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州窑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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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址.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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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州窑址
中国磁州窑富田遗址
磁州窑富田遗址博物馆位于河北省邯郸市峰峰矿区彭城镇的西南部。
富田村的南山坡,现存遗址内有元代完整的馒头窑两座。
明、清、明国馒头窑数座,古作坊数行,十几个泥池和几个古井。
遗址博物馆应属于地方文物管理所,地方政府组织各方专家、学者进行反复论证并邀请天津大学数位教授、博士进行考察设计。
大约总占地千亩以上,其中遗址区近百亩,陶艺家工作室区十多亩。
另外还有遗址公园区、古代展馆、现代展馆、国际会议厅、磁州陶瓷文化研究所、现代陶艺公园等等。
早在七千五百年前的新时期早期,磁州的先民们,就已经在这块土地上烧制陶器.从磁山文化时期夹砂红陶,夹砂褐陶的发现,到仰韶时期的彩陶,龙山时期的黑陶,商周时期的灰陶,战国时期的印纹硬陶,等相继发现,说明这里是我国陶器生产的发源地之一.汉代磁州的釉陶烧制以逐步成熟.北朝至隋代以完成了
釉陶的粗瓷,青瓷的转化.到唐代,随着生产工艺不断改进,磁州窑又有了化妆白瓷,黑瓷及釉下黑边等新品种.宋,金,元时期,瓷州窑以其高超的技术和精美的制作步入顶盛时期.形成了以漳河流域,滏阳河流域的观台,彭城,临水为中心的磁州窑直系窑口.明清以后,我国古代的许多民窑纷纷衰落泯灭,销声匿迹,而以彭城为中心的磁州窑火却一直未断,成为中国北方最大的烧瓷中心,并逐步辐射到河南,河北,山西,山东,陕西内蒙等十多个省市,形成了众多窑场庞大的"磁州窑系".
磁州窑以素胎涂施白化妆土为基本特征,以独特的造型和多种多样的装饰技法艺术独树一帜,其装饰技法如刻花,划花,剔花,白地黑花,红绿彩,窑变釉等三十余种,磁州窑产品所散发的质朴,淳厚的民间艺术气息,表现出了极强的生命力.它所反映的民族性,地方性,艺术性,对国内外陶瓷产生了重要及深远的影响,成为享誉中外的一带名窑.磁州窑富田遗址(俗称南山坡窑场,是彭城有名的窑口)是保存数量最多,最集中,最完善的遗址.现存名,清的古窑10座,古作坊5座,古泥池3个,另外还有古井,碾槽,耙池,碱窑等遗存.
1996年,磁州窑遗址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个世界性的陶瓷神话---千年磁州窑(2003-07-16)
今属邯郸市辖的磁县和彭城镇从隋开皇二年置磁州到1913年废州改县,磁州经历了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这里是中国古代磁州窑的中心地带。
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考古工作者就在磁山镇发掘出了七千五百年前先民们烧造的陶器,在六千多平方米内出土夹砂褐陶、夹砂红陶以及彩陶等陶器五千余件,磁山文化遗址至今成为中国新石器文化宝贵的遗存。
磁山文化的发现把仰韶文化的考古年代上溯了千余年!
