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淮南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淮南革命根据地斗争史
黄光学
淮南革命根据地,主要指信阳城至长台关铁路以东,五里店至罗山县高店以西,淮河以南,信阳城至罗山公路以北的地区。
淮南革命根据地的指挥机关设在平桥区五里镇甘元村大甘园。
五里镇有着悠久的光荣的革命历史,早在1927年秋,中共豫南特委派秦光武到我镇岗岭村、闵庙村等地传播革命思想,发展农民武装,先后有4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1年秋,建立了苏维埃甘园区政府。
区政府率领农民地方武装配合红军主力,出兵连战信阳等地,缴获敌人大批武器、粮食。
1938年6月,新四军五师团长孙石带一连队到甘元村和松岗村,发展革命武装力量。
1938年10月6日,日本侵略军第3师团首先占领洋河镇,然后对信阳县城北关发起猛攻,据守在信阳城内的国民党军队在飞机的掩护下,拼死抵抗,打死日军550人,打伤日军1560人。
10月12日,日军冈田支队在坦克的掩护下,突破国民党部队的防线,攻占信阳县城,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沦陷于日寇的铁蹄之下。
据守信阳西南的国民党军队虽然在白云寨、贤山等地进行顽强地抵抗,但终因上级指挥失当,节节败退。
21日后,平靖关、武胜关、鸡公山相继失守。
从此,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敌我相峙阶段。
自日军的铁蹄踏进信阳的土地后,城乡不知有多少房屋成为废墟,村庄夷为平地,民众惨遭杀害,财产受到掳掠,妇女遭到奸淫,广大民众在日军极端野蛮的侵略政策下,陷入深重的灾难之中。
日军仅在信阳城内设的杀人场就有7处之多。
沦陷后的信阳人民除饱受日本侵略者的蹂躏之外,更遭受国民党兵和土匪的祸害。
国民党军队溃退时,沿途到处抓丁拉夫,运送军官眷属和行李;散兵游勇,大肆抢掠;受难群众,四散逃命。
人民群众白天不能耕织,夜晚不能归宿,朝夕不保,怨声载道,哀鸿遍野。
随着日军的“扫荡”和国民党“清剿”的加剧,豫南敌后的信南、信罗边革命根据地时刻处在敌伪顽的夹击之中,特别是铁路东部的信罗边地区,与敌人周旋的余地更小。
若不抓紧时机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今后武装斗争的困难将越来越大,为此,信应地委和信南县委决定由信罗边工委组织力量,于1941年秋将抗日根据地向信阳罗山公路以北的淮南地区推进。
自1938年10月沦陷后,淮南这块三角地带长期受敌、伪、顽、匪的窜扰、破坏、扫荡、抓丁、抢劫,经济、文化摧残殆尽,人民无法生活,外逃和饿死者达百分之九十以上。
多数小的村庄已无人烟,少数村庄只有一两户在死亡线上挣扎,十室九空。
进入此区满目荒草、破屋、秃树(树皮被穷人剥食光而枯死)、老鸦,时而还可以看到道旁饿死的尸体。
只有少数村寨,为地主所把持,他们拥有枪支,且每与敌、伪、顽、匪相勾结,土地无人也无力耕作,只是有些饥民在荒芜的田地中间种上些鸦片(种鸦片是当时日伪毒化中国的政策)维持生计。
人们时称淮南地区为“荒区”。
接连这个“荒区”的五里店以东以北是纵横数十里的无人区——1938年冬两股土匪在此火并,一把火从甘元烧到五里店,所有村寨和民房化为灰烬。
大火过后,蒿草遍野,豺狼成群。
后来群众称土匪在此放火事件为“火烧二十五保”。
在无人区的中心部位,有数十村庄为一杆土匪所盘踞,作为匪窝,称为“匪区”。
1939年春,宁淮、鲁颜卿等人受党组织的指派,在五里镇甘园、闵庙、九店一带,发动群众,建立抗日根据地。
后来发展到10个连队,成立了淮南支队和淮南指挥部。
