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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环境史学看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吉林二中
从环境史学看历史教学的社会功能
[摘要]:
环境和生态危机是当今世界最引人关注的突出问题之一。
它不但促成了席卷全球的环保运动,还引起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伦理学等学科的广泛兴趣,历史学也不例外。
环境史的形成和发展已成为国际史学界70年代以来最引人关注的新领域之一。
我国早已把环境保护定为基本国策。
本文主要从对环境史这一新兴学科的诞生,来探讨环境与历史学科的紧密关系,并着重提出在历史教学尤其是高中历史教学中,环境意识、生态意识、危机意识渗透的重要性。
从而引发对教学中学科交叉互动的深层次思考。
[关键词]:
环境史、历史教学、环境意识
一、环境史的由来及定义:
"人猿揖别"标志着人类与环境相互作用的历史开始。
然而,以此为研究对象的环境史直到本世纪60年代才在美国出现,其标志是S.海斯的《保护与效率主义》(1959年)和R.纳什的《荒野和美国思想》(1967年)的出版。
前者注重环境保护的政治史;后者超越了游牧理想,把荒野理想当成美国精神形成的关键。
什么是环境史?
不同的环境史学家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界定。
R.纳什第一次使用了环境史这个术语。
他认为,环境史是"人类与其居住环境的历史联系,是包括过去与现在的连续统一体",因而,环境史"不是人类历史事件的总和,而是一个综合的整体。
环境史研究需要诸多学科的合作"。
L.比尔斯基认为,环境史研究过去人类与自然界究竟是如何进行双向而非单向的联系,其内容具有多样性。
但该领域目前还没有对学科范围进行精确界定。
T.泰特认为,环境史学家不能把一切人类历史看成是某种程度上的环境史,要把非常丰富的文献控制在一个能够处理的范围内。
环境史研究应该包括四个方面:
首先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感知和态度;其次是对环境有影响的、从石斧到核反应堆的技术创新;第三是对生态过程的理解;第四是公众对有关环境问题的辩论、立法、政治规定及对"旧保护史"中大量文献资料的思考。
只有把这些主题有序连接起来,才能全面均衡地理解文化与环境的关系。
D.沃斯特认为,环境史仍挣扎于出生中,因为在自然研究中几乎没有历史,在历史研究中几乎没有自然。
历史研究确实需要生态学观点,因此环境史就是历史与自然相结合的研究领域。
如果这样的环境史诞生,人类将拥有两类历史,一是自己国家的历史;二是人类共有的地球之史。
尔后他进一步发展了自己的观点,认为环境史是研究自然在人类生活中的角色与地位的历史,应包括三项内容:
一是自然在历史上是如何组织和发挥作用的?
二是社会经济领域是如何与自然相互作用的,即生产工具、劳动、社会关系、生产方式等与环境的关系。
三是人类是如何通过感知、神话、法律、伦理以及其他意义上的结构形态与自然界对话的。
K.贝利认为,环境史不仅讨论人类本身的问题;还研究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其研究范围包括四个层次:
一是人类对自然评价、态度之变化以及意义之探讨;二是人类经济行为对环境之影响及人类环境价值观对经济之影响;三是森林与水资源保护即资源保护运动和环境运动的历史;四是专业团体的作用--如科学家、工程师的贡献及其与环境思想和环境运动的关系。
W.克罗农认为,环境史是个大雨伞,下设三个研究范围:
一是探讨某一特定地区的特别的和正在变化的生态系统内人类社会的活动;二是探讨不同文化中有关人类与自然关系的思想;三是对环境政治与政策的研究。
C.麦茜特认为,环境史是给人们提供一个审视历史的地球之眼,探讨在时间长河中人类与自然互动的多种方式。
由以上叙述可以看出,环境史的概念仍在发展变化中,其研究范围不断扩大。
环境史应是以建立在环境科学和生态学基础上的当代环境主义为指导,利用跨学科的方法,研究历史上人类及其社会与环境之相互作用的关系;通过反对环境决定论、反思人类中心主义文明观来为濒临失衡的地球和人类文明寻找一条新路,即生态中心主义文明观。
环境史作为一门年轻的学科,自出现伊始,就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
它不仅拓宽了传统史学研究的领域,提供了一种审视历史的全新视角,同时也开创了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
