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的社会分层和新的地方精英的崛起.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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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新的社会分层和新的地方精英的崛起

中国新的社会分层和新的地方精英的崛起

刘宁宁

2012-7-214:

23:

10　　来源：

2012-2-26爱思想

　　本文选自《中国的农村：

20世纪晚期的经济与社会变化》（RuralChina:

EconomicandSocialChange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一书。

文章根据政治权力、经济权力、社会威信、地方威信、功利权力五个因素将社会划分为13个阶层,以此为基础,集中分析了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县级、镇级和村级的新的地方精英。

作者认为,分层和新的精英已经从根本上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现在的分层主要是由经济前提决定的,而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和新精英的崛起已经废除了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

现将文章主要内容介绍如下。

　　一、分层

　　分层首先意味着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

中国在改革开放期间,不同层级和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群体间的等级关系已经发生了变化。

这些差异是由市场转型、社会分工的发展、社会差异、收入差异及私营企业提供的机会的差异引起的。

市场机会和合法及非法手段导致的收入差别、秘密私有或地下经济活动是使差异不断增加的原因。

同时,在农村,非农业部门的较高收入加大了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

分层的发展不仅仅产生经济后果,而且产生社会、政治和心理后果。

市场创造了新的权力资源,这些权力资源在经济生活中作用日益明显。

分层和差异不再仅仅是政治条件的结果,如党员身份、阶级出身和干部地位,而且也是经济因素的结果。

经济上的成功不断导致社会地位的上升,以前社会地位的上升只有通过政治关系才能实现。

　　根据我们在镇一级的调查结果,我们将社会分为13个社会阶层。

我们理解的社会阶层是指同一阶层的人具有相同的、与其他的阶层相区分的社会特点。

根据他们的权利和威望可以表明他们在地方阶层中的地位和在公共舆论中的名望,阶层没有组织,但是他们对社团有一定的影响。

根据调查、访问、非正式的讨论,我们依据五个因素来划分阶层。

（1）政治权力:

指的是直接影响政治过程和直接影响决策、控制重要资源的可能性。

（2）经济权力:

主要指直接影响经济活动和控制企业决策的可能性。

经济权力同时影响政治过程,比如拥有经济权力的个人通过关系、贿赂、捐赠等手段影响政治决策。

　　（3）社会威信:

社会威望和在社会层级中的个人位置。

这种威信源于对集体利益的影响潜力,源于政治、经济或专业上的成功,源于生活方式,或源于其经验和知识对集体的益处（如专业上的威望）。

所谓社会威信并不意味着个体必须是当地集体中的一分子（例如,从其他地方派到镇里的官员在这里没有社会关系）,这就有必要介绍另一个很有价值的因素:

地方威信。

　　（4）地方威信:

个体所享有的威信是由于他是地方结构中的一员（例如,由于来自当地某一重要家族,或者有宗教方面的关系）。

它还指社会权力的组成部分,如关系,对当地的直接影响、与地方或宗教力量有重要关系网,当地民众承认其在当地的作用（合法的）。

　　（5）功利权力:

利用商品、货币和服务取得高收入和财富,借此直接影响上述四个因素,以便取得权力,这个因素被社会称为功利权力。

财富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而且在社会和政治名望方面也很重要。

这就是为什么这一因素可以被认为是一个独立的影响变量。

　　我们不想提出一个具体的专业层级或阶级分析的详细结构。

社会分层可以根据不同的标准进行划分（比如收入、权力、权威、威信、特权或财产）。

而我们运用多维度方法,考虑不同因素,例如对资源、权力、威信、社会关系的控制等,并且,我们不会具体地描绘不同组群的状况,但是会描绘我们所研究的地方的环境状况。

主观判断和直觉观察是我们分类方法的一部分。

　　二、新的地方精英

　　分层分化过程是新的社会精英崛起的基础。

当我们讲精英时,我们不仅仅指地方政治精英,而且指经济和知识分子精英,精英可以有两种定义:

一是根据他们的地位（分层精英）;二是根据他们的作用（功能性精英）。

　　我们主要对功能性精英感兴趣。

凯勒（Keller）与卡尔曼海姆（KarlMannhemi）一致认为,功能精英是战略精英,他们阐明社会目标,并能够通过他们的影响而实现这一目标。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认为自己是发展精英。

