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词源学第七章 词形变化.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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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词源学第七章词形变化
7
词形变化
7.1日耳曼语音变化两例
7.2英语音变案例
7.3不规则音变
7.4关联性词形变化
7.5再分化
7.6规则音变到底有多规则
7.7基于词形的观点举例
大部分的词源学研究过程都要包括对词形变化的分析。
这一分析过程要涉及一些理论上最复杂的领域,我们在本书中都会提及。
本章前半部分,我们用具体实例来说明:
·规则音变。
包括独立于语音环境之外的独立音变(isolative)和由特定语音环境引发的条件音变(conditioned)。
·不规则音变。
·类推法、通俗词源以及其他词形变化种类。
随后我们将探讨历史语言学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即所谓的“规则音变”究竟体现了多少规律性,以及规则音变对不同种类词源学研究的意义。
最后,我们将详细分析词形变化扮演重要角色的词源过程,包括词源学研究的成就以及一些未解决的问题。
7.1日耳曼语音变化两例
7.1.1格林定律
我们在上文1.2.4章节中曾提到,格林定律(Grimm’sLaw)描述了原始印欧语清塞音*p、*t、*k、*kw;浊塞音*b、*d、*g、*gw;送气浊塞音*bh、*dh、*gh、*ghw进入原始日耳曼语分别变为清擦音*f、*θ、*h、*hw;清塞音*p、*t、*k、*kw以及浊擦音*β、*ð、*γ、*γw的系列音变过程,音变条件已在第一章列出。
为何格林定律发生在例如原始印欧语*p>原始日耳曼语*f而不是在例如拉丁语、希腊语等环境中呢?
首先,要知道,这一过程与日耳曼语以外的拉丁语、希腊语古文字写本无关。
我们在第一章曾讨论,印欧语系分支语言分化的发生远远早于任何一个文字文献记录时期。
因此现有的文字文献写本无法说明类似变化的方向。
在这个情况下,或许最重要的线索就是我们依据曾经的研究结论,找到其他语言史中的相似现象,发现从类型学来看,*p>*f这个现象是常见的(即曾经发生于许多语言中),而*f>*p是不存在的。
从语言史上也可以观察到从塞音到擦音的变化过程可被视为辅音弱化(lenition)的过程,可从语言使用者易于发音的角度解释,因为这一过程中气流在口腔中的阻碍逐渐减小。
此外,我们发现,这一系列的音变将日耳曼语言与其他印欧语言区分开。
这也可以使我们大胆假设日耳曼语言像赫梯语(Hittite)和安纳托利亚语言(Anatolianlanguages)较早地与其他日耳曼语分离,然后我们就可以观察日耳曼语分离后与其他类似语言的共性发展规律。
然而其他语言线索告诉我们,日耳曼语言并没有较早地分离。
因此格林定律现象在日耳曼语言中其实更出于经济的原理而产生。
当然,定律并不是解释现象缘何而起,只是提示了为何一个变化方向比其他方向更容易发生。
7.1.2维尔纳定律
格林定律描述了一系列构成比较语言学重要基础的经典“规律”音变现象。
几乎每个选定的音都在特定环境中发生了变化。
因此若原始印欧语*t不对应原始日耳曼语*θ,那么我们必须要对这一现象做出解释:
历时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并不允许我们说“或许在这个词中音变没有发生。
”
然而,的确存在一些音变没有发生的环境。
例如,原始印欧语清塞音如果紧邻于另一个阻塞音(多数情况为*s后),则不发生音变。
因此与拉丁语spernere相应,古英语有spurnan(即现代英语spurn);与古希腊语astēr相应,古英语有steorra(即现代英语star)。
