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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企经营者管理
国企经营者管理
内容摘要:
客观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是保证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合理性的要求。
微观经济业绩是以资源环境为代价的,因此将其作为评价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及获取激励报酬的依据,显然是不合理的。
本文从社会经济福利角度,对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评价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思考。
关键词:
经营者管理贡献社会评价
由于国企经营者拥有自主经营权,在公司治理结构存在缺陷、激励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的情况下,国企经营者自定薪酬现象十分普遍。
中纪委已发布了《国有企业领导人员违反廉洁自律“七项要求”适用〈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若干问题的解释》。
根据解释,国企经营者违规自定薪酬、兼职取酬、滥发补贴和奖金,情节严重的将被开除党籍。
实质上近年来,随着国企经营者薪酬的不断攀升,其薪酬问题一直是理论与实务界的热点问题。
十六大对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分配制度进行了总结—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
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要以其管理贡献为分配依据,客观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是保证国企经营者收入分配合理性的前提条件。
现实中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与激励报酬是以企业的微观经济业绩为主要依据,但企业生产活动一般具有一定的环境外部性,尤其在我国当前资源环境问题特别突出的情况下,将以大量资源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的经济利润作为评价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依据,并以此作为经营者获取激励报酬的依据,显然是不合理的。
本文从社会的经济福利角度,对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评价进行了尝试性的理论思考。
企业经营活动的外部性
经济外部性释义
从经济学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说,外部性这个概念来源于20世纪30年代由庇古创立的旧福利经济学,即在分析边际私人产值和边际社会产值相背离时提出的。
简单地说,外部性就是实际经济活动中,生产者或者消费者的活动对其他消费者和生产者产生的超越活动主体范围的利害影响。
外部性是表示当一个行动的某些效益或费用不在决策者的考虑范围内的时候所产生的一种低效率现象。
经济外部性是“市场失灵”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与内容。
外部性可按不同的标准进行分类。
如正的外部性和负的外部性;生产外部性和消费外部性。
广义地说,外部性还可分为货币外部性和技术外部性两种类型。
货币外部性是外部效果,通过价格变化来体现的一种外部性。
例如当一个社区新建了一些商业和娱乐中心时,导致周边地区土地价格上升。
但这种货币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下,并不会产生市场失效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因为货币外部性通过价格机制得到了充分的反映。
技术外部性是不能反映在价格变化或通过市场体系表现的外部现象。
技术外部性在市场经济下,会产生市场失效和资源的低效率配置现象。
因此,经济学上所关注和研究的是技术外部性。
企业的生产销售活动会产生很多经济外部性,但企业经济活动产生最普遍的,也是最重要的外部性是有关资源环境的外部性。
如企业生产排除的废气、废水、废渣对环境的破坏,林业企业对气候、土壤、水源的改善等。
另外,在自然资源的使用上,还存在资源使用的代际外部性成本。
从广义的环境概念上说,自然资源也属环境的范畴。
因此在环境经济学里,自然资源代际外部性和环境外部性统称为“环境外部性”。
代际外部性
由于自然资源使用的代际外部性比较复杂,本文认为有必要作进一步的解释。
根据可耗竭资源经济学的基本原则——资源市场价格除去开采费用后的收益的增长率必然等于利率。
当资源的净价格增长率小于利率,则企业会尽量开采和销售他所拥有的全部资源,并将获得的资金投入到另外的领域以获得市场利率。
任何延迟都会减少企业利润的现值。
另一方面,如果企业资源的“净价格”增长率高于利率,企业就会尽量地将资源保留在地下,因为这时候保留资源可获得较其它投资领域高的收益率。
这条原则说明,要保证可耗竭资源的开采在时间上的合理配置,必须具有三个前提条件:
市场完善,市场价格能准确反映该资源的稀缺程度;资源的产权明晰;拥有该资源的经济组织或个人遵循长期利润最大化的理性原则。
反观我国现状,自然资源无价或低价,并未反映其稀缺程度。
我国的自然资源虽是国家所有,但实质上国家只是收取少量的土地使用税、耕地占用税与资源税,所蕴涵的土地地租和矿山地租大多为地方政府和企业所占有,土地与矿产资源的国家所有并未在经济上真正实现。
实质上占有资源的地方政府与国有矿产企业并不遵循长期利润最大化的原则决定开采的速度,遵循的是当期利润最大化。
一任政府和在任的国有企业经营者只关心他们当期的利润,他们经济行为的结果必然是“竭泽而渔”、“寅吃卯粮”,这是经济人行为的必然结果。
显然,这直接导致了我国近年资源开发速度快速上升、开发资源造成的环境问题日益严重。
这充分说明了我国自然资源的管理体制加剧了资源开采使用上的代际外部性。
经济福利:
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在微观层面上,衡量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主要指标是微观经济业绩指标。