精英拥有推动或阻止发展的必备能力。

因此,我们认为,精英是异类群体,他们或者可以阻碍或者可以推动社会发展。

这一点不仅适用于政治和经济精英,而且适用于知识精英,他们是发展中国家所有变革背后的推动力量。

　　在中国农村主要有三种精英:

（1）政治精英:

县以下地方（镇,区,村）的政治领导

（2）经济精英:

大企业或成功的私人企业的经理

　　（3）知识精英:

大家族的首领和新的知识分子精英

　　在下面的分析中,我们集中分析精英自下而上的形成过程,这是在社会变化的框架内自发的过程。

与国家指派的专家政治精英相比,新的农村精英的利益与其大不相同。

新的农村精英主要包括成功的工业或农业企业家,他们已经很富有。

这些企业家大多数都曾经是国家官员,城市中学毕业后被下放到农村。

一般来讲,这些人受过一定的教育,与当地官僚有着良好的关系。

这些企业家的经历和能力被人接受,正如他们作为雇主或恩人的角色在地方社区里被接受一样。

地方政府支持他们,因为他们促进公共事业或为公共事业融资,对当地税收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并提供新的就业机会。

地方社区逐渐接受了这样的人成为他们的领导者。

在村级层面,不管他们是不是政府官员。

这支经济精英中相当一部分来自前地主家庭、企业主家庭、国民党政府官员或前地方上层阶级的其他成员,他们在20世纪80年代初以前被视为阶级敌人。

这些人几十年来社会地位很低,但是他们具有相对较高的教育和知识水平。

由于这些人过去甚至至今在一定程度上,由于政治原因没有向上发展的机会（他们不允许成为党员）,他们许多人利用经济发展而成为企业家。

　　就村级官员而言,他们与上级官僚有良好的关系,这些官僚为他们提供盈利方法,并使他们扮演官僚与村级社区之间的中介。

因此,前村级官员及一些与农村主要领导有关系的个人大部分成为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就不奇怪了。

在村庄,这就形成私营企业与当地干部之间的利益关系,有人将其称为混合阶级。

　　同时,年长的官员意识到,他们可能无法满足市场条件的需要。

几十年来他们必须按计划经济办事,他们害怕与市场经济相关的新政策。

很多官员不能真正理解市场经济条件下他们的任务是什么。

对于他们来讲,这种经济意味着从农民那里收费、罚款及征收其他费用,以使自己及其机构富裕起来。

所有这些导致了干部和农民间关系的不断恶化。

而且,由于腐败和强加于农民身上的各种强制性措施,许多年纪大的官员已经变得毫无声誉。

通过改革,这些人失去了其大部分权力和威信。

　　三、县级地方精英

　　政党组织仍然是决定性机构。

地方党委成员与该层次的最高领导党委书记一起,构成了县级地方政治精英。

中国共产党的决定性作用在县城最好地表现出来,通过在农村地区的官僚和国家权力来管理镇,在镇里集中了国有和较大的集体企业。

县级政治精英包括县长、人大主任、政协主席和派驻地方的军队领导及其代表。

具有很高声誉的退休领导也属于政治精英。

亚精英包括上述提及的机构的常务委员会和办公室领导及其代表。

我们研究的七个县的领导结构揭示了地方政治精英的变化过程。

（1）干部成员年轻化。

（2）较高的教育水平:

毕业于大学或技术学院的领导官员的比例大幅度提高。

现在仅有高中或初中毕业文凭的人要得到领导职位几乎是不可能的。

　　（3）专家技术型干部取代了革命型干部。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建国前入党或文革前入党的官员被取代了。

取代他们的位置的人是经过特别挑选的,并且为其干部生涯接受了特殊教育。

　　上述变化在亚精英（办公室领导）中也可以看到。

而且,大型企业的经理和党委书记,即国有的和大型集体企业的经理和党委书记,是县级经济精英。

他们首先属于地方党委和管理层。

他们和当地行政部门关系密切,并且必须通过转换职位,在不同企业工作一两年,使自己有资格充任经济和管理职务。

　　四、镇级精英

　　在镇里,党和管理机关的威信和权力通常取决于经济力量。

如果镇里拥有繁荣的乡镇企业,其利润对人们的生活水平和城镇的形象有积极影响的话,政治领导人就会享有较高的威信,较好的名望,就会有更大的力量在县级官僚机构和县里达到其目标。