这些例子并不是说明特例的存在,而是说需要将格林定律更加严密地阐述:
清塞音变为清擦音,但在阻塞音后的条件下除外。
前文1.2.4章节中我们提到英语sad一词的词源中的一个不同状况:
原始日耳曼语中*s
to-的确体现了格林定律*t>*θ(因此出现了*sa'θa的阶段),但随后清擦音*θ通过维尔纳定律变成了带音(voiced),因为词语主重音并没有落在前面的音节上导致*sa'ða的出现。
维尔纳解释这一带音过程的文章标志了历史语言学词源研究方法的一个新时代(Verner1875)。
该文标题(德语)“EineAusnahmedererstenLautverschieburg”(日耳曼语第一音变的特例)。
维尔纳定律的重要性在于,它给格林定律难以解释的例外情况以合理说明,也因此开创了称之为Junggrammatiker或Neogrammarians(新语法学派)的历史语言学流派:
音变无例外(至少在格林定律或维尔纳定律的系统论述中,参照7.3章节)。
当我们发现明显的例外时,允许有多种途径的合理解释:
·音变发生或不发生的条件可能没有完全被理解,因此或许将音变更加精确定义后特例的问题便可以得到解决。
·音变可能发生于一个方言中而不发生在另外一个方言中,也可能两个方言中都发生但条件不同。
不同方言中词形可能发生混合,导致貌似发生了例外的音变。
·例外的产生还可能由于音变后发生词语借用。
·后续其它音变也可导致特例情况。
·后续语法程式的分析或形近词、近义词的联想也可能导致特例。
(我们曾在3.1章节中的heaven和stave词例中见过程式化的分析过程,在7.4章节中也会讨论比较和联想过程。
)
这个框架提供了19世纪晚期和20世纪早期特别是在关于语言亲属关系的问题上关键的进展。
在一定条件下(我们将在7.6进一步讨论),这个方法在今天的词源学研究中仍占据重要地位。
7.2英语音变案例
格林定律和维尔纳定律所描述的音变过程都发生在比日耳曼语文字文献记录出现更早的历史时期内。
如我们在1.2.4章节中缩减,另外一个导致词形发生重大改变的非常重要的发展过程发生在维尔纳定律之后,即重音向词首音节的转移过程。
维尔纳对于日耳曼语发展历史中的这一猜想的确很妙。
某种程度上,关于格林定律和维尔纳定律的规律性的论断可能会导致对于循环论证依赖的危险,即我们很可能因不符合假说而扔掉有效的词源。
在7.6章节中我们会进一步讨论这个问题,但很多支持的线索以及我们的疑虑都来自于文字文献记录的语言史。
因此,我们在这个部分讨论一些英语史中的一些代表性的词例,也因为在本书其他部分出现过他们的身影。
7.2.1早期中古英语南部方言/ɑ:
/>/ɔ:
/
早期中古英语长元音/ɑ:
/(即古英语对应的ā)在南部方言中经历了圆化的过程,变为/ɔ:
/,但未进入北部方言。
因此古英语stān变为中古英语(南部)stōn(现代英语stone),而北部方言仍为stān(即现代苏格兰语或北部英语stane)。
这是(非条件)独立音变的一个经典案例,并非由词中的语音环境所决定。
在这个例子中,我们有足够证据可观察到音变在方言中的发展过程,也能够看出这个变化相对规则:
尽管它出现在不同文本和不同区域中,我们可将其成型的时期推定为12世纪晚期13世纪早期,自东南向北发展,从那时起构成了南北同语线(isogloss)的一部分。
(Lass(1992)46-7)
7.2.2早期中古英语双音节词语开音节拉长
早期中古英语稍后发生了一个条件音变,即双音节词(更准确的说是仅有一个中间辅音的双音节词)开音节中的短元音经历了长化和(多数情况下出现的)低化。
我们在本书3.1章节中遇到的poke/pokə/>pōke/pɔ:
kə/,现代英语poke。
类似的我们会发现:
/makən/>/makə:
n/,现代英语make
/metə/>/mɛ:
tə/,现代英语meat
/flotən/>/flɔ:
tən/,现代英语float
/wikə/>/we:
k/,现代英语week
/wudə/>/wo:
də/,现代英语wood
这些例子中(以及其他类似案例)使得我们可以更加精确地描述变化的结果:
上述五个元音都经历了长化,除/a/外都经历了低化。
中古英语及其后来方言文本中的线索使我们发现更多的细节:
(1)北部变体似乎比南部变体更多些;
(2)/i/和/u/的长化(低化)发生稍晚,且常见于北部。
/i/和/u/长化的例子现仅可见于现代标准英语,且包括一些较复杂、较有争议的例子。
词源案例的逐个分析见Smith(2007)174-6。
我的wood一词的案例中,仅现代词语拼法体现了长化过程。
常见发音/wʊd/或体现无长化形态(如Dobson(1968)§36注释2),或体现长化后的/wo:
də/,后来在早期中古英语中短化。
此处短化可对比good/gʊd/(古英语gōd)以及foot/fʊt/(古英语fōt),二者均体现中古英语/o:
/经历元音大转移中的不规则短化(对照7.2.3章节)。
此外,如3.1章节中所见,语法范式(grammaticalparadigms)造成的趋同化(levelling)常常会使音变的结果变得模糊,因此我们发现有staff/staffs或stave/staves,而没发现staff/staves这样的情况;类似的还有heaven的口语形式具有从(三音节)屈折形式趋同化而来的短元音(尽管书写形式仍然保留有原来的长化元音的形态)。
如7.1.2章节中所提,这种现象在新语法学派的框架中很容易被归入“明显的例外”范畴。
现代英语/wʊd/如果后来体现了非规则短化,则同样适用于此,但其实此后该词并未经历长化过程。
在新语法学派框架内,方言混合可能是/i/和/u/在南部方言中不均衡长化分布的一个较好的解释方法。
更为复杂的是例如我们在3.1章节中曾近遇到的poke,尽管恰恰在北部方言变体中变化出现时期最早,/o/长化却有时不发生在北部方言变体中(特别是当出现在软腭音前时)。
如果我们假设在一些方言变体中词尾/ə/丢失的情况更早出现,从而导致开音节长化的环境消失,那么我们可能很容易地会在新语法学派框架内找到一个满意的解释;带有短元音的poke的变体因此也就会来自于类似变体的方言混合。
然而,近期关于中古英语开音节长化的研究结论给我们的印象是这种现象在词汇中的分布零散。
另外,有研究论证了传统的变化发生过程的解释很可能存在问题。
长化发生的环境是以/ə/结尾的第二音节,但长化的例外情况是尾辅音前的非重读音节,如ganot、ganet“鲣鸟”、otor、oter“水獭”。
此外,已有一些可靠研究表明,词尾/ə/的丢失很可能在一些情况中发生在长化过程之前,那么长化则是因相邻音节中非重读元音的消失所致的一个补偿机制。
如果这个分析成立,我们则不能将poke的短元音变体的出现解释为在一些方言中存在另外的发生顺序,而从7.6章节中将要谈到的词汇散播的机制角度的解释则更为有力。
这个变化连同其与西日耳曼语言中与中古英语的情况相同或不同的类似变化过程的关系至今仍然具有较大争议。
(我们在3.1章节中曾经遇到中古荷兰语开音节元音长化的pōke的例子。
)我们暂时可将这个变化视为历时材料复杂性的一个例子,可通过不同角度进行解释。
7.2.3元音大转移
英语史中发生的一个重要的独立音变过程通常被定义为元音大转移(GreatVowelShift)。
这是一个描述晚期和早期现代英语中前、后长元音的抬高和/或双元音化过程的传统术语。
值得注意的是,不同方言中曾出现过不同的发展情况(在一些情况中,同样的变化在不同时期发生)。
这一时期社会流动较大,不同方言形态混合也较多。
许多变化可以详细地追溯,特别是我们可通过早期现代正音学者(orthoepist)写本中获得大量的关于发音的信息。
另外还可以通过不同方言形态、现代拼写形态以及押韵和双关语找到线索。
独立词项的可构拟的词源在这一过程中起到关键作用。
i:
u:
i:
u:
eie:
o:
oueie:
o:
ou
ɛ:
ͻ:
ɛ:
ͻ:
a:
a:
阶段一阶段二
图7.1元音大转移
除了复杂性,元音大转移的一些问题还具有争议性,争议自该现象被英语史研究者19世纪提出起就不曾间断。
普遍能够接受的英语南部方言的元音转移的路径见图7.1,该图显示了两个主要阶段。
