衣俊卿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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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俊卿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
衣俊卿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
[主持人]: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收看人民网视频访谈。
胡锦涛总书记在“七一”讲话当中指出,实践发展永无止境、认识真理永无止境,理论创新也永无止境。
总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我们不能忘记一项基础性的工程,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首先要求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
这是几代翻译家近百年来的不懈努力,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思想资源、理论基础和源头活水。
今天,在我们演播室我们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同志作客人民网理论频道。
今天我们和大家交流的主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和大家进行在线交流。
今天这场访谈是我们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七一”讲话系列访谈第五场,同时也是建党90周年理论系列访谈第十二场,欢迎大家积极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
[衣俊卿]:
各位网友,大家下午好,很高兴在这里和大家见面。
中国共产党与马克思主义会面的“机缘巧合”
[主持人]:
我们首先将历史的镜头聚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应该说追溯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
可能我们大家一开始特别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机缘和巧合,让中国共产党和马克思主义这样进行一次会面?
[衣俊卿]: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因为回顾我们党走过的90年历程,我们能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对于我们党,一直重视理论创新和理论武装是分不开的。
在20世纪初,这个时候传入中国已经有很多理论和思潮,马克思主义是其中的一种。
同时在共产党成立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有很多社会的组织,包括政党,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会面是具有历史意义的,它改变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命运。
[衣俊卿]:
在我看来,这里的这种机缘巧合,这种重大历史选择,最重要的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
第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具有的特殊的理论力量。
第二是中国共产党特殊的理论自觉。
大家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毕生创造了一个伟大的理论,以人类解放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
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个理论开始从欧洲向世界各地传播,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
大概就在20世纪初,这个理论也传到了古老的华夏大地,而且它的理论力量就体现在,它是多渠道传入。
从今天回头来看,大概至少有三个渠道。
最早的是我们称作日本渠道,20世纪初,一大批留日的一些中国知识分子陆续开始把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他们的一些思想片段,包括《共产党宣言》翻译的一些片段传入中国。
同时大概在五四前后我们有一批留法的学生、知识分子,其中大家也都知道,非常有名的,比如周恩来、邓小平、蔡和森、朱德等等,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的第二个渠道。
接着就是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渠道,我们一般称作苏维埃俄国,这个渠道也同样重要,不仅传来了理论,而且开始给我们党培养了很多人才。
这三个渠道,马克思主义都能够很强有力的传入中国,说明这种理论是非常有力量的。
[衣俊卿]:
但是一种理论有力量,我认为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载体,就是践行它、传播它的主体。
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
应该说,中国共产党最终成立的时候,几十个人,当时有那么多组织,我想在那个时候,没有很多人会看好共产党会发展壮大,但是有一点,这是共产党同其它的政党和组织不同的地方,我把它叫做一种高度的理论自觉。
从一开始,它就站在人类发展的高度,站在根本改变中华民族命运的这么一个高度,寻求最先进的理论。
所以在这里他们发现了已经开始传入到华夏大地的马克思主义。
所以,这种历史的机缘巧合,真正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选择。
[主持人]:
所以这种会面,无论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力量,到中国共产党理论自觉,应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衣俊卿]:
非常重要,看起来有偶然性,但实际上有很深的必然性。
马克思主义的力量造就中国共产党90年不变的选择
[主持人]: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其实更多地是要问,在中国是什么样的历史条件或者什么样的逻辑必然性,让我们中国共产党去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自己的一个指导思想?
