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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阳地区客家人历史文化概述
连阳地区客家人历史文化概述
一.客家人主要分布地域及其入迁概略
连阳地区客家人主要分布于连阳三县接壤略呈长方形的广大区域,计有连县县城及附城、九陂镇、云涛镇、小水镇、西江镇、朝天镇;阳山县黎埠镇、大崀镇、七拱镇、黄坌镇一部分;连南瑶族自治县县城及三江镇、寨岗镇、寨南镇、估量有人口30——40万人。
客家人最早入居连阳地区的首推五代时期南汉朝的三江人黄损,官至尚书左仆射(一品),墓在三江镇境西北部梅花岭上,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南汉书》盛称其有王佐之才,他晚年归隐三江故乡时,咏诗曰:
“一别尘寰岁月多,归来人事已消磨,唯有门前鉴池水,春风不改旧时波。
”今其子孙仍有部分留居三江,蝉联递嬗。
除三江黄姓人外,连阳地区客家人多是在清代时期迁入。
以三江、寨岗两地为例,清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两广总督石琳奏建三江城(三江口寨城),改韶州副总兵为三江协副总兵,并设理瑶同知,驻三江城,城于康熙四十四年竣工。
随着三江城的建立和三江协官兵的入驻,其中大部分官兵后裔留居三江,为构成三江城客家人的主要来源,今三江著姓何、罗、毛、董、肖、钟、杨、张、李等姓,皆为驻军后裔。
还有城西梅村潘姓,是清乾隆至道光年间先后由本县寨南镇、阳山县小江镇、韶关乳源县三地迁入。
寨岗镇曾、罗、李三大姓,皆于清朝期间迁入,曾姓始迁祖九粦公,贡生,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从粤东河源县三篼竹村迁入
寨岗安田村,迄今已历十三世,分为四大房,后裔分居安田、山心、金鸡、社墩、铁坑、石坑崀、新埠等处,人丁繁衍,世泽彝伦,约有人丁近万人。
罗姓遵奉达先公为始迁祖,原籍为粤东兴宁县大坪镇人,经辗转经惠阳、台山两县,后于清乾隆五十三年(1777年)和道光年间先后迁入寨岗高滩坝、石坑崀,分为三大房,后裔分居高滩坝、石坑崀、官坑、独石坝、东昇村、金光村、阳山县黎埠镇大龙村、白石门村、黄坌镇雷村等地,有人丁近万人,蔚为巨族,世泽彝伦。
李姓多于清代嘉庆、乾隆年间从粤东梅县松口迁入,主要分布于官坑村、万角村、金光村等地,其始迁祖皆为梅县李姓同一源流,但支系不同。
最著名的是金光村李姓,该世系李芳长,原籍梅县云车乡人,于清嘉庆年间迁居寨岗金光村,被遵奉为一世开基祖,至今已历七世,有人丁近500人,人才辈出,为当地著姓。
阳山县黎埠镇客家人著姓有杨、邓、刘、陈、李、王、黄等姓,皆于清代嘉庆、乾隆年间迁自粤东,其中李姓在黎埠、寨岗交界处的黎埠大龙村建有李氏大宗祠一座,规模宏伟,为寨岗、黎埠、大崀等地凡迁自粤东地区客家人李姓共同遵奉祭祀的祖祠。
二.客家人主要历史文化概述
1.农村社区文化主要特征。
在清朝、民国历今近400年间,寨岗地区客家人仍递嬗传留来自粤东的文化传统,实行“血缘关系”与“地缘关系”相结合的社区制度,即共一祖宗血胤的宗族形成聚居地与“地缘关系”的邻居其他兄弟姓氏聚居地相结合的社区制度,该制度的核心思想是在本姓“血缘关系”的宗族内,倡导敬祖爱宗,敦宗睦族,敬老慈幼,患难相扶持;在邻居兄弟姓氏的“地缘关系”中,则倡导和睦邻里,守助相望,患难相扶持。
这一“社区”制度,长时期以来,维护了社会秩序的安定团结,至今仍有其旺盛的生命力,有其存在的必要社会价值。