1939年秋天的一个夜晚,新四军游击大队某连在五里镇松岗村吕竹林与日军相遇,随即发生激战,新四军击毙日寇十余人,三名新四军战士在战斗中壮烈牺牲。
因当时敌强我弱,新四军游击队接到上级紧急撤离的命令,新四军来不及安葬3位战友,紧急撤离。
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当地群众冒着被日寇杀头的危险,自发的将三名烈士安葬。
因当时民间很穷,寻找到一口棺材安葬一位烈士后,另外还需要两口棺材,只找到了一口棺材,只好将另外两位烈士用一口棺材安葬,所以三名烈士仅有两座坟墓。
后来群众称“三名烈士两座坟”。
2017年清明节,五里镇人民政府为三名烈士立碑纪念。
1941年9月,信罗边工委派张子明、曹志久等以信罗边自卫总队参谋的身份到淮南革命根据地,以黄家院以北及以东地区为活动中心。
因为这里人烟稍多,同时临近淮河,易于同淮河以北的地下共产党联络,并且可以遥相呼应。
针对淮南地区敌伪、土匪多而不统一的社会政治特点,他们采取依靠群众,利用矛盾分化瓦解伪匪势力,同当地各方面的头面人物广交朋友、宜统则统的工作方针,把1939年淮南支队在这里活动时发展的党员关系恢复起来,工作范围很快扩展到大堰村吕大湾、邢台村、陈畈村、闵岗村等地。
1942年初在黄家院建立了隶属信罗边工委的路北区委,张子明任书记。
不久,又在黄家院成立了路北区署——信阳县第五区政府(按照原信南的四个行政区往下排列),陈畈村进步绅士陈圣尤任区长,张子明任副区长。
1942年10月,鉴于新四军五师在第二次反共高潮中主力部队消耗较大,兵源补充困难,奉李先念之命,五师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娄光琦和新兵处处长宁淮、闵兰俊等率各旅团和各军分区扩军部队及信南、信罗边约6个营的武装到淮南地区,一面扩军,一面利用这块条件有利的根据地牵制豫南顽军南下。
适值河南遭受特大旱灾,淮河以北广大地区的人民,因遭水、旱、蝗、汤(汤恩伯军队骚扰)之灾,也是濒临绝境,大批流散到信阳淮南地区讨乞。
党组织及时从信南、信罗边等地运来大米救济饥寒待毙的难民,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动员青年农民参军杀敌。
对于淮南本地人参军,家中有老有小的发给一定的公粮安家,群众视此举为救命恩德,非常拥护共产党的领导。
加之新四军在群众中有崇高的威信,使大部分外逃的民众返回故土,青壮年农民踊跃参军。
在此影响下,淮北群众突破国民党封锁线,也纷纷过河来淮南参军。
在当地党组织的密切配合下,仅两个半月时间,扩军人数达8000多人,及时补充了新五师的兵员,成功地牵制了国民党六十八军黄樵松师、豫南挺进军张轸的两个纵队以及罗山、正阳、确山三县地方土顽武装不得南犯,为粉碎国民党一、五战区向豫鄂边区发起的反共高潮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四军五师各部到淮南扩军期间,推动了根据地各项工作迅猛发展。
1942年秋,淮南作为一片独立的根据地已初具规模,成立了中共淮南工委(隶属信阳中心县委),书记张子明,组织部长胡友录,委员有曹志久、赖鹏、闵兰俊、杨新华、张亚辉等。
工委在九店、黄家院、洋河、胡店和罗山县高庙一带建立了五个区委,张亚辉任九店区委书记、曹志久任黄家院区委书记、杨新华任洋河区委书记、李卓英任胡店区委书记。
11月,在甘元村大甘园,娄光琦代表信南中心县委、豫鄂边区行署宣布成立淮南办事处,任命张子明为主任。
下设民政、财政、建设、教育等科,辖九店、黄家院、洋河、胡店、高庙五个行政区,各区委书记分别兼任区长。
淮南工委积极推进根据地工作,武装群众,抵抗敌、伪、顽、匪的抢劫,安定社会秩序,恢复发展生产,是各界人民的迫切要求,淮南在历史上曾是红枪会兴盛的地方,民间藏枪较多,据当时估计有5000支左右。
