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知情感与集体行动.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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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知情感与集体行动
摘要:
三十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它同时也催生了一个由农民工组成的新工人阶级。
这一过程也是中国农民工的(半)无产阶级化的过程。
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怎样的?
他们无产阶级化的路径如何塑造着中国的新工人阶级?
基于工人的口述和本文作者于2005-2008年间在深圳和东莞的民族志研究,本文将主要研究第二代打工仔/打工妹的主观体验,这些第二代打工仔/打工妹已经有着第一代所没有的权利意识和反抗形式。
第一代打工者所经历的痛苦和创伤到第二代是否已经演化成一种愤怒和悲伤从而使得他们的罢工和集体行动具有了新的特点?
换言之,我们在第二代打工者中观察到的生活斗争与前一代之间有何连续性,又有何不同?
第二代打工者是否由于长期经历着痛苦和愤怒而被迫采取反抗行动?
在这篇文章里我们将集中研究新工人阶级的自我认同、愤怒以及集体行动。
关键词:
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化,工人阶级的形成;愤怒;阶级行动
没有完成的无产阶级化进程:
当代中国第二代农民工的身份认知、情感与集体行动[1]
潘毅,卢晖临
引子
无论走到哪里我都高兴不起来。
不管我到哪里,我都无法让自己平静,无法让自己心理保持平衡。
——一个32岁的打工仔辛2007年的自述,他在一家为迪斯尼供应玩具的工厂工作
三十年的改革已经将中国转变为“世界工厂”,曾经被看作是发展中国家的中国以其“经济奇迹”令全球注目。
然而与中国经济崛起引起的广泛关注相比,几乎很少有人注意到中国新工人阶级的形成。
这个新阶级由大约1亿2千万的“农民工”组成[2],在过去的二三十年中他们不断地从农村流向城市,将自己卷入到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去。
这个迁移过程构成了中国农民工(半)无产阶级化的基本路径。
今天中国农民工无产阶级化的过程是怎样的?
无产阶级化的路径在何种程度上塑造着中国的新工人阶级?
[i]在这篇论文中我们将探讨第二代农民工的主观体验,他们发展出不为第一代农民工所知的权力和抵抗形式。
第一代打工者所经历的痛苦和创伤是否演化成一种愤怒和悲伤,从而导致了第二代农民工的罢工和集体行动?
简而言之,在这一新工人阶级中,第一代和第二代之间的生存斗争有何连续性,又有何不同?
在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时,我们也将考察工人的愤怒和怨恨政治如何导致劳工行动和集体抵抗------这些问题在现有文献中并没有得到充分地讨论。
农民工并不专属于改革开放时代的中国。
计划体制时代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也经常雇佣农民工(Walder,1984)。
本文所说的第一代农民工(打工仔/打工妹),指的是那些在六七十年代出生、在八九十年代开始从农村到华南地区的新兴工业化地区工作的人们。
这批人中最早的一批是到深圳蛇口的玩具和电子工厂打工的女工(Lee,1998;Pun,2005)。
本文所说的第二代农民工则是指在改革开放年代(尤其是出生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出生和成长并于世纪之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那部分打工者。
第二代农民工包括第一代打工者的后代,他们中有些就是跟随父母在城市长大的。
在两代农民工之间,并不存在一道本质的鸿沟。
随着工作经验的累积,第二代农民工对于资本和政府的看法会和第一代有些不同,但他们对于自身作为“农民工”这一特殊的阶级位置却有着一致的体认(虽然他们极少使用“阶级”这个词)。
就第二代农民工而言,虽然他们在阶级结构以及处于未完成无产阶级化过程这两方面都与老一代农民工相同,但是我们也发现这些在改革年代成长起来的新工人在生活期望和行为方式上有着自己的特点,他们对工作意义也有着独到的认识,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在集体行动方面表现出来的新动向。
