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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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

“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

　　毛泽东读《水浒传》，喜欢金圣叹批评本，也时不时地谈到金批的得失功过。

　　明末清初的文学评论家金圣叹，是评点派小说批评的代表。

生活于腐败黑暗的明朝末年，又郁郁不得志的社会下层知识分子金圣叹，把满腔热忱都投入到批评所谓《史记》、《庄子》、《离骚》、《杜诗》、《水浒传》、《西厢记》这“六才子书”上来，实际上他只完成了对《西厢记》和《水浒传》的评点。

而在封建士子和广大读者中造成巨大影响的无疑是评点《水浒传》，这也奠定了他在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

　　金圣叹“颖敏绝世”，“手眼独出”，“下笔机辩澜翻”“一时学者爱读圣叹书，几于家置一编”（清?

梁章钜《归田琐记》）。

其批评文字“透发心花，穷搜诡谲”（清?

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亦爽快，亦敏妙，钟惺、李卓吾之徒望尘莫及”（徐珂《清稗类钞》）。

这些前人的评价也许有夸大其词之处，却并非无中生有之谈。

　　现今读者，特别是对小说批评有兴趣的读者，说到读《水浒传》，多数人仍愿意读文字洗炼、思想深透的金批本，毛泽东于此尤甚。

　　喜欢《水浒传》“关于造反的故事”

　　毛泽东自少年时代起就爱读《水浒传》，他读的是金批本《水浒传》。

因为清末到民初社会上流传的《水浒传》几乎全是金批本。

　　像许多读书的少年那样，私塾时代的毛泽东不爱正课爱业余，不喜“经书”喜“杂书”。

所谓经书，即“四书五经”；所谓杂书，即传奇小说。

1936年毛泽东在陕北保安同美国记者埃德加?

斯诺谈话，回忆自己少年时代在私塾读书情况时说：

　　我读过经书，可是并不喜欢经书。

我爱看的是中国古代的传奇小说，特别是其中关于造反的故事。

我读过《岳传》、《水浒传》、《隋唐演义》、《三国演义》和《西游记》等。

那是在我还很年轻的时候瞒着老师读的。

老师憎恨这些禁书，并把它们说成是邪书。

我经常在学校里读这些书，老师走过来的时候就用一本经书把它们盖住。

大多数同学也都是这样做的。

（《毛泽东一九三六年同斯诺的谈话》，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第1版，第9页）

　　这里说的“关于造反的故事”，当然首推《水浒传》。

其他几种书，像《岳传》、《隋唐演义》、《西游记》、《三国演义》等，虽然偶而涉及到“造反”的描写，但主要不是写“造反”。

而在七十回、百回和百二十回三种版本的《水浒传》中，后两种写“造反”也写“招安”，只有七十回金批本主体是“关于造反的故事”。

据毛泽东本人的回忆证实：

他少年读的《水浒传》就是金批本。

　　据介绍，毛泽东在韶山冲读私塾时，读过的是《绘图评注本水浒传》。

据此推测，他读的只能是七十回金本。

因为自从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问世之后，风行了三百年，坊间所刻都是“金本”，世人几乎不知道还有百回本、百二十回本。

少年毛泽东读的《水浒传》正是风行的“评注本”，也就是金批本。

只是到了20世纪20年代以后，胡适、鲁迅、郑振铎等人考证了《水浒传》的版本流源，才陆续出版了《水浒》全传。

　　“评注本”加上“关于造反的故事”，因此可以判断：

少年毛泽东读到的《水浒传》是金本。

　　销售《新标点水浒》一百部

　　早年，毛泽东曾经销售过金批本《水浒传》。

那是1920年他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时候发生的事情。

　　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流已由“五四”前的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转到了宣传马克思主义。