尽管不同学者对环境史的定义和研究内容有不同理解,但无论哪一种看法,都跳出了传统史学以"政治史"或"民族国家史"为研究核心的束缚。
正如唐纳德·沃斯特所言,"当世界卷入一个更加全球化的视角之中时……历史学家们对他们自己失去了信心,这就是他们认为过去的历史是被掌有国家权力的伟人所彻底控制和组织的。
于是他们开始重新'自下而上'地重视历史环境史研究也因此蓬勃地开展起来。
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环境史学家们不得不面对一些新的问题和挑战。
从研究的角度看,由于环境史学科发展的日益成熟,并继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史之后成为西方历史编纂学的第四大类型,客观上对环境史研究中概念、范式和范围的界定提出了更加细化和深入的要求。
从宏观、中观和微观等不同领域对人类与自然的互动关系作多角度、多层次的分析已成为大势所趋。
二、环境史研究的现实意义: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历史学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严肃的历史思考。
一方面,深入开展我国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和灾害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从世界文明的角度去研究、了解20世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的认识。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研究任务之一,就是探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的环境思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环境问题不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来解决。
人与人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互为中介的,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合乎生态规律,良好的自然环境是人全面发展的源头活水,也是全人类解放的基本标准之一。
在加强环境伦理的研究中,我们在借鉴西方理论的基础上,还应注意与中国的民族文化和现实相结合,特别是科学与技术的结合,以及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融合。
中国科学院发布的2001年《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报告》提出,我国实现现代化,面对六大挑战,其中就有"生态环境仍处于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状态"。
我国环保事业正式开始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
1972年,在周恩来总理指示下,我国组团40多人出席了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
紧接着1973年中国召开了第一次环保会议(北京:
8月5日~20日),这次会议使得中国江河、海湾污染、工业污染、农药污染、城市污染、生态资源破坏等大量严峻事实得以披露。
随后几年国家治理了不少典型污染点、源。
十年动乱结束后,"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被写进1978年国宪。
1979年9月13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试行)》公诸于世。
1983年国务院第二次全国环保会议正式把环境保护列为中国基本国策之一。
中国环保事业起点是从法制着手的,30多年来取得了明显成就,制订了多部法规,解决了许多问题。
1992年里约环境与发展大会之后,可持续发展成为国际发展观的主流。
我国制定了《中国21世纪议程》。
这个战略的成功取决于全社会的参与,因此需要启动全体公民的环境意识,可是这方面有很多工作没有做。
不仅如此,公民还应有相当于发达国家公民的高度的环境意识,因为经济全球化必将要求我国应对更多配套的世界性环境公约。
面对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我国历史学家从两个方面进行严肃的历史思考。
