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的稳定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政治稳定的现实之道.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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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中的稳定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政治稳定的现实之道
发展中的稳定重要战略机遇期我国政治稳定的现实之道
摘要:
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同的政治稳定模式。
随着我国政治现代化的实践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政治稳定的挑战也不断增加。
原有的静态的政治稳定模式无助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源头解决,从而使维稳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
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和改革发展的新阶段,需要用一种新的方法、模式,实现发展和稳定的动态均衡。
发展中的稳定,以其新的理念和运作机制与社会转型期秩序建构的诉求相契合,成为当下我国政治稳定模式的现实选择,但这一政治稳定模式的有效运行离不开配套机制的合力支撑。
关键词:
政治稳定;政治秩序;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中的稳定
中图分类号:
D621文献标识码:
A文章编号:
1001-8204(2014)02-0014-04
在重要战略机遇期,一个稳定的政治秩序对国家经济建设和社会的良性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作为社会稳定核心的政治稳定,是政治现代化追求的重要目标之一,更是各国政府和人民的共同任务。
政治稳定模式是人类社会追求和获得政治稳定时所遵循的方式,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决定了不同的政治稳定模式。
当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实践与探索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加快,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发生深刻转换;社会结构变迁进入破除城乡二元结构的新成长阶段,城乡一体化成为新的发展要求;改革从经济改革过渡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
同时,这也是发展方式加速转变时期和矛盾多样多发时期,传统形态的政治稳定的基础已经和正在持续地发生变化。
在此客观形势下,如何抓住和利用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迎接机遇和挑战,关键需要转变传统的维稳思维,正确处理稳定与改革、发展的平衡关系。
因此,在发展中实现政治稳定,已成为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保持稳定的政治秩序不可回避的选择。
只有稳定的政治秩序才能促进社会的良性发展已成为人们的共识。
我国当前处在重要的战略机遇期,但与党的十六大提出“重要战略机遇期”相比,现阶段国际国内的形势已经和正在发生深刻和复杂的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和要求。
虽然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的主题,但随着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必将为我国的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带来新的挑战。
目前我们正处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攻坚阶段和深水区,需要以更大决心冲破思想观念的束缚,破除改革与发展中的各种体制障碍,为经济发展、社会治理和现代化的实现注入强大的动力。
而在实现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的过程中,经济发展和社会的结构变化会产生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经济上的利益分配不均衡会产生政治上的不稳定因素,经济和社会的发展速度过快也会产生不同程度的政治不稳定因素。
因此,稳定和发展就构成了一对矛盾,“发展与稳定既有相容的一面,又有矛盾之处。
发展总会带来变化,而变化对稳定则是一种威胁。
稳定意味着社会处于平衡状态。
而发展积累迟早会打破原有的平衡”。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有两种平衡,一种是发展过程中的相对平衡即动态平衡,另一种则是停滞不前的僵化平衡。
同样,也会出现两种类型的稳定,即发展中的动态稳定和阻碍发展的停滞性稳定。
停滞性稳定是指政治格局僵化,政治生活不发展的状态。
依赖外力的强制,强调结果导向,追求短期目标,政治格局僵化。
而动态政治稳定是指社会在发展中的稳定,是政治事物处于发展和前进之中,在前进中不断发现不合理的成分,并予以根除和调整,使其适应社会进步的需要,达到在发展中获得新的、更加完善的和谐。
发展中的稳定和稳定中的发展是一种动态的平衡状态。
不同的政治稳定模式直接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发展、利益格局的变化和政治秩序的建构。
改革开放前,静态有序的稳定是我国政治稳定的模式选择。
在此政治稳定模式的运作下,社会绝对安定成为管治的首要目标,依靠行政的强力控制成为建构秩序的主要手段,运动式推进成为建构秩序的惯性行为。
静态有序的政治稳定模式尽管在中国社会历史上扮演过重要角色,维持了政治上的稳定,为特定时期社会发展提供了秩序保障,但这种稳定是通过拒绝外部环境变化并对社会内部实行严格的政治控制来实现,是以压制正当的利益表达为前提,甚或是以牺牲、压制公民权利为代价的。
可见,静态的政治稳定,是一种力求政治稳定而牺牲政治发展的现象,不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