1920年7月初，毛泽东从上海回到长沙。

这时的湖南，还没有受到系统的新文化熏陶，封建思想仍然根深蒂固。

面对这种现实，毛泽东把传播新思想、新文化，宣传马克思主义，看作是当务之急。

还在北京时，他就思考着如何在湖南掀起一个新文化运动的高潮。

回到湖南后，毛泽东根据湖南文化界的现状，决定创办一个以推销新书报、介绍新思想为主要任务的新式书社。

　　7月31日，毛泽东在湖南《大公报》发表了他撰写的《发起文化书社》一文。

报纸在这篇文章前面加了以下按语：

“省城教育界新闻界同志，近日发起文化书社，为传播新出版物之总机关，实为现在新文化运动中不可省之一事。

”文章还说：

“我们认定，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

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

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

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

”（《毛泽东早期文稿》，湖南出版社1990年7月第1版，第537、542页）

　　毛泽东担任书社“特别交涉员”。

9月9日，文化书社正式营业。

开业以后，毛泽东几次就文化书社的经营情况，向出钱的股东和书社工作人员汇报。

　　从他历次的介绍来看，书社经营的畅销之作，除新文化运动的重要刊物《新青年》、《新潮》以外，就是关于苏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籍。

在文学方面，他特意推荐了《新标点水浒》、《尝试集》（胡适）、《胡适短篇小说》、《托尔斯泰传》、《欧洲文学史》、《三叶集》（郭沫若、田汉、宗白华）、《俄罗斯名家小说》、《周作人翻译点滴》等。

其中，《新标点水浒》卖了一百部。

　　《新标点水浒》由上海亚东图书馆1920年8月出版，是由汪原放主持组织人员，采标点符号分段的出版物。

该书系七十回金本。

　　毛泽东把《新标点水浒》这样的传统小说，作为孕育新思想、新文化的“新材料”，作为“书之重要者”推荐给读者。

在《新标点水浒》诞生的后面，确实存在新文化运动的背景。

给《水浒》以新标点的汪原放，后来在大革命时期曾一度任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

他是上海亚东书局的老板汪孟邹的侄儿。

汪孟邹是陈独秀的同乡知已，他的亚东书局就是在陈独秀的帮助下成立的。

“五四”时期，亚东书局为经销和出版《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杂志，做了大量的工作。

建党后，陈独秀又把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交给亚东书局印刷发行。

当时，汪原放觉得中国的古典小说没有标点，有的甚至不分段落，读者看时十分吃力，便开始做分段标点的工作。

这个做法深得陈独秀赞许，由他出面请胡适作序。

1920年8月，就在毛泽东筹备文化书社的时候，由陈独秀作《水浒新叙》，胡适作《水浒传考证》，汪原放分段标点的《水浒》在亚东正式发行了。

　　陈独秀在《水浒新叙》中说：

“‘赤日炎炎似火烧，田中禾黍半枯焦。

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

’这四句诗就是施耐庵做《水浒传》的本旨。

《水浒传》的理想不过尔尔……文学家的使命是用妙美的文学技术，描写时代的理想，供给人类高等的享乐。

在这一点看起来，我们就可以明白许多人爱读《水浒传》的缘故了。

在文学的技术上论起来，《水浒传》的长处，乃是描写个性十分深刻，这正是文学上重要的。

……亚东图书馆将新式标点加在《水浒传》上翻印出来，我以为这种办法很好，爱读《水浒传》的人必因此而加多。

”此时陈独秀已是马克思主义者，正在孕育中国共产党的成立。

他评论《水浒传》，单单点出体现阶级对立的“四句诗”来概括小说本旨和理想，开用阶级斗争学说评论《水浒传》的先河，耐人寻味。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开篇就说：

“我的朋友汪原放用新式标点符号把《水浒传》重新点读一遍，由上海亚东图书馆排印出版。

这是用新标点来翻印旧书的第一次。

我可预料汪君这部书将来一定要成为新式标点符号的实用教本，他在教育上的效能一定比教育部颁行的新式标点符号原案要大得多。

”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倡导白话文的先驱，断定新式标点金本《水浒传》的教育作用，其推动新文化运动的功利性动机溢于言表。

　　《新标点水浒》发行情况极好，毛泽东参与领导的“文化书社”一下子售出一百部，已是可喜的成绩。

汪原放在陈独秀和胡适支持下出版《新标点水浒》，青年毛泽东是投赞成票的。

分段标点，用新的形式出版古典小说，在毛泽东看来也不失为让“旧文学”走向平民的一个途径，是酝酿新思想的“新材料”，从而成为“五四”新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大概正是他热情推荐、积极销售金本《新标点水浒》的缘故吧。

