多次出现在情节过程中，为小说以及审视主人公带来不一样的特殊视角。

因此超情节人物带来的聚焦功能是古代小说叙事聚焦层面上十分特别的地方，因为它与传统意义上的叙述者和主人公带来聚焦所不同。

这里的叙述者基本上指的是小说开始以第一人称的人物。

因此我们可以利用超情节人物带来的聚焦特性，十分方便地了解到小说中相关情节和一些人物的本质性信息。

　　三、“叙事学”对中国传统小说理论的激活

　　“古代小说”理论同样可以帮助研究古代小说中的叙事学理论，为其提供有力的激活资源。

　　我国最早将“叙事学”理论和古代小说理论相结合的著作是在1982年北京2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由叶朗编写的《中国小说美学》。

书中对《水浒传》中描写李小二酒店一先一后走进两个人的描写，叶朗在所著书中表示出了其叙事观点上出现的变化，虽然该看法在时代发展的今天来看没有什么奇怪，但在当时却是传统小说和“叙事学”相结合的一个小小尝试。

在叶朗的著作中还表示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与“叙事学”理论有一些类似的地方，这样的思想让未来“叙事学”在古代小说研究中带来巨大帮助。

　　从“叙事学”在古代小说中的种种表现，我们可以了解到“叙事学”在古代小说研究中的作用日益减小，问题不断出现，因此不少研究学者开始尝试不同的思路进行研究。

比如张世君就曾在自己著作的《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一书中表明，重要小说要进行叙事研究，需要让叙事概念具有中国特色文化与文学经验，不能直接引用西方对叙事学中的理解来分析中国的古代小说。

特别是对明清时期小说的点评就表现出另外一种叙事理念，该理念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特色。

虽然不少学者认为照搬西方“叙事学”十分不利于中国古代小说本体化的研究，但是在研究过程中也不需要完全将中国“叙事学”与西方“叙事学”完全独立起来。

因此建设出一个既具有中国古代小说特点又有现代化理论的“叙事学”才是激活中国古代小说理论的根本所在。

不需要执着于西方“叙事学”理论，也不需要局限在中国古代传统小说理论中，而是要将中外理论相互融合，在不断争执中创造出具有兼容性的理论框架。

另外中国古代小说理论中小说评点和小说本身是不可分割的，所以要激活古代小说理论就要将其与小说自身充分结合，在这样基础上研究出来的“叙事学”理论才更具有实践价值和有效性。

　　经过不断研究与实践，得出的结果也是可喜的，比如美国学者蒲安迪，他在强大的西方文化背景下，积极使用中国古代小说理论方面的成果。

他就曾在《金瓶梅》一书中做出点评，《金瓶梅》是明代时期的四大奇书之一，所以十分具有当时小说文化的特征，他指出小说中很巧妙地利用人物形象叠加的原理来构建了一个十分精密的逻辑叙事结构，该小说的描述方式可以很好地表现出人物日常生活的基本特征，从更深层次来讲，一般的叙述小说也就如此。

蒲安迪对《金瓶梅》的点评不仅依据了西方文化的理论，也十分符合中国古代小说的实际情形，具有强大的理论深度与广度，并且在点评中还参照了张竹坡等人的评点。

所以对古代小说“叙事学”理论上的研究不应该是抽象的，而是更为具体化的。

从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的发展历程看，不论是叙事艺术上的不断发展，还是古代的评论都为现代“叙事学”理论的研究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与规律，正是将这些经验与规律进行总结才得出了现代中国“叙事学”理论，不断总结的过程就是“叙事学”构建的过程。

　　四、研究内容与成果

　　“叙事学”应用在小说中的研究在中国发展比较短，因此其不能够和传统本土研究方法一样直接利用，更不可能将其应用到所有的古代小说的研究领域中，一些比较积极，对其十分敏感的学者才会利用“叙事学”这种十分新兴的方法来对古代小说进行研究。

　　四大名著绝对是我国古代小说中的精华、瑰宝，它们所带来的艺术魅力，让众多学者不可拒绝，因此在利用“叙事学”进行古代小说研究时，四大名著是最先受到学者们亲睐的。

因此对四大名著进行的“叙事学”研究更是多年来研究的重要成果。

《红楼梦叙事艺术新论》《红楼梦叙事》以及《三国演义叙事艺术》等都具体体现了叙事学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取得的重要成果。

中国古代小说特征多样化，艺术手法更是多变，因此利用“叙事学”对其进行的研究还应不单单只是保留在四大名著等这些长篇著作中，还应兼顾其他小说本文。

　　正是这样的研究视角让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上和全球众多优秀成果站在一起，用具有中国特色的西方学术理论来探索出不一样的研究论点和成果。

对中西方文学进行比较研究，带来巨大影响，也让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变得更加深入与紧密。

而中外理论的紧密联系与融合也为“叙事学”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研究带来与传统不一样的尝试与探索，思路的开拓与研究视角的转变，也让研究成果变得更加多样化。

