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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当前税改趋向的忧心
別讓稅改掉入不進反退的深淵
作者:
簡錫堦民間稅改聯盟發言人2008/08/09中時
稅改是目前迫切的政治改革工程,在執政者的承諾與人民的期待下,賦改會開始運作,研擬稅改的方向和議題。
個人認為當前賦稅改革必須面對兩個重點:
首要解決政府負債的積重難返的窘境,如何擴大稅基,健全財政。
政府債務餘額,如加計遞延及或有負債,已高達13.8兆元。
每年財政缺口近3,000億,舉債或以特別預算支應,都將債留子孫,破壞世代正義與信賴。
因此,何擴大稅基才是稅改重點,而非減稅方案。
其次,改善有錢人繳稅額與財富不成比例的缺失。
錢滾錢者不繳稅,勤勞的薪資所得錙銖必較,億萬富翁不用繳稅,且可退稅的不公義,所造成社會公憤的稅制偏差,應是本次稅改重點之ㄧ。
前不久,馬總統接見工商團體時,回應說「降稅是政府既定方向」,不但扭曲稅改方向,限縮稅改空間,視賦改會為「過水」的戲碼,恣意愚弄人民,不得
不令人為當前稅改趨向憂心。
擔憂「減稅」成為本次稅改反向操作的偏差。
財政部認為促產條例落日之後,所增加的一千多億元應還給企業,但為何不優先充實國庫,健全政府財政,減少政府舉債,回歸公平稅制?
而企業主張降低營利事業所得稅率到17%,並取消保留盈餘加徵10%的規定,造成與個人綜所稅率的差距更形擴大,更誘發企業保留盈餘的動機。
何況,
營所稅名目稅率雖為25%,實徵有效稅率不及17%,如優惠不減,未來有效稅率恐不及10%。
執政者不敢碰資本利得稅,復徵證券交易所得稅,卻加速降低遺產稅率的不當,將加深社會大眾對「富人減稅」的憤怒。
租稅正義比實徵多少來得重要,何況,它的取消或降低,正好抵銷「所得基本稅額條例」所增加的稅收,更是軍教免稅的兩倍稅額,稅損不可謂不大。
行政院宣示將以調高免稅額、扣除額等減輕薪資階級稅負,看似給糖果略施小惠的煙幕彈,實則是要送工商界減稅的大禮,落實馬蕭減稅的政見吧!
針對以上偏差,我提出以下具體建議:
首先,促產條例應完全落日。
長期以租稅優惠獎勵企業,助長避稅規劃引來擴大適用,1990年原本減稅金額才101億,到2004年擴大到1480億。
若採功能別,不如比照先進國家直接補貼,有效監管,杜絕稅基流失。
落日後的稅收全歸國庫,統籌運用,不但可立即提升平均稅負率1個百分點,達到14.5%,才可能往工業國低標的20%邁進,健全國家財政,改善重分配效能。
其次,取消兩稅合一,迎頭趕上國際化趨勢。
仿效新加坡、歐盟各國取消兩稅合一,這也是「簡政輕稅」的具體改革指標。
不僅解決分配盈餘加徵的問題,也一併解決了本國企業與外資產業、高科技業與傳統產業之間的不公平稅負問題。
當促產條例無條件落日並取消兩稅合一之後,再考慮營所稅率的調降,以防稅基土石流發生。
最後,應認知我們是工業國中稅負最低的國家,已再無任何減稅空間。
台灣集全球租稅優惠之大成,欺瞞人民真相,全球採「完全兩稅合一」的國家不足十個,而台灣又是當中最優惠者。
港、新雖不課遺產稅,但其土地等財產交易所得是依實課徵的,平均稅負率亦高於台灣;新加坡營業稅率從3%逐步調升到5%、再調高到7%,比台灣的5%還高,為何不提?
為何不跟進呢?
!