　　再看看金批《水浒传》

　　到了晚年，毛泽东虽然读过多种版本的《水浒传》，但是他仍然喜欢看金圣叹批点的七十回本。

这从他1964年8月3日写给秘书林克的信中可以看出来：

　　林克同志：

　　我要找一部金圣叹批的《水浒传》再看看。

　　我又要找一部《共产党宣言》，一部列宁论帝国主义是垂死的资本主义，都要是新出大字本的。

请你办一办。

　　毛泽东

　　八月三日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8月第1版，第11册，第119页）

　　这里说“再看看”金本《水浒传》，显然是以前看过，甚至可以说多次看过。

对金本《水浒传》，毛泽东的阅读兴趣可说保持了终生，晚年尤烈。

　　为晚年毛泽东管理图书和报刊的徐中远在《毛泽东读评五部古典小说》一书中介绍：

　　建国以后，毛泽东在丰泽园的书房里、卧室的书柜里一直放有几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

据逄先知当时的记载，1964年8月3日，毛泽东在北戴河的时候，还要过《金圣叹批改水浒传》。

他送给毛泽东的是影印贯华堂原本。

（即上引毛泽东给林克的信中提到的金本《水浒传》――引者注）到了70年代，工作人员先后给毛泽东送过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

按照当时登记的顺序，这12种不同版本的《水浒传》是：

　　《金圣叹批改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1-24册）

　　《水浒传》顺治丁酉冬刻本（1-20册）

　　《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12册）

　　《五才子水浒传》上海同文书局版（1-16册）

　　《水浒》人民文学出版社1972年版（上、下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1-4册）

　　《明容与堂刻水浒传》上海中华书局1966年版（1-2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8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影印（1-100册）

　　《第五才子书施耐庵水浒传》中华书局1975年影印（1-32册）

　　《水浒传》人民文学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水浒全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上、中、下册）

　　以上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后来一直放在毛泽东的书房里。

中华书局1966年出版的《明容与堂刻水浒传》（线装大字本1-20册），毛泽东一直把它放在卧室里。

　　1964年8月3日，逄先知送给毛泽东的那部上海中华书局1934年影印贯华堂原本《金圣叹批改水浒传》，是毛泽东最喜爱看的版本之一。

70年代，他还先后两次看过这部《水浒传》。

　　一次是1971年8月3日，这天上午大约10点多钟，高碧岑告诉徐中远，说首长要看《水浒》，要徐中远赶快找一部送去。

高碧岑是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一般干部。

徐业夫生病后，组织上调他来接替徐秘书的工作。

因为高秘书来到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也不长，对毛泽东读书的具体情况知道得也不细，所以这次毛泽东要看《水浒》，他也不太清楚要看什么版本的《水浒》。

徐中远等人给毛泽东管理图书的时间也不太长。

对毛泽东读书的习惯和要求等还是知之甚少。

不过《水浒》这部书徐中远还是知道的，在学校里也读过。

接了高秘书的电话后，他们很快在毛泽东图书中找出一部平装本《水浒》。

当时徐中远头脑里想的只是“主席要看《水浒》，赶快找出一部送去”。

所以他们就毫不犹豫地很快地送到游泳池毛泽东的住地，交给了高秘书。

　　从游泳池回到办公室后，屁股在椅子上还没有坐稳，电话铃声又急促地响起来了。

徐中远一拿起电话，高秘书急促的声音就传进了耳朵：

“首长说他不是要这种版本的《水浒》，他要的是几年前看过的线装本金圣叹批改的《水浒》。

”当时，徐中远只知道有《水浒》这部小说，不知道还有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

既然几年前看过，说明这部书可能还在毛泽东的书房里。

放下电话，他急忙到书库。

因为毛泽东要的是线装本的《水浒》，所以徐中远就径直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

当时，图书平装和线装是分开存放的。

线装部分是按照经、史、子、集四大部分类，一类的图书大多放在一起。

管理图书的同志知道这一点。

这主要是为查找使用方便。

《水浒传》和《红楼梦》等古典小说，放了满满的两个书柜。

为了查找方便，书柜外面分别都贴有标签，一看标签就知道柜内放的是什么书。

来到放线装书的屋内，他们很快找到了放小说的书柜，打开书柜，从上往下一层一层查看。

不一会就在这个书柜底下两层看到了好几种版本的《水浒传》。

仔细一翻，还真有一种叫《金圣叹批改水浒传》。

找到了毛泽东要看的书，心中是很高兴的。

在“毛主席用书登记本”上登记后，他们将书急忙送交高秘书。

心想：

“这下不会错了！

”高秘书说：

“你们送来得正好，首长在等着看呢。

”