大约在公元前十六世纪的商代中期,这里的陶工在烧造白陶器和硬质陶器的基础上,烧出了原始瓷器,最早完成了人类由陶到瓷的转化。
据对彭城镇西15公里处的贾壁村的发掘,这一带最迟在魏晋南北朝时已开始生产青瓷。
由唐至宋,至金、元,磁州窑进入中国陶瓷最辉煌的时期,发展成为一个含有十七个产区、上千个窑场的庞大体系,窑场遍布黄河流域的河北、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内蒙古等省区,一些学者还把安徽肃县的白土窑、江西的吉州窖、福建泉州的磁灶窑、广东的南海宫窑和广州西村窑、四川的广元窑也都归入磁州窑系。
这种源于磁州工艺的在粗糙器胎上施白化妆土、在化妆土上画黑花的对比强烈明快的瓷器,这种在装饰艺术上有着画风自由洒脱、粗犷豪放且造型新颖别致的陶瓷文化,不仅影响了中国,也影响了世界。
十二世纪末,泰国国王就把磁州窑陶工带到了自己的国家;在朝鲜,被称作“绘高丽”的陶瓷制品直接受惠于磁州窑;在日本出土的桃山时代(中国元代)的瓷器,与磁州窑瓷器完全类似;在伊朗、伊拉克、埃及、土耳其,在越南、印度、马来西亚,都曾大量出土过铁锈花风格的磁州窑或磁州窑系制品。
如此影响了世界陶瓷文化的磁州窑,在宋、元的史籍上竟没有任何记载,在以后的明、清史籍中也只是寥寥数语,谬误百出。
我们来看最早的明代的一本《格古要论中》中的一段记载:
“古磁器,出河南彰德府磁州(磁州古时属河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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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注)。
好者与定器相似,但无泪痕,亦有划花、绣花,素者价低于定器,新者不足论。
”以后的各种“引论”均出于此,且“素者低于定器”变化为“素者高于定器”。
无论怎样,磁州窑的文化与艺术价值没有得到基本的确认,我们无法从史书中找到磁州窑千年的辉煌,这是中国陶瓷文化的悲哀。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
1918年,一座因黄河泛滥而被淹埋地下八百余年(1108年)的宋代古城巨鹿被发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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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们耕地时挖出来的宋代瓷器和铁器使人类大哗,世界各地的古董商和陶瓷研究者、考古者纷至沓来,大批精美的文物流失到世界各地,致使世界各国著名博物馆均藏有磁州窑瓷器。
如英国大英博物馆陈列着磁州窑两件精美的瓷枕,维多利亚阿尔贝特美术馆陈列着铁锈花大梅瓶,美国密特罗鲍里埃美术馆陈列着磁州窑白地刻划花、黑地刻划花瓷瓶,美国波士顿美术馆陈列的磁州窑珍品应有尽有,而日本人掠走磁州窑精品为各国之最,达上万件之多。
与此同时,淹埋于地下百年、千年的古窑址也逐渐被发现,一个遍布黄河流域的“磁州窑”和“磁州窑系”开始被世界命名。
英国学者霍普逊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第一个提出“磁州窑”概念,英国魏利阿姆夫人第一个将磁州窑艺术风格归纳为14个方面,日本学者长谷部乐尔第一个写出了研究磁州窑的专著《宋代的磁州窑》和《磁州窑》,1981年,日本、美国、英国、加拿大四国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第一次举办了《磁州窑国际讨论会》。
所有的“第一”都让我们看到了磁州窑文化的世界影响和地位。
南有景德 北有彭城
在遍布黄河流域的众多磁州窑产区中,惟有磁县漳河水域的观台窑、冶子窑、东艾口窑和滏阳水域的彭城镇各窑为“嫡系磁州窑”。
除东艾口窑遗址为英国人卡尔贝克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发现外,观台窑、冶子窑遗址的发现我们得感谢中国学者陈万里,陈万里在1951年的磁州古窑遗址调查中,发现了观台、冶子和神奇的彭城。
迄今人们已经发现,在观台镇和彭城镇两地,古窑场多达二百多个,在方圆百里之内,古窑遗址一个挨着一个,密密匝匝,层层叠叠。
1958年,河北省文物工作队对观台窑址进行了划时代意义的发掘,这是北方地区对陶瓷遗址最早的发掘,仅一百多平方米的挖掘就出土瓷器和标本二千六百余件,大量文物的出土把古陶瓷研究从仅仅根据传世品和望器派的经验推进到通过考古发掘来进行研究;1987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和省文物研究所对观台窑址进一步发掘,发现古窑址9座,出土各种完整或可复原的瓷器一千余件,瓷片标本数十万件!
如此丰富的文化遗存世界罕见。
在观台镇和彭城镇周围,几十座高十几米、长数公里的古代瓷渣堆积如山,瓷渣山在地表以下深度竟达六至九米!
在这些庞大的文化堆积中,埋藏着历代精美瓷器和瓷片标本。
在邯郸峰峰矿区文协主席张秀生和文保所青年学者赵立春陪同我观览这些瓷渣山时,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和震颤:
这是一部多么壮观的立体历史!
这是一幅多么神妙的大地艺术!
彭城镇一所学校把一个具有四百米跑道的体育场建在了窑渣瓷片堆上,张秀生随意在场边的灰渣里一刨,就刨出了一个白釉褐彩小碗,请路边的老人帮助辨认年代,老人脱口便说:
“一百年前的!