有人主張遺產稅若課不到不如廢除,我認為應回歸課不到稅的原因──資本利得不課稅成為規避的黑洞,故,應先復徵證所稅,採日本分離課稅模式,並可盈虧互抵方式來推行。
如此,再來考慮遺產稅率的調降,以免富人生前不繳稅,死後又逃避稅負,陷富人不義於公然逃漏稅。
稅改牽扯到既得利益者特權利益的減損,而這些人又是可上達天聽的有錢有勢者;改革阻力無比嚴峻,除非公民社會覺醒並採取行動,否則,『稅改』將掉入不進反退的深淵!
體檢2009稅改-稅制更不公平,財政更加敗壞
(A)國債狂飆,創歷史新高資料來源:
(1)中央及地方債務累計51,468億元(主計處國情報告)
未計入隱藏性負債89,299億元(立法院預算中心)
合計140,767億元
(2)2009年新增債務3,998億元
‧預算原編列1,650億元
‧特別預算(不列入政府債務):
發行消費券857億元
‧特別預算(振興經濟擴大公共建設)1,491億元
(B)2009年減稅方案
遺贈稅192億元
營所稅免徵150億元
營所稅率調降808億元
所得稅調高扣除額216億元
所得稅率調降248億元
貨物稅(汽車、汽柴油)203億元
期交稅率調降20億元
加值營業稅(大宗物資)29億元
合計1,866億元
(C)2010年總預算再舉債5,162億元
(D)衍生問題:
(1)不斷向財團巨富擴大減稅,稅收嚴重不足,敗壞財政。
國民平均租稅
負擔率僅佔14%,為DECD平均(28%)的一半。
(2)報稅所得75%為薪資所得,美國為56%;OECD為49%。
(3)國債赤字屢創新高,明年將逼近15兆元(審計部則預估達19兆元)
主權評等展望恐再調降,可能連降三級。
莫低估國家債務的危機
繼冰島與杜拜之後,希臘、愛爾蘭及西班牙等國,也都陷入赤字與國債高舉的處境。
日本關西大學教授宮本勝浩為文抨擊日本政府,大量發行赤字國債,卻沒有明確的償還計畫,是一種亡國的行為。
我國到底有多少國債?
主計處國情報告公佈中央及地方政府債務累計為五兆一千四百億元;立法院預算中心指出,加計遞延性、隱藏性負債,已高達十三兆元;而審計部依決算報告估算則高達十九兆七千億元。
何以有如此懸殊的落差?
由於我國「公共債務法」定義的公債與國際標準有異,不計入非營業基金債務、短期借款,並排除軍、公、教、勞工退休提撥不足及公營事業虧損等隱藏性債務。
嚴重低估國債,規避監督,圖謀政府舉債之便利。
國際貨幣基金警告:
政府財政透明度不足,將使國家置身險境而不覺。
美國警覺國債危機,歐巴馬總統提出財政改革計畫,向銀行課徵金融危機責任費並增加富人稅。
反觀我國,去年在赤字與國債年雙雙創新高之際,卻仍大幅對富人及大企業減稅,又未依國際標準揭露,隱瞞真相,一旦陷入財政嚴重失衡,危機顯現時恐怕已難挽救。
2010/03/03
教育的「投入」與「產出」
針對學費飆漲、大學營利化、技職教育邊緣化、偏遠小校裁併等問題,學生、家長和教師團體日前發起請願行動,要求教育公共化。
過程中,一名學生與警方發生衝突遭逮捕並飭回,反而成為新聞重點;原有的請願訴求,被扭曲成警民衝突事件,沒有受到社會的重視與討論。
嚴肅審視「教育商品化」,這問題已經嚴重侵害臺灣國民的受教權,更影響公平的發展權。
大學生每年學費平均達十萬元以上,生活費每年也至少需要十萬元;栽培一名大學生,一年要花費二十萬元左右,是藍領勞工年所得的二分之一。
這麼高的門檻,導致弱勢者和勞動家庭子女失去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
在臺灣,政府教育經費投入不足,卻強調「使用者付費」,讓教育成為昂貴的商品。
在歐洲,依英國政府統計,大學高等教育每年為英國創造四百五十億英鎊的產值,重要性超過航太或製造業。
負責這項研究的教授波恩指出,對大學每投資一英鎊,可以產出一點五二英鎊的經濟效益。