　　第二次，是1972年2月1日，毛泽东又要看《金圣叹批改水浒传》，因为有了上一次的实践，所以这一次工作人员就比较熟悉了。

但是这一次又不同于上次。

上一次毛泽东指名要看的是这部书，看后也没再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传》。

这一次，徐中远把这部书送给毛泽东之后，第二天晚上，徐秘书就告诉他们：

“首长还要看别的版本的《水浒传》，要找线装本，字大一些的。

”毛泽东自己的存书中，还有几种版本的《水浒传》是线装本，但字都比较小。

此情况向毛泽东汇报之后，毛泽东让他们再到北京图书馆或者其他的图书馆去找一找。

　　第二天，即2月3日，他们到北京琉璃厂中国书店找了一部线装本《第五才子书水浒传》（70回本，上海同文书局版，16册）字也比较大。

巧得很，这部《水浒传》也是金圣叹评点过的。

他们又到首都图书馆借来一部《全像绘图评注水浒全传》（上海扫叶山房1924年版，12册）。

后一种，毛泽东翻看后第二天即2月4日就退回来了。

前一种《第五才子书水浒传》，毛泽东一直留在身边，伴随他度过终生。

毛泽东晚年看过不少版本的《水浒传》，但是，他最爱看的版本，要数金圣叹批改的《水浒传》了。

　　毛泽东书房里《水浒传》的12种版本中，显然“金本”最多。

　　1964年8月，在北戴河避暑的毛泽东同时要找的三部书：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共产党宣言》、列宁著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金圣叹评点的《水浒传》，这只是偶然的巧合呢，还是毛泽东为着研究某一问题的需要呢？

看这一时期的毛泽东文稿内容，在国际上中国正在抗议美国侵犯越南，中国共产党正在连续发表致苏共中央的公开信，批判其“修正主义”，同时国内正在进行“四清”运动（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其目的也是防修反修。

毛泽东此时找这三部书来看，是否与反帝反修、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有关，不可妄加猜测。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毛泽东的读书目的向来是很明确的，在他，泛泛阅读闲书之时极少。

　　金圣叹的批注是好的

　　毛泽东读《水浒传》，不止喜读金本，对“金批”也时有评论。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山西兴县蔡家崖村接见了《晋绥日报》编辑部人员，发表了著名的《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

　　《晋绥日报》在1947年6月以后的几个月里，曾经配合晋绥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和整党运动，在中共中央晋绥分局的领导下，以公开进行自我批评的方法，揭露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坚决地进行反对右倾的斗争。

　　谈话中，毛泽东满腔热情地鼓励编辑人员，表扬报纸的内容丰富多彩，尖锐泼辣，富有朝气，反映了伟大的群众斗争，为群众讲了话。

毛泽东说：

“我很愿意看它。

”

　　毛泽东赞赏用编者按的形式，对报纸发表的材料加以批注。

后来的批注虽然有缺点，但是那种负责精神是好的。

毛泽东说：

　　“金圣叹批注《三国演义》，有人看不好，我看是好的，使人看时有个头绪，当然，批注得不完全对。

”（中共吕梁地委党史研究室：

《毛泽东在吕梁》，中共党史出版社1993年11月第1版，第267页）

　　笔者在拙著《毛泽东读〈三国演义〉》的《批注使人看时有个头绪》一节中，曾经对毛泽东关于金圣叹的这段谈话有所辩证，指出批注《三国演义》的是毛纶、毛宗岗父子，但同时笔者也指出金圣叹批注《水浒传》取得了巨大成功，引起毛氏父子起而效仿，才有毛批本《三国演义》的传世。

总之，在毛泽东的意识里，清代的小说评点家金圣叹的批注是有价值的。

如果我们不拘泥于字面，应该看到，毛泽东对金圣叹评点《水浒传》、毛氏父子评点《三国演义》的价值，都是基本上持肯定态度的。

　　毛泽东对金圣叹的评点持“一分为二”的态度：

“我看批注是好的；当然批注得不完全对。

”金圣叹的批注，哪些方面是“好的”，哪些方面“不对”，限于谈话的具体情况，毛泽东没有展开讲。

但只要我们具体分析一下金批，就不难看清楚：

　　金圣叹评点《水浒传》，主要做了三件事：

一是以袁无涯刻的一百二十四回《忠义水浒传》为底本，砍去七十一回以后的全部内容，写了一个“惊恶梦”的结局，把第一回改为“楔子”，造了一个七十回本；二是写了许多批语，去掉“忠义”二字，删去了一些内容，作了修改和评点；三是写了三篇序文和一篇《读第五才子书法》。