”在彭城镇,陶瓷瓦片到处可见,你随时都可俯身拾起一个朝代的文化。
赵立春说,彭城镇是建在瓷瓦堆上的一个古镇!
我说,彭城镇是中国陶瓷文化绝妙的缩影!
彭城镇到处弥漫着陶瓷文化的气息,走在彭城镇的大街小巷,放眼望去,几乎所有人家的院墙、房脊、圈棚、街路,全部用古窑具匣钵垒成。
这种奇特、古朴的物像绝对是当今世界独一无二的奇景。
在彭城镇盐店遗址、富田遗址,元、明、清时代的“馒头窑”散发着悠远古老的异彩,石碾、古槽、泥池、作坊,诉说着先民们冶陶的种种艰辛。
我深以为,彭城镇是中国陶瓷文化的天然博物馆!
也是世界陶瓷文化最壮丽的一处遗存!
从出土文物考证,兴盛于宋金的观台镇诸窑在宋末开始逐渐衰败,制瓷中心迁移到距观台30公里的滏阳河流域的彭城,从元代至今,彭城镇的窑火八百年未断。
在明《嘉靖彰德府志》“磁县条”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
“彭城,在滏源里,居民善陶缶罂之属,或绘于五彩,浮于滏,运于卫,以售他郡……”我们还可以从清代《磁州志》中看到:
“明时,曾在彭城滏源里设官坛厂四十座,罗造瓷坛,舟入京,纳入光禄寺……”明代,朝廷御旨景德镇窑亦为官窑,于是,彭城镇便成为“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的“北方磁都”;随之,也就有了“十里彭城,日进斗金”的盛誉。
我曾站在彭城镇东的滏山遥望著名的太行八陉第四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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滏口陉,?
望流经千年如今已经干涸的滏阳河,想象当年这里舟车络绎送瓷忙的景象……
今天,在彭城镇,陶瓷工作者们把古老的传统艺术和现代科技结合起来,开发出了象牙瓷、青花瓷、骨质瓷、白玫瓷、炻器瓷、美术瓷、高温陶板壁画等数十种新型产品;手彩、雕金、托金、嵌金、窑变花釉等各种艺术技法如雨后春笋;一大批当代陶瓷艺术家和工艺大师任双合、阎保山、刘立中、张润生、魏启山、谢凤芹等在继承传统中创造着今天依然享誉世界的磁州窑陶瓷艺品。
在刘立中的陶瓷作坊,我不仅看到了他烧制的磁州窑传统的白地黑花梅瓶、八仙庆寿、红楼十二金钗等彩釉艺瓶,还看到了他运用现代变形、夸张手法创作的极其粗粝质朴的抽象陶艺作品。
在彭城镇富田“陶乐楼”我参观了魏启山、谢凤芹夫妇呕心沥血自费创建的“磁州窑民间艺术博物馆”。
与此同时,诞生在这块土地上的一批文化工作者赵立春、刘治国们,在极其清苦、窘迫的环境下,十几年、几十年地进行着寂寞地研究,对磁州窑文化的眷念既是他们生命的愉悦,也是他们生命的痛苦。
出生于教育世家的赵立春,1991年大学考古专业一毕业就回到了峰峰故土,十几年来,在文保所没有任何考古、研究经费的情况下,赵立春对彭城镇东的响堂山石窟作了全面的调查、断代、编号,对石窟的开凿时代、造像风格、刻经书法最终作出了权威的判断和论述,使这一与敦煌、云冈、龙门石窟有着同等文化艺术价值的、开凿于五世纪中叶的皇家石窟从冷落的荒野走向了世界。
赵立春对我说,响堂山文化和磁州窑文化,是先辈们留给峰峰人、彭城镇人的两座文化宝库,献身于这两种文化,他将有享用不尽的年华。
论金代磁州窑
中国河北省南部的磁州窑,即观台窑、冶子窑、艾口窑、彭城窑等窑场,和与它相类似的烧制白化妆陶瓷的河南省鹤壁窑、修武窑、密县窑、禹县窑扒村窑、宝丰窑、鲁山窑,处介休窑、榆次窑、第治窑等,山东省淄博窑,陕西耀州窑,安徽省萧山窑等窑同类制品一般都以磁州窑名称呼,这是无庸置疑的事实。