当然我们也不能否认“叙事学”自身所具有的特点与不同凡响的魅力，并且经过多年的研究应用，其在中国古代小说领域里带来的研究成果已经全面开花。

特别是在文言文小说和白话文小说中，不少研究著作已经自动将很多新的“叙事学”理论成果吸入其中来。

林岗著作《明清之际小说评点学之研究》一书中，十分明确地利用叙事理论、结构以及时间视角。

而陈文新则在自己的著作中从时间、角度以及风度三个层面来对叙事规范进行论述。

一些研究学者在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中将重点放在叙事的艺术上以及突破传统描写方式的小说上，比如《话本小说的历史与叙事》。

经过种种研究中最能够表现出“叙事学”对中古代小说研究重要性的一点就在于，叙事学进入到中国文学领域来，不少论文都不同程度地将“叙事学”的视角引入到其中，另外还借鉴了“叙事学”中十分多见的研究思路和方式，因此也可以将其作为对中国古代小说研究领域的新成果。

　　这些研究出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各自成篇，但是如果结合“叙事学”理论以及中国古代小说的特点，不难发现，这些著作理论都将研究重点集中在三个方面：

（1）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手段

　　对叙事手段的研究主要是从叙事的视角、结构以及时间等来进行，从中获得中国古代小说在叙事上不一样的特征。

90年代是这些理论成熟运用的顶峰，更是其研究的重点内容。

在90年代的许多著作与论文中都将叙事视角引入到其中，为中国古代小说在这方面的研究填补上内容。

而在这些著作中对叙事结构的研究探讨则更加深入，由于研究过程中所参照的理论体系不同，因此对观点的切入点也就不同，可以将其分为情节结构、表层结构、思想结构以及深层结构等。

“叙事学”理论是从西方文化中引入进来，内容复杂且多样化，理论构建的背景也完全不同，因此我国研究学者在利用与使用过程中要根据实际情况来搭建出自己的论述框架，进行针对性的研究分析。

由于用不同概念来总结相同现象，或者同一个现象使用不同的研究方法，最终都会为研究成果带来一定的争议性。

（2）“叙述者”和叙述语言的研究

　　不同时期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是不同的，最近几年的研究重点在“叙述者”这个问题上，主要针对“叙述者”所担负的职能来进行深层次的研究，这样更能够切合叙事主题。

为了让中国古代小说发展历程更加清晰明了地表现出来就需要将叙事学的研究方式和原本的研究成果联合起来，探索出古代小说内部文学规律和文化秘密。

当叙事结构主义研究热潮来临时，叙述语言也是其中一个受到大家关注的话题，不少学者想通过“叙事学”的角度来探索出古代小说中的语言文化，为中国古代小说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

　　（3）其他“叙事学”问题

　　“叙事学”进入中国后得到快速发展，应用领域也是更加广泛，不少新的研究视角也在加入到其中来。

比如中国古代叙事观念来源于何时何地，如何演变而来，中国历史上的叙事原型等等，这些研究都从各个方面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学研究的不断发展。

　　五、结论

　　一个理论的发展不是一成不变，它是在不断反复与变化中前进，“叙事学”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的研究印证了这一点，并且经过多年研究，“叙事学”在研究领域方面已经获得丰富成果。

不管从微观视角来看，还是从宏观角度来看，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还有漫长而艰辛的路程要走。

参考文献：

　　[1]郑琳.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学研究述评[J].语文学刊（高教版），2007，（5）：

35-36.

　　[2]刘勇强.中国古代小说的叙事学研究反思[J].明清小说研究，2011，2（100）：

13-33.

　　[3]韩国颖.浅谈中国古代小说叙事及评点[J].学术交流，2009，12（276）：

34.

　　[4]浦安迪.中国叙事文[M].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

唐五代诗格的形式批评研究分析

　唐五代诗格的形式批评研究，深入挖掘诗格的内涵，并以理论化的形态把它显示出来，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

　　诗格是中国古代最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批评形式之一。

诗格批评既源远流长，又丰富多彩，是非常宝贵的文学理论遗产。

诗格作为审美范畴在唐五代加以确立。

张伯伟先生强调：

“在古代文学批评著作中，作为专有名词的‘诗格’是到唐代才有的。

”①唐五代诗格批评，在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是一笔丰厚的值得研究的诗学资源。

　　一、唐五代诗格的历史流变

（一）初唐诗格

　　初唐统治者们反对齐梁以来的淫靡文风，重文学的功利作用。

但他们并不否定文学的艺术特质，讲求抒情与文采。

这种思想为文学形式的探讨留下了广阔的余地。

律诗在这一时期得以定型化，齐梁时期的“永明体”讲四声与病犯，初唐发展到讲求平仄律。

这一时期的主要诗格批评文本有上官仪的《笔札华梁》、无名氏的《文笔式》、元兢的《诗髓脑》、崔融的《唐朝新定诗格》、李峤的《评诗格》等等。

初唐人集中探讨声律与对偶问题。

声律的研究始于南朝齐沈约等人的“四声八病”理论。

　　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

“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于玄黄律吕，各适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