　　先说金评“好的”方面：

　　金批提高了《水浒传》的文学价值。

胡适在《〈水浒传〉考证》中说：

“金圣叹是十七世纪的一个大怪杰，他能在那个时代大胆宣言，说《水浒》与《史记》、《国策》有同等的文学价值，说施耐庵董解元与庄周屈原司马迁杜甫在文学史上占同等的位置，说‘天下之文章无有出《水浒》右者，天下之格物君子无有出施耐庵先生右者！

’这是何等眼光，何等胆气！

”（《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上海书店印行1980年版，第1-2页）

　　金批提高了《水浒传》的文本价值。

这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于1641年刻成通行本，流传至今，三百年来风行海内外。

郑振铎在《水浒传的演化》长篇论文中说：

“一部七十回本的《水浒传》……打倒了、淹没了一切流行的明代繁本、简本、一百回本、一百二十回本，……使世间不知有《水浒》全书者三百年，《水浒传》与金圣叹批评的七十回本，几乎结成一个名词。

……金氏的威力真可谓伟大无匹了。

”（《评论资料》，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十一、二期，第512页）

　　金批提升了《水浒传》的社会价值。

例如在第一回中批道：

“记一百八人之事而居然谓之史，何也？

从来庶人之议皆史也。

庶人则何敢议也？

……天下有道，然后庶人不议也，今则庶人议矣。

”这里明白说出《水浒》写作、流传的当时天下无道，所以庶人敢议。

又如，《水浒》先写洪太尉误走妖孽和高俅发迹，批语中认为这是说明“乱自上作”，也就是说梁山聚义实际上是洪太尉（统治阶级代表人物）所造成的，是高俅以及高俅那样的贪官酷吏“官逼民反”。

这些，都是很有见地的，在当时不失为独到的、高明的见解。

还有，虽然从总的倾向来看金圣叹把江湖好汉看作“盗贼”，但是，每当作品描写他们的具体反抗行为时，金圣叹的同情与赞美往往在水浒英雄一边。

如贯华堂本十三回写刘唐说晁盖取生辰纲道：

“小弟想此一套是不义之财，取之何碍。

”金批：

“可见是义旗。

”又刘唐接着说：

“去半路上取了，天理知之，也不为罪。

”金又批：

“可见是义旗。

”贯华堂本十九回写林冲“将晁盖推在交椅上”。

金批：

“定大计，立大业，林冲之功，顾不伟哉。

”又同回批语赞林冲说：

“不是势利，不是威胁，不是私恩小惠，写得豪杰有泰山岩岩之象。

”如此之类，不可胜举。

封建统治者说《水浒传》“诲盗”，金圣叹许之“义旗”，其实是从相反的两极看到了《水浒传》的社会价值。

　　金批提升了小说的艺术价值。

他看到了《水浒传》艺术构思的特色。

在《读第五才子书法》中，他一面指出“《水浒传》一个人出来分明便是一篇列传”，另一面又指出它是“一篇文字”，即是一个完整的结构。

他还看到作者在这部宏伟史诗的构思中有一个中心人物――宋江，和一个中心地点――梁山泊，至于全书叙事的波浪起伏与前后照应之处，他都有细心的体会，虽间或失于拘泥穿凿，但对于作者的匠心亦多所阐发。

正是因为能够从大处着眼，鸟瞰全书，而又不遗毫末，他才能够看到七十一回的大聚义是情节发展的顶峰，是一个“大结束”。

金圣叹的评点中还总结了小说塑造人物，刻画性格的经验。

他指出：

“三十六人便是三十六样出身，三十六样面孔，三十六样性格。

”他认为“《水浒》所叙述一百八人，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

”“一百八个性格，真是一百八样。

”他能看到小说刻划人物性格的卓越成就，而且能注意探索各个人物不同的性格面貌，对某些人物性格的分析往往有精细中肯的地方，如说“杨志写来是旧家子弟，关胜写来全是云长变相”，说“卢俊义传也算极力将英雄员外写出来了，然终不免带点呆气，譬如画骆驼，虽是庞然大物，却到底看来，觉道不俊”。

