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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确定条件下创业者如何组织企业
在不确定条件下创业者如何组织企业?
Alvarez,S.A.,&Barney,J.B.2005.HowdoEntrepreneursorganizefirmsunderconditionsofuncertainty[J].Journalofmanagement,31(5):
776-793.
摘要:
希图利用市场机会并创造经济价值的创业者必须同时考虑价值创造和价值分配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面临着一个不寻常的挑战:
他们必须在市场机会的经济价值知道之前(甚至在概率上也不知道)完成这两项任务。
本篇文章的目的就是描述在这种情况下创业者是如何解决资源协调和利润分配问题的。
我们考察了在这种情况下的三种企业组织形式,并讨论了它们对创业和其他领域研究所带来的启发。
导论
创业者通常通过组织企业的方式整合和协调资源以利用市场机会(Alvarez&Barney,2004;Barney,1986;Peteraf&Barney,2003)。
在组织企业的过程中,创业者有多种选择。
其中两个最重要的选择被已有的文献描述过了:
(1)建立一个决策体系,使得谁在企业中拥有什么样的决策权力得到明确(Grossman&Hart,1986;Hart&Moore,1988);
(2)建立一个剩余分配体系,使得不同的创业参与者都拥有对所创造利润的部分索取权(Coff,1999)。
确实,一些学者认为只有当一个企业的权力分配体系和剩余权利分配体系建立起来之时,企业才真正出现。
在文献当中的几个理论,包括交易成本经济学(Williamson,1985)和不完全契约理论(Grossman&Hart,1986)都描述了这个决策体系和剩余权力的分配体系是如何建立和实施的。
然而,创业者却必须在这两个理论体系没有描述的情景下做出组织企业的决定。
特别的,由于创业者总是利用新的未被常识过的市场机会(Schumpeter,1934;Shane&Venkataraman,2000),他们经常是要在利用机会所产生的经济价值未知(甚至发生结果的概率都不知道)的时候做出决策和剩余权力分配的选择。
如果利用一个市场机会的经济价值是不确定的,那么就很难确切的知道应该整合和协调哪种资源,如何整合和协调资源,利用这个机会所产生的利润是多少。
在这种情况下,就更难确定谁应该拥有哪些决策权力,如何分配创造出来的经济利润。
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不知道如何去组织一个企业。
这篇文章的目的就是要描述创业者在这种不确定的条件下是如何解决决策权利和剩余权利的问题,以组织和协调各种资源,能够使企业利用市场机会实现市场价值。
文章开始要比较两种不同的投资方式,风险式和不确定式。
然后说明为什么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不完全契约理论不能够解释在不确定的环境条件下的企业组织问题。
接着,我们检验了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三种不同的组建企业的方式。
最后,我们讨论了这对研究创业和其他相关学科的问题所带来的启发。
风险性和不确定投资
多数商业决策都不是在确定的条件下发生的,这已经广泛的达成了一致意见。
消费需求和消费者偏好的变化会系统的影响经济风险(Brealey&Myers,1988),企业环境中未预见到的事情(Schumpeter,1934),对企业商务活动因果关系的理解不足(Lippman&Rumelt,1982),人们对信息处理过程的局限(Simon,1947)都会使许多商业决策的结果在它们制定时不可能确定的知道。
管理者投入大量的精力,做了大量的事情去提高决策结果的确定性。
例如,消费者偏好的数据可以搜集,其他公司成功的可能性可以被分析,许多战略的和财富的分析工具可以利用,这些工作都能够在决策时提高确定性水平。
然而,事实往往是即使上面这些事情都被做了之后,结果仍旧是无法确定的。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至少有两种“不是很确定”的情况:
它可能是风险性的或不确定性的。
许多战略学和创业学在使用这两个概念时都把它们看成是同义的。