这不仅有利于城镇官员的收入,而且同时能获得更好的升迁机会,从而变成县级干部。

镇一级干部结构的变化,正如对县一级的描述一样。

镇里的政治精英也包括同样的人员:

党委和政府领导。

镇级精英具有同样的变化。

在我们研究的七个城镇,政治领导核心（党和当地政府的干部）的教育水平与20世纪70年代相比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初级和高级中学毕业的官员的比例远远低于高学历的官员。

　　对发展感兴趣的官员取代了那些被革命思想和农民思想所主导的官员。

这个变化是外部影响的结果,而不是内部发展的结果。

管理镇的市县将年轻的城市官员调到镇领导岗位;教育水平也通过对年轻干部的进一步培训和学历教育得到提高,而不是通过增加新的成员。

这一次的官员绝大多数都具有上面提到的大专教育学历。

我们研究的七个城镇的政治领导的平均年龄比县级领导的平均年龄低。

被派到镇里的人要在那里呆上3年或4年。

他们绝大多数不住在镇上,而是住在县城,合同到期后他们回到原来的位置。

在许多情况下,领导干部的流动是相当大的。

政治精英的收入取决于当地的经济状况。

由于领导干部是相关企业的头头,这使他们获得了可观的收入。

集体经济管理部门的一把手工资最高,尽管教育水平最低,但是相对来说他们年龄较大,在农村工作时间长（能获得双倍奖金）。

很显然,资历原则依然存在,年龄比资格更重要。

　　镇级官员的基本工资不比城市工人工资高很多。

因此,工资对提高经济和改进管理不能起到激励作用,它不是收入差异的基础。

收入差异主要源于奖金、特殊待遇和其他收入。

如果完成任务或超额完成任务,主要领导会得到数千元的奖金。

最高收入来自于经济管理的奖金和利润分成。

在一些地区,镇级干部收入的增长依赖于当地股份制企业。

　　具有典型性的是,每一个员工和新雇员都可以购买价值500到1000元的股票,具体受益因不同的企业会有所不同,但这种收入要超过农民的年平均收入。

除了货币收入以外,非货币形式的收入也是很重要的。

例如,有些地方政府建了舒适的住房并以特价卖给当地政治精英。

镇级经济精英包括大型私营企业的企业家和大型乡镇企业的经理。

早期的承包体制规定,这些企业绝大部分按照合同经营管理。

在那些乡镇企业不能够参与竞争的地区,或者几乎就没有拥有大额基金的镇属企业的地区,私营企业家变得越发重要,最终成为经济精英。

他们中的许多人是隐秘的私营企业家（拥有以集体的形式注册登记的企业）。

　　乡镇企业的经理主要从现任或前任干部中选择,他们与地方政治精英有着良好的关系。

尤其在那些繁荣的大企业,镇干部和企业管理者之间经常存在流动现象。

由于缺乏合适的管理者,欠发达地区的生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小型乡镇企业常常由官员经营,他们适应不了管理的需要,也适应不了市场的需要,这样的企业大部分亏损。

大型企业转让给有经验的管理者,因为这些企业对于政治精英的收入、镇的发展以及上级行政部门（县/市）的威望至关重要。

这样的企业领导,作为镇上的重要核心,大都同时又是当地党委的成员,从而保护了政治和经济精英网络,而正是这个网络才保证了企业利润流向政治精英,促进镇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通过自己手中独有的任命乡镇企业管理者的特权,政治领导可以根据自己的利益管理和控制企业的发展。

　　与此同时,乡镇企业管理者完全依赖于官僚机构。

他们被迫根据市场条件和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运营,同样也要根据官僚机构的期望去迎合地方利益,来进行管理和运营,以保住他们的位置和事业。

在市场被干部所操纵的社会,企业要生存,与官僚机构的合作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官僚机构决定补助金、信贷、税收和管理费用、工资和奖金、企业预算、利润使用、市场准入、原材料的供应等等。

