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中考语文试题研究 记叙文阅读20篇素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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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中考语文试题研究记叙文阅读20篇素材

记叙文阅读20篇素材

挚爱亲情（7篇）

母亲的风筝

　　天下的母亲都爱操心，我妈妈是天下母亲中最爱操心的母亲。

在她眼里，我们儿女全是还没孵出蛋壳的鸡，她必须永远孵着我们。

　　妈妈时常辅导我们功课，尤其是算术。

她不希望我们去搞文科，而要我们搞理工科。

她明白理工科的基础，在小学里便是算术了。

有一次，临近大考，她辅导我“换算”。

她一定要问我：

“一丈等于多少米？

”我说：

“老师只要我们知道一米等于多少市尺就行了。

”可是，妈妈说：

“万一有一道题目是一丈等于多少米，你怎么办呢？

”她的逻辑是对的，我想不出任何道理来反驳，于是便只能跳脚了。

　　其实，她辅导我语文恐怕更合适一些，可她并不辅导，只管制我读书。

我第一次看《红楼梦》是在小学四年级，妈妈把那些不适于我读的地方全部用胶布贴了起来，反弄得我好奇得难熬，千方百计想要知道那胶布后面写的是什么。

　　后来，我和姐姐先后去插队，终于离开了家。

可我们却像风筝，飞得再高，线还牢牢地牵在妈妈手里，她时刻注意我们的动向。

后来，我到了一个地区级文工团拉大提琴，妈妈凡是路过那里，总要下车住几天。

有一次，我告诉她，我们去了一个水利工地演出，那里有一座大理山，有许多大理石等等。

妈妈便说：

“这是个散文的意念，你可以写一篇散文。

”这时候，我已年过二十，大局已定，身无所长，她在我们身上寄托的理工之梦早已破灭，又见我一人在外，饱食终日，无所事事，反倒生出许多烦恼，便这么劝我了。

之后，闲来无事，我写成了一篇散文，不料想这成了我第一篇印成铅字的作品，给了我一个当作家的妄想。

　　然后，我便开始舞文弄墨，每一篇东西必须经妈妈过目，然后根据她的意见修正，才能寄往各编辑部，再次聆听编辑的意见，再次修正。

她比编辑严格得多，意见提得极其具体、细微。

我常有不同意之处，可是总不如她合乎逻辑，讲不清楚，于是又只好跳脚了。

　　然后，我去了北京讲习所，风筝的线仍然牵在妈妈手里，每一篇东西总是先寄给她看。

不过，与先前不同的是，妈妈同意让我听了编辑部的意见以后，再考虑她的意见。

这时，我如同闸门打开，一篇连一篇，她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

终于有一天，她紧接一封谈意见的信后又来了一封信，表示撤销前一封信，随我去了。

　　风筝断了线，没头没脑地飞了起来，抑或能飞上天，抑或一头栽了下来，不过，风筝自己也无须有什么怨言了。

这后一封信是在我爸爸的劝说下写的，爸爸劝她不要管我，随我自己写去。

爸爸对我们所有的担心只有一点，就是过马路。

出门必须说一句：

“过马路小心！

”其他都不管了。

似乎普天下只有过马路这一危机，只要安全地穿过马路，人平安无事地在，做什么都行，什么希望都有。

　　长大以后，说话行事，人家夸，总夸：

“你爸爸妈妈教养得好。

”有所不满，总说：

“给你爸爸妈妈宠坏了。

”似乎，我们自己是一点功绩也没有的。

或许也对。

小时候，我喜欢画画，画的画也颇说得过去，老师总说：

“和你姐姐一点不像。

”可无奈大人要我学外语，请来教师，一周三次上英语课。

我只能敷衍应付。

到了末了，连敷衍也敷衍不下去了，只得停了课。

　　如今，我每周两次，心甘情愿地挤半小时汽车，前往文化宫学习英语，苦不堪言地与衰退的记忆力做着搏斗，不由想，假如当年，父母对我拳棒相加，也许这会儿早能看懂原版著作了。