[衣俊卿]: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刚才我们说到,我们年轻的共产党人,一开始就有一种理论自觉。
他对马克思主义的选择,我想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是对中国的近代历史发展一种经验教训的一种总结。
大家知道,19世纪后半叶到20世纪初,这个时候是中国最困难的时候,整个救亡图存,是整个民族很重要的任务。
但是那个时候,我们面临最大的问题,我想我们可以说,就是让我们中华民族一直感到骄傲的,我们传承了几千年的这种传统文化,在这个时候面临着一个很大的问题,它赶不上急速发展的工业文明和资本主义体系这种急速的扩张。
虽然今天我们来看,中华传统文化中还有很多非常优秀的因素可以整合到我们今天的文化模式中,但是在那个时候,它作为一个整体,如果不进行根本的转变,已经很难适应这个新的时代的要求。
没有办法真正拯救中华民族。
[衣俊卿]:
我们从一些事例也可以看出这一点,当时在我们中华民族最危亡的时刻,也有很多反抗运动,比如太平天国运动、辛亥革命、义和团运动,这些运动也是在不断地为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在抗争,但是他们缺少这种先进的理论指导。
同时,中国传统文化在那个时候整体上又没办法作为一种中国人安身立命的支柱,来给我们提供一种精神文化支撑。
所以,在这个时期,必须寻找一种最先进的理论。
[主持人]:
当时是缺乏这种理论。
[衣俊卿]:
对。
我们前面说到,其实当时传入中国的有各种各样的思潮,而这里其中马克思主义本身特点又显示出来,这个时候我想,我喜欢用力量这个词,马克思主义在这个时候,一方面在展示着一种理论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在展示一种实践的力量。
所谓理论的力量,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应该说它给人类所提供的这种未来的世界图景、人类的前途命运,确实是很有说服力的。
因为它把对人的自由、人的全面发展和人类解放的这种追求、这种价值关怀,同它所揭示的社会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紧密结合起来,所以,它有很强的逻辑,能征服人,这是一种理论的力量。
而这个时候还有一点,就是马克思主义不仅有理论的力量,已经开始有实践的力量,就是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让我们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真正在变革一个旧世界其他理论所不具有的那种素质。
所以我们年轻的共产党人,在总结了中国近代的发展经验,就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把它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
而且这个选择就是一直坚持不变的一种选择。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道门槛
[主持人]:
我们知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显然是一个非常艰巨的过程,或者是一个任务。
它面临的第一道门槛,我们能不能理解,它在什么地方?
包括首先要解决的或者是一个基础性的问题是什么?
[衣俊卿]:
这个问题非常好。
今天我们回头看我们党的理论创新,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面,已经取得了成绩,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方面的总结。
但是现在想到这90年的历史是非常艰巨的,其中有很多困难。
刚才提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道门槛,大概和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题目关系非常大了,就是马列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
[衣俊卿]:
大家知道,中华民族是一个有着悠久文化传统的民族,我们在文化模式上,在思维方式上,在语言上,开始同产生于欧洲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是有差距的,怎么样让这样一种最先进的理论转化成我们能读得懂,而且同中华民族的文化在这个背景下能生长起来的理论,就很重要。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事业就非常重要。
最近我一直在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事业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
换一句话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首先必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文本的中国化。
在这种意义上,而且这种经典著作的编译不是一蹴而就,一次性可以完成的。
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本身文献就非常浩瀚,另一方面,编译事业也有一个不断提高、不断发展,随着新资料、新文献的出现,每一次新出现,编译、翻译的水平每一次提高,都会对我们理论创新提供重要的资源。
所以在这种意义上我们把它叫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源头活水。
它同我们党领导的伟大实践中的实践活水不断地交汇,就成为我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最重要的源泉。
[主持人]:
首先是编译。
[衣俊卿]:
回头我们总结我们党90年的历史,能看到,我们党是有高度的理论自觉。
不仅仅说要选择把马克思主义作为我们的指导思想,而且它知道这个是很艰难的一件事情。
从我们党一开始成立,甚至在党准备成立期间,就已经把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翻译、编译、出版、传播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我想,我们可以稍稍用一点时间回顾一下这方面的历史,来看在我们党成立初期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我们已经有很多党员和先进知识分子开始把一些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重要著作翻译成中文。
最重要的一个,大家知道,就是陈望道先生在1920年翻译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翻译版,它对我们共产党成立都起到关键的作用。
从那以后,无论是在国共合作期间,在大革命时期,还是在大革命失败之后的白色恐怖时期,在国民党统治时期,还是在我们的苏区,在任何一个时期,我们党总是组织了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和党员不断地从事这种经典著作的翻译,而且其中很多很著名的比如李达、瞿秋白这些人,都做了大量的工作。
[衣俊卿]:
举一个例子,在那样艰难的情况下,《资本论》三卷,要把它完全翻译成中文,那是一个非常大的事情。
而正是在这种艰难的岁月中完成的,为了这个《资本论》有一批人,郭沫若先生一直想把《资本论》译成中文,后来没有完成。
后来很多人,像侯外庐、王思华、陈启修都做了贡献,但是最重要的就是郭大力和王亚南,在杭州的一个寺庙中,大佛寺中开始这项艰难的工作,历时十年。
把三部《资本论》三卷本都译成了中文。
在那个时期,那么艰难的情况下,我们党就非常重视经典著作翻译。
应该说,到了延安,这个情况就更加突出了。
编译事业的地位就更加突出了。
1938年5月5日在延安成立了马列学院,张闻天亲自担任马列学院的院长,而且马列学院设了两个部,一个是教学部,一个是翻译部,组织了当时一批优秀的翻译家。
毛主席亲自关心。
毛主席有句话,同这些翻译家说,你们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非常重要,要大家学唐三藏,功德无量,就在这个时期。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们已经系统地翻译了比如十卷马恩的文集,十八卷列宁的文集,还有很多很多的著作。
[衣俊卿]:
接着我们再说我们党对经典著作编译事业的重视,新中国成立,我说的时间是1949年上半年。
还没到十一呢。
这个时候毛主席和周恩来总理就开始决定起草,决定要成立一个专门的翻译机构,当时叫中共中央俄文翻译局,因为主要文献是从俄文翻译来的。
到了1953年,这个俄文翻译局就和中宣部有一个斯大林的翻译室合并起来,就成了中共中央编译局,而且中央给中共中央编译局下的任务是要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全部著作,所有的著作。
从整个历程来看,我们党的理论为什么扎实?