臺灣應該反省教育商品化的後果,並投入更多的教育經費,才是提振國際競爭力的最佳途徑。
2006/05/17
落實教育平等的重要性
內政部統計,臺灣社會擁有碩、博士的人數已近八十萬人,再過四年,就會達百萬之眾,可能成為全球碩博士密度最高的國家。
然而,另一統計顯示,低所得家庭具大學學歷者,比例卻不到百分之八,造成逾五成失業,即令有工作,也高達四成七從事低薪的臨時工。
社會階級不再流動,世代複製其階級,成為社會團結進步的障礙。
中國安徽某小學按貧富分班,窮小孩擠在近百人的大班上課,家長有能力贊助的富家小孩,則在有空調、彩色電視的小班上課;經媒體報導後,備受撻伐。
盧梭說:
在種種人為的不平等中,教育的不公平危害最甚,它斬斷了發展機會的公平。
歐盟通過二0二0年教育發展目標:
為發展知識經濟,創造更多更好的工作,使社會更具凝聚力;保證所有公民享有公平的高質量教育及終身學習無障礙的環境。
認為提高教育投資是最具體的展現。
臺灣教育預算只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百分三點八,不及韓國的四點六、香港的四點九、日本的五點二、美國的五點七,更遠不及瑞典、丹麥的八點四。
增加教育投資,逐漸走向免學費,才可能落實真正的教育平等。
2010/3/9
基本工資和勞動尊嚴
什麼都漲,只有薪水不漲,已成為民怨。
年年經濟穩定成長,但受薪者並未共享經濟成長果實,分配的不均,拉大了貧富差距。
勞工團體抗爭訴求調高基本工資,迫使勞委會召開基本工資審議會議。
勞工團體主張依最低生活費乘以一點二五(每人平均撫養眷口),要求調高百分之二十八;但工商團體主張分階段,調高百分之五。
審議結果,只增加六百元,微調百分之三點四七,讓勞工大失所望。
國際勞工組織對最低工資的定義:
「可提供勞工及其家庭依當地經濟和社會狀況的最低需求」,讓其安心工作,以維護勞動尊嚴。
勞工團體主張的月薪兩萬兩千元,只夠個人低標生活,怎可能再扶養一點二五口?
適用基本工資的都是非技術性的邊際勞工,僅佔勞動人口的一成。
重要的是如何普遍提高工資,共享經濟成果,使分配合理化。
我國勞動報酬率佔GDP的比重僅百分之四十四點五,不及歐盟的六十三、美國的六十、日本的五十八,勞動所得偏低,可見一斑。
享有發展機會公平、足夠所得的生活、安全的工作環境和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這是國際勞工組織所謂的有尊嚴的勞動。
2010/9/12
勞動派遣正在侵蝕勞動人權
十八世紀工業革命,機器打敗手工生產,擁有工廠和機器的資本家,吸納了破產的手工業者成為工廠的勞工。
勞動成果異化成資本家的「利潤」,工人淪為機器的附屬品,每天工時長達十四到十六小時。
一八八六年五月一日,美國工會組織為了爭取「工作八小時制」,發動罷工和大遊行,並在芝加哥乾草市場和警方爆發激烈衝突的流血事件。
工人領袖七人被處死刑,引起各國工會組織罷工聲援;「五一」遂成為國際共同的「勞動節」,八小時工作制也逐漸落實。
自此,勞動人權受到重視,各國紛紛立法確保勞工組織工會的團結權、平等的勞資協商權和罷工的行動權。
各國勞動基本法明訂最低僱用工資,加班工資應加成或加倍計算,休假、產假的工資給付,資遣、退休給付,並禁止不當解雇。
然而,企業為了降低人力成本,興起「勞動派遣」,不須負擔假日工資、產假、加班費,更可省下資遣費、退休金及各項福利支出,拉低工資、瓦解勞基法,侵蝕勞動人權。
今年勞動節,勞工團體發起「反貧窮大遊行」,訴求「禁止勞動派遣」﹐希望政府和社會大眾能重視和支持。
2010/04/28
租稅公平就無排富問題
聯合報╱簡錫堦台灣促進和平基金會執行長2010.06.10
當年政府發放老農、老人津貼時,總會定訂「排富條款」,最典型的說辭是「像王永慶那樣的有錢人,還要給老人津貼嗎?