（均见《第五才子书读法》）这些都是颇能道着《水浒传》作者在性格描写方面的成就与缺点的。

他强调人物形象的典型化，个性化，如他说“写人粗卤处，便有许多写法。

如鲁达粗卤而性急，史进粗卤是少年任性，李逵粗卤而蛮，武松粗卤而放荡不羁，阮小七粗卤是义愤无处说，焦挺粗卤是气质不好。

”这六个人都具有“粗卤”特点，可又不尽相同，各具特色。

金批总结了刻画人物的许多艺术技巧，如“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注意人物“各自有其胸襟，各自有其心地，各自有其形状，各自有其装束”（第二十五回批语）等等。

他还精到地指出，一部小说的艺术生命力的久暂，系于人物性格塑造的成功与否：

“别一部书看一遍即休，独有《水浒传》只是看不厌，无非为他把一百八个性格都写出来。

”（《第五才子书读法》）这些都是深得小说创作三昧之言。

　　再说金批“不对”的方面：

　　金圣叹是数百年前封建时代的落魄文人，他的思想世界里打下了根深蒂固的封建统治阶级的观念，这导致他评点《水浒传》时，精芜杂陈，瑕瑜互见，在发表了许多惊世骇俗、光怪陆离的高见时，也夹杂着不少迂腐酸臭的封建观念和陈旧不堪的八股腔调。

鲁迅先生曾经说金圣叹：

“（《水浒传》）经他一批，原作的诚实之处，往往化为笑谈，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

”（《鲁迅全集》，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卷，第527页）胡适也说过：

“金圣叹的《水浒》评，不但有八股选家气，还有理学先生气。

”“这种机械的文评正是八股选家的流毒，读了不但没有益处，并且养成了一种八股式的文学观念，是很有害的。

”（《名家解读〈水浒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1月版，第4-5页）金圣叹的“八股气”表现在对小说“技法”的分析上，而其“理学气”则表现在对小说思想倾向的分析上。

从批点《水浒传》的政治动机上说，金圣叹绝不同意宋江“忠义”受招安的描写，对梁山义军非斩尽杀绝而后快，他在《序二》中写道：

“宋江等一百八人，……皆揭竿斩木之贼也。

有王者作，比而诛之，则千人亦快，万人亦快者也。

”金圣叹进一步宣示自己批书的目的：

“诛前人既死之心者，所以防后人未然之心也。

”所谓“未然之心”，岂不是预谋造反之心，犯上作乱之心。

金圣叹以批书来“防”，可见其用心所在。

　　金圣叹的“八股气”表现在对小说“写作技法”的分析上。

他有些评语非常牵强，甚至无聊，比如他主观断定《水浒传》“独恶宋江”（《读第五才子书法》），就时时不忘告诉读者，小说中凡说宋江的好话都是“深文曲笔”、“皮里阳秋”，即作者是在反话正说，实在是用心良苦，没有必要。

正应了那句话：

“偏见比无知更糟糕。

”

　　金圣叹思想和观念中的二重性是很明显的，充满着卫道与离经、正统与反叛、昏庸与清醒的矛盾。

把他的有些议论放在一起，判若两人，异同天壤。

所以毛泽东将其归结为“好的”和“不对”两方面，这也是金批的对立统一。

即使这样，毛泽东也认为金批的作用是客观存在的，使读者看书时“有个头绪”，提纲挈领地掌握其主旨和内容。

　　他进一步由此引申开去，讲到《晋绥日报》对所发表的材料加编者按的必要，有利于宣传群众和鼓舞群众，推动土地革命和解放战争，体现了办报人员的负责精神。

他的评论中也隐含着这样的内容：

现代新闻文体中的编者按，也可以向古代的评点派借鉴，以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转换，这是件有意义有作为的事情。

　　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

　　金圣叹的文采风流冠绝一时，而其显著标志，则体现在《水浒传》的序言、夹批和回前总评上。

　　1958年10月，毛泽东在与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吴冷西的一次谈话中，夸金圣叹说：

　　金圣叹会写文章，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

你们（人民日报）报社不会写文章。

（易严：

《毛泽东与鲁迅》，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