在各自姓氏间,维系社区制度的有三大支柱,一是谱牒;二是宗祠;三是祭祀。
谱牒,俗称“族谱”或“家乘”等名称,一部完整的族谱,记录着一个家族的世系源流、迁徙、生息、人丁繁衍、人物活动诸方面的过程,族谱反映了各个历史时代人物所处时代的种种特征和风貌,它与恒定的家族血缘递传,形成了谱牒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
从历史学角度看,谱牒文化、地方史、国家史是三大历史支柱,但上世纪50至70年代的“左祸”横行时期,却把谱牒文化视为封建糟粕而施予压制摧毁,致许多重要谱牒文献毁失,造成文化浩劫,令人扼腕咨嗟。
族谱渊源甚早,学者一般都推始于《周官》,实际是《世本》为最早的谱牒著作,迨于宋代欧阳修、苏东坡创立谱牒制后,谱牒文化盛行,各姓无族不谱,到清代、民国期间仍盛行不衰。
明朝中叶著名唯物主义哲学家罗钦顺(江西泰和人,号整庵,弘治六年,即1493年进士,官至南京吏部尚书,著有《整庵存稿》等书),对族谱文化有精辟的论述,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罗钦顺《整庵存稿》卷九第1261册第121页载:
“世久而族蕃,谱不可无作也。
谱作而源委明,昭穆辨,戚疏之分著,显晦之迹彰。
一展阅间,必然惕然有动乎其中者。
仁让之行,诗书之业,相与敦其所为厚,廓其所未宏,则于前为有光,于后为可大,此谱之所系未可轻视也。
”这段话的大意是说:
年代久了,族中人丁繁茂,修纂族谱就可以家族世系源流演变详明,亲疏分明,彰明祖先的功勋德业。
后世裔孙奉读族谱时,就会从中受到启发教益,列祖列宗仁爱谦让的高尚德行(注:
仁者,泛爱众也);列祖列宗文化教育的成就(诗书,原泛指儒学教育,今泛指科学文化教育),以此策励自己继承和发扬祖德,超迈前进,从而光裕前代,启示后人,所以族谱的历史作用是十分重要的。
到上世纪80年代起的“改革开放”后,曾、罗、李、潘、邓等诸姓纷纷修纂族谱,族谱文化重放光芒,从中体现了一个家族生命群体的强大力量,增强了家族间的凝聚力;反映了家族遗传的神秘密码,扩展了家族史超越历史局限的远阔视野。
宗祠。
唐代制度准许品官、士族建立家庙,到北宋年间始有宗祠(祠堂)的建立。
到南宋,朱熹、陆九渊等著名学者大力提倡,始加强了对建立宗祠重要性的认识。
朱熹云:
“(宗祠的建立)报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实有家族各分之守,所以开业传世之本”(《家礼》)。
到元明之后,宗祠建立逐渐增多,到了清代,凡聚族而居的家族,大抵都建立宗祠。
清朝规制,三品以上高级官员的宗祠大堂五开间,台阶五级,东西两庑各三间,有两重南门,围以院墙,并开东西侧门;四至七品中级官员的宗祠,大堂开三间,台阶三级,东西各庑一间;八九品小官宗祠,堂屋一开间,台阶一级,院子仅一道正门。
宗祠奉祀先世神主,一般都配有楹联匾对,有的还有门联、柱联、厅联、祖座联,间亦有特殊意义的喜庆联、吉旦联、落成联等。
由于祠堂是祭祀祖先、族众集议、红白事及教育训诫子孙的场所,故必须“礼尊而貌严”,都有管理制度,如严禁在宗祠演戏和迎神赛会等。
祭祀,各姓均十分重视祭祀祖宗的活动,都严格遵循“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诚”的格言,把祭祀祖先活动视为饮水思源,不忘祖德及增强族内凝聚力的必要举措。
对祖宗祭祀,一般以整个家族或分房系为单位进行,大致可分为祖宗坟墓的祭祀与宗祠祭祀两类形式。
以寨岗达先世系罗氏为例,每年春分至清明期间,由最高辈份的开基祖达先公的坟墓开始,然后按辈份次序层次的祖先坟墓进行祭祀。