它不是偶然的,从一开始,就一直高度重视这个最基础性的工作。
[主持人]:
所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源头活水,答案就是编译事业。
刚刚衣局也谈到了,在这个编译的过程中,我们要记住很多优秀翻译家。
在光明日报曾经个报道叫《一群人 一辈子 一件事》,报道了奋战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线的中共中央编译局的优秀翻译家群体。
用一个比喻,他们就像希腊神话当中盗火的普罗米修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上做出了非常多的贡献。
我们也想请您介绍一下对于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在这样一个历史进程中,中国的普罗米修斯们究竟做了哪些事情?
[衣俊卿]:
很高兴来回答这个问题。
前面我们说了这个编译事业的基础性地位,应该说是一代一代人,从早期的共产党员、先进知识分子,一代一代人传承下来。
这是一个星火传承的事业。
到了编译局的队伍,那就是很大的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确实很不容易,因为他们全心做一件事情,心无旁鹜,回头看,这些人所付出的才华、心血,甚至有的人把毕生精力都献出来,他们确实取得了巨大的历史成就。
[衣俊卿]:
我可以盘点一下。
比如我们现在已经翻译完成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叫中文第一版50卷,第二版现在正在做,出版21卷了。
《列宁全集》我们第一版39卷,第二版60卷,还有像《斯大林全集》,接着我们又做了马恩的十卷本的文集,列宁的五卷本的专题文集,还有《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四卷本、《列宁选集》四卷本,这些已经做了一版、两版,《列宁选集》已经做了第三版。
这些翻译成果如果综合起来,我用一句话说,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翻译马克思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
[衣俊卿]:
比如最标志性的成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我们现在已经出版的这50卷是根据俄文第二版翻译,现在也是世界上已经完成出版的收文最全的、权威性的马恩全集。
再说一个情况,为什么说我们是最多的?
《列宁全集》,苏联前后出了五版,第五版是最全的,但是我们中文第二版《列宁全集》,60卷,比苏联的俄文第五版还要多出七卷,我们自行编辑的世界上最大的一部《列宁全集》。
综合起来我们现在是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最多最全的国家。
这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一部全集有几千万字,大家要多少心血,多大的工程能完成这种历史的成就。
百年经典著作编译事业引路中国
[主持人]:
如果把这些成绩放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衣局,您觉得翻译家们所做的贡献究竟具有怎样的历史意义?
[衣俊卿]:
我们就要放到它对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所起的重大作用。
前面我一再说,它是基础性的工作。
但是这个基础性,它对我们整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影响不是仅仅把基础摆在那,像我们盖房子一样,摆在那就可以。
它实际上一直在促进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
比如我们从不同层面,它的影响是全方位的。
一个从党的理论立场、理论创新、理论旗帜来讲,我认为这种全面、系统的翻译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它能保证我们党的理论立场的坚定性和不断地提供这种理论创新的动力。
也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不是只言片语的,不是某一个具体观点,而是全面理解它的基本立场、它的思想资源、它的方法论指导等等。
所以,在这个层面,它是非常重要的。
[衣俊卿]:
但是我们还可以换一个层面。
我们今天可以看到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是一个很大的体系,分不同的门类,在研究着我们人类社会、中国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
但是如果你细看一下,我们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的体系的建立,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些文本的翻译和研究是密不可分的。
它的基本话语体系、它基本的方法论指导都是由马克思主义来确立的。
[衣俊卿]:
如果我们再换一个层面,它对普通民众的影响也是很大很大的。
我前面说过,中华传统的文化是另外一种文化,人们的社会心理、人们的思维方式、表达方式、话语体系和今天都是不一样的。
而马克思主义的很多经典著作翻译的一些术语、基本思想、一些范畴,已经进入到我们平民百姓的生活之中。
所以,今天我们的文化模式、我们的思维方式、我们的语言方式都不知不觉程度不同地受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影响。
所以,我们才有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一个很坚实的基础。
我们可以学习型政党,推动学习型政党建设,也可以全民学习型社会的建设。
所以,应该说,近百年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事业确实做出了巨大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不是药方 其力量源于批判性和透彻性
[主持人]:
我们现在回顾20世纪历史进程,包括马克思主义命运,我们听到一种声音,就是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可能他们基于的就是面对当前世界复杂的变化局势,包括面对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这样一种考验。
衣局怎样看待有这样一种声音,叫“马克思主义过时论”?