一方面深入开展我国历史上自然环境变迁和灾害问题的研究,像北京地区森林变迁和生态灾害、西北地区生态发展变化、历史上沙漠化现象以及地区经济文化与自然变迁等课题,由历史学家与农学家、林学家、气象学家、环境伦理学家、历史地理学家等进行交叉学科的研究。
毫无疑问,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必将推动历史学和其他学科的结合、渗透,更好地发挥历史学的社会功能。
人们期望这方面的研究成果早日问世,从而推动我国生态环境建设。
另一方面的历史思考,就是从世界文明史的角度去研究、了解20世纪西方经济发达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人文成果(不是技术成果),加深对环境伦理和自然哲学的认识。
目前我国迫切需要加强环境伦理学的研究和教育,确定人人遵守的环境行为规范,这样才能使环境保护成为人们的自觉活动。
总之,环境史是在战后环境危机、现代环保运动推动下在美国首先产生的历史学的一个新分枝,它以生态学为理论基础,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以自然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它对现实的批判、对文明的反思都是旨在为人类摆脱生态困境探寻出路。
环境史的出现及其特点,说明了历史学总是随时代发展而不断更新嬗变,唯其如此,历史学才能生生不息,历久弥新,常写常新。
三、历史教学当中对环境意识渗透的重要性
现代环境危机要求一种新的史学和历史意识。
我们要以全新的眼光审視历史,将其视为人与自然之间长期交互作用、彼此挑战、彼此改变的历史。
环境史已经在世界上许多国家出现,它对于那些试图应对危机的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实际上有很大的帮助。
环境史可以对资源保护以及环境保护主义——现代社会中两种强大的政治力量——的兴起提供更深刻的理解。
环境史有助于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环境史有助于我们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特别是占有统治地位的资本主义的经济文化及其对地球所造成的后果。
环境史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栖居的每一个特定的地方——我们必须在那里发现更好的生活方式——有更深邃的了解。
当今世界存在的种种严重的问题在40年以前就已清晰地表露出来了:
不只是日经月久的循环往复的战争与冲突、权力财富的扩张以及社会的不公正;除此之外,人类与自然的关系也正处于生死关头。
突然间出人意料地,我们同这个支撑着我们的生存系统开始彼此碰撞。
我们在狂飙突进中破坏着自然。
赫然呈于我们面前的最严重的问题是,世界上大约有近乎半数的动物和植物物种濒临灭绝,这是一场在过去的6000万年中最大的生态灾难。
在我们大学中只有极少数人注意到这迫在眉睫的风暴。
在历史学科或者人文学科中间几乎无人意识到这一点。
事实上所有的政治家,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对此也是茫然或漠不关心的①。
虽然他们睿智且富人文气息,但是因为某种原因,他们没有看到当代世界中人们对自然进行的巨大屠杀。
问题不在他们。
正如谚语所言,他们本身就是问题,而非问题的解答者。
为什么?
因为在他们对历史的理解中,自然被完全弃置一旁,正如很长一段时间中历史学家的研究遗忘了有色人种、穷苦大众、妇女和被殖民者。
历史学的范围和想象都需要再一次的根本性的扩展。
数年之前,我开始询问自己,面对这种漠然,作为一个历史老师我能够做些什么。
在西方,历史的概念是一项最近的发明。
直至19世纪,了解历史方成为一个教养良好的人的必备素质。
一个人有真才实学意味着他必须具有历史的意识。
当然所谓历史的意识自始都是与对进步的信仰紧密相连的,而且这种进步也仅仅是针对欧洲或北美的白种男性所言。
就像一千从贫寒奋斗到百万富翁的传奇一样,它所指的是那种将要富有的男人,他们凭借个人的高尚品德和聪明才智才取得成功。
21世纪必须有一种新史学。
它应当以承认我们今天生活在全球的环境危机当中为起点。
这一危机的主要因素是:
人口,现今有60亿,最终会超过100亿——如果不甚发达的国家的出生率不能在短时期内下降,则会比这个数字高得多。
对自然资源的消耗将远比人口增长的速度更快。
这两种速度结合的后果将给土壤、水、大气以及生物圈带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巨大压力。