　　大企业的领导职位是收入的最好来源。

根据承包合同,在超额完成合同规定的任务之后,作为奖金,企业的经理可以获得企业利润的1%到3%。

他们得到的除了货币奖金之外,还有非货币奖金。

即使经济精英对政策和决策的影响力不断增强,政治精英也比经济精英重要得多。

一些镇级企业的总经理也是政治精英的成员在一些镇,有影响力的经理都是党委成员或者是副镇长或者他们通过与政治精英的关系,影响政策的制定,实现利益最大化。

然而,至少在企业运营方面,随着非集体化的进程,随着乡镇企业通过承包和租赁制度摆脱官僚机构的控制,经济越来越独立了。

　　五、村级精英

　　党委成员和村委会是村里的政治权威。

同时,他们控制着村里的企业,他们也构成了村里的经济精英。

村里的经济精英是由成功的私营企业家、富裕农民和村办企业管理者（大多数是干部或者其家属）组成的。

传统精英家族年长者和宗教人士相对重要一些。

在大多数村庄这些不同的精英混合在一起。

他们之间的相互关联在村一级比镇一级更加明显。

政治和经济力量明显地混合在一起。

政党在行政管理和经济上的优势,在地方比在中心地区大得多。

村干部有两种致富渠道:

一靠经济管理（商业、工业、农业公司,或者是第三产业部门）;二靠他们个人或集体企业的活动来保证收入。

　　在富裕的村庄,村干部的收入比镇干部的收入还要高很多。

在经济实力不很强的村庄,村干部们分享村属企业纯利润的10%15%,每个人能达到几百或上千元。

而且,他们会因为完成或者超额完成镇政府下达的任务而获得奖金,或者从销售（非法的）或租赁村有土地给镇里或其他企业中获得收益。

在镇和村属工业很弱而私营经济在村经济中处于支配地位的地方,村干部自己经营或参与其家庭成员的私营经济活动。

大部分村属企业都私有化了。

在私营经济弱、集体经济强的地方,村干部（通过对村经济的行政管理）和村子会从经济部门获得利润。

另一种形式,主要在南方,政治和经济被家族统治（即家族化）。

　　相对于城市居民或城市、县、镇级官员,农村居民对私营经济更开放,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村里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是经济精英的核心。

越来越多的私营企业家通过给村和镇政府捐款和馈赠礼品来获得社会威信。

他们不仅支持政治精英,而且还支持基础设施建设,帮助建立学校和医院;他们为减少贫困而提供捐款,过发放无息贷款和提供新的工作岗位支持朋友、村民,或者以前的同僚。

我们研究发现,私营企业家的威望不仅仅依赖于他们的收入,而且依赖于他们为社区所作的服务。

在私营企业中我们进行了调查,这种捐款从几千元到数百万元不等。

几乎所有镇领导都认为,私营企业家为基础设施建设、为发展福利事业和文化和教育机构做出了巨大贡献。

　　捐款有自愿的也有被迫的。

自愿捐赠能够提升捐赠者的威望,并增进与当地官僚机构的关系,而对于强制性捐款他们也必须应付,以便不失去关系和应付地方官员的霸道。

当私营企业家在镇里购买商铺、公寓、镇上的城市户口,对地方税收贡献不断增长时,他们变得必不可少,并且受到当地政府的提拔。

当镇属或村属企业很弱或很萧条时,上述因素对镇尤其具有积极的影响。

　　私营企业家通常在村里并不受欢迎,农民并不喜欢他们、妒忌他们。

他们试图隐藏财富,并且让人感觉他们在政治上没有什么影响力。

在镇里,保守的领导可能不喜欢私营企业家,其是外来私营企业家,这些企业家缺乏地方保护。

但是,私营企业家通常都会通过关系或者家庭融入农村社区,特别是在存在家族势力的地方。

这种融入的前提是,他们的财力不是用于反对社区,而是让社区获利,让其直系社会关系分享他们的财富。

他们没有像集体企业或秘密的私营企业的管理者那样融入政治网络中。

我们访谈的结果显示,成功的私营企业家更能融入经济精英。

因为就农村和城镇发展而言,私有经济是绝对必要的,省、市和县政府要更多地支持私有经济的发展,帮助他们实现理想。

　　当私营企业家让社区分享他们的财富时,他们的威望就会上升,妒忌也会减少。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是农民社会的传统,是农村社区的一种习惯。

大家期盼富裕的村民和家族成员和其他成员或全村人共同分享他们的财产,并在他们需要时给予帮助。

这种被司考特（Scott）称为农民的道德经济的道德传统依然存在。

　　显而易见,在农村最具影响力的个人,不总是党委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

在许多情况下,是家族的年长者、富有和成功的农民（专业户）、重要的私营企业家,在这些人中,居于首位的是那些支持村财政的或者是那些在县城有官职的优越于村干部的人。

　　六、结论

　　分层和新的精英已经根本改变了农村的社会结构。

自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来,由于差异加大和社会分层的变化导致地方精英的成分发生了变化。