在此政治稳定模式的驱动下,“一把手”主导、“严防死守”成为各级政府维稳的主要行为选择,信访销号、花钱买稳定、拔钉子等手段成为维稳的惯用策略,而对以上做法可能带来的更深层次和更长远的危害则不予考虑。
然而,这种追求稳定的方式和模式具有明显的不可持续性,陷入“越维越不稳”的困难境地。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
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社会结构的不断变动、思想观念的多元化以及利益诉求的多样化,既为我国发展和社会变革带来强大动力和巨大活力,也带来了新的矛盾和问题。
例如环境、资源保护与快速发展之间的矛盾,收入差距扩大、社会保障水平刚性增长与经济发展波动的矛盾,城乡差别以及区域发展不平衡等,使政治不稳定的几率增加,对原有的静态的政治稳定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
而在网络时代各阶层民众的维权意识不断提高的情形下,这种静态的绝对稳定理念不仅无助于社会矛盾和冲突的源头解决,反而给民众提供一种“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误导性的预期,从而使维稳陷入“按下葫芦浮起瓢”的困境。
这意味着以前的稳定理念、机制、过程、执行状态与稳定绩效承受着日益增大的现实压力,长期熟稔于心的静态的高压维稳已经走到尽头,需要有新的推进方式和策略,以使发展和稳定实现动态均衡。
发展中的政治稳定具有动态性和过程性,它是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的全面发展中,通过积极回应外部环境的变化,根除和调整发展中的不合理成分,寻求经济发展和社会和谐的共赢,进而实现政治和社会的长期稳定。
可见,发展中求稳定的政治稳定模式,以其新的理念和运作机制,与新时期政治秩序建构的诉求高度契合,而成为当下我国政治稳定模式的现实之道。
第一,在稳定理念上,与传统政治稳定不同,发展中的稳定模式是以社会和政治的动态有序发展为价值取向,而不是社会的全面管控和静态有序,它以较强的开放性姿态包融和吸纳社会诉求。
第二,在稳定目标上,力求实现政治发展中的动态平衡,它既重视解决好眼前的不利于政治稳定的种种具体问题,更着重于国家的长治久安,促进维稳和维权的均衡发展,进而实现社会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双赢。
第三,在稳定手段上,发展中的稳定,通过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着重改革的整体性、系统性和协同性来统筹各方面的发展要求,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来建构一种长久的稳定秩序。
第四,在稳定动力上,传统的政治稳定的动力具有外源性,是政府力量的单向控制,并在政府主导且逐级向下增压的情势下展开的,而发展中的稳定的动力具有内生性,是在国家与社会、政府与民众之间的建设性的双向互动中推进的。
在新的稳定理念和运作机制的影响下,发展中的稳定模式,使政治秩序的建构牢固立足于政治系统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这不仅有利于拓展政治系统的权威资源,增强政府的合法性,而且有利于提高社会力量维护政治稳定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进而将有效推进真正政治稳定的顺利实现,为重要战略机遇期发展提供良好的和谐稳定的环境与条件。
在改革和发展中实现稳定的政治秩序,从源头上消除社会矛盾的根源,促进各项事业的发展,是我们的目标。
动态有序的政治稳定模式,强调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人民群众可承受的程度有机地结合起来,通过不同渠道的利益诉求和利益协调,整合社会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关系,在政治稳定中推进改革和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保持政治稳定,从而使政治稳定的实现成为多元力量的双向互动。
但政治稳定新模式的建构和有效运行,需要在各种配套机制的协调运转下才能实现,如果没有相应的机制运转,就是再完善的稳定模式也难以发挥其应有的效用。
因此,还要着手建构配套机制,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差距和失衡问题。
第一,建立价值凝聚机制,寻找价值共识和认同的生长点。
可持续政治稳定的实现离不开广泛的价值共识,只有整个社会的价值共识真正建立起来,才能有效实现社会力量不断发展下的政治稳定。
由于利益分化日益严重,改革红利分配的不均,使相当一部分群体因在改革中利益的受损而产生了对未来改革中利益进一步受损的恐惧。
这种悄然而来的态度和心理变化,可能成为新的不稳定因素,有可能危及社会的稳定与安全。
因此,在矛盾交织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必须找到社会价值认同的生长点,坚持社会公平正义,提高价值凝聚力。
第二,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提高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水平。
对改革发展的价值认同的提升有赖于利益共享机会的平等。
20世纪90年代以来,民众对改革的认同感下降,根源于改革过程中与民争利、改革措施在实施中走样变形现象的不断出现,致使社会各阶层享受改革发展成果的权利和机会出现了严重不平等情形,对稳定形成挑战。
因此,应按照公平正义的原则,建立健全利益共享机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地更公平地惠及社会各阶层和不同利益群体。
只有这样,整个社会的利益共识才能真正广泛凝聚,通过强化人们对改革发展的共识意识,提高政治系统的合法性水平,实现政治秩序的稳定性和有效性。
第三,用包容性发展,推动发展过程的公平。
其目标是解决非均衡改革发展所导致的城乡之间、不同区域之间、不同职业之间的利益不均衡以及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不和谐、不可持续等问题,实现人与人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
目前我国的利益结构是一种非均衡性的利益结构,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与面临的利益失衡问题,突破传统的刚性体制的束缚,维持市场经济秩序和保持社会政治稳定发展,是实现包容性发展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
包容性发展既兼顾了程序性公平,也能兼顾在结果上解决利益分配是否均衡、公平,从而实现利益共享。