在宏观层面上,衡量国有企业经营者管理贡献的主要指标是经济福利。
福利通俗地说,就是边沁的功利主义原则下的“幸福”或“效用”。
庇古认为福利是对享受或满足的心理反应,福利有社会福利和经济福利之分,社会福利中只有能够用货币衡量的部分才是经济福利。
新福利经济学主张效用序数论,不能用基数表示效用的大小,效用无法在人际间进行比较,只能用序数表示效用水平的高低。
著名华裔福利经济学家黄有光把社会福利定义为个人福利的向量。
排除了个人福利之间的可比性。
企业的捐赠与对社区的义务服务都属于社会福利的范畴。
通常情况下,可以用企业的经济利润加马歇尔的消费者剩余减经济外部成本来表示企业提供的经济福利,即经济福利=生产者剩余+消费者剩余-资源环境的外部成本。
在市场是完美的、不存在经济外部性的情况下,企业经营者给企业的经济贡献与其为社会提供的经济福利是一致的。
但由于市场失灵,企业经济往往存在着很大的外部性。
资源环境的外部性是企业经济外部性的主要方面。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经营者在给企业带来更高经济增长的同时也可能会带来更多的经济外部性。
根据福利经济学原理,一个社会的经济状况要得到帕累托最优状况,必须满足三个必要条件:
交换最优性、生产最优性、高级最优性。
这三个必要条件的含义是,在社会资源、制度、技术一定的前提下,要使社会福利最大,首先必须选择好生产什么与生产多少的问题,其次要选择好如何生产问题,再次要解决好为谁生产问题,即要将生产出的产量进行合理分配。
选择好了这三个问题,社会福利才可能得到最大。
由此可见,在资源一定的前提下,社会福利的根本依据在于生产可能线的外移,即社会生产力的提高。
事实上,人类社会福利的不断提高,正是由于生产力的不断发展使然。
环境外部性不仅会对人类健康、环境景观等构成威胁,对社会福利产生直接的损害,更主要的是,环境外部性可能破坏自然环境和地球生态系统,从而破坏生产力的源泉——人口、资源、环境,因而对社会福利构成长期的、根本性的破坏。
生产的增长,可以是提高生产力的结果,也可以是耗费大量资源的结果。
有些企业实际上是以破坏社会生产力来发展这些企业的生产。
因此,对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进行社会评价,以考虑了环境成本的经济福利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是对国企经营者业绩考核与收入分配的完善,是对按管理要素进行分配的理论深化。
竞争性和垄断性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
在不同的市场结构下,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对企业经济业绩与社会经济福利的影响是不同的。
微观经济学将市场结构分为完全竞争、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垄断等四种典型的市场结构。
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市场结构下的国有企业属于竞争性的国有企业;寡头垄断、垄断市场结构下的国有企业属于垄断性的国有企业。
竞争性国有企业
竞争性国有企业的经营目标就是微观经济利润,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微观评价与社会评价是统一的。
因此,企业微观经济业绩也是对国企经营者管理贡献社会评价的主要指标。
竞争性国企的环境外部性问题是政府的环境政策问题,如经营者通过引入污染生产方式,在降低企业私人成本的同时,大幅提高了产品的环境外部成本。
如果政府将环境外部成本通过环境税费完全内部化,则环境的外部成本在企业的经营业绩上会得到充分反映,从而企业的微观经济业绩仍是经营者社会贡献的评价指标。
而将考虑了环境外部性的经济福利作为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社会贡献,有违市场原则,会使国企与非公有经济处于不平等的竞争状况。
垄断性国有企业
垄断性国有企业存在着反污染和反垄断的权衡问题。
经典经济模型认为垄断性企业生产的均衡点相对于竞争性企业,其产量低,价格高,社会福利未达到帕累托状态,从而损害了社会经济福利。
但自福利经济学诞生后,人们认识到了企业生产的社会成本。
如果该垄断性企业又是环境污染企业,则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次优选择问题。
反垄断,产量扩大,价格下降,社会福利得到改善,但伴随着产量的增加,其环境外部成本又会增加,这又导致社会福利的损失;若反污染,征收相应的环境税费,则提高垄断企业的生产成本,结果是产量更低、价格更高,社会成本在下降的同时也可能伴随着社会福利的损失。
因此,在垄断情况下,要使社会福利状况最好,垄断企业环境外部性不一定要完全内化,从而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权衡问题。
因此,垄断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应以经济福利作为评价指标。
政策性国有企业
另外,政策性国有企业不以赢利为目的,正如上文所述,政策性国有企业经营者的微观贡献体现在提供一定使用价值及其所费私人成本的节约上。
从宏观角度看,政策性国企经营者的社会经济福利的贡献体现在完成生产任务的好坏与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成本的节约上。
总之,要客观评价国企经营者的管理贡献。
对竞争性国企经营者,其管理贡献的社会评价仍以微观经济业绩为依据,因为政府可通过环境税费完全内化环境外部成本;对垄断性国有企业,存在着反垄断和反污染的选择,而政策性国企的经营目标又不是微观经济业绩,所以对这两类国企经营者进行社会评价,应以经济福利作为评价指标。
参考文献:
1.王金南.环境经济学:
理论•方法•政策[M].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
2.[英]M•G•韦布,M•J•里基茨,罗根基译.能源经济学[M].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1987国企经营者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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