再一想，假如当年，大人听顺我的志趣，或许现在也能画几笔了。

倒是这样似管非管，似不管非不管，弄出了个做小说的梦。

想来想去，儿女总是父母的作品。

他们管也罢，不管也罢，都是他们的作品。

风筝或许是永远挣不断线的。

（选自《思维与智慧·下半月》2020年第1期，有删改）

寒冬的暖意

苏畅

走在寒冬里，尽管我与身边的陌生行人一样，夹肘缩脖，可内心仍有种踏实的感觉。

一阵风把公园里枯树上的一片枯叶吹落，向远处飘着、飘着，把我的记忆拉得很长很长。

“太阳要露嘴，冻死小鬼”。

这是儿时祖母说的话。

意思是冬天太阳出来前后这段时间，是一天中最冷的时候，能把鬼冻死。

可是对于我来说却是温暖的，暖了我几十年。

父亲很早就离开了我们，留下60多岁的祖父母、刚过30岁的母亲，还有5岁的哥、两岁的我和尚未出生的妹。

自打记事起，家里都是祖父和哥、祖母和我、母亲和妹俩人一个被窝睡觉，天黑或雷电交加的时候，我们几个无一例外地蜷缩在大人的怀里，他们就用身体把我们裹得严严的，我们不再害怕；天冷的时候，我们也会缩在大人的怀里，他们同样也会用身体把我们裹得严严的，我们丝毫不会觉得冷。