上述窑唐末、五代时期开始生产民众使用的生活器皿,在北宋时期表现为多种多样的制作风格,并烧出精美的优秀制品。
但是有明确年款和遗留作品甚少,故唯依照多项推论方能寻觅其制作风格的主脉。
尤其是金代磁州窑陶瓷,与其它诸窑一样迄今几乎未作过具体研讨。
生产日用杂器的磁州窑与青瓷、白瓷不同,其用作入葬明器少,年代明确的磁州窑陶瓷罕见。
首先研究金代磁州窑是1958年进行的观台窑址调查。
由于是临近土木工程前的紧急调查,仅在地沟以下五米深处找到七层地层,第一~第二层为元代、第三层为金代、第四层以下为北订时代。
在第三层年代确定的线索为出土了金代正隆钱币,制作风格比元代地层远为优美。
出土的纹饰瓷片中,刻划花草花纹饰碗、盘类较多,刻划花为始于北宋的装饰技法。
照片中有刻花莲花纹钵、地纹为梳蓖纹,使主体纹饰更为突出。
此种技法亦见于巨鹿出土陶瓷中。
可以说在12世纪刻划花纹饰很流行。
只是窑址出土的纹样粗放,很可能是12世纪后的产品。
白地剔花与使用铁颜料的白地剔花在金代也很流行,但仍缺乏确实的根据。
非常优越地体现金代磁州窑特色而引人注目的是毛笔绘画的白地黑花。
白地黑花技法始于北宋末期,但在金、元时期最流行。
金代初期出现许多制品。
但现在仍然缺少区别北宋后期与金代初期白地黑花的线索。
白地黑花纹饰如意头形枕中可看到装饰味很浓。
日本大和文化馆藏鲶鱼纹枕、欧洲布朗迪基博物馆藏纹枕,日本箱根美术馆藏牡丹蝶纹枕样等都是在大块白地上以黑色轮廊子分明地表现主题纹饰,再以刻划表现纹饰的细微部分。
这种的黑花纹饰与白地黑剔花很相似。
笔法流畅更添加自由活泼的气氛。
加入剔线的白地黑花陶瓷一直流行到元、明代。
金代白地黑地蓖花的魅力在于其舒畅、恬静。
后世蓖花纹则显粗糙、紊乱。
金代12世纪磁州窑的制作风格有鱼藻纹深钵、蝶纹钵、牡丹纹吐鲁瓶、鱼藻纹吐鲁瓶等类似许多优美制品。
12世纪白地黑花制品,有一件可作重要比照物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虎形枕,枕底面写有"大定二年六月廿六日口家"墨写文字,可推为制于1162年以前。
此枕上的墨款曾感到有些靠不住,但前些年在美国有机会目睹同类枕,从其雄健的制作风格可看作是12世纪后的作品。
尤其枕面的水鸟图笔法娴熟简练,优雅地表现出悠闲的水边情趣味。
鸟纹样常出现在枕画上,即使有细微差别,但都是金代作品。
收藏于美国的虎形枕面上绘出的停立枝头的鸟纹样,画风稍显粗略。
与此相同画风的鸟纹样出现在有"张家枕"铭款的瓷枕上。
以此类枕为比照,另外几件"张家枕"或"张家造"款的瓷枕均可看作属12世纪后期或13世纪初的作品。
还有一件带铭款的白地黑花三人物枕藏于费拉黛尔匪亚美术馆,铭款写"大写十八年(1187)仍然是12世纪后半期作品。
纹饰以轻松笔触绘成白描风格,是有画尖的工匠或画匠消遣性作画,很难再看到第二件。
仅用线条以白描绘人物的瓷枕很多,其中大多是金代之作。
以细密笔触将山水画、故事情节中的人物画以白描绘在长方形瓷枕类的制品均属元代作品,与此类追认的画风为13世纪后半期。
白地黑花瓷枕中有的枕面画有花鸟画,枕侧则大笔绘出草叶纹。
此类草叶纹多出现于河南禹县扒村窑品,若将此类瓷枕花鸟定为金代之作,那么绘类似草叶纹的瓶、壶、钵等亦属同时期作品。
整体绘草叶纹的瓶等制品上,其舒畅欢快的笔调形成白地上浮现漆黑纹饰的情趣,更能充分显示出此一时期磁州窑的美。
还有以迅急笔法绘出牡丹折枝纹的梅瓶类,因其颇具魅力的意匠而受人珍视。
也在有瓶身刻划文字,以梳篦纹地、上下还快笔绘有黑花的制品。
此类作品过去均被看作北宋作品,但从其与瓷枕联系来看应当是金代作品。
有铭款的马罗博物馆藏的大师傅口瓶,上?