而实际上在经济学中对两种情况的区分在很久以前就有了(Knight,1921)。
而且,有的学者指出,创业决策和非创业决策的重要差别就在于,前者是在不确定条件下做出的,而后者是在风险条件下做出的(Alvarez&Busenitz,2001;Loasby,2002)。
风险性投资
利用市场机会的决策被认为是风险的有两个条件:
首先,当做出决策时,利用这一市场机会所有的未来结果都是已知的,而且这些结果出现的概率分布在做决策时也是已知的。
决策结果是一个精确定义的概率分布,它具有三个特征:
(1)在做出决策之前,所有可能的结果都已知;
(2)每个结果出现的概率大于零小于一;(3)所有结果出现的概率加起来等于一。
做出一个风险性的决策就如同投一枚骰子,这个骰子的六个面都是平整的均衡的。
这个投掷的结果不可知道,但是出现的所有可能的结果,以及每个结果出现的概率都是已知的(1/6)。
这样就可以通过一个概率分布来描述投掷这个骰子的最终可能的结果。
许多经济学和金融学的决策模型都是在风险决策情境下的(Brealey&Myers,1988;Cyert&DeGroot,1987)。
例如,计算一个新投资的现值,所有与该项投资相关的结果与每个结果的概率分布都必须已知。
投资所产生的净现金流即是未来可能的结果,而应用到这个现金流上的折现率则就是未来结果出现的可能性。
只要风险性投资所创造的现金流量的折现率是正的,那么期图最大化经济财富的投资者就有激励进行这项投资(Brealey&Myers,1988)。
不确定性投资
另一方面,当可能的决策结果未知,可能的决策结果的分布也未知时,市场机会的投资决策就是不确定性的(Kight,1921)。
在这种情况下,决策者对未来的可能结果是不知道的。
这也可以比喻成投掷骰子,然而在不确定条件下,骰子的各个面不是均匀的,甚至有几个面也是不知道的。
需要注意的是,对市场机会进行投入是风险情景还是不确定情景不是由决策者个人的认知决定的,而是有投资的客观性质决定的。
许多决策在做决策时通常都对自己对结果的判断保有十分大的信心。
这说明他们认为自己能够预测出结果的可能分布。
这样,决策者通常低估市场中的不确定性,他们可能保有过于自信的态度(Busenitz&Barney,1997)。
这说明决策者通常都会认为自己能够预测未来,尽管面对的是不确定的条件。
能够根据少量的事实就做出决策,并对自己的决策结果保有充分的信心就是创业者为什么愿意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投资的原因(Busenitz&Barney,1997)。
然而,无论决策者如何感觉和判断自己决策的结果,如果这个决策结果是不确定的,那么它们仍旧是风险的或者不确定的两种情况。
如果先前的经验表明,可以预测做出某种决策的可能的概率分布情况,那么结果就是风险性的。
如果不能有所预测那么就是不确定的。
以前的企业理论与不确定性
正如前面所提到的,有两个理论(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不完全契约理论)在解释企业是如何形成的过程中是占据统治性的。
交易费用理论聚焦于层级式治理结构对降低在经济交换中由于专用性投资带来的机会主义风险的作用(Barney&Hesterly,1996;Willianmson,1985)。
这个理论的核心推论是当由于资产专用性带来的机会主义威胁较高的时候,经济主体将会采用层级式治理结构,也就是企业。
不完全契约理论则提出剩余控制权是如何在经济交易中配置给不同交易参与者的。
这个理论的核心推论是,那些在这个交易中能够获得最多经济效益的一方将会得到剩余控制权。
交易成本经济学与不确定性
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源自科斯的经典文章,认为利用市场这种治理机制进行交易是需要付出成本的。
这种解释假设前提是,经济活动个体在他们进行某种交易而进行专用性投资时,通常都会考虑自我利益。
但是当交易的一方付出专用性投资时,他就要承担可能得不到相应的经济回报的风险。
确实,如果交易一方的专用性投入得不到经济补偿,那么在交易一开始的时候,他就不会积极投入。
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认为可以通过企业或者是科层制的治理机制来解决上述问题,因为在企业内部管理者可以通过监督和控制所有参与各方的交易行为来降低得不到专用性投资收益的风险。
能够在企业内部进行监督和控制的行为降低了交易过程中的机会主义威胁,从而被称为“管理权力”。