那时我还小，觉得这样无比幸福。

每天早晨母亲都是第一个起床，去给一家人做早饭。

祖母穿好了衣服，把我们哥仨的衣服都塞到褥子下面焐着，然后静静地坐在我身边，开始梳她的头发。

祖母梳头的时候，经常会轻轻地哼着低沉的歌，那曲调哀伤中充满无尽的思念，那是她又想念她的儿子了。

听见祖母的声音，祖父也醒来，披上他那厚厚的黑棉袄，坐在被子里，从枕头下拿出头天晚上卷好的旱烟默默地吸，不说一句话。

祖父的胸膛更加宽厚温暖。

睁开眼睛，只要看到祖父坐在他的被子里，我们就争抢着坐进他的怀里。

他会迅速把他的被子拽过来，把我们从下巴以下严严实实地裹起来，我们的背紧紧地贴在他的胸膛上，能感觉到他的心跳，别提有多温暖多惬意！

我们哥仨常常不顾及祖父嘴里叼着的烟，一起挤到祖父的怀里。

抢不到祖父正怀位置的两个人，就只好各坐祖父的一条腿。

祖父一边把脸使劲地扭向一边，怕烫着我们，一边腾出手来给我们盖被子。

这时祖父脖子上的筋被扯得直直的，像木棍一样硬。

祖母看到了，会一边埋怨祖父没把烟掐死，一边伸手来夺祖父嘴里的烟。

眼看烟要保不住，祖父使劲噘起嘴唇，狠狠地吸上一口，然后把烟雾吐向远处。

饭做好了，母亲把灶膛里的炭收到铸铁盆里，端到屋内。

那红红的炭很快就把屋子熏暖，我们的衣服也在褥子下焐热了，大人们开始催促我们穿衣服。

偶尔有哪件衣服忘了焐，大人们就会用火盆里的炭，把它烤热再给我们穿。

无论是焐热的还是烤热的衣服，都沾上一种木炭的味道，每次穿衣服，我都会使劲抽动鼻子，恨不得把那味道永久地藏到肚子里。

直到现在，我依然喜欢木头燃烧散发出来的味道，朴素厚重，那是生命和生存的味道。

等我们穿好衣服，母亲已经把冒着热气的洗脸水端进屋。

我们洗脸的时候，她把饭菜摆上了桌子。

在大人们的注视下吃饱喝足，又被他们用围巾、帽子把我们哥仨的脸包裹得只剩下一双眼，才在祖父的跟随下，走出家门去上学。

祖父总是站在寒风里看着我们，直到我们走出很远才回屋。

路边的松树一年四季郁郁葱葱，雪后的世界纯洁无瑕。

脚下的雪和着风，不停地唱着歌。

麻雀在身边飞来飞去，松鼠也不甘寂寞地在雪地上留下串串脚印。

就这样带着家里的温度，披着冬日的晨光，我们一天天长大。

祖父母和母亲都已经离我而去好多年了，我总是觉得他们就在我的身后，从没离开过。

走在寒冬的雪地上，我甚至能感觉到他们那温热的呼吸，听见他们轻声叫我，不知不觉间常常下意识回头看去……

哦，越是寒冷，越能让我感受那浓浓的暖意，那暖意又叫亲情。

（选自《长春日报》2020年1月8日）

谢谢你允我回报

海宁

　　探视之后，离开重症监护室，走出医院，我去到附近的商厦。

　　我想给他买块表。

　　在国产品牌的一家专柜选中一款机械表：

表盘略厚重，银色，圆形表盘，罗马数字显，金属表链———我确定他喜欢，别问为什么，他没说过，但我就是知道。

　　价位适中，算不上昂贵，否则他会心疼钱；也不算便宜，否则我会心疼给他的不够好。

这样的选择，可以让我和他都心安。

　　这是他手术后因肺部感染被送入重症监护室的第三天，状况并未有明显好转。

　　家人都在做最坏的打算。

但是，我却坚信他会醒过来。

　　那天下午探视时，贴近他的耳际，我轻轻唤他：

“爸。

”清晰看到仪器屏上，他的心跳突然加快。

我甚至感觉，握在掌心里的他的手，轻轻动了动。

　　他听到了，毫无疑问。

　　尽管医生说，是我的错觉，但我依旧确定，他会在哪一天的哪一刻醒过来，他还有心愿未了，比如，一块新腕表。

　　而我，只想他醒来时对他说：

“爸，给，你要的手表。

”

　　没错，这块腕表，是他入院之前要过的。

　　半开玩笑地，在一次吃晚饭时他说：

“闺女，看我这表该换换了，年头太长，越来越不准了，每天不是快就慢个两分钟。

”

　　我不假思索，当即应允：

“买。

”过了两分钟才反问，“干嘛又是我？

怎么不让你儿子买？

”

　　他呵呵地笑：

“你有稿费赚，比他有钱，舍得买好的。

”

　　入口的米饭喷了一桌子，我哈哈大笑：

“爸，你也太偏心了。

”

　　是啊，他偏心，明显的。

不只偏心，还贪心，想要换手表，并且要好的。

而最重要的，他有心计，知道我的软肋在哪儿，一戳就中。

　　我的软肋，当然是……连我妈都会说：

“就知道，出来混迟早是要还的。

”

　　他还爱美，年纪越大越讲究穿，早已不屑我妈挑衣服的眼光。

确切说，是不满意我妈挑衣服的价位，她心疼钱，不舍得买好的。

　　所以，一年四季的服装，包括袜子拖鞋，他都要“等闺女回来再买，她买的好”。

　　还记得他第一次跟我要的，是一顶“只有在大城市才能买到的毛呢礼帽”。

　　当时，我几乎跑遍了郑州大大小小的商场，后来才在平日里从不光顾的“百货大楼”一家柜台寻到他跟我描述的那一款。

　　付账，将礼帽小心装好，我松了一口气，然后想象他戴上这顶有旧年代痕迹的礼帽的模样，想像他欣喜得犹如一个孩子得到心爱玩具的眼神，我突然被一种庞大的幸福感击中了。

　　那种幸福感，从不曾有，又无法言喻，远远胜过升职、加薪、去心仪之地旅游，胜过和恋人花前月下，胜过收到玫瑰、钻戒和誓言。

　　胜过得到一切。

　　而这种幸福感，他早早就知道了吧？

深谙此中秘笈，在那些年，他绞尽脑汁又倾尽一切宠爱我的时候，曾经一一享受过吧？

　　所以，他要把这种幸福传递到我手中，让我一遍遍感受和重温。

　　只是这一次，手表还没有来得及买，他被查出食管癌早期，很快入院手术。

　　因年事已高，心肺功能较弱，虽然采取了最安全的手术方案，但术后还是发生了肺部感染，术后当晚，他被送入重症监护室。

　　那晚，我在监护室外空寂的走廊坐了好久，深夜12点，换班的护士一脸疲态走出来，看我一眼，默默不语。

　　他是在进入重症监护室的第六天醒过来的，医生都说，奇迹。

　　我并不这样想。

　　回到普通病房后，我拿出腕表递到他眼前：

“爸，给，你要的手表。

”

　　他抬起左手手臂，示意我帮他戴上———他采用的手术方式避开胸，在颈部和腹部各留了刀口，伤到了声线，暂时说不出话来。

　　我帮他戴好，他轻轻晃晃，裂开嘴笑了。

　　我看着他，76岁的勇敢的他，勇敢地醒过来，让我还可以继续偿还我的所欠，回报他的付出。

　　压制了许久的眼泪突然而至。

（选自《小品文选刊》2020年1期，有删改）

留守父亲

高绪丽

　　前半个小时,我还在商场里四处瞎逛；后半个小时,我已经踏上了回老家的路。

不满12周岁的女儿用我平日里教导她的话反问我:

“妈妈,你这样子,算不算想一出是一出?