」基本上社會普遍認為「排富」才公平,國庫不應補貼富人。
這次政府推動齊一公私立高中職學費方案,擬對就讀私校學生每學期補助一萬七千三百元的學費,行政院長核示應訂排富條款,聲稱「若一體適用,是以納稅人的錢幫助富人,違背公平正義」。
原訂排富基線在家庭所得六十萬元以上者,由於教師會和家長團體反彈,補助遂放鬆到所得九十萬以下家庭。
政策反覆,引起輿論撻伐。
若落實「量能課稅」,富人依累進稅率公平繳稅,何必排富。
例如郭台銘等富豪每年都繳數億、數十億的稅,那麼發給他每月三千元老人津貼,他們子女受教育也一樣補貼,有何不公平?
瑞典實施教育免學費,從幼教到大學學費全免,更享有普及化的社會福利:
醫療、照護、失業津貼、育兒津貼、兒童津貼及養老津貼,其經費均來自稅收。
富人稅負率高達百分之六十,富人都盡了義務,當然,也應同享公民的權利,因為平等而和諧,社會福利制度才能永續。
台灣因對財團鉅富過度的租稅減免,以致富人財團實際稅負平均不及百分之十,依財政部曾公佈的數據:
全國排名前四十名的富豪,其中八個不用繳稅,十七人只繳百分之一的稅,稅負不公平可見一斑。
政府透過累進稅制,以達到財富重分配,但因為錢滾錢的資本利得,占富人財富累積七成的證券交易所得、土地交易所得和境外所得都不課稅,「量能課稅」破壞殆盡。
依家庭所得五等分的統計資料,最高所得與最低所得家庭的差距,稅前和稅後的比較,僅拉近百分之零點三的差距,比起美國縮小百分之廿二和歐洲百分之卅五的效果,顯示我國稅制的平均財富功能失靈。
富人繳稅極度偏低,朝野卻又大肆調降遺產稅、營所稅和產創條例的租稅優惠,每年稅損逾二千五百億元,這才是國庫補貼富人的深淵大洞。
去年稅收除於GDP的國民平均稅負率僅百分之十二點二,不但是歷史新低,也是全球最低。
「減稅可促進投資,發展經濟後就可增加稅收」的謊言不攻自破。
經濟成長稅收不增加,主因是稅基嚴重破壞,錢都跑到富人的口袋了。
政府財政敗壞,赤字、國債飆高,以致推行「齊一學費方案」,才會重施「排富條款」。
齊一學費要排富,十二年國教必定遙遙無期。
教育是國家人力素質提升的基礎,由於財政艱困年年加劇,教育預算無力增加,僅占GDP的百分之三點六,不如香港的百分之四點四、南韓的百分之四點六、日美的百分之五點二,更遠不如丹麥、瑞典的百分之八點四,學費補貼才需要排富。
瓦倫貝爾和王永慶兩位富豪的差異
作者:
簡錫堦2008/12發表於Yahoo全民話頭條
彼得.瓦倫貝爾是瑞典家世顯赫的富豪,他的父親拉烏爾.瓦倫貝爾在二戰時,從納粹魔掌中拯救了數萬猶太人,被譽為瑞典的辛德勒。
彼得.瓦倫貝爾繼承龐大的家族產業,掌控北歐的金融、電訊、電器、製藥、精密機械等國際知名企業,可謂富可敵國的資本家。