因此,所谓第二代农民工实际上是由其“情感结构”和生活方式来界定的。
第二代农民工生活方式的特点是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Davis,2000;Pun,2003;Yan2008),经济负担较轻,对个人发展和自由有着更多的追求(Jacka,2006,罗霞、王春光,2003),工作变换更为频繁,对工作的忠诚度不如上一代(Smithet,2004),更为频繁的自发集体行动(Lee,2007;Chan&Pun,forthcoming)等等。
此外,在改革开放时期出生和成长的第二代农民工受过相对较好的教育,在物质上也较为宽裕些,他们有着较为开放的视野,但是对自己的人生目标却不那么清晰。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第二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Du,Gregory,andMeng,2006;Park,Wang,andCai,2006)。
第二代农民工期待能把自己转变为在城市居住的工人,然而横亘在他们眼前的却是有着巨大反差的社会现实。
生活在“宿舍劳动体制”之下的农民工,在物质和精神层面都遭遇着城市的排斥。
这种反差使工人感到愤怒、沮丧、怨恨,而这些情绪则进一步带来工人自我意识的出现并促成他们共同的阶级地位的形成。
这篇论文所使用的材料主要基于我们于2005-2008年间在深圳和东莞工业区所做的田野和调查研究。
本文的主线则围绕着一个辛姓工人的自述;为此我们对他进行了跟踪研究,在一年时间内跟随记录他的劳工维权行动,并于2008年5月访问了他的老家,位于河南的一个小村庄。
[ii]我们之所以突出这位三十二岁的男性工人,是因为我们把他看作是第二代农民工的一个代表——他们正在从沉默转向愤怒,从痛苦转向行动,从同意转向反对。
八九十年代第一代工厂工人多数是女性,他们很少参加广泛的集体行动,而只是在日常的工作过程中借助自己所能支配的躯体用无声的方式来表达反抗,但是辛及其他第二代工人则不同,从本世纪初开始,他们决定开始采取行动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iii]最近在珠三角经常发生类似的集体行动,虽然这些行动得到了女性产业工人的大量支持(为了表示支持她们经常涌上街头,并且在罢工的时候勇敢地向警察的设置的警戒线走去),但是这些活动常常是由男性熟练工人发起的(ChanandPun,forthcoming)。
这些故事表明,新工人阶级的集体斗争时代正在来临。
是长期遭受的痛苦和愤怒导致了第二代农民工的行动吗?
新工人阶级的自我意识、愤怒和集体行动构成了本文记录的故事。
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
朋友,站起来!
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接受了这种命运,带上了行囊永远不要后悔即使你将遭受巨大的困苦
保重,朋友不要说你没有回头路每个人都有遭受困难和不幸的时候经受所有的磨难之后不管怎样你要站起来,站起来一首登在一份工人杂志上的诗歌(2003)
(一)准身份:
“农民工”
让我们着手去弄清楚中国新工人阶级日益复杂化的斗争。
E.P.汤普森在他的经典著作《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写得很清楚:
阶级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结构性力量和人的主动性同时造就了这个过程,它体现出一个历史关系的概念。
[iv]。
世界劳工史告诉我们,工人阶级的形成和成熟往往是在进城工作的农村工人的第二代和第三代身上发生的事情。
工人生活中的困难、艰辛和怨恨往往不是在第一代而是在随后的几代工人身上才达到顶点。
这是一个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它通过剥夺农业劳动力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将他们转化为城市中的产业工人;事实上,这是一个贯穿于世界资本主义历史的主题。
无产阶级化的结果是工人的命运最终依赖于资本积累和劳动力商品化的程度。
他们既不拥有也不能支配他们的生产工具、他们加工的原材料以及他们生产出来的产品。
在中国将自己转变为世界工厂并使自己逐步实现工业化的同时,中国社会再次激活了在世界资本主义历史上常见的上述无产阶级化过程。
中国无产阶级化过程的特殊之处在于:
为了使中国的社会主义体系整合到全球经济中去,中国政府鼓动农村工人去城市工作,但是又不鼓励他们留在城市。
对走入城市的农民工来说,因为缺乏在其工作地长久居留的机会,工业化和城市化仍然是两个高度分离的过程。
[v]地方政府不愿意为农民工提供诸如住房、教育、医疗和其他社会保障等集体消费,因为他们从中得不到什么利益。
农民工在城市的居留既在制度上受到户口体制的限制,也在事实上受到阶级的约束:
收入的低微使得他们很难在城市社区中安家糊口(Solinger,1999)。
总之,中国农民工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深受空间分隔的影响:
生产在城市,而再生产在农村。
不过,宿舍劳动体制(dormitorylaborregime)的出现多少弥合了这种空间分隔,它提供了一种工作和“家”的新的结合。
它与资本主义早期的宿舍体制有些相像,但是这种结合仍然将工人排斥于城市生活之外(PunandSmith,2007)。
过去三十年中,中国有近1.2亿农民工从农村来到工业城镇打工,他们在外资和私营企业中从事着各种繁重的工作,但是现在他们仍然缺乏在城市居住或者安家的相关法律和社会权利。
这种分隔不仅源自市场因素,同时也根植于法律和行政措施(尤其是户口制度),正是后者保存并且延续着历史遗留下来的城乡分裂。
离开了农村的农民工,却无法在城市扎根。
尽管如此,农民工从未放弃留在城市的努力,他们或者是作为城市中短暂的逗留者,或者是成为从一个工厂跳到另外一个工厂、从一个城市转到另外一个城市的事实上的城市居民。
第二代农民工中有些人就是在城市中出生长大,即便如此,他们也已经意识到将一直被城市政府看作是二等公民:
城市政府并不认为自己应该为这些工人提供住房、医疗、教育或其它社会保障服务。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一个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历程(或者称其为半无产阶级化),它导致第二代农民工对自身越来越深的不完整感(incomplete),也就是说,变成“农民工”(工业社会下的“准”工人或者“半”工人)。
被不完整感所困扰的打工者,经常性地陷于一种生理和心理意义上的流浪状态。
在我们于2005-2006年间在深圳和东莞的工业区研究过的大约1000名工人中,大多数年纪在16岁到32岁之间,大多数有过一年至少换一次工作的经验。
在这些工人中,半数在城市打工的时间超过了5年,然而只有不到10%的人认为他们有机会能留在城市。
对第二代农民工而言,城市和工业文明的大门仍然是关闭的。
农民工无处可去,也无处可回,就像本节开头引述的那首工人诗歌所表达的:
“你说你的生活注定要流浪”,你选择了打工这条路,就注定成为什么也不是的结局,因为你既不是一个农民,也不是一个工人。
你将永远是农民工,陷在农民和工人之间的某种人——一种始终处于未完成的社会身份。
对于获得这种身份的个体来说,自己要为这种缺陷负责,因而产生深深的自责感,并不得不努力去克服结束不完整状态的困难:
“永远不要后悔,即使你将遭受巨大的困苦”。
这是新一代打工者的座右铭,他们正努力地去克服那种不完整的身分体验。
[vi]
(二)一个工人的自述
2007年年底,正是在这种不断深化的半无产阶级化过程创造的大环境中,我们在深圳遇到了辛(Xin),一个为迪斯尼供货的深圳工厂的工人。
在我们碰面之前,他已经和其他四位工友一起辞职离厂,正通过一系列的集体行动来为工人争取利益和权利。
2007年2月辛离开工厂的时候已经是一名技工,并担任制作模具部门的领班。
自1998年高考失利后,辛就进入这个城市打工。
十年中,辛在三家公司工作过,逐渐从一个普通工人转变为一个熟练工,再上升为管理一帮熟练工的领班。
在辛的讲述中,我们能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自豪感,那种凭着头脑灵活和努力工作而成为一个合格工人和领班的自豪感。
为了能参加集体行动与公司斗争,在为这家工厂工作一年之后辛辞职离厂。
他回忆当时的情形时说道,当他最后一次走出工厂时,发现自己既无处可进,亦无路可退。
他发现自己对这个已经工作了十年的城市异常陌生,竟然有迷失的感觉。
辛未必读过本节开头引述的那首工人诗歌,但似乎有某种类似的力量支撑着他走下去:
“永远不要后悔……经受所有的磨难之后,不管怎样,你要站起来,站起来。
”辛的故事让我们想起十多年前的英。
作为第一代农民工的一个代表,当她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叶离开东莞的工厂时产生过同样的迷失感觉,但却无从表达[vii]。
辛与英不同的是,当他踏出工厂宿舍区那一刻,他不仅仅是感觉到迷失,而且发现自己充满了愤怒。