”

　　想想之前回老家,哪次都是提前打电话给母亲,跟她报备一下我的行踪,也给母亲留出准备的时间,比如准备做哪些好吃的,还有准备我往回带的自家产的菜。

可是现在,母亲身在北京帮妹妹照看孩子,只留下父亲一人在家守着老房子,我想不出打电话给父亲应该说些什么,索性直接驱车回老家。

　　冬天的阳光,因为温暖,尤显得弥足珍贵。

车子刚拐进村子,眼尖的女儿便从村委南墙根下坐成一排晒太阳的村里人中认出了她的姥爷。

我凑近那个已经露出老态的男人跟前,摇下车窗,喊了一声:

“爸,上车吧!

”我看到父亲的眼神愣了一下,紧接着变得明亮起来,有些语无伦次,“你怎么回来了?

”看见我想要下车,又道:

“别下来了,家去吧,外面冷。

”隔着车玻璃,我有些不忍心,“爸,上车一起吧!

”父亲难掩脸上的喜色,转过身给他身后一起的那些人摆了摆手,然后拿起马扎往家走,几步就把我们的车甩出老远。

　　怪不得人人都说“女人家”三个字,这个家没有了女人来收拾,总觉得少了点烟火气,到处冷冷清清。

我找出抹布蘸着餐洗净把锅台边的厚油腻来回搓了搓,又把碗柜里的碗啊盘子啊全都搬出来洗了一遍。

父亲站在我身旁,满怀歉意,“你一回来就拾掇,其实不用全刷的。

”言下之意,他平日里常用的碗盘就那么两三个。

想想也是,母亲在家时,两人吃饭也有个伴儿,现在父亲一个人在家做饭自己吃,再丰盛的菜也吃不出原来的美味。

　　吃完饭,父亲坐在沙发上,与我有一搭没一搭地闲聊着,“爸,跟我回城里过冬吧,城里有暖气,小钰也想你。

”小钰是我的女儿,是他最疼爱的外孙女。

之前妹妹曾多次来电话,想说服父亲去北京陪着母亲一起,甚至还要开车回来接父亲,可父亲坚持不肯离开老房子。

这次无论怎样,我还想试试。

没想到父亲依旧是吃了秤砣铁了心,“家里不冷,冷的话,我可以多烧烧炕,门口劈好的柴火摞了那么多。

再怎么说,我也不能把家撂了不是?

”

　　我还想继续劝劝,寻思寻思,终是没再张嘴。

我相信,父亲一定有他坚持的理由。

这座看上去有些破旧的老房子,里面不仅装满了父亲与母亲的爱情,也安放了我们姐妹成长的每一个脚印。

　　院子西面草屋子的木棱窗上依旧挂着生了锈的大大小小的镰刀,我还记得其中的一把,曾在我用它割麦子时,把我的手割破了皮,流出鲜红的血来。

门后的锄、镢和耙子,已经被闲置很久了。

如今地里的农活多被机器取代,它们已经派不上用场了,但父亲还是不舍得扔掉它们。

父亲总说,庄稼人就得有庄稼人的把式。

父亲还说,看到了它们,也就看到了年轻的自己。

　　其实,像父亲这般,不肯陪着妻子去往城里儿女家,宁肯独自一人守着空落落的老房子的留守父亲,在我们村子里,不在少数。

为儿女奔波了一辈子,到了年岁大时,还要为儿女忍受两地分居,留守父亲的苦,又有多少做儿女的能够真心体会?