威廉姆森指出,权力是内部企业组织的独特特征。
但是在企业内部行使权威要这个“老板”能够评价资产专用性投入一方的工作价值,并且知道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实现了他们应尽的义务,而且还应该知道通过交易创造出来的利润在所有参与人各方之间如何分配。
确实,通过企业这种治理机制来行使权力,就是因为实施管理权力的一方拥有关于交易的充分信息,使交易各方都能够接受。
但是如果管理权力发挥所需要的信息是未知的情况下,企业管理的权力如何发挥呢。
具体的说,当特定的专用性投资的价值并不知道,当完成一项交易所需要的专用性投资的类型也不知道,当某项投资的结果也未知的情况下,管理权力如何发挥。
在不确定的条件下,企业的“老板”很难有效的监督和控制交易的发生。
按照传统的交易费用经济学来看,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就无法实现。
然而,创业企业通常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
说管理权力在不确定的条件下无法实施会看起来是非常荒谬的,因为交易费用经济学的理论学家们早就把不确定性作为他们理论假设的核心。
然而,这个不确定性不是指创业结果的不确定性,而是指交易参与各方是否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
也就是说交易费用经济学假设的是行为的不确定性,而不是经济结果的不确定性。
确实,在交易费用经济学家看来,经济结果是不言自明的,而关注的是如何用科层或其他治理机制合理的把这些得到的利润分配给各参与者。
尽管说,企业的参与各方面临着投入的专用性投资得不到回报的危险,但更大的不确定性是企业是否可以获得可以分配的利润。
实证的角度说,行为不确定性与利润收益的不确定性可能是相关的,然而相关性可能不总是那么高。
例如相互信任的两个人可能不存在彼此的行为不确定性,但却不得不面对巨大的经济收益的不确定性。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交易费用经济学的实证研究中,通常可以支持资产专用性投资和治理机制之间关系的假设,而无法支持不确定性与治理机制之间的假设。
这个理论上的缺陷在我们理解创业创业者是否通过组织来利用市场机会时就变得更加突出了。
通过交易费用经济学我们可以确定是否通过科层式的治理机制来回应可能的行为机会主义风险,但却无法肯定是否在未来经济效益不确定的情况下利用企业治理机制来利用机会。
不完全契约理论与不确定性
不完全契约理论指出,当合同在最开始制定时,是无法详细的制定出合同的具体细节,或者这种企图是不可能的。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的某些权力归附于参与交易的某一方。
最关键的决定权力就是“剩余控制权”,也就是,在合约中、法律和传统中没有明确说明的决策权力。
由于剩余控制权在不完全合约理论中的重要地位,那么谁会掌握剩余控制权就成为该理论进行预测的关键。
该理论认为那些在该交易中获得最大收益的一方将被赋予剩余控制权力(HartandMoore,1988)。
这个人将会有最大的激励去让整个交易的经济结果最大化。
那些投入较少的人将会把权力赋予那些能获取最大收益的人来实现经济交易。
通过把权力赋予那个能够在交易中获取最大收益的人,所有的交易方都会受益。
但不完全契约理论在面临不确定风险问题时,也面临着困难。
因为在不确定的条件下,由谁能够最终获得最大的剩余权益,在企业初创时期是无法预先知道的。
当人们不知道谁会有最大收益的时候,就不能知道谁应该掌握最终的剩余控制权,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也就无法建立起来。
我们认为,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谁将拥有企业的剩余控制权要由创业者来决定。
在不确定的条件下组织企业
这样,我们可以看出,无论是交易费用经济学还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对解释在不确定条件企业的组织问题都有局限性。
但是,如果环境不是不确定的,那么这些理论就会有更好的解释力。
但是企业在面临不确定的条件下进行决策是常态,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决策权力和剩余控制权力如何确定呢?