令人稱奇的是,在瑞典那麼高稅負的國家,瓦倫貝爾家族財富竟能五代相傳而立於不敗之地,打破富不過三代的俗諺。
彼得.瓦倫貝爾認為,雖是自己努力賺取的,即使繳那麼多的稅,只是所賺的一部分,不會減損他的財富,能取之於大眾、分享於大眾,建立和諧安定的社會,才是有用且能永續的財富。
同樣被譽為台灣經營之神的王永慶,過世之前,就把個人資產的480億元悉數捐給自己所屬的免稅機構-長庚醫院。
240億元的遺產稅,政府一毛錢也課不到。
長庚醫院向來就是王永慶神秘的控股中心,以其龐大的資金購得台塑集團股票,成為台化、南亞的法人董事,現在是台塑第三大股東,讓王家保持實持股份佔整個集團的20%~50%,加上集團企業的交叉持股,可控股權超過百分五十以上,避免台塑王國的經營大權旁落。
王永慶所賺取的錢財,至少20%以上是來自政府國庫的輸送。
依前年財報顯示,台化賺了400億元,但稅率是0%;南亞也賺了410億元,卻只繳稅11億元,稅率僅2.76%;台塑賺了600多億元,稅率不過8.4%;對比一般中小企業須繳納25%的稅,顯然是搶劫國庫的能手。
生前享盡各項租稅優惠,身故之後,以左手換右手,避掉所有稅賦,些許遺產稅也不願奉獻。
前台灣大富豪吳火獅遺產稅繳不到五百萬元,而更甚者,擁有二千億元身價的國泰集團蔡萬霖,死後也只繳一億多元遺產稅。
台灣的富豪,就是這樣玩的!
王永慶等台商在中國所享兩年免稅、三年減半徵收的優惠,五年到期就結束,且從2008年起,本獎勵法律完全取消。
反觀台灣,台塑在獎勵投資及促產條例的延續適用,四十多年來不斷地享有減免稅優惠。
台塑更遊說立委在促產條例增列「偏遠地區投資優惠」條款,六輕更因此永享免稅特權。
當初六輕建廠,政府強力徵收農地、漁塭,每坪平均不及百元賤售給台塑;除外,上千億元的低利融資,每年政府需補貼數十億元的利息給聯貸銀行;又獨享全世界不曾有的私有專用港特權,並專案引進近兩萬名外勞,雇用比率佔66.5%。
但,承諾增加三萬個雲林當地人的就業,卻完全跳票。
而六輕加上大煉鋼廠的Co2排放量高達8259萬公噸,佔全台排放總量四分之ㄧ。
六輕四、五期擴建後,可預見污染加劇及雲林縣人口加速外移。
瓦倫貝爾在瑞典,不但沒享減免稅特權,所屬企業均善盡企業公民責任,對勞動權益、環境保護等維護堪為國際楷模。
他被尊稱為人道的資本家,備受世人樂道,獲得實至名歸的讚譽。
後記:
王家後來因各房爭遺產,未能順利將遺產捐贈財團法人長庚紀念基金會,
致使王家必須依舊遺贈稅法繳納兩百億元。
戳破減稅救經濟謬論
簡錫堦(公平租稅聯盟發言人2008.08.25中國時報時論廣場
近日,電視媒體不斷出現一則由工總製作的「減稅救經濟」廣告,更砸下重金猛打宣傳,用似是而非的謬論,向全民進行疲勞轟炸式的洗腦,並藉以向賦改會及政府施壓,試圖左右本次稅改的方向。
然而,事實果真如此嗎?