　　从老家回来时,父亲把车子后备箱塞得满满的。

我不放心,又嘱咐了几句:

“吃饭不能凑合,实在不行就去镇上的超市买一些,换换口味。

”父亲听后笑道:

“行了,别跟你妈妈似的那么唠叨,你们想家了,随时都可以回来。

”

　　那一刻,我似乎懂得了父亲的坚守。

也许,他只是想让我们懂得,那个家,有他在,随时可以收留我们。

（选自《齐鲁晚报》，2020.1.10）

母亲的背篼

邹安超

母亲的一生，背过无数的背篼。

为爱而背的背篼，总在母亲身上荡来荡去，将她亭亭玉立的腰身压得羸弱佝偻，母亲却背得欢畅、背得无怨无悔。

母亲的背篼，有大背篼，小背篼；大眼背篼，密背篼；高背篼，矮背篼；娃娃背篼，菜背篼……而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娃娃背篼和菜背篼。

娃娃背篼，是母亲把我们四兄妹从小装到大的背篼。

母亲十八岁出嫁，十九岁第一个孩子出生，是我大哥，再隔四年生下二哥，随后六年时间有了我和妹妹。

从大哥一直到妹妹出生之间的十余年里，娃娃背篼几乎在母亲身上扎下了根。

母亲做家务、生产队出工挣工分，甚至在河边淘菜洗锄头，娃娃背篼都没离开过她的身。

大哥出生，我家刚从大家庭分出来，两间破土房，一穷二白的家境，又遇上自然灾害时期，国家穷小家更穷。

无吃无穿，大哥在母亲体内就营养不良、发育受限，落地不到三斤的大哥，全身青紫、奄奄一息。

邻居蒋婆婆说：

扔了吧，肯定养不活。

初为人母的母亲，看着连奶都不会吮的大哥，非常心痛。

放弃还是坚持？

母亲毅然选择了坚持。

她心一横，扯下一块破布，包上大哥弱小的身子，小心翼翼地将他抱在怀里，用自己的温暖一点一点与死神争夺。

没有吃的又无母乳，母亲东家借、西家讨，硬是用米汤把大哥喂养活了。

可活下来的大哥又面临新的问题，三岁不会说话，四岁不会走路。

周围的人风言风语，说大哥是软骨症。

看着脸如二指大的儿子，母亲用娃娃背篼背起大哥，几十里地地奔走，寻找名医，遍寻药方医治。

一年多的奔波，让怀着身孕的母亲瘦骨嶙峋，几次晕倒在路边。

后来，母亲无意中听一位老人说，离我们六十里路的永川双石有个土医生，能治好大哥的病。

如久旱逢甘霖，母亲二话不说，把大哥放进娃娃背篼，怀中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二哥，重新踏上了看病的路。