幸运的是,我们可以把交易费用经济学和不完全契约理论运用到解释不确定的条件下来。
这个理论上的拓展使我们对创业企业的类型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我们下面就讨论这些类型。
以团队为基础的创业型企业
目前的交易费用经济学理论指出,组织一个企业来对交易进行治理的原因就是能够通过管理权力来防止机会主义行为从而促进交易各方的专用性投资。
但上面已经说明了,在不确定条件下,传统意义上的管理权力无法有效的施行。
我们假设,如果在契约订立之初,交易各方并不会担心机会主义行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组织就有可能实现。
因为在交易各方都彼此信任的情况下,就不会发生机会主义行为。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那就是一个相互信任的创业团队一起创业。
在这个企业中的决策机制可能不是层级制的,在参与创业的所有人员当中,权力平均分配。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更象是一个氏族企业,而不是传统的组织形式。
通过团队来建立一个企业的想法并不新鲜。
Alchian和Demsetz(1972)就指出了“管理监控”的方式并不是建立一个企业的充分条件。
有时候,一个企业可以在几个创业成员主动的相互合作中建立。
然而,他们的结论是建立在即使知道合作的产出的情况下,也难以测量每个参与者的生产贡献率。
而相互之间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就能够实现交易的潜在经济效益。
本文要拓展Alchian和Demsetz的观点就在于,在事先不仅创业团队内部的生产力难以测量,而且创业的结果也是未知的。
通过团队的方式是可以解决在交易发生过程中的不同治理机制问题的。
在这里,并不是说可以通过发展团队来实现交易,而是说在交易发生以前,团队就已经存在了。
在这种团队已经存在的情况下,就可以通过团队成员之间已经拥有的信任关系来解决资产专用性投入的问题,从而利用市场机会建立新的组织。
那么在这种团队为基础的企业里,权力是如何配置,剩余权力是如何分配的呢。
在这样的企业里,分享决策权力和剩余分配权力。
因为创业团队中的成员都被看作是对企业利润的创造有积极的贡献,并且被企业成员信任的人。
在做决策时,企业的多数成员都会把最终的决定权交给那个他们认为最适合成为领导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领导权力就会被最好的分配,所有的团队成员都有机会成为平等的决策者。
而在进行剩余权力分配时,所有的企业成员都会自觉的按照各自贡献的大小来公平的进行。
尽管团队的方式来建立企业是一个有效的方式,但并不意味着随着企业的发展,这种方式会持续的成为企业组织的主导模式。
随着创业人员对外部市场环境的逐步了解,他们能够评估市场发展的现状和未来趋势。
此时,不确定的环境将逐步的被风险的环境取代。
企业创建的传统逻辑将再次发挥作用。
当然,在风险环境下,团队模式可能会继续成为有效的治理机制,因为团队成员的较高水平的专用性投入。
然而,通过管理监督来进行治理的方式也会成为可行的选择。
这说明了为什么企业组织的团队治理模式会逐步的被专业化的管理模式所取代。
只要企业所面临的不确定性环境向风险环境转移,团队为基础的组织模式中的成功技能无法与在监督与控制模式下的传统管理技能相一致。
以专家为基础的创业型企业
对不完全契约理论的拓展,可以给我们提示另外一种在不确定环境下组织企业的方式。
这个理论指出那些在交易中能够获得最大收益的一方,将会获得剩余权益收益。
但是,在不确定的情景下,事先并不知道未来的收益如何,也不知道谁将会在这笔交易中获得最大的收获。
然而,尽管不能通过对未来不确定收益的估算来决定由谁掌握企业决策权的方式建立企业。
但我们可以通过估算创业参与者个人的机会成本来作为如何建立组织以利用市场机会的决策基础。
考虑以下情形,A与B两个人将要通过资产专用性投资来共同组建一个企业。
但这项专用性投资的结果并不是在事先就知道的,因此不确定的环境存在着。
而且在此之前这两个人也没有形成紧密的相互关系。
通过团队的方式来进行创业也不可施行。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将如何被组织起来?