quot;淳佑11年"(1254)墨书文字。
黑花草叶纹很简略,似属晚期作品。
与其相比远为拘谨却雄浑有力绘出的牡丹纹瓶类,不妨看作12世纪的作品。
此种绘风或许简便,快速。
但纹样翻转且笔划很少,显示出最有效的形式。
日本横河博物馆藏牡丹纹瓶是很好例作,它与现代日本人纹饰类似U庵只娣缱啡弦欢刃纬杉丛诤艹な奔洳捎霉Q讣被婊暮诨ㄎ蒲谡鼋鸫恢绷餍泄?
推断黑花年代的又一线索是宋红绿彩陶瓷。
即以红、绿作釉上彩绘的磁州窑制品类别。
根据某些制品上"泰和"、"正大"铭款,可以为属于13世纪初到中期制作的金代红绿彩。
以碗、盘多,时代稍晚的陶俑类也很多。
其产地据冯先铭先生研究有河南鹤壁窑、禹县扒村窑、登土壤曲河窑,山西高平八义镇窑、山东德州窑等。
山东淄博磁村窑也出土过红绿彩。
上述五处窑场红绿彩各具何种特征?
制作时间孰先孰后?
陶俑所占比例?
尚有很多疑问。
宋红绿彩的产地问题应该说还是很暧昧的。
从遗品看,细微之处的制作风格有各种差别。
主题纹样在技法上的表现方法基本一致,不存在明显的制作风格变幻与展开。
对此笔者重作评论:
我认为宋红绿彩纹样形式大致分为两、三种,不会有更多品种。
如颜色采用、纹样多以红画出,再加以绿补色,时而使用极少量的黄,完全是附加色彩。
纹样表现分两种:
一是取轮廓绘画,二是直接以笔腹绘画。
红绿交叉使用此两种画法。
各行其是简便,属简略画风表现。
纹样常以简便、形式化绘出的具有流畅、动感、急感的线条,与鲜艳的色调一直构成纹样主题。
红绿彩画风与白地黑花有许多相同处。
它没有与刻划花与白地黑剔花技法结合,而与黑花方法各有千秋。
从红绿彩简便与形式化画风观察,可以想象它继黑花流行后将其成果以更扩展的形式重开新篇章。
红绿彩生产时间,根据泰和元年(1201)和正大七年(1230)墨款遗例,属13世纪作品。
从金元出土文物看,此种遗例甚少。
山西侯马金墓出土一件中央写有"清"字的红绿彩碗。
该墓用砖与附近有大安4年(1212)题证墓葬用砖相同,故可推断为13世纪前半期作品。
蒙古国卡拉克尔木遗址曾出土许多宋红绿彩碗、盘碎片。
该遗址为蒙古第二代太宗(窝阔台汗)1235年初建城池之地。
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将都城移到大都(北京),不久成为地区性小城市。
此地盛时为13世纪中叶,但此地亦出土有被认为是14世纪产品的元青花与青瓷碎片,故宋红绿彩年代尚不能确定其下限年代。
其上限可定为13世纪上叶。
主要生产时期基本在13世纪。
金代磁州窑系窑场均生产过华美的宋三彩陶瓷。
当然它承继了唐末、五代三彩的系谱,也是辽三彩的延续。
现在尚无严格的区分出金三彩的线索,暂以宋三彩称呼。
金代遗址中亦有少量墨书款金代三彩陶瓷。
其制作风格与特色,如若确定为金三彩,即应研究其下限与及它同元三彩的区别。
因此眼下对宋三彩与无彩的研究往往取折衷的方法。
1956年西安郊外有至元三年(1266)墓志的段继荣夫妇墓出土的一件三彩瓷枕。
近来蓑丰以其为主要线索将马发罗科罗博物馆藏三彩婴戏纹枕等定为金三彩。
不过在横河博物馆藏至元6年墨书铭三彩兔纹碟及至元3年枕之间,如果插入蓑丰氏谈到的维克多得亚阿尔马特美术馆的兔纹碟,就可以搞清楚元代初期13世纪后半期一批三彩作品的年代问题。
如是说蓑丰谈到的金三彩瓷枕不如说定为无三彩更为妥贴。
中国方面的文献将北京房山、河南济源等地发现的类似瓷枕均介绍为宋三彩。
报告举出确定年代的根据。