虽然他无法清楚地说出自己的迷失和愤怒是什么,但他根本无法保持“冷静和心理平衡”,他决心“做点大事”。
农民工的困境是如此难以克服,以致我们在深圳和东莞碰到的那些甚至在这些城市打工十年以上的工人仍然发现自己不可能留在这些城市生活。
在大城市工作的时间越长,他们越能意识到自己所受的排斥。
农民工中的一些人在为工厂打工数年之后,能够通过转型为小商贩、小店主或收废品者继续逗留在城市,但是,他们仍然是城市中的过客,几无成为市民的希望。
可以说,这种被排斥和流浪的身分是第一代和第二代农民工的共同特征,同时也是中国无产阶级化过程的一个本质特点。
二、改革:
自由和“安家”
辛出生于1977年,在改革的时代中成长。
他是1亿2千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中的一员,是第二代农民工中的一分子。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论证改革是无产阶级化的催化剂,而在于说明改革创造了一种市场取向的意识形态,它支撑着这一未完成的无产阶级化的历史进程;而城乡差距则是大量农民涌入城市的社会条件,也是新工人阶级形成的物质基础。
中国的城乡收入分配差距仍然在增大。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数据,2003年城市人均年收入是8472元,农村地区的人均年收入是2622元,城乡收入比是3.23比1。
到2007年,这一比例增加至3.32比1。
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城乡收入差距最大的国家之一。
随着改革的深化,不断拉大的城乡差距不但反映在生活水平上,它还反映在生活方式上(可参考Yan,2008)。
社会的裂痕由此进一步扩大。
对新工人的第二代而言,走出乡村、转化自我的要求比第一代变得更加强烈。
今天,在中国很多地方农村的空巢化不再是一种值得忧虑的现象而已经成为既成事实(Yan,2005;Li,2004)。
无能感,或者担心跟不上打工潮的感觉,不过是对很多农村年轻人人生不完整体验的一种象征表达。
辛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的过去。
他经历了三次痛苦的高考失利,在1998年第三次高考失败后,辛不顾父亲的反对,决定彻底放弃:
“我知道有人考了七八次都没有成功然后疯掉的。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要不然我也会出事的。
也许我应该试试其它的出路了”。
辛的妹妹早在1994年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深圳打工,辛对自己一直依靠妹妹的经济支持也感到羞愧[viii]。
辛说道,“我妹妹初中毕业之后就去深圳了,她在那里干了好多年,但是我还留在村子里重复我的高考”。
外出打工不仅提供了挣钱养家的可能性,而且培育了一种个人独立和自由的感觉。
对辛来说,不能像妹妹那样出去打工是他内心痛苦的一个根源。
通过进城打工以获取个人自由是农民工中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愿望,同第一代农民工相比这一愿望在新一代农民工中更加突出。
卡兹尼尔森和索尔伯格(KatznelsonandZolberg,1986)指出,性情倾向(disposition)和习惯(habitus)是工人阶级形成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要素。
本文作者认为,中国新工人阶级确认自己身份的最初动因和界定中国新工人阶级的性情倾向都建立在农民外出打工的普遍愿望这一基础之上。
中国的无产阶级化历程很大程度上是自我驱动的,它来自人们通过外出打工能够获取自由的强烈感觉;这一历程的背景是巨大的城乡差距,而这一差距本身则是在改革开放时期的快速工业化和全球化的过程中出现的。
[ix]对于第一代农民工而言,进城打工不仅仅是一种主要的潮流(有人成功地外出打工后,整个村子的人都会跟着出去),同时也是人们实现经济目标的重要手段(Pun,2005;Jacka,2006)。
这些目标包括盖新房,资助兄弟姐妹的教育,婚嫁以及做点小生意等等。
虽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这一批打工者被媒体描绘成“盲流”,即认为他们在城乡间的流动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实际上他们都有着具体的目标(Zhang,2001)。