推动发展过程的公平,实现包容性发展,应有一个健康有序的制度环境尤其应以市场经济制度作为保障。
随着我国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的加快推进,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复杂化,而由此产生的利益非均衡化和收入差距进一步拉大的情况并没有得到遏制。
由于原有的利益整合基础和控制出现一定的削弱,而新的整合基础尚不稳定,一些复杂的、异质的多样性利益追求处于无序、失范状态,对社会发展造成阻碍。
因此,迫切需要建立健全新的利益诉求机制、协调机制和利益整合机制,从不同的、相互冲突的多元利益结构中找到利益的共识点,通过实现制度化的途径,及时协调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关系,从而建构起一种长久的稳定秩序。
第四,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实现维稳与维权的均衡发展。
维权是维稳的基础,维稳是维权的保障,二者均衡发展方可实现和谐稳定。
在静态有序的政治稳定模式的“压力维稳”逻辑下,只问结果不问手段,维稳往往以压制甚或牺牲公民权利为前提。
由此,社会各方利益冲突加剧,以群体性事件为表象的公众非法治维权行为不断发生。
而发展中的稳定,是通过协调和整合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来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以保障公众合法权益为基础的维稳。
一个稳定、和谐与发展的社会离不开有效的社会治理,而社会治理机制是社会治理所遵循的一整套规范和模式。
因此,必须通过创新社会治理机制,形成党委和政府主导的社会治理,通过依法有序的公民参与,形成良好的社会治理联动机制,有计划、分步骤地处理好群众关心的难点问题,维护好群众权益,为实现维稳与维权的和谐共赢创造有利条件。
创新社会治理机制的关键在于健全和完善各种社会治理的互动机制和依法有序的维护公民政治权利机制,引导公民依法有序参与社会治理。
第五,坚持公平正义原则。
准确把握社会治理规律,不断提高社会治理创新科学化水平。
公平正义作为调节人们社会利益关系的一种价值评判标准,是社会公共利益关系的衡量尺度。
社会的公共利益作为社会治理的核心价值或主导价值是人类社会发展的结果,体现了历史的必然性。
3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实践证明,什么时候坚持了公平正义,社会就会发展和稳定,什么时候背离了公平正义,社会就会出现利益矛盾的冲突。
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现代社会需求正呈现出多样化、差异性、急剧扩张的阶段特征,只有发展才能为更好地解决民生问题和解决发展中的公平正义问题提供强大的经济基础,为社会政治稳定提供充分的条件。
但无论是改革还是发展,都应该把公平正义作为社会政治稳定的原则和最基本的前提。
为此加强社会治理创新的重点是要加快推进资源配置创新,向社会治理真空、“盲区”倾斜,更好地体现公平正义。
重点应做到“三个优化配置”:
推进公共政策的公平性和优化配置;推进公共财政的优化配置,并向广大农村和贫困地区倾斜;推进公共资源优化配置,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六,规范社会政治秩序系统的运行。
社会治理是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动态系统,需要有完善的制度环境,才能形成社会治理机制运行中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社会治理的动态和完善这两个内在规定性,决定社会治理机制需要不断的创新。
当前健全和完善社会治理机制的创新,其重点在于以下方面的实现:
首先,在健全完善城乡统筹治理一体化机制上创新。
战略机遇期的到来促使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和社会结构正在形成中,在新旧社会结构交替之时,社会容易出现社会治理的“真空”,导致社会政治秩序出现失序的局面。
为此应深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着力破解城乡二元结构壁垒,为城乡人员的合理流动创造有利的条件。
与此同时也应加强对城乡流动人口的管理服务,促使传统的被动管理模式转变为积极主动的治理服务模式。
健全完善社会政治安全保障机制和社会政治安全发展的防控机制,让政治秩序更加安全和稳定。
其次,健全完善社会风险管理评估机制,着力化解利益矛盾风险。
建立、健全社会风险管理评估机制,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促使利益结构健康、协调发展的重要制度安排,对于从源头上预防由于过度的利益结构变化导致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引起的社会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的社会转型涉及不同利益主体的复杂互动行为,它既有社会风险治理领域的共性问题,又涉及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同层面的特殊问题。
因此社会风险管理评估实质上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复杂社会选择过程。
其关键一是以人民群众利益问题为核心内容,科学确定评估的范围,凡是直接关系到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问题都要进行社会风险管理的评估。
二是界定责任归属,确立评估实施主体承担主要责任的问责制度。
三是建立一套完整的、科学的评估体系,着力提升评估工作的系统性、规范性。
同时还要科学把握社会风险管理评估的主要着力点,正确处理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社会政治稳定的刚度和利益调整的承受度之间的关系,以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为导向,将维护公共利益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相结合,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运用现代社会风险监测工具,创新评估工作方法,强化主动性,着力化解利益矛盾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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