这次奔走总算有了结果，一年后，皇天不负苦命人，大哥终于开口说话了，不久也能慢慢地爬、慢慢地走了。

看着终于医治好的大哥，母亲舒了一口气。

母亲的坚持，让石头也开了花。

大哥能下地走路了，原本可暂时松手的母亲，又开始操心二哥的抚育。

娃娃背篼继续履行着它背娃娃、载娃娃的光荣使命。

二哥可以自己玩耍了，我又出生了，紧接着是妹妹出生。

按农村传统大娃带二娃，二娃带三娃，依次如此。

但因大哥幼年发育欠缺，身体一直瘦弱，所以带孩子的担子依旧落到母亲身上，直到妹妹可以下地走路，母亲才基本甩掉肩上的娃娃背篼。

母亲用娃娃背篼背大了我们，我们也离开农村生活在了城里。

没有抚育任务的母亲，却愿意独自居住在乡下。

没有了养孩子的负担，土地和劳动依旧是母亲的精神和归属。

留守土地的她，用喂养的鸡鸭鹅的粪便，加上猪粪水调制，自制成有机肥料来种植蔬菜，长出的菜蔬青翠喜人，邻居说这可是健康无污染的好菜。

母亲把菜背篼装得满满的，弯着低矮的身躯，一步步走向公路旁的公交车站。

几经辗转的母亲来到我家。

她放下背篼，一边擦着满脸的汗，一边对我们细数着：

这是瓢儿白、这是油麦菜……看着这一大堆绿油油、翠亮亮的新鲜蔬菜，着实让人欢喜。

母亲总说：

城里生活贵，什么都得买，连吃的水都得付钱，哪像自己在家里，想吃什么就种什么，吃水的管子牵到灶屋里，水龙头一开，机打井的水用起来很方便。

于是，故乡的人时常看见母亲背着菜背篼，站在村子对面的公交车站，不断地往返于城市与农村之间。

已近八旬的母亲，青春年华被娃娃背篼磨去了姣好的容颜，耄耋之时又被菜背篼牵绊，她的儿女们就是她的整个天和地。

她心中的爱，总是温暖如春。

（选自《中国文化报》2020年01月25日，有删改）

父亲的三餐母亲的家宴

袁恒雷

父亲在我上初中之前不会做饭，母亲有几次在我和妹妹面前取笑他，说你父亲刷完锅后问刷锅水往哪里倒，我们听后心想当时父亲真是养尊处优啊。

1997年春，父母把家从农村搬到了城里，到今年刚好20年。

进了城的父亲也同时进了厨房，帮助母亲料理厨房的一切，而自打他进入厨房开始，他就喜欢上了做饭。

记得二十年前，刘仪伟在央视主持一档美食节目《天天饮食》，里面有一句栏目语——“男人下厨房，绝对新时尚”。

这句令人耳目一新的口号立刻引起广大女性同胞的赞许，她们让自己的男友或丈夫也积极进入厨房，和她们一起体味厨房的乐趣。

我父亲从不懂泔水往哪倒，到成长为炒得一手好菜的大厨，这段励志成长史还是很值得书写的。

且不说究竟为何他参与进了厨房，从此母亲从厨房里解放出来倒是真的。

每天早晨，都是父亲先早早起来，把饭做好，等到做得差不多了的时候，我和母亲才逐渐起来。

过了五十岁后，母亲的身体确实不如以前那么硬朗了，可以说是积劳成疾，特别是近十年来，每个冬天去松树果仁厂干活，长时间的低头让她的脊椎肩周都出现了病。

脊椎的病症造成了大脑供血不足，害怕声音大，以至于睡眠常常不好。

近些年来，父亲也就轻易不让她下厨房了，我家的厨房就成了父亲的天下。

而此时，早已不再是应了那句“男人下厨房，绝对新时尚”的广告语时代了。

父亲的厨艺是母亲教的，手把手教的。

大酒店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大菜自然不是在寻常百姓家厨房做的，老百姓的厨房要的就是暖心暖胃。

所以，几乎所有的家常菜父亲都已经会做了，猪肉炖粉条，蒜泥茄子等等，这些时令蔬菜在父亲的烹制下，都生发出了格外的甜美，那是家的味道。

令我感触颇深的是当我搬到楼上住时，很快就进入冬天了，寒冬的早晨，外面还一片漆黑呢，父亲此时在厨房正忙得不亦乐乎，他得母亲真传，从准备食材到下锅再到上桌，几乎就是一转身的事儿。