悲观论者说,我们无法期望地球可以满足这样的要求;乐天派则回应道,如果我们开动足够的智力和进行足够的创新,地球可以继续支撑我们。
但是没有人能够否认,人口同消耗所结合起来的影响将迫使数以万计的物种濒临灭绝,这是自中生代结束以来的最大灾难。
当我们谈论世界环境危机时,我们所说的并非是战争或者饥荒这类几个铁腕人物就可以很快扭转全局的短期灾难。
相反,如今我们所面对的是一种广为扩散的、系统的趋势,它不大可能由紧急关头的史诗般的英雄行为所扭转。
在21世纪,这一全球性的危机有可能是世界上占主导性地位的问题。
如果不开始对这一问题予以更多的重视,我担心,历史学家将要落伍。
他们大约将继续炮制供他们彼此传阅的四平八稳的著作和文章,但是那些必须同全球环境挑战抗争的普通民众和政策制定者可能会背离史学。
必须承认,除了探讨当代每一个初露端倪的问题之外,史学家还有更多的责任。
在他们谨小慎微地整合过去的图像时,他们必须表现得客观且具批判性。
同样我们也不能要求每个历史学者都应当同每日的新闻报刊对话。
但是在我们事业中的某些地方,我们必须开始强调环境危机,与此同时,在根本上重新思考历史的意蕴。
环境史把人类与自然之间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产生的相互影响——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当作它的研究对象。
它求问地貌如何变化,因天力还是人为,如此变换对于人类生活有何影响。
它检验人类所创造的经济与技术的力量,并且探求这种力量如何影响着自然界。
它还在探求人类如何领悟自然,如何思考他们同非人类世界的关系。
一言以蔽之,这些便是这一新史学的课题。
环境史在很多方面都可能同自然科学家以及政策制定者发生联系。
我将只讨论其中的四条。
第一,它能使我们了解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兴起,这对当前我们思维的导向是至关重要的。
第二,它可以帮助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提出更富有创见、更加成熟的解决问题的方法。
第三,它有助于更深刻、更富批判性地了解我们的经济文化和制度及其对地球的影响。
第四,它可以令我们更深刻地了解我们所居住的地方,而我们必须在这些地方寻求更好的生存方式。
首先让我们思考对资源保护和环境保护主义不断发展的认知。
人类在数万年中一直在思考他们在自然中的角色,不论古今,每个社会都有我们或许可以称为资源保护思想的有趣传统。
宗教长期以来丰富或者影响着这一传统,比如伊斯兰教、佛教、基督新教,都为人类对自然界及他们在其中的位置的思索构建了方式。
正如当一个人试图谋求国际上对濒危物种或者海洋的看法的认同时,他从自己的艰难经历中知晓,世人持有种种不同的道德观念。
追根求源,这些观念可以远远地追溯到最古老的人类宗教和世界观的一系列混淆上。
环境保护主义实在太重要了,以致它不能只停留在街头巷尾、政治竞选或广告宣传上。
它需要教室中、杂志上和书本里的批评分析。
它需要一种历史,也需要历史学家。
两年前,我出版了关于19世纪美国探险者、科学家约翰·威斯利·鲍威尔的传记,以期了解他在美国资源保护运动的兴起中所起的作用。
自此以后,我开始认识到全国数以千计的地方组织是如何努力创造一种新的自然分界意识(watershedconsciousness)——正如鲍威尔在100年前所呼吁的那样。
通过阅读鲍威尔的著作并且深思其自然分界民主的观念,那些力图营造一种新自然分界意识的人们将会得益良多。
他们将会发现,了解那一思想在鲍威尔的时代中为何被抵制以及国家在此之后如何发生改变,是非常具有启发性的。
我们所有的人,不论是环保主义者或者非环保主义者,都需要更好地了解从前的那些环境思想家。
这正是环境史的一部分目标。
它力图在雷切尔.卡森的时代背景下去理解像她这样从大萧条走入原子弹年代中的人。
历史学家们一直在追溯她同战后女权运动、冷战以及大众消费之间的关系。
阅读她的《寂静的春天》至今仍然是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但是如果了解了这本书如何开始付诸文字,当时的环境如何,它又如何激起了围绕卡森的更大范围的争论,对这本书的阅读就更具意义了。
我们首先会看到,在她的著作中间反映的是一种正在整体上经历着深刻变革的文化,它在与危险和利益的观念格斗着,同时询问生命是什么,其他生命形式何以可能在我们的生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有时,这种审视或许使得那些从前的英雄不再那般英明神勇,但是就整体而言,将这些人的生命和思想置于历史之中时,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看待现实问题上的更好的视角。