凡子孙较多的祭祀,都具备全猪(分为白猪、烧猪两种)、全羊、全鸡等牲礼及果品等物为祭品,有主祭人和陪祭人(族内辈份、年龄的长者及事业有成就的名人),其余子孙排列在主祭人和陪祭人后排处,亦随同执礼如仪,有礼生喊祭,主要仪式如次。
点燃红烛、线香及摆置祭品后,礼生高喊:
“擂鼓”(敲起大鼓),鼓声停止后,礼生高喊:
“奏乐”(“八音”奏起迎神曲子),乐声停止后,礼生高喊:
“放炮”(放铁炮三声或放鞭炮声),“放炮”声停止后,礼生高喊:
“主祭者就位,执事者各司其事”(待祭祀队伍排列好),再喊:
“拜、叩首、兴”三次(向祖宗墓前跪下,双手按地,低头叩首致礼,即依次三拜九叩首大礼,“兴”即平身起立);再喊:
“主祭者进爵禄”(由执事人员将酒杯传给主祭人,向墓前神位洒酒致敬);再喊:
“奉读祭文”(由另一执事人员跪读祭文(祭文内容多为赞颂祖宗懿德嘉行,勉励后裔继承祖德,继继绳绳,光于前,裕于后)。
祭文读毕,再喊:
“礼成”。
然后擂鼓,燃烧衣纸、阴钱冥物,燃放鞭炮,整个仪程约需30分钟。
宗祠的祭祀,一般有常祭、专祭、大祭三个形式。
常祭为日常祭祀,每月进行二次(农历初一、十五朔望日),仪式简单,只奉祭燃香;专祭是宗祠进行特定的祭祀,凡生子、入学、中举、任职、迁官等皆得祭祀祖宗,答谢祖宗福德的荫佑,仪式较隆重,须三牲供品,放鞭炮等;大祭在祭祀宗祠中居重要地位,如春节的除夕、正月初一、初二、元宵、五月初五端阳、中秋、冬至日等节日,每家每户都以三牲祭祀祖宗;大宗祠还有春秋两祭,即在春(清明)、秋(八月十六)以全猪、全羊及三牲祭祀,祭祀时有八音奏乐伴奏,有礼生唱三跪九叩大礼,读祭文等仪式程序。
尤须说明的,族谱中的班辈诗(班行诗)及宗祠的楹联,集中反映了各自族姓世系的文化导向,寄托了对后裔的重望,具有告诫、启示的思想教育作用。
以寨岗达先公世系为例说明之。
达先公班行诗原文共八十世:
达贻必国文,传家启汝昆;经纶成广大,道学仰清芬。
伦纪纲常正,仁慈礼让敦;显扬宗祖耀,富有日星云。
谟烈昭乘远,英才建树勤;宪章隆继盛,忠义冠同群。
书策芳香谥,猷谋美善闻;钦明修骏德,万世毓贤孙。
注:
(1)传(韶)、昆(勲)同辈。
(2)班行诗文解:
按:
班行诗作者罗达先,名焘,号若腾,被尊奉为寨岗始迁开基祖。
他猷谋卓识,是一个饱学之士,强烈寄望子孙后裔能达到儒家学说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最高理想境界。
其愿望强烈地反映在他遗下的班辈诗中。
达先公班行诗全文意译:
通晓明白达到最高理想境界,必须经过学习儒家博大精深的学问这一途径,作为递传后世培育子孙的训言;学问知识广博了,就会融会贯通使自己造就成为一个有高洁德行的人。
人伦的“三纲五常”最为紧要,为人要仁慈礼让敦厚,这样才能敦宗睦族,和睦邻里,才能显扬宏大列祖列宗的懿德,象征天上的太阳、星云那样,对社会有重要的影响。
这样宏远的谋略见识,可以长远地昭示子孙后裔,才能培育出英才,才能在社会上有所建树;只有遵循这样的典章制度,忠义的人才能冠立社会人群。
良善的策划透放出芳香的影响,宏大的谋略一定会得到美善的硕果,只要孜孜以求地做一个有善良德行的人,千年万世都会相继培育出代代相承的有贤德品行后裔子孙。
注:
达,释“畅通、通晓”;贻,通“怡”,赠遗也;国文,泛指儒学教育;必,期必也;清芬,高洁的德行;道学,亦称理学;谋,指谋略;骏,指良马;宪章,指典章制度。
2.儒家文化的影响
儒家学说博大精深,尤其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宋明理学》对寨岗地区客家人社会影响至深且巨,各客家姓氏都以继承“理学”家风相标榜。