他做菜的效率之高，令我请来的外地朋友赞不绝口，不过是在我的书房坐了一小会儿，父亲就很快叫我们过去吃饭了。

现如今，母亲做菜常常是在家里来了重要客人及过年的时候——她现在轻易不出山了。

过年的时候亲友经常走动，正月里大家挨家挨户串门吃，轮到我家时候，母亲自然要好好准备。

母亲的好厨艺是出了名的，不仅会做的菜样多，还特别入味，并且效率极快。

我读中学的时候，母亲常常给我做红烧鸡头吃，那种袋装的鸡头，出锅时带着酱汁，肉质又香又软。

母亲会做的菜自然更多，所以每次我请朋友来家做客，是一定要提前和他们商定做哪些菜的，特别是她老人家作为主厨，心里先要有个谱。

如今三十多岁的我，依然还生活在父母的庇佑下，父亲的日常三餐，母亲的家宴，是我成长记忆里最温馨的画面——在父母的面前我们永远都是孩子。

昨晚母亲和我一个亲戚通视频电话，我管她叫二姨，二姨的母亲我叫姑姥姥。

前几天姑姥姥刚刚因为心梗去世，但二姨没在床前送终，她当时正在北京给她的小儿子治脚伤呢，需要手术陪护。

二姨在电话里和母亲相互泣诉，我母亲说，常常看著你做了好吃的就往你妈那送，去年秋天老爹没了，现在老妈也没了，做了好吃的也没地儿送了。

她们老姐妹此时竟然也像孩子一样，即便当奶奶姥姥了，没有了父母就如没有了依靠，没有了来处，人生只剩归途。

坐在屋子里的我何尝不在感念，父母给予的一粥一饭都是巨大的恩赐，父亲的三餐母亲的家宴令我何其幸福，我满足，并一定反哺，就在现在。

（选自《思维与智慧·上半月》2020年第1期，有删改）

画不尽的年画

牟书灏

我小时候在村子里和姥爷一起住,村子很小,但那时我一直认为这就是整个世界。

村子看上去很普通,人们在一辈辈留下来的土地上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平凡生活,但是,在这个平凡的地方,有一样不平凡的珍宝——被誉为“中国第五大年画”的吕村年画。

　　吕村年画起源于清道光年间,题材多是祭祖、消灾、赐福、贺官、庆寿、烟火接续等。

内容包罗万象:

渔樵耕读,才子佳人,琴棋书画。

也有创造喜气洋洋新年气氛的福禄寿喜、自然风光、花鸟鱼虫等。

如文武财神、菩萨、门神等。

姥爷如今正是吕村年画的正统传人,他是跟着他的爷爷学习的。

在他年幼时,姥爷的爷爷挥毫作画,他就待在一旁,捧着器具,专心学习着绘画步骤。

　　待他稍大时,他又学习作画的各种技巧。

在这般言传身教中,姥爷渐渐掌握了年画的技巧,扛起了年画创作的大旗。

姥爷的年画具有水墨交融的民间工笔年画风格。

家中南屋是他的工作间,墙角堆放着大量卷纸,工作台上面摆放着型号各异的毛笔,一角放着砚台,因为常年吃墨已经从中间凹了下去。

最显眼的是五个板凳,由高到低,高的板凳人踩上去像是被“戳”上了房顶,矮的板凳人蹲上去像是被“栽”进了土坑。

　　不同高度的凳子意味着姥爷不同的作画位置、不同的作画内容,踩在高凳子上要画屋梁、牌位,坐在中凳子上要打格子,蹲在矮凳子上要画人物、门脸。

从一个凳子挪到下一个凳子背后是一年半载的重复与磨练。

姥爷在今天之前已经在这个练功房中度过了六十多个寒暑,研磨、车纸、打格、描线、上色,积攒了一身本领。

　　有时一张画要花他将近整月时间。

凡用笔工细,青丝银须丝丝不乱,服饰行装纹理清晰,该有的元素,只多不少,绘制用的是纯金丝线,这样的画大多是哪户大户人家的定制,能换回来一大家子的新装。

　　当初经济条件不好时,种地也赚不到钱,姥爷靠年画养活了一家人。

凭着这门手艺,把4个子女培养成了大学生。

姥爷对年画的感情越来越深,但年画的前景却越来越暗淡,买年画的人越来越少,本就逼仄的市场被机器印刷的低价货抢走了大部分份额。

很多时候,姥爷作画只剩自娱自乐了。

更让人悲观的是,现在全村会画年画的只有7个人,而能坚持画的只有姥爷一人。

肯花数年时间、静下心来学习这门手艺的人,再也找不到了。

姥爷有一次把我叫到他的书房,手拿毛笔,和颜悦色地想教我绘画技巧,只是我十分不适应书房中那股陈旧的墨味,没过多久就嘻嘻哈哈地跑到外面玩了。

跑之前,我偷瞄了姥爷一眼,只见他脸上满是无奈怅然,皱纹聚在一起。

自那以后,他不再提让我学画的事。

　　后来,在文化馆的帮助下,姥爷成功地将吕村年画申请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多家媒体记者都来采访报道,吕村年画又名扬全省。

我们精心为姥爷准备了庆功宴,姥爷破例喝了酒,宽宽的脑门上,皱纹扎成一个结,他苦笑说:

“文化遗产,说明离消失不远了”,接着叹息:

“年画让我们村出名,曾经养活了全村人,但现在却后继无人了”。

其言其情至今想来令人叹惋。

　　姥爷现在70多了,仍奔走在传承吕村年画的路上,庆幸的是,他的努力有了成效:

申遗成功后,政府专门拨款建立画室。

如今我也在努力为他做些力所能及的事,如为他录制绘画视频,帮他整理创作手稿,以此来弥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