除了这两个人将投入到企业的资产专用性投资以外,他们每个人进行投资时都要付出一定的机会成本。
而且机会成本与正在投入的企业没有关系。
而是取决于他们将现在的能力投放到其他企业时所要付出的代价。
而每个人投入到其他领域的机会成本却是已知的。
一个人的机会成本可能比较高,另外一个人的机会成本可能比较低。
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并不知道谁将会在创业中获取最大的收益。
但却可以知道不同人对该企业进行投资的机会成本大小。
如果A的机会成本是10000美元,而B的机会成本只有1000美元。
那么A在进行组建企业这项投资时,就必须考虑要争到比10000美元更多的收入,而B则考虑只要比1000元多一些就可以了。
那么谁更有激励把这个企业的价值最大化呢?
显然是A,因为A对该新建企业的专用性投资期望的回报是多于10000美元,远大于B的1000美元。
因此,尽管环境是不确定的,但谁会在这个新建的企业中加大投入是显然的。
而这个希图让这个企业利润最大的一方也将会成为企业的决策权力的控制者。
当然这个决策有前提条件,那就是A与B的机会成本已知,或者概率性的已知。
而且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创业团队成员之间已经存在的相互信任,企业也能够在机会成本较大的一方的指挥下成立。
那么这样的企业看起来会是什么样子呢?
首先,它会更类似于传统的科层式结构的企业。
但企业老板的决策权力并不是由他们的监督和控制能力决定的,而是由他们创建该企业的机会成本决定的。
企业的老板被看成是对企业的成功发展最有技术支持的人。
而企业的其他成员则都会归附于这个专家。
在这样的企业里,这个专家型的老板将掌握所有企业的决策权力,而决策权力的分配也将取决于专家的特定知识和技能。
而且,尽管企业的剩余权力将会在所有的成员之间分配,但分配的方式将由企业的这个技术专家决定。
而其他人都将听从他的指挥,只要他们认为由他领导的企业会比其他任何人领导该企业更有利。
这个观察具有很多的实践启发意义。
例如,如果在一个企业创建的过程中,所有的创业人员的机会成本大体相当,那么企业就很难建立起来了。
但是,如果在企业创立初期,创业成员的机会成本已知,或在概率上可知,而且不同创业成员之间还具有较大的差别,那么这个具有最高机会成本的专家将会拥有企业的权力。
这种企业组织模式也面临着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企业所面临的权力转换问题。
如果企业成员的机会成本发生了变化。
例如,虽然在开始时,A的机会成本是10000美元,而B的机会成本是1000美元,但随着企业的发展,两人的机会成本倒过来了。
例如,经济环境的变化,使得B的技能升值,而A的技能下降。
或者,随着企业的发展,不确定性的环境发生了改变,企业未来的经济结果已知,或在概率上已知,此时,企业内部的权力配置也会发生变化。
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内部的员工会重新对决策权力和剩余权力分配进行谈判。
在这样的谈判过程中,企业虽然将继续存在,但会是以一个新的形式存在。
如果这个谈判过程的成本很高,那么这个企业可能会就此瓦解。
以魅力为基础的创业型企业
在先前的讨论中,我们假设,创业者个人的机会成本是已知的,或者是在概率分布上已知的。
但是如果创业者个人的机会成本是未知的,或者在不同创业者之间的创业机会成本相差很小,而在创业者之间还没能形成信任关系,企业将如何组织起来呢?