尽管社会分层从1949年起就已经在,但是改革开放前和现阶段的分层之间还是有显著的不同。

改革开放前,分层主要是由政治标准决定的。

党员、干部等级、阶级和信仰坚定都是精英的前提条件。

被认为是阶级敌人的,比如原来的地主、富农及其家庭成员、还有原来的政治精英,组成了最低层级。

他们的家庭出身和阶级状况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

今天的分层主要是由经济前提（经济上成功的企业家）决定的。

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社会流动性和劳动分工的不断细化是收入分化和社会分层加剧的根本原因。

在如此短的时间之内其发展程度是非常显著的。

宣称中国创造了一种没有两极分化的市场经济是脱离现实的。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镇级和村级精英都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但这并不必然意味着旧精英向新精英的简单转化。

它需要不同的政治体制。

只要目前的体制仍然存在,那么经济精英就只能通过党员身份保证自己有影响力的位置。

然而,政治权力和影响不仅仅源于党员身份,还可以在执行权力及参与权力的过程中,通过贪污腐败（比如贿赂官员）和关系网而获得,通常可以通过政治和经济决策给农村私营企业家相当大的影响。

由于他们之间的关系,经常参私营经济的官员就有机会运用国家和政党国家机构为他们自己谋取经济利益。

　　上述地方权力和社会结构的改变已经意味着政治体制的变化。

新的精英成为精英中的一部分是通过经济过程实现的,而不是通过政治过程实现的。

他们体现了新的价值观,是社会地位的新象征,体现了新的政治和经济目标,还体现了和政党原来的观念和倾向相反的利益。

20世纪90年代发生的精英变化,不是通过革命和发展发动的,而是通过政治领导运用政策驱动发动和鼓励精英转化的。

　　上一个时代的官员受意识形态的指导,而今天的官员的主要兴趣点是在经济领域。

这促进了干部在经济领域的成功,导致了精英的变化。

从地方来看,干部仍然是制定政策的决定性精英。

繁荣的企业的经理和大型企业的企业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然而,就政治决策而言,其影响依然是有限的。

但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是最高的。

经济实力并不一定必然提升他们的政治实力。

在农村,党委领导仍然处于支配地位,他们比经济精英更重要。

这就是政治与经济权力二元论产生的原因,政治权力不意味着同时就是经济权力,经济权力不意味着在本质上保证政治影响。

不过,经济能力往往趋向于政治权力,至少通过实现经济利益可以达到更高的社会地位。

新精英代表了经济利益。

然而,他们在参与过程中发展了自己的社会和政治利益,他们努力通过其潜在的功利力量去影响未来的政策方针。

在中国,政治是一个高层次的活动;在政治活动中扮演积极角色意味着社会地位的提升。

　　所有制结构的多样化和新精英的崛起,已经废除了政治精英一统天下的局面,导致了差异性。

特别在农村,尽管有相当大的差异,政治与经济权力的二元现象已经存在,经济阶层分化和阶级矛盾又重新显现。

在农村,大型私营企业的企业家试图加强他们的政治影响,官员试图通过参与私营经济获得更大的经济实力。

地方党的领导干部支持有影响的私营企业家参与地方政治;通过这种方式,他们希望更好地控制社会,获取更多的物质利益。

企业家需要政治保护,需要和官僚机构保持良好关系,需要更强的实力。

目前的精英很明显包括两部分:

成功的干部和新企业家。

　　同时,精英在国家、地区和地方政党的领导中也发生了变化。

新的政治精英的形成是以市场条件和技术转化需要为基础的,从中央到地方,所有的层级都是如此。

例如,高中或大学毕业的党员比例从178%（1983年）上升到38.2%（1994年）。

1987年,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中,科学专家的数量已经上升到20%,而1977年只有27%。

这表明,在中央、地区、地方活动中高素质的必要性,选拔干部要根据经济和技术竞争力。

与此同时,舒勒（Schu-ller）的理论得到了肯定,即经济改革是导致传统的领导精英被新精英所取代的一种手段,也是稳定政治体制的一种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