不论怎样,卡森对环境中杀虫剂和内分泌的破坏因素的基本忧虑已变得比从前更为迫切了。
为了开创更好的环境政治和思想,我们不但需要思想家,也需要活动家。
我们需要思想、语言和想象——种种丰富多彩的、激动人心的、在实践和抗争中经受考验的想法。
口号和激情实为不足;技术的专长也远远不够。
我们需要深邃地思考我们在自然中的位置,而且我们需要在历史学和人文学科的协助下进行这样的思考。
第二,环境史可以对生态学以及其他环境科学做出很大的贡献。
我在撰写环境史方面的最早成果是一部书,题为《自然的经济体系:
生态思想史》,初版于1978年,1994年则有了增补版。
在它刚刚问世的时候尚且无人著有关于生态科学的综合历史。
自那时起,有些科学家开始担负此任,但是他们一般不会像我或者其他环境思想史学者所尝试的那样,将他们的科学放入文化和思想史的背景当中。
假如生态学家更加熟悉他们这一领域的历史,他们可能会惊讶地发现,在历史学家看来,他们的教科书中所描绘的自然经常是不真实和虚构的。
它总是缺乏同人类历史及其中所有的偶然、意外、循环、思想和社会力量之间的联系。
直至不久以前,自然科学家仍然总是对这一事实——在很长时间中人类都同自然相互作用,以及我们所谓的自然在某种程度上和很多地方都是该历史的产物——不感兴趣。
比方说,即使现在,生态系统在教科书中一般也被描绘为自给自足的动物和植物的集合体,无疑它们会随着时间而变化,但是在无人存在的情况下变化的。
教科书中的生态学总是忽视世界上很多的生态系统很久以来就是人类的家园这一事实。
有些生态系统由于人的存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在另一些地方这种存在远为微妙甚难辨别。
正如风形成了草原土壤的外貌,野牛影响着它的植被,草原犬鼠所掘之洞随处可见,人类同样也是活跃的力量。
历史学家可以帮助科学家重视人类对自然其他部分的影响早已成为现实这一事实,同时也可以令他们看到这种影响怎样并且为何会在当代愈演愈具毁灭性,直至今日已同原子弹的影响一般强大。
同样,环境史学家也可以帮助科学家们明白,他们的自然模型,即便是最复杂的科学模型,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们生存其中的文化的产物。
自然的科学模型也有一部历史,这部历史同人类社会的历史息息相关。
我们不能轻易地将我们关于自然的思想剥离出一个部分并名之曰“科学”,而另一个部分则是文学、艺术、宗教或哲学,它们本在一条思想和观念的脉络中共浮沉。
不论历史学家应该怎样公允,他们都被训练去寻求每一种思想每一篇论文背后的个人经历,寻求文化在科学理论兴衰中的影响。
即使在历史学家予以科学的真理应有的尊重的同时,他们也仍然发现,其他时代的科学思想在实质上是很有趣的,经常同我们今天的那些思想一样有趣。
而且就我们大家所知,它们可能仍然保留着某种一直为时尚所不易发现的正确性。
我的第三个论点是,环境史可以给予我们一种复杂的关于我们的经济文化和机构及其对地球的影响的知识。
我发现,最难以被理解的观点之一就是,环境问题可能有非常深刻复杂的“经济原因”。
太多的人,即使是学界中人或者经济学家,并不真正愿意去讨论这些原因,或者深入到任何关于经济价值及制度的批判性的讨论中去。
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愿意去讨论经济体系从何而来,它们依靠或者体现着何种价值,或者这些体系怎样导致新的行为。
他们拒绝经济学思想是文化的观点,就像生态学家否认生态学的思想是文化一样。
经济学经常被假定为完全超然于文化,是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适科学,处处皆可示范同样的动机和结果,同样的行为和同样的逻辑。
如果这是真的,如果经济当真是如此的自然且前定,那么就没有什么可带着批判精神讨论的。
而且,当我们循此路径将经济学自然化的时候,我们也就混淆了一个事实,即人的经济学是文化的产物,同时经济体系也是与它们的环境一道随着时间而进化的。
同样,当我们将环境变化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为人口统计模式,如人口的增长和分布时,政策分析便缺乏对复杂性的考虑。
历史学家的一个鲜明形象就是,当他面对任何关于过去或者现在的分析时,他会说“情况要更复杂些”。
人类人口的水平总是很重要的……历史学家对此表示赞同,但是它是如何达到近代的水平的?
当前的世界人口在怎样的程度上是人类从自然中摄取财富的结果?
这些财富又在何种程度上是人们思考自然的结果,或者思考人生目的的结果?
上个世纪人口增长了4倍。
经济增长了14倍,能源消耗增长了16倍,工业产量增长了40倍。
每一种增长比率都甚为可观,但是究竟哪种增长比率恰恰应该对哪种环境变化负责是极难确定的。
这些增长率又如何完全转化为生物多样性、清洁的水和广阔空间的损失?