今天,新一代农民工外出打工更多的是为了获取个人发展、争取个人自由、以及追求不同的生活方式,经济的动机则有所减弱。
实际上,现在的年轻人比以前更加向往打工。
辛的河南老家是一个有大约200户人家的村子,那里几乎所有有劳动能力的人都外出去了。
有十户以上的人家全部搬离了村子。
[x]我们对辛所在的村庄的研究与其它关于华中的研究结果是一致的(Fang,2003;Tan,2006;Yan,2005)。
如方(Fang,2003)在湖北一个村子的调查告诉我们,该村有353名居民,其中有204人是介于15-59岁之间的适龄劳动人口,这其中有148人常年在外打工。
作为改革的一个结果,城市世界似乎已经向农村人打开了大门,尽管这些打工者很快就会发现这种开放是有着严格的限制的。
1998年辛终于能够在深圳的一家小工厂打工了。
这里的劳动条件与它所在的工业村的其它工厂一样残酷。
在试用期间辛一天的工资只有七块钱。
试用期结束后工资涨到8块一天。
在这家生产电视天线的转换器的小厂里,他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中午12点,然后又从中午12点半工作到晚上11点。
比高强度的劳动更让人难以忍受的,是工厂监工对工人们的态度。
有一次,监工让辛去搬动地上的一个金属器件。
作为一个新手,辛根本不知道其中的危险,他没带手套就去捡那个器件,结果所有的手指都被严重烫伤。
辛回忆道,“当时监工就站在我的旁边。
他面对一个流血疼痛的人竟能大笑,根本不帮我处理伤口。
他笑完之后又命令我去做其它事情。
”在那里干了七天之后辛就被解雇了。
改革给这一代人带来了迁徙自由,他们可以自由地离开家乡,可以自由地选择为外资企业或者为私营企业工作。
改革让这一代中的很多人释放出改变自己的愿望,但是为了让这一愿望成为现实,他们中的多数人不得不向工厂老板(今日中国的新的所有者)出卖自己的劳动力。
这并非秘密。
改革的辩证法就内藏于以下这同一个过程,它一方面给了农村人流动的自由,使得他们可以将自己转变为工厂劳动力;另一方面却又对已经置身于工业城市中的劳动之躯施加诸多严格的束缚。
辛可以自由迁徙和工作。
但是他可以自由行动的同时,却发现他已经失去了前进或者后退的自由。
他是城市中的陌生人,一个永久的过客。
很快他就失去了“家”的归宿感,感到自己无处可去。
辛继续向我们讲述他第一份工作的经历:
在第七天,有几个在一起打工的老乡实在受不了了。
他们准备辞职。
他们中有人叫我一起走。
但是我没有答应。
我想继续做到领了工资为止。
我们在车间门口处谈了大概十分钟。
后来老板看到了我们,然后就跟监工说了些什么。
当我返回车间的时候,监工什么也没问就对我说,“明天你不必来了”。
后来我就跟帮我介绍这份工作的老乡说我被解雇了,我干了七天他们应该给我49块钱的工资。
老乡说,“你还敢要工资?
没被罚款就算你幸运的了。
”辛干了七天,什么也没拿到,就带着他的行李离开了工厂:
那段时间我没有暂住证。
我只能在大街上流浪,我不敢走主路,怕被查证;也不敢走小巷,怕被抢劫。
晚上我没其它地方去,只能去电影院……晚上11点以后电影院就放夜场电影,门票3块。
这个可以容纳100人的放映厅就成为大约四五十人睡觉的地方,其中就包括我。
在那里睡觉腿都没法伸直。
早上6点到7点我们就必须离开。
就这样我在电影院睡了大概20多天,直到后来我找到了一份新工作。
辛的经历是很有代表性的,多数第一次从农村来城市打工的人都经历了类似的过程。
在深圳一家电子厂工作的女工敏(Ming)说道,“我在第一个工作中学到的是你没有自己的权利。
老板有权要你走,但是你什么权利都没有。
”[xi]改革包含着一个矛盾:
由于资本需要新的劳动力,中国的农民需要将自己转变为劳动的躯体,愿意在工厂中度过他们的青春年华。
这意味着他们要改变长久以来的祖传习惯,整个地改变他们以前的生活方式和集体记忆。
然而,作为可以随意处置的劳动力,当他们不再被需要的时候,又被要求回到他们的村庄去-----那个他们在引诱下背叛、难以再保持忠诚的地方。
这种现象对年轻的一代尤其突出。
如果用“过渡”来刻画第一代农民工的主要特征的话,对于在城市度过更多时间的第二代农民工来说,“断裂”这个词可以更准确地刻画他们的主要特征。
过渡意味着转化,因此给人们带来希望和转变的梦想。
然而断裂则造成死结:
既没有使自己变为城市工人的希望,也没有回到农村老家重做农民的可能。
不归路——新形式的圈地
“跳、跳、跳,有人说我跳的是生存的舞蹈跳、跳、跳,我们跳的是疼痛和愤怒……是谁将我们的人格、尊严……这些细骨伶仃的胳膊拧下来在异乡的土地上无助地蠕动、挣扎“——《再写蚱蜢》一位年轻的工人写于2006年2000年春,在深圳打工2年之后,辛决定回老家。
他告诉我们,“即使每天我工作得非常努力,在车间里我们还是不被当人看。
在这个城市里我看不到自己的前途。
我怎样才能有好的前途?