这可能就要归于不同创业者的相对个人魅力了。
所谓魅力就是指,一个人对整个团体,或未来的愿景,或企业可能成功的原因都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
具有这样魅力的人可以把其他创业成员聚集在他的周围,以组建成一个阶层式的创业组织。
在极端的情况下,企业其他创业人员的价值观、认知和行事逻辑都会被这个具有魅力的领导者的愿景替代。
韦伯指出,具有魅力的领导者将为组织提供秩序和方向,而且还会打破陈规。
然而,现在我们的研究已经超出了韦伯所研究的宗教的、社会的、政治运动的特定环境。
在组织中,具有魅力的领导者可以具有一种独特的能力使得企业的日常运营超越常规的边界,而且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他可以通过纠正下属的愿景来影响他们的行为。
魅力型领导者在工作环境和市场发生快速变化或者随着技术的改变传统的刻板的管理模式将会被团队生产模式替代的情景下出现。
那些其他创业人员之所以愿意跟从具有魅力的领导者,就是因为他们认为领导者有能力在不确定的条件下领导他们实现目标。
确实,一些学者从领导者对下属的影响力的角度来定义魅力型领导。
例如,Bass就把魅力型领导者定义为能够激发下属较高的忠诚、承诺与情感投入的人;领导者能够让下属的愿景和使命与自己的相一致;并且能够纠正下属的信念。
此外,一些下属由于跟从了魅力型领导者,而发现自己能够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获得意外的惊喜。
这样在不确定的条件下,这些下属通过跟从这样的领导者,就不用承担领导者需要承担的不确定性。
魅力是在不确定条件下组织企业的有效基础,尤其是在团队成员之间的信任没有建立起来,而机会成本又无法考量,或者无法得知的时候。
魅力型领导者使得未来变得不再具有不确定性,而是使之变得确定的。
因为,他们不是根据可以得到的信息来进行决策的,而是根据他们对未来的愿景来进行决策的。
那么在以魅力型创业者为领导的企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呢?
这个企业组织会更加的科层化,但并不是由于老板能够监督和控制其下属成员,而是由于老板拥有个人魅力和愿景。
如果这些企业的创业人员听从他的指挥,他们就会把企业的决策权利赋予这个有魅力的领导者,而这个领导者也会控制企业的剩余收益权力。
事实表明,掌握企业决策权力的人是能够从企业的组建中获得最大收益的人,基于魅力领导而创建的企业也是基于这个理论。
但是,随着企业的不断发展,外部环境不再变得那么不确定的时候,魅力型领导者可能就不再是企业的主导者,但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占据着企业的重要位置,但他的负面作用在这个时候就有可能体现出来,与以专家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企业一样,基于魅力建立起来的企业有可能会由于对企业内部权力的再谈判而威胁企业的生存。
讨论
对在不确定条件下组织企业的分析具有很多理论和实践上的意义。
我们下面就进行一些讨论。
风险和不确定之间的区分
首先,我们这里的论述基于对风险和不确定的区分。
目前的交易成本和不完全契约理论在风险条件下都可以应用,但必须在不确定条件下进一步延伸和修正。
正如前面指出的,尽管在经济学中已经有大量关于风险和不确定性的区分,但这些区分在战略管理和创业理论中仍旧是混淆的。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组织过程与外界的风险和不确定条件无关,但在其他情况下,这种条件会对组织过程产生重要影响。
例如,现值以及相关的计算方法在风险条件下是合理的,但在不确定条件下却不可以。
在不确定条件下,个体将用什么工具来进行决策呢?
在风险条件下,许多商业计划的工具都可以被使用。
而在不确定条件下,商业计划的灵活性变得更加重要。
在风险条件下,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将会是资本的合理来源。
而在不确定条件下,交易方之间的信任关系是比银行和风险投资机构的关系更加重要的资本来源。
最后,在风险条件下,客观的机会是由具有敏感性的创业者发现的(Kirzner,1973;Shane,2003)。
然而,在不确定条件下,与其说创业者是“发现”机会,到不如说他们是通过企业组织创造机会(Alvarez&Barney,2005)。
创业型企业的目的
第二,我们的讨论有助于理解创业型企业与非创业型企业之间的差别。
创业型企业是在不确定的情景下创建的,它们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企业未来的经济收益在创建之初是无法预知的。
非创业型企业则是在风险条件下组织运行的,它主要是为了防范在创业租金分配时可能出现的由于一方的专用性投资而产生的机会主义风险。
现在,一些学者意识到在创业企业与非创业企业之间存在着某种程度差异。
但是以往的研究多是停留在对创业者与非创业者之间的心理和性格差异的描述上,但这方面的努力已经证明是徒劳的(Gartner,1988)。
本文则指出其实创业企业与已经建立起来的企业之间的差异不是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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