日军占领信阳后,这里陷入无政府状态,一部分枪会首领落草为匪,活动异常猖獗。
抗日政府建立后,首先从组织自卫队保护群众生活和生产开始,对民间枪支逐一登记,发给自卫队持有。
有些顽固地主不愿意交出枪支的,就采取政府动员和组织群众进行说理斗争相结合,迫使其交给自卫队。
在自卫队中挑选一些人组成脱产的区(乡)政府游击队。
通过这样的“枪换肩”运动(把地主的枪动员出来交给自卫队的工作和斗争,当时淮南工委总结叫做“枪换肩”运动),使淮南民间的大部分枪支转为我党所掌握,除一大部分随扩军单位转入正规军外,还组建了一支500人的“淮南支队”,闵兰俊任支队长,郭纶任政委,赖鹏任副政委兼参谋长,张国兴任政治处主任。
其次是开展打击土匪的运动,在具体工作中,采取区别对待的政策,信罗边工委派张牧耘带部分武装配合淮南指挥部,先后在龙井一带击毙了左兆荣、黄春华等贯匪,在九店、高店一带消灭了谢贤昌、谢金昌、陈麻连长、赵九州等10余股土匪。
对那些因生活所迫或被裹胁的临时性、季节性小杆土匪,通过说服教育,愿意改恶从善者,则既往不咎,鼓励其重新做人。
闵兰俊等通过各种关系,先后争取了何灵一、闵世功、何静安、杨风鳌、刘板桥等掌握的土匪武装(200余人枪)加入我军。
从而稳定了社会秩序,经济逐渐恢复,逐步建立起光明自由的抗日新秩序。
对当时“荒区”的鸦片,政府采取了禁种政策,但考虑到群众生活,在方法步骤上则灵活处置,限三年禁绝,三年内限种,课以重税。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建立,标志着我党在信阳敌后抗战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至此,淮南、信罗边、信南三块根据地互为依托,构成犄角之势,为以后新四军五师向河南省北上提供了前进的阵地。
1942年秋,随着淮南根据地的开创和发展,随后着手进行民主选举工作,造册登记选民,召开乡民代表会选举乡政府委员会和乡长。
在此基础上,淮南县委在甘园召开淮南县参议会,参加这次会议的各阶层和各群众团体代表及地方知名人士80余人,选举张子明任参议会议长,进步人士胡辑伍、祝金门、刘子歌任参议会副议长。
1943年春,淮南工委改称中共淮南县委,郭纶任书记(隶属信阳中心县委),参议会通过选举,成立淮南县政府,张子明任县长,机关常驻甘元村大甘园,辖九店、黄家院、洋河、胡店四区,同时撤销淮南工作委员会和行政办事处。
1942年冬至1943年春,日本侵略军发动了大别山战役,同时,对鄂豫皖边区进行春季扫荡,淮南支队运用灵活多样的战略战术,对日本鬼子进行有力的还击。
为配合主力部队,牵制日寇继续向大别山进攻,新五师二十五团、二十六团于1943年3月下旬从信罗边向东挺进。
正当我军向东进击之际,国民党反动派趁我军后方空虚,发动了“清剿”行动,分别针对淮南、信南、信罗边三个区。
国民党第二集团军六十八军一四八师于4月16日奉命从明港、尚河出发,会同田镇南部队对我淮南根据地发动进攻。
28日,其四二八团攻占我根据地陡沟、肖王、顾店一线,四二七团攻占我根据地胡店、龙井一线,师直属部队与四二九团协助田镇南部队着重对我根据地粮食和物资进行掠夺。
国民党军队的大举进攻遭到我军的顽强抵抗,淮南支队同国民党反动军队发生激战十多次,打退了国民党军队的进攻,守护了淮南根据地。
但国民党反动派通过此次“清剿”,仍占据了根据地的许多地方,对根据地构成很大威胁。
在这次反“清剿”斗争中,淮南工委除积极发动武装斗争外,针对驻扎在根据地边境的国民党军队多属杂牌武装,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统战工作。
通过写信、散发宣传品和派地方绅士联系,争取一部分官兵保持中立。