我没有钱,也没有其它的东西可以依靠。
我宁可回家。
”由于在城市没有立足之地,辛看不到自己继续在这个城市呆下去会有什么好的前途。
与那些继续留在城市打工的同辈工友不同,辛决心回到生他养他的老家去。
虽然他既不是对某种农村发展方向情有独钟,,亦不习惯将自己看作是农村人,但是他还是希望能在农村谋生。
在出去打工和留在农村谋求发展之间如何取舍一直都是两代农民工面临的两难选择。
2007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组织的一项关于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显示,在28个省份的301个村中,返乡农民工占到总外出打工者的23%,而在返乡农民工中,16.06%的人创办了各种形式的小企业或者小生意。
[xii]人们常常假定农村是城市失业农民工最后的依靠和保障。
得益于现存的土地利用制度,村庄将承担其劳动力再生产的社会成本。
这一观点为如下不断重复的事实所支持:
工人一旦离厂,通常会短暂地回乡呆上几个星期。
农民工返乡的意愿在春节期间尤为强烈,2008年年初(中国春节前夕)百年一遇的冰灾雨雪天气也未能阻挡汹涌的返乡潮。
在许多工人的日记和作品中,“想家”和“梦到回家”等字眼反复出现。
可以将这种怀乡症看作是农民工抵抗残酷的工厂生活现实的“弱者的武器”。
在这里,家成为农民工想象中的精神支柱。
然而第二代农民工很快发现他们的生活经验无情地颠覆了这种假设——虽然这个假设在上一代农民工中可以找到支持者。
与18、19世纪英国工人阶级形成时的情况不同的是,中国的新工人阶级并没有经历一个残酷的圈地运动过程,国家也没有强迫他们放弃对土地的租佃权。
恰恰相反,尽管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的讨论已经持续很久并且日趋白热化,过去十年来对农民土地所有权侵蚀的后果也日趋明显(Qin,2006),但农村人口基于男性血统的土地权利还是受到法律保护的。
中国农民仍然可以拥有一小块维持基本生存的土地。
2006年中国最终取消农业税,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
因此,与英国工人阶级不同的是,没有外在的强力逼迫中国农民离开土地走上无产阶级化进程。
然而这种不同并没有造成结果的显著不同。
由于农民生活状况的恶化以及土地出产在生计中的重要性的下降,第二代农民工的“圈地”感是非常强烈的。
辛向我们讲述当年返回家乡的情景:
当我(于2000年三月)回到家的时候,正是给播种的季节。
我当时很兴奋,因为我脑中产生了一个宏伟的计划。
我承包了一块荒地,准备做点事情。
晚上我兴奋地睡不着觉,脑子中总是盘算着我的计划:
如果我能扩大经济作物的种植规模,我也能发财。
我将向我父母和其他村民证明返乡也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辛开始动员他的亲戚和邻居:
“我之所以能做到这点因为我付出了巨大的努力去说服人们,而且我在村里的关系比较广”。
结果令辛很满意。
有人愿意提供拖拉机和劳动力。
他弄到了大约20亩可耕地开始了他的计划。
在综合考虑当地的情况,辛决定种西瓜,他认为西瓜管理起来比较容易,而且比较有市场潜力。
然而,就像在农村的多数情况一样,环境对他很不利。
由于大雨,西瓜成熟得很快,以致没有时间去卖。
辛的父亲从一开始就反对辛的计划,他在背后劝说其他人撤回给辛的支持。
这样仅仅几个月的光景,辛就几乎花光了他所有的几千块积蓄。
他没有其他选择,只能离家返城打工。
辛的父亲现在56岁,是一个典型的农民。
同村里其他同年龄的人一样,他善良、勤劳,而且可能还有点固执,他在土地上耕作了一辈子来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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