首先,廣告訴求「稅低才能發展經濟,稅高則經濟就衰退」。
如果這理論正確,免稅天堂的威京、開曼群島不就是世界經濟發展第一名的國家?
舉瑞典這個世界高稅負的國家為例,由於透明、清廉,人民願意繳較高的稅,也感受繳稅的好處,享有完善的社會福利與高品質的生活環境,而免學費的教育、高素質高創造力的勞工,國家投入科研經費人均世界第一,造就了國際級企業。
誰說,高稅負就無法發展經濟?
一九八一至一九九二年,美國在雷根和老布希執政時,採取供給面經濟派學者的「減稅政策」,初期的刺激帶來經濟復甦,但貧富差距亦隨之擴大;一九八九年時排行前一%的家庭,擁有全國總資產三十九%。
之後,政府赤字倍增,利息支出快速成長,高居預算第二位,大量舉債成了經濟發展的大包袱,經濟幾近崩盤,共和黨政權因此遂被民主黨輪替。
回頭看台灣,一九八○至一九九○年,經濟成長率平均八%,一九九一年促產條例實施擴大對企業減稅,經濟成長反而掉至五至六%;一九九八年再實施兩稅合一的減稅方案,經濟成長又掉到四%左右,甚至二○○一年出現首度的二.一七的負成長。
實證可知,台灣一再實施減稅,並沒有帶來更好的經濟成長。
其次,廣告說:
「輕稅可擴大稅基,增加政府稅收」。
實證美國雷根和老布希的減稅政策,使美國政府收入從世界第一名,掉到第十三名。
聯邦政府負債餘額由一兆多美元,驟增至六兆七千億美元。
直到柯林頓執政採「增稅政策」,向富人課稅,才終結了赤字,但仍無法處理龐大的債務餘額。
而在台灣一九九○年,國民平均稅負率二十.一%,由於減稅政策,造成稅負率逐年下降至十二至十三%,負債餘額也隨之攀升,已高達新台幣十三.八兆元。
台灣政府財政敗壞可說是託減稅之「福」!
廣告強打:
「輕稅才可以創造財富,增加就業」。
我們再看看瑞典高稅負國家,政府實施充分就業政策,減少依賴、增加稅收,是全世界就業率最高的國家,維持七六%至八十%的比率,遠比任何輕稅國都來得高。
反之,美國老布希執政時,承諾增加一千五百萬個新工作機會,認為減稅可增加投資促進就業,但適得其反,反而新增了一千四百多萬的失業人口,就業參與率由六四%降至六二%。
而台灣在一九九二年以前,就業參與率為五八.四%,兩次大減稅政策實施之後,就業參與率跌至五六.五四%,二○○六年僅五五.七%,可證減稅並未增加就業。
其實,台灣的實質稅負比新加坡、香港還低。
以營所稅為例,香港十七.五%,新加坡十八%,台灣名目稅率雖為十五%至二十五%,但因促產條例、兩稅合一的減免,有效稅率僅十七%。
如果不及時堵住減稅漏洞,若降名目稅率到十七%,則有效稅率恐怕會低到十%以下。
而個人所得稅方面,香港邊際稅率十七%,新加坡為二十%,台灣雖為四十%,但平均有效稅率不及十三%。
由於資本利得免稅,致使排名前三十名的高所得者,稅率不及十%,這在香港與新加坡根本是不可能發生的。
最嚴重的,台灣的證券和土地交易所得完全免稅,而香港土地交易所得及從事業務的證券交易所得均課徵十六%的利得稅,新加坡則將兩者併在一般所得予以課稅。
因此廣告訴求:
「新加坡、香港稅負比台灣低,所以競爭力較強」,根本與事實不符。
調降稅率的前提,應先防堵避稅漏洞,建立公平稅制,才可能「簡政輕稅」達到擴大稅基的稅改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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