当田镇南部队所属第二支队逼近龙井附近时,工委书记张子明了解到该支队长肖培萱是他曾经在淮阳师范上学的同班同学,于是就暗地相约见面叙旧,通过做思想工作,达成一致抗日共识,肖培萱向张子明保证,他若接到命令被迫向我军进攻时,朝天空放枪;我军一旦还击时,他立即率部退却、并留下部分子弹。
豫南挺进军第十三纵队司令陈道荣,拥有5000之众,在淮河北陈兵,与我军仅一水之隔,其所向为谁,直接关系到根据地的安危。
我党首先分析掌握了陈道荣非国民党嫡系,抗战初期与我地下党有些联系,可予争取的有利因素,工委和五师联络处派与陈道荣有旧的李华轩、齐光等多次前往疏通关系、建立了感情,致使陈道荣的十三纵队不仅与我方没有发生摩擦,还客观上起到淮南根据地东北防线的屏障作用。
1945年8月,陈道荣在我党政治工作的影响下,在明港假受降日寇为名,率部起义。
1944年初,驻梅黄村的国民党六十八军游击支队一个班,在我一系列政治宣传工作影响下,携全部武器装备及机枪一挺到我淮南支队要求参加抗日队伍。
国民党六十八军游击支队派人多次到我淮南支队要人,我党为顾全团结抗日大局,建立国共统一战线,秉承民族大义,摒弃前嫌,将武器送还对方。
得到了对方盛情款待,由此建立了友谊,使这一支一向同我军不断“摩擦”的军队,不仅不再寻衅,还邀请我军政干部赴宴,经常往来通气,最后还订立了共同抗日的8条“君子协定”,此举受到中共豫鄂边区党委通报表扬。
当国民党特务发现该国民党六十八军游击支队与淮南支队的特殊关系时,决定将其从梅黄调走,该支队派专人密信相告我方已做好接防支队与我方仍保持以前的“君子协定”的工作;新来的支队,果然遵守诺言,同我方和善相处如旧。
这种化干戈为玉帛的抗日统战方式,成为豫鄂边区的统战楷模。
淮南县政府在根据地还做了许多革命宣传工作,排练抗日戏剧,深入乡村向群众巡回演出,编写抗日歌曲和快板,如发动贫苦农民向地主借粮的《借粮歌》,在当时一度脍炙人口:
老乡们,听我言。
当伪军,是黑暗。
张启璜,大汉奸;
投日寇,卖江山;
诱骗农友当伪军,去替日本打前线。
……
老乡们,要凭算,
你们当兵为什么?
为谁卖命为谁干?
咱们都是中国人,团结起来抵外患。
快快参加新四军,打走日寇好种田。
(注:
张启璜,伪十二师师长,部队驻扎在五里店)
随着人民群众政治思想、文化水平和民族意识的提高,促进了根据地内的民风转变。
政府通过制定法令,加上思想教育,改造了那些不务正业的地痞流氓,禁止赌博之类的不良风气,土匪匿迹,小偷改行,好人称道,坏人躲藏。
凡是民主政权控制的地方,都达到了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安定局面。
1944年4月上旬,日本侵略军发动了以打通平汉铁路线为目的的河南战役。
汤恩伯、胡宗南指挥的40万国民党军队不予抵抗,纷纷向铁路以西溃退,在不到40天的时间内丧失城池38座,信阳至郑州铁路沿线被日军全部占领,广大民众迫切希望得到我党的领导,派部队拯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7月初,豫鄂边区党委根据中央指示,作出进兵河南的决定,抽调淮南支队三个连、信罗边独立二十五团四个连和十三旅三十八团第三营共1000多人组成豫南游击兵团,任命黄林为兵团指挥长。
以淮南根据地为前进阵地,经平汉铁路东日军占领区之信阳、正阳、确山,至舞阳建立与中央联络点,迎接八路军南下。
7月下旬,新五师师长李先念强调发展河南抗日根据地的战略意义,勉励各区完成建立根据地的光荣任务。
7月29日,以淮南支队和独立二十五团组成的豫南游击兵团先遣部队在淮南支队指挥长赖鹏的带领下,采用声东击西的战术,夜晚在沈湾、邱湾一带渡过淮河,迅速进入信正边的梁庙、熊寨一带,消灭了在梁庙一带活动的一股百十余人的土匪武装,解救出被土匪绑票的群众数十名,把缴获的牲畜、财物分发给群众,并以群众基础较好的信正确边为中心开展工作,建立立足点,侦察敌情。
先遣部队渡淮进入淮北敌后时,这里已沦陷两个多月,日军在军事各方面的布防已经安排就绪。