中国研究人员似乎统一这一见解而通用。
美物罗帕里坦美术馆藏有一件瓷枕,枕面绘鸟纹,侧面为印纹。
瑞典与日本都藏有此类瓷枕。
枕侧面印花有斜格子纹,也有相类似的如广田博物馆藏的牡丹纹枕。
蓑丰将此类印花全部定为金代后期,13世纪的三彩。
不过笔者认为仍然无法否定它们有可能上溯到12世纪,应该说磁州窑三彩陶瓷仍然留下许多值得研究的问题。
磁州窑是我国古代北方最大和最著名的民间瓷窑。
根据解放后多次文物的普查和考古发掘所知,窑址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区。
一处是以河北省磁县观台窑址为中心,其中包括冶子、东艾口、申家庄、观兵台、南莲花和荣华寨一带;另一处是在邯郸市彭城镇峰峰煤矿一带,①窑址分布极为广泛。
从出土器物和地层关系看,其始烧年代应在五代末年。
但因各窑建造年代不同,其始烧年代也不完全一致。
总之,早期器形显得单调,釉色单一。
北宋中期以后有了很大发展,直至金代前期是它的成熟期。
从出土器物看,有盘、碗、各式梅瓶、各式玉壶春瓶,及各式盆、罐、钵、香炉、薰炉、瓮、盒、水注、枕、盏托、人物、佛像、菩萨像、观音像、佛龛、佛座、塔等。
此外,北京大学考古系和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在上世纪80年代考古发掘中,还出土了大量建筑构件,其中包括瓦件、鸱吻、宝刹脊座等。
据清代出版的《明会典》称:
“明代在彭城设官窑四十余座。
岁造瓷坛堆积官坛场,舟运入京,纳入光禄寺。
明弘治十一年进贡于皇家之瓷坛达一万一千九百三十六个。
”这说明磁州窑后期也曾为官府烧制过瓷器,据说这些瓷坛多属盛酒之物。
除贡品外,都具有浓厚的民间文化特性。
从其胎质看,主要采用当地煤系中出产的高岭石质泥岩,当地人称它为大青泥,故胎质普遍较粗。
从瓷片的断面看,多有细小颗粒,胎一般呈灰褐或灰黄色。
瓷化程度与景德镇产品相比明显不同。
为了提高烧成温度和产品质量,普遍采用装入匣钵用煤烧制。
因胎质粗、釉面多不够光润,有的呈现有细小棕眼,这也是北方民间窑的普遍特点。
为弥补这一缺陷,便于在器物表面彩绘和刻划各种图纹,多在器胎外壁施一层细白的高粘度化妆土,之后再外罩一层透明釉,从而为各种器物增添了美的效果。
从釉色和装饰工艺上讲,有青釉、白釉、黑釉、红釉、黄釉、绿釉、酱釉、白地黑彩、白地绿彩、绿釉黑花、白釉刻花、铁锈花、琉璃釉、宋三彩、珍珠地、凸线纹、兔毫纹、乳浊釉、油滴釉、鹧鸪斑等。
其中窑变黑釉,所用原料是采用当地的黄土,因含铁量高,烧成后成黑褐色。
又因施釉厚薄、窑温高低、火焰气氛的不同,往往在烧成后出现黑赭、黑褐、黑蓝、黑绿等不同釉色。
②还有绞胎、镂空、模印等。
此外,还分釉上彩、釉下彩、高温釉、低温釉和仿定窑、仿钧窑、仿建窑等。
清末和民国初年在彭城、富田两地还烧制青花瓷器。
从已发现的器物中有各种盘、碗、瓶、罐、枕、盒、笔筒、帽筒、痰盂、绣墩以及书写“民国二十一年”、“民国二十三年”纪念瓶和“民国四年”纪年枕等。
③青花颜色一般偏淡,与清代前期青花瓷明显不同,均属民用瓷。
制瓷工艺种类极为繁杂,并且很多器物上书有各种铭款,为国内各地民间窑所少见。
因此在宋、金、元时期对周边地区影响很大。
除河北本省外,外省如河南的鹤壁窑、登封曲河窑、修武窑、当阳峪窑和禹县扒村窑、山西介休窑等,特别是它的白地黑花绘画工艺,还影响到南方的四川、江西、广西、广东、福建和东北辽宁的缸瓦窑等,形成一个庞大的磁州窑体系。