阶段一自晚期中古英语(或稍早的时期)至早期现代英语起始阶段(约1500后完成);阶段二发生稍晚,到17世纪中叶才完成。
(此表及此处讨论依据Lass(1990a)80)。
本书并非为元音大转移的有关问题和复杂性作一正名,但如果我们花点时间观察元音转移过程中和其后的前元音的发展,我们或许可以得出一些关于语音兼并及其对于词源研究的意义的一些结论。
中古英语在mile、meet、mane和main“力量”等词中存在/i:
/、/e:
/、/ɛ:
/、/a:
/等元音音素以及/ai/等双元音。
这些音素都有其独特的词源。
事实上,他们每一个都有不同的词源,以下五个案例列出了最经典的词源案例:
·mīle(现代英语mile)中的中古英语/i:
/体现了古英语/i:
/音(古英语mīl)
·mēte(现代英语meet)中的中古英语/e:
/体现了古英语/e:
/音(古英语mētan)
·mēte(现代英语meat)中的中古英语/ɛ:
/来自中古英语开音节元音长化/e/(古英语mete)
·māne(现代英语mane)来自中古英语开音节元音长化/a/(古英语manu)
·main(“力量”,即现代英语main)中的中古英语/ai/音来自半元音/j/的带音化(vocalization),/j/来自日耳曼语*/g/的腭音化(palatalization)(古英语mœgen)
上面五个中,中古英语/i:
/经历元音大转移(阶段一)的双元音化,导致最终现代英语中出现mile/maɪl/。
中古英语/e:
/早期也经历过抬高,导致现代英语出现meet/mi:
t/,但其与其他音的历时关系较复杂。
在现代标准英语中(并不在所有方言中)meet和meat是同音词,mane和main也是一组同音词。
因此我们现在有两组兼并:
中古英语/e:
/和/ɛ:
/兼并(为/i:
/),中古英语/a:
/和/ai/兼并(为/eɪ/)。
然而,如上图我们所见,元音大转移保持了中古英语/e:
/、/ɛ:
/和/a:
/的对立。
现代系统中的解释方法见于16世纪、17世纪和18世纪,列举了语音兼并的一些常见问题。
中古英语双元音/ai/体现了16世纪的复杂历史,即便我们仅仅关注当时/ai/在伦敦的语音形态也很复杂。
在一些方言中/ai/经历单元音化(monophthongized)变为/ɛ:
/,而在另外一些方言中保持了双元音/ai/。
在/ai/经历单元音化变为/ɛ:
/的方言中,中古英语/a:
/早已经历抬升过程变为/ɛ:
/,因此两个音兼并融合,因此当时main和mane就像今天这样形成了同音状态;而在其他方言中中古英语/ɛ:
/仍旧是/ɛ:
/(中古英语/a:
/可能时/æ:
/),因此main体现为与meat同音(也因此main与mean同音)。
因此中古英语含/ai/音的词语如main在这个阶段中可能有三种结果:
(i)/ai/单元音化形成/ɛ:
/,并与中古英语/a:
/兼并,导致main与mane同音
(ii)/ai/单元音化形成/ɛ:
/,并与中古英语/ɛ:
/兼并,导致main与mean同音
(iii)/ai/保持了双元音形态,导致main与mane或mean皆不同音
如果我们现在讲关注的问题转向中古英语/e:
/(如meet)和/ɛ:
/(如meat),在16世纪末以前在部分方言中,他们已经兼并为/i:
/,因此莎士比亚可以将these(中古英语/e:
/)与seas(中古英语/ɛ:
/)形成押韵。
然而,莎士比亚也将sea与play(中古英语/ai/)押韵,这反映了/ai/经历单元音化并与中古英语/ɛ:
/兼并。
在其他方言中我们也发现了中古英语/ɛ:
/与/a:
/兼并,因此mean和mane同音。
即便在18世纪我们仍然发现中古英语/ɛ:
/存在巨大差异:
蒲柏的诗中曾对中古英语/e:
/的词语做出押韵(如flee/see、ease/gate),同时也存在中古英语/a:
/词语的押韵(如weak/take、eat/gate),还有/ai/词韵(如tea/obey)。
在仅有的几个中古英语/ɛ:
/词中(如great、break),中古英语/i:
/的反映形式的兼并并没有在现代英语中出现,只发现了中古英语/a:
/和/ai/的兼并。
兼并并是不是罕见发生的现象。
他们都留给词源学家一些值得探讨的问题。
在1.2.4章节中我们曾经遇到原始日耳曼语*a和*o兼并为*a,这是通过印欧语言间的比较线索而得出的。
这意味着每当一个日耳曼语词出现*a且在其他日耳曼语言中找不到确写的同源词,我们则需要考虑是不是在之前的印欧语言中存在*o或*a或
(见4.4.1,符号代表喉辅音的带音化的音),尽管我们已经在许多案例中指导印欧语言的词素-音系形态可以帮助我们缩小范围。
在7.7章节中我们将讨论词源中兼并导致的不确定性。
7.2.4i变化
i变化(i-mutation,有时用德语术语指称为i-umlaut)是古英语早期出现的当紧邻/i/或/j/开首的下一个音节时,元音的抬升和/或前化现象。
这个现象发生于略早于文字文献记录出现的年代。
这很可能是一个元音和谐的过程:
原因受到后面的前高元音的影响而被抬高或前化。
因为/i/或/j/曾出现于古英语派生后缀和屈折词素中,这个音变对于词形产生深远影响(如其他日耳曼语言中类似的变化也曾发生。
)通常,引发变化的/i/或/j/后来会消失(或低化为/e/)。
我们将讨论这一变化给后高圆唇元音/u/带来的影响,导致出现了前化元音/y/,这导致古英语音系系统中出现了一个新的音。
现代英语中我们发现mouse单数和复数mice的对照,就出自这一过程。
在i音变尚未发生时,单复数差异是单数*/mu:
s/复数*/mu:
si/(早期为/mu:
siz/),i音变导致了单数*[mu:
s],复数*[my:
si],元音前化,尽管这个时期中[u:
]和[y:
]的差异纯粹是音位变体的关系。
复数词干中的/i/丢失形成了单数/mu:
s/、复数/my:
s/,这由古英语文字记录书写形态反映为mūs和复数mȳs。
i音变发生前:
单数*/mu:
s/,复数*/mu:
si/
i音变发生后:
单数*[mu:
s],复数*[my:
si]
/i/音脱落后:
单数/mu:
s/,复数/my:
s/
在最后这个阶段我们得到了一组新的音素对立:
/u:
/和/y:
/,他们承担了/i/脱落后区分单复数的功能。
从古英语形式到现代英语形式,只需要很容易的几步:
单数词形/mu:
s/体现了元音大转移的双元音化过程,最终给予现代英语形态/maʊs/。
至于复数词形,古英语/y:
/在早期中古英语不同方言中具有不同反映形式。
与现代英语相应的形式是/i:
/(来自北部和东部方言),同样体现了元音大转移时的双元音化,给予现代英语/maɪs/的形式。
然而,由词干元音中的变化形式而来的复数形态后来相继消失了:
见本书7.4.1章节。
i音变的出现为推定来自拉丁语的古英语词语的年代提供了有利的线索。
yntse“盎司”(<拉丁语uncia变体)体现了i音变,而tunece“长袍”(<拉丁语tunica)不体现,很可能由于其借入时期稍晚,晚于音变活跃时期。
然而也存在反例。
在5.6章节中,我们曾讨论英语proud(晚期古英语prūd)<古法语。
派生名词形式古英语prȳdo(现代英语pride),形态上明显体现i音变,然而却终究不属于i音变。
这个词不仅首先见于文字文献记录的时间晚与i音变出现的时间,从prūd的词源看也不支持该词早期借入的线索,因为古法语词干元音体现了直到19世纪才出现的音变形式。
我们这里的例子很可能是一个类推的情况:
古法语存在形容词full(现代英语full)以及名词fyllu(i音变,由原始日耳曼语构成词干的后缀*-īn-,现代英语fill),通过类推我们发现形容词prūd和名词prȳdo,因此:
full:
fyllu=prūd:
prȳdo
7.2.5音变导致的混乱结果
在晚期中古英语中,短/e/在词尾/r/音前或辅音前低化为/a/,因此记作er(C)>ar(C)。
这个变化最早见于北部方言,缓慢传播至南部方言。
在Dobson在早期现代英语发音的经典论述中,在展示他的细致的分析之前,回顾了早期经典新语法学派音变无例外在单一方言中的规律运用的材料:
尽管传统的方法(“音变无例外”)很可能对于单一方言来说是对的(假设经过严格定义),对于现代标准英语是不正确的,因为现代标准英语不是一个纯方言,而是明明是属于同一词类却发音相异的混合的语言形态。
现在可以说,低化根本不是受教育的伦敦英语的典型特征,但却在日常口语中显得比较规律,且低化的形式逐渐进入了上层语言,导致低化现象的普遍存在。
拉丁语词源的词语不轻易接受低化的发音形态,很明显是受了拉丁语正字法和发音的影响。
(Dobson(1968)Ⅱ§64)
因此我们现在似乎面对着一个区域变体和社会变体都参与来决定是否我们能够在某一使用者话语中找到特定音变。
我们暂时分析到这里,但在特定情况下仍能够找到其他产生作用的因素。
其中有一个问题是学者们普遍提及的:
通常与拉丁语或法语借词的词源作比较会发现/e/音的重现或非低化的其他语音变体形式,正如Lass(1999a:
109)所总结的:
“通常的趋势是保留日耳曼语言中(heart、star)的/a/的反映形式,重新介绍借词中的/e/(mercy、serve)。
早期的材料体现变化。
”在某些情况下,如clerk,(至少英国英语的)发音体现了低化,而拼写形态则不体现。
Samuels(1972)试图展开对于低化例外的更详尽的论述,值得我们进一步去审视,一方面作为词源学在类似研究工作中的角色的例子,另一方面要看在具备丰富历时信息的情况下我们所能做的界限。
Samuels将例外情况归为以下几类:
(i)已知的借词渠道:
大量的法语和拉丁语案例,如universal、certain、service、concern······;
(ii)避免同音:
pert(参照part)、yearn(参照yarn)、herd、heard(参照hard);还可能有earth(参照hearth)、perch(参照parch);
(iii)避免多义:
person(参照parson)、vermin(参照varmint);
(iv)联觉影响:
swerve(参照swirl);
(v)派生:
dearth(参照dear);
(vi)口语链中长音变体的常见,尤其是当其后接n或l为首的音时:
earl、early、earn、earnest、earth(参照上述(ii))、learn、stern、fern、yearn(参照上述(ii))、kernel。
(Samuels(1972)143)
Samuel的分类(i)学界可以基本达成共识。
merchant是一个有意思的例子。
该词在早期中古英语阶段借入英语,并呈现merchant和merchand、marchant和marchand等形态,后者体现了法语中发现的-er->-ar-的低化趋势(见Pope(1934)187-8;Short(2007)51)。
该法语词最终通过一个未见于文字记录的派生构词形式、源于拉丁语mercārī“购买、贸易”。
其词源可表达如下:
(盎格鲁-)法语merchant、marchant<现在分词词干*mercatant-,未见于文字文献的后经典拉丁语(表反复)派生词形*mercatare<经典拉丁语mercārī“购买、贸易” 这里的-ar-形态在法语中比较流行,并且导致了现代法语词形marchand的出现。 在英语中,带/a/的发音在早期现代阶段(见Dobson(1968)Ⅱ§66)的主要材料中也很常见。 然而,拼写的历史展现了一个相当不同的情况: 带-er-的拼写在16世纪变得十分常见,并主导了17世纪(这个细节现在可以通过《在线早期图书》材料来追溯)。 在早期现代阶段末期,发音才相应地跟上(参照7.4.7章节关于拼写-发音接面的讨论。 )-er-拼写的传播似乎是与已知的拉丁语词mercārī及其派生词mercātōr的联想有关系,尽管这些词形与英语词或法语词离得稍远些。 结果,书写形式的权威性显然导致了发音上的变化。 Samuel的(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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