明港、正阳等地,驻有大批日军。
没有撤走的零散国民党军队,大批伪化,协同日军分驻主要集镇和交通要道。
加上数量不等的地主武装、土匪武装在各地的猖獗活动,我军面临的敌情非常严峻。
未撤走的顽豫南挺进军张轸部,以正阳为中心,布置在汝南、正阳、信阳交界地带,阻止我军向豫中前进。
先遣部队向北前进至胡店、肖店一带时,遭到国民党五十一军和张轸部的阻击。
8月下旬,先遣部队被迫撤出淮北返回淮南根据地。
在我先遣部队遭受张轸部进攻的紧要关头,8月27日,黄林率三十八团三营九连和警卫部队190余人由大悟山出发到达淮南,与淮南县委和返回淮南根据地的先遣部队会合。
接着,黄林和淮南县委负责同志认真分析了淮北的形势,一致认为:
要想打开淮北局面,首先要树立抗日军威,做到旗开得胜。
同时要根据党对开展河南抗日工作时制定的各项政策,讲究斗争策略,着重打击对开辟河南工作阻力最大、危害最大、群众最痛恨的反动势力,在斗争中争取和团结各阶层进步力量,扩大统一战线。
为此,决定把歼灭正阳保安团作为豫南游击兵团出师北上的第一仗。
正阳保安团共5个中队600余人,驻扎在正阳县胡冲店,金宇栋虽然是团长,但实权却掌握在四个副团长手中。
这四个副团长要么是与国民党特务有勾结,要么是与日军特务勾结在一起,在确山、正阳一带为虎作伥,坑害群众。
8月29日晚,黄林率三十八团九连、独立二十五团5个连和淮南支队2个连,再次北渡淮河,奔袭胡冲店,一举歼灭了这股通敌反共的特务武装,活捉金宇栋以下官兵600余人,缴获各种枪支500余条。
胡冲店战斗的胜利,震动了整个豫南。
顽十四纵队田镇南部和程道荣部于次日慌忙退避10里。
胡冲店乡长许尚珍、正阳县常备大队长乔玉林和确山县的张明斋、邓立钊等抗战初期同我地下党有过联系的地方武装首领,率部主动要求参加新四军,接受我军改编。
豫南游击兵团遂抽调独立二十五团两个排和淮南支队,与上述武装统一整编为挺进三团,赖鹏任团长,胡仁任政治委员;独立二十五团改称为挺进二团。
为配合豫南游击兵团挺进淮北,边区党委和新四军五师决定从信罗边、信南县地方武装部队中各抽出一个连和信阳西睡仙桥区中队组成淮北支队,戈平任支队指挥长,蔡云生任政委,刘介仁任参谋长,侯太俊任政治部主任,从信南根据地沿铁路西侧向北发展。
淮北支队组建完毕后,由蔡云生带领,分两批先后渡过淮河,进入信阳、确山、桐柏边界地区,很快同当地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恢复了尖山以西的信桐地区和以北的信确地区两个区委,周长立任西区书记,马善民任北区书记。
接着建立了中共信确县委,蔡云生任县委书记,委员有蔡祥斌、潘有歌、宁淮等。
10月初,淮北支队收编进步人士刘汉三、马登榜、米海洲组织的地方武装后,豫南游击兵团将其两个主力连补充到路东独立团,余下的部队同收编的刘汉三、米海洲的部队合编为信确游击总队,刘汉三任总队长,蔡祥斌任副总队长,蔡云生任政治委员,潘有歌任政治处主任。
同时取消淮北支队番号,并成立信确行政委员会,民主人士仝镇(靖宇)任主席。
从豫南游击兵团渡过淮河,开始发展河南省抗日根据地工作,仅3个月的时间,这支以信南、信罗边、淮南根据地的干部和武装为主体的抗日队伍,就开辟了淮河以北大片地区,建立了以孤山冲为中心,包括信阳县北部、正阳、汝南、泌阳、桐柏等县在内的淮北敌后抗日根据地,先后建立了汝正确、汝上遂、信确、确泌桐四个县委和县行政委员会,豫南游击兵团也由7个连1000余人发展到4个主力团队,1个独立团和4个游击总队共5000余人,初步开创了淮北地区的抗战局面,为我党我军进一步在河南省发展、开辟豫中地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坚实基础。
1945年1月,奉党中央之命,王震、王首道率八路军三五九旅南下支队到达淮南根据地甘园,于27日在信南地区同新四军五师李先念、陈少敏胜利会师。