从考古材料发现,在我国许多地方都有出土,特别是上个世纪70年代,在北京元大都遗址发掘中,出土有大批磁州窑瓷片标本和许多完整器物。
如元白地褐彩罐、白地褐彩四系龙纹扁瓶、白地褐彩鱼纹盆等。
同是在元代窖藏出土文物中也常有发现,如1969年11月在房山良乡南关窖藏出土文物中,就曾发现一白地黑彩凤纹罐(见图一)。
同时在房山城里文物窖藏中也发现三件白地黑花罐及两件黑釉梅瓶。
1975年3月在东城区鼓楼中学窖藏中出土一白地黑彩凤纹大罐,高44厘米。
④特别值得注意的是1978年前后在西城区白塔寺白塔的北侧二层台上一龛内出土一白地黑彩罐,上题有诗文:
“夹岸苍苔蔽绿苔,红林黄叶画屏开,彩船遥指十洲去,一派韶音天畔来(游十洲)。
”其出土地点和诗文内容均为过去所少见。
资料表明,磁州窑瓷器当时不仅供应国内市场,还大量出口国外,解放后在我国明州(宁波)古港遗址中就出土过不少磁州窑瓷器,其中有罐、盆、碗、缸、瓶和瓮等。
当时磁州窑瓷器大量出口,在非洲坦桑尼亚的基尔瓦岛就曾出土过白釉赭色菊花纹盘、碗、罐之类的器物。
并与元大都遗址中出土的同类器物相同。
日本九州福冈修建地铁时,在发现的大量中国瓷片中不少都属磁州窑制品,⑤这在当时我国北方民窑中是不多见的。
图一元代白地黑彩双凤罐
磁州窑不仅因为它规模大、产量高和历史悠久而出名,更重要的在于它的各种制造工艺具有民间艺术和文化内涵而闻名于世。
尤其是它各种器物上的绘画和题铭最具特色,完全摆脱了官府的各种规制,而按照民间习俗和需要自由发挥。
装饰内容的选题,主要来源于自然和生活。
以写实为主,重于创新,其纹饰内容多为自然界的山水、树木、花草、牡丹、荷莲、菊花、水藻、云纹、龙纹、凤纹、游鱼、老虎、奔马、奔鹿、跃兔、芦雁、鹭鸶、飞鹤等。
并且还常以人物画来装饰各类瓷枕,如《童子钓鱼》、《童子竹马》、《二童比武》、《童子风筝》、《童子牧鸭》、《少女蹴鞠》、《柳荫读书》、《柳荫观鱼》、《马戏》、《拜月》、《望月》等。
还有的把整个幼童雕刻成枕面,呈趴卧状、仰头、跷脚、两眼圆睁、手提绣球,下面再精雕一长方形座,把幼童托起,显得十分精美生动。
首都博物馆收藏有两件磁州窑人物枕,一为1980年在房山区出土的宋三彩人物枕,高13厘米、长42厘米、宽20厘米,主题画是西汉萧何追韩信的故事。
周边纹饰为山石、花卉、祥云、垂柳。
另一件为金代赭色人物枕,高136厘米、长39厘米、宽17厘米,主题纹为一男士与一妇女似在讲话,旁立一少年,山后有一老者目向前方呈观望状。
周边画有山石、花卉、树木和房舍等,枕底题:
“王氏寿明”款。
⑥每一件瓷枕上的画面,都充满着浓郁的民间生活气息,给人以美的享受。
磁州窑的另一特点是以各种纪年、题句、姓氏、题诗款来装饰器物,其书写方法无一定规格,非常随意。
如纪年款的写法,与后来的官窑写法完全不同,官窑款识只反映朝代和皇帝年号,如“大明宣德年制”等,不加其它内容。
民窑款的写法却另有一番风味,如一件白釉罐上所书:
宋“阿弥陀佛天寿二年三月李吉泰叩敬造”罐的主人显然是位佛教徒,为敬佛而烧制的。
又如1988年山东省城武县出土的一件瓷碗上所书:
金“泰和三年十二月买二只”,但“二只”属何物没有说明,类似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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