[衣俊卿]:
其实“马克思主义过时论”这样的说法,特别是西方,应该不是一个很新的提法。
据我了解,在20世纪很长一段历史中,经常会有不同的人提出这种观点。
这里有一个,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过时。
我们可以分析一下,一般强调马克思主义过时论的是不同的人群。
有一种从根本上,从基本立场上就是反对马克思主义的。
今天我们不展开说,这个没有什么更多好说的。
但是其实还有很多,包括我们一些理论家,他在做出马克思主义过时,在某一段时期做出马克思主义过时结论的时候,其实我们看到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了解并不全面。
他往往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针对某一个历史事件的某一个结论。
在今天变化历史条件下,好象已经不适用了,于是就做出马克思主义整个过时。
我想这个是一种片面的观点。
[衣俊卿]:
对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它有它的特点。
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那种很具体的某一个专门领域的知识性的东西,或者说不是给某些具体历史事件提供具体药方的理论,它是一个立足于比较宏大的历史尺度上,关注人类命运,推动人类历史发展的理论。
这样一种的理论,它给我们提供的更多的是一种行动指南,是对人类社会整体发展状况的一些判断和我们怎么去把握人类社会的一些方法论指导。
所以,即使他在当时做出的某一些具体结论,在今天来看并不适用,并不影响这个理论本身的解释力和它的理论力量。
[衣俊卿]:
如果我们看一下20世纪。
其实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很大。
前面我说了,马克思主义开始从欧洲向世界各地传播,开始从理论走向实践。
比如,推动社会主义实践的发展,包括影响了那些殖民地国家的民族独立、民族解放运动。
再进一步说,它对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影响也是巨大的。
资本主义遇到的很多问题,由于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他们不得不进行某些自我修正,这本身也是种影响。
更重要的,我说的大历史尺度的一种社会历史理论,它往往在人类发展,我认为在最困难、关键的一些时期,会不断出场。
你看看20世纪,一方面总有一些人说马克思主义过时了,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的情况,恰恰是每到历史发展的一些重大转折时期,每当人类发展遇到危机的时候,马克思主义又出场了,而且强有力的出场。
所以,马克思主义这个理论,在我想,就是它对力量体现在哪?
当一个社会不公平的时候,比如资本主义制度的一种统治导致阶级冲突、阶级压迫的时候,它会以一种批判性理论强有力的出场。
当人类历史在迷茫、彷徨的时候,它能用一种很彻底、透彻的理论视野来给我们指明方向。
当人类社会遇到重大危机的时候,它能够清醒地判断危机的症结所在,给人类找出走出危机的路径。
我想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行动指南的很重要的意义。
[衣俊卿]:
所以我们看20世纪,不断有各种各样新马克思主义流派的产生,他们对现代发达的工业社会,对资本主义进行各个方面的批判,经济的批判、政治的批判、文化的批判,不仅有原来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的人对资本主义批判,还有很多有影响的西方思想家,比如存在主义哲学家萨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德里达,他们都会转向马克思,或者宣布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是借用马克思的思想资源来分析问题。
[衣俊卿]:
2008年开始这场金融危机,西方又出现这个现象,人们开始纷纷买《资本论》,看看马克思当年对这种危机是怎么看的。
所以,在这些现象都能看出马克思主义是有强大的生命力的。
关键我们不要把它变成一种具体的、琐碎的、不变的结论,而是要把它当成基本的立场和行动的指南。
[主持人]:
现在全球化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更需要的是处理好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的问题。
现在我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编译的过程中,如何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包括对于世情、国情、党情做出的具体的时代战略眼光的清晰的理论判断?
在这方面我们怎么样去做呢?