1945年5月,豫鄂边区在信阳县设立第四地委、行署和军分区,其中淮南县隶属第四地委管辖。
1945年8月9日,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对日寇最后一战》的声明,指出:
“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地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
8月11日,李先念命令淮南支队、第四军分区部队、信确等县地方武装占领信阳至漯河一线,向驻信阳境内的日伪军发动全面的军事进攻。
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赢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转入解放战争时期,淮南区共产党员和干部群众继续为党的解放事业奋斗不止。
1948年7月,淮南县政府改为淮南区政府,辖九店、顾店、二十里河、黄家院等地,区长陈冠伍。
12月,为适应新的斗争环境的需要,县委对信罗边行政区划进行调整,淮南区改为第四区,区长陈冠伍,书记刘民,所辖范围为一乡:
九店、顾店、陈畈、洋河等地;二乡:
龙井西汪岗村、疙瘩堰、汪寨等地;三乡:
二十里河东陆庙、信阳城东郊、胡岗;四乡:
闵岗北大营寨、黄家院、邢台等地。
根据当时的斗争形势,新生革命政权的主要任务,一是发动群众,扩充军队;二是开展税收,征收田赋税(每石田一元)和行商税,为部队筹措给养。
1948年10月下旬,信罗边县淮南区地下工作人员胡心广、陈世玉等策动国民党洋河保安中队长杨济坤率部起义,同时赶跑了新驻洋河的另两个敌保安中队,洋河等地遂成为我淮南区政府控制区域。
“路东大队”原系黄家院一带地主看家武装及土匪、散兵游勇撮合而成。
信罗边县委曾派干部李运昌等找其头目李德升、刘崇高联络,初时李、刘佯称接受我军编制,后被国民党特务暗中利诱,“路东大队”改编为反动的“豫南剿共混成旅”,在明港至正阳公路两侧杀人越货,作恶多端,并严重地威胁着信罗边党政军的安全。
据此,12月上旬,信罗边、信应两县委商定智取的计划后,命李运昌设计以领给养为诱饵将“豫南剿共混成旅”诱至笃福殿沟附近。
信应县指挥部以“联欢”、“洗尘”为名,分别“宴请”小队长以上的“客人”,派部队突然袭击,将其一网打尽,俘获大队长以下300人枪,其头目就地镇压,余者遣散。
自1938年10月12日日军入侵信阳始,到1949年4月1日信阳解放,淮南区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同敌、伪、顽、匪进行了顽强的斗争,歼灭日伪军500多人,土匪10多余股,收编杂牌武装1000多人,人民群众把自己的亲人源源不断地送往党领导的军队,为新五师输送了2000多名子弟兵,为夺取全国的最后胜利做出了重大贡献。
作者简介黄光学,男,1965年3月22日生于平桥区龙井乡地塘村。
1986年9月参加工作,先后在龙井乡、洋河镇工作,2013年调入五里镇工作。
喜诗词,善书法,淡泊名利。
近年来对姓氏文化学术研究尤为精深,多次参加姓氏文化书籍的编审工作。
在国家级、省级报刊杂志上发表文章(小说、诗词、论文等)二十多篇,著有《荷塘诗集》,主编《五里镇志》。
在网络《XX文库》上发表文章三十多篇,多次被各大文学网站转载。
1987年《憨大》荣获团中央主办的全国农村中学生作文比赛优秀奖,论文《春申君黄歇故里和墓葬在信阳》等三篇论文获信阳市委统战部和信阳市根亲文化研究会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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