我们仍然不知。
但是无疑任何一套环境政策都应当建立在寻找这些问题的确切答案的基础上,而这些答案只有在追溯那些随着时间而发生的变化的模型中才能求得。
我们也需要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现代经济增长的迫切性从何而来。
在几百年前,它还不是一个主要的推动力;那时候没有训练有素的专业人员或者技术人员来促进这一增长,也没有任何政治家将这种增长列入他们的政纲。
那么为什么今天我们要这样做,哪怕这种增长通常要带来不利的环境后果?
最后一点,环境史可以让我们对我们所居住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必须发现更好的生活方式的地方有更深邃的了解。
尽管事实是,我们已创造出了一个带有全球性环境危机的全球性经济体系,我们却仍然生活在一个较小的地方和区域里。
这些地方逐渐地被技术、资本和资源的流动联结在一起,现在在美国,平均每粒粮食从产地到消费地都须远行1000英里。
尽管有这些大规模的变化,我们却仍然必须在某一块特定的土地上安家落户。
我们对这些地方知道多少?
是否那些我们今天关于全球化的讨论以及对全球环境变化的关注,使得我们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忽视我们朝夕栖止的所在?
历史学家已为无数名人立传,但是很少书写一个地方的传记。
任何一个地方都包含人,但它的内涵并不仅是生活在那里的人。
它是人和非人类社会的混合体。
环境史学者同其他学者一样也有向上流动的渴望,他们也时时在此地教书,却梦想他处。
然而,迄今这一新史学对地球上的各个地方仍然表现出非凡的兴趣。
我们开始更加意识到那些地方的复杂性以及它们的特点,并将之表述在我们的文字中。
复杂性并不单单是人类动机的特性。
各个地方都复杂得难以置信,我们愈想我们要了解在那些地方发生了什么,我们就愈意识到我们的知识是何等的浅薄。
我相信,环境史的这一贡献对政策制定者们有极大的价值,因为最终所有的政策都要依地方和特殊性来设计,并且要适用于它们方能生效。
史学研究必须与时而进,并且要将它的研究同全球环境危机联系起来。
一旦历史得以成功地重新定义——不只是如现在这样处于边缘或游离于边缘,而是从根本上重新定义——将之定义为讲述人类与自然世界交相作用的历史,我们就可成功地令史学同21世纪更为契合。
距离该点道路尚远。
但是在我的评论的第二个部分我已经指出,一种新史学正在浮现,而且正在开始重立风纪。
一种更具环境意识的史学可将一些重要的看法带给那些在环境问题前沿工作的人,如科学家、经济学家、人类学家、政治科学家、社团活动者、立法者、公司经理和投票的公众。
我也概括了环境史有利于非历史学者的几个方面。
毫无疑问,还有很多方面是我没有提及甚至难以想象的。
美国前总统哈里·杜鲁门曾经说道:
“总统需要面对的大多数问题都植根于过去。
”可喜的是,杜鲁门与其继任者们大不相同,他为了工作读了很多历史著作。
但是他没有读到任何一部环境史——在他的时代他也不可能读到。
当时这个学科尚不存在。
但是假如他今日在位,我们可以给他一张书单,并且说,总统先生,自然的命运、国家的命运和人类的命运掌握在您的手中。
阅读新的历史,吸收它的观点,然后,在智慧与同情中为地球的利益而行动。
四、高中历史教学对环境意识渗透的重要性
作为培养输送大学人才的重要阶梯,高中三年的课程学习对于每个学生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
面对这种情况,作为高中老师,对于知识的讲授、课程的设置、思维的引导就更加要认真思索,倾注全力。
首先,注重引导学生对学科之间的交叉知识的掌握。
在高中教学的学科设置中,历史作为一门综合性较高的学科,与其它许多学科都有相交汇的地方,在讲授时应注意对其它学科相关知识的渗透,以便于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
其次,引导学生对于知识的应用性和实用性的重视。
目前的高中学习,普遍存在与社会实用性相脱节的危机现象。
针对这种情况,作为高中老师,在教学中,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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