马克思不是书斋里的理论家 要更清醒认识当下新问题
[衣俊卿]: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们现在一般提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
其实我们推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实践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断推动理论创新本身就包含着时代化的内涵。
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本身就是紧密结合在一起的。
[衣俊卿]:
但是我想,我们今天对时代化还要有更高的一种认识。
因为我们知道,十七届四中全会正是把时代化提出和中国化、大众化并列起来,我们一般叫马克思主义“三化”,为什么我们党在这个时候要特别强调时代化?
我想有着一种特殊的意义。
这种特殊意义就在于,人类进入了一个非常复杂的时代,我们有很多概括,我们今天面临的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很多很多问题。
我们今天面临的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些重大的问题,像人类发展的问题、安全的问题、生存的问题、资源的问题、民生的问题等等问题,这些问题也异常复杂。
中国的问题和世界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和全球所面临的问题交织在一起,在这种复杂情况下,我们提出强调时代化的课题就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在这一点上,我想我们更加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这种编译和研究就有着特殊的意义。
[衣俊卿]:
前面我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个在比较大的历史尺度上来关照人类历史发展。
这是一个特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我认为马克思、恩格斯都不是书斋里的理论家,他不是在那构想一个逻辑非常严谨、层层递进的知识体系,他们所有著作几乎都是在批判他们那个时代人类的困境,批判资本主义,来解答一些重大历史问题所表述出来的思想。
所以,我们把这些理论,不是把它作为一种具体的理论结论,不变的理论结论,而是把它放到那个历史背景中去把握。
我们得到的东西可能就会更多。
这个时候我们再对今天的全球化的背景下,这种世情的分析可能就会得到更多更多的启示。
[衣俊卿]:
比如我们在这里可以做一些分析,也说明马克思主义,哪些是它的基本理论,哪些基本方法论,有哪些是它可以和现实对话的一些东西。
这样我们来推动马克思主义时代化就非常重要。
比如现在学界经常讲的资本的逻辑,资本逻辑的统治。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理论问题,我试着把它简单地表述出来。
资本的这种力量是很大很大的一个力量,有了工业化、有了现代性、有了市场经济,它靠什么推动?
就是资本和技术的结合,使这个社会快速发展。
资本历来都是两方面,一方面,它给人类的发展提供更多的物质财富,推动这种快速发展。
但另一方面,你知道资本本身追求的是利润,更大的增值,所以,它又会带来一些负面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种制度都可以使用资本的力量、市场的力量,但是如果一种体制、一种制度不能去约束资本的负面作用的时候,那么资本就会导致很多消极的东西,导致一个阶级掌握了资本,对另一个阶级的统治,导致这种剥削、这种压迫。
马克思当时批判资本逻辑,就是批判资本主义制度,他不但不抑制这种资本逻辑本身带来的负面作用,而且是把它放大。
[衣俊卿]:
大家说今天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要想把马克思主义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还依旧有效。
但是你必须结合今天的情况来具体分析。
今天应该说资本的力量在更多的层面来发挥着作用,一方面它在全球范围内流动,经济全球化可能给更多的民族提供发展的机遇,包括一些不发展的民族、落后的民族,但是它也带来了很多危机。
资本可能以更细微、更精妙的一种方式,比如它在国内,它的统治方式不仅仅是一种经济剥削、政治压迫、阶级冲突,它可以通过文化的统治、大众传媒的统治,可以用技术的手段、用科学化的手段来对不同的阶级、不同的群体、不同的边缘群体的一种统治,在全球范围内可以通过对技术的掌握、资本的掌握等等资源的争夺,甚至话语权的争夺,来形成这种统治。
中国的发展,我们经常说要做好自己的事情,但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不是关起门来能做好自己的事情,你已经不可避免地融入到这样一种世界格局当中,在这种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背景下,我们怎么样利用好这种经济全球化给我们提供的机遇,又怎么样避免这些风险,就需要我们对中国发展面临的问题,也对世界发展面临的问题,全球发展面临的问题,有更清醒的认识。
这个时候,像马克思主义时代化这种课题,它的意义就非常大,而且应该说,也是非常艰巨的,不是只言片语,套用几个理论就可以解释的,它需要我们做更多、更细致、更深刻的分析。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多读一点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学会他们的分析问题的方法,可能对我们会有很大的帮助。
批评“淘宝式”带有功利色彩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现象
[主持人]:
我们知道您提出过“淘宝式”,淘宝式应该是一种功利性的淘宝式方法,固然在一定场合具有某种功效,但是在新的世纪、新的时期,对于我们编译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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