清朝至民国期间,各村落之间的大姓,皆以本姓氏房族为单位设置学校,从清朝至民国1937年抗战前,从村校至全乡设立的最高学府“学社”皆以教习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奉朱熹编著的《四书集注》为臬圭,以他的注释为正统观点的标准答案。
各姓上层社会文化人仕,其文化学说皆以“理学”为宗,其言行亦必然对社会各阶层人仕具有重要影响。
最突出的例证是咸丰初期太平天国革命军兴时,其“拜上帝”学说与“理学”的孝道格格不入,故受到极力反对,寨岗社墩村举人曾庆襄、高滩坝贡生罗传心、金光村贡生李钟瀛三个士绅乃倡议举办“团练”(即“民兵”),籍以保境安民,以抵御太平军的入侵。
同时高滩坝贡生罗传芳应邀到与寨岗唇齿相依的邻境黎埠乡与黎埠挚友王宪章协力督办“团练”,皆得到乡人翕然响应,各自办有二千多人的队伍,施以兵法勒束训练。
由于这些子弟兵平日皆习练武技,素质甚佳,在短短时间内,遂成劲旅。
黎、寨两乡乃桴鼓相应,不仅保境安民,还应清朝地方当局的邀请,举兵出境,相继二次解救阳山县城被围困之危,克服三江、连州两城,军功大盛,远近驰名,均被赐赏顶戴花翎五品官衔。
迄至民国抗战前,学校教育仍沿习清朝遗习,无甚改变。
俟后抗战军兴,各乡改办新式小学,施以新式国民教育,乡间各姓自办的私塾亦允许学生改读新出版的国民教育课本,学习风气逐渐趋向现代化。
3.宗教信仰
有文化素质的社会上层仕绅人仕,多数人尊崇儒家学说,对“鬼神”之说采取“信者有之,不信则无”的宽容态度。
广大农村的下层民众,大多数人皆相信“神鬼”之说,将儒家的“祖先崇拜”、佛家小乘教的“轮回转世”,即“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今世修来世”之说及道家神祗的虚无飘渺的“神仙”之说,揉杂一起,光怪陆离,令人瞠目。
寨岗地区神庙的设置崇拜,大致分为两类,一是崇祀对地方有功德的守护神,二是祈求道家杜撰出来的诸神护佑,亦建神庙祀奉。
前者有代表性庙宇有二,一为“都爷庙”,二为“娘娘庙”。
据《阳山县志》记载,明朝万历六年(1578)随总兵陈国龙征剿今在连南瑶族自治县的“八排”瑶族时,有姓冯、杨、欧、夏四位官兵,统称“都爷”者战殁于寨岗地区,后人遂祀奉之,在今回龙村及寨岗镇中心医院门诊处建“都爷”庙各一座。
“娘娘庙”即祀奉曹门虞氏,据《英德县志》记载,明初,有叛贼围攻英德县城,有曹门虞氏者,智勇兼备,率众御贼,全城得以保全,因军功被敕封“夫人”,乡人遂立庙奉之,俗称“娘娘庙”。
寨岗“娘娘庙”建于老埠与社墩两村之间,庙宇规制宏大,用火砖为墙,庙内的神像,金碧辉煌,蔚为壮观,是寨岗全境最为壮丽的庙宇。
道家学说诸神庙最有代表性的北帝庙,据道家典籍及神怪小说《四游记》记载,玄武大帝是北方的守护神,他神通广大,神力无穷,征服了龟、蛇水族中二怪,东征西讨,地方得以安靖。
按《五行》学说,中央属土、东方属金、西方属木、南方属火、北方属水。
故北帝庙亦属防患水灾的守护神。
故皆建于濒临河边的位置,其主要有代表性庙宇在老埠即今寨岗中心小学处及金鸡村与安田村交界处,各建成有近河边的“北帝庙”一座。
其他村庄都建有俗称“土地伯公”的“土地庙”,作为地方崇奉的守护神。
乡人为祈求与酬谢诸神祗庇佑地方的功德,各村或联村每三至五年间在其所在村庄的神庙处“建醮”,俗称“打醮”。
时间三天四夜或四天五夜。
“建醮”时先由乡人推举一殷实慈善的村中长者为“总理”,综理“建醮”事务,“总理”之下设“元首”若干名,凡为“元首”者,必须捐出稻谷一担,其下是募捐“香资”(金额在一担稻谷以下,多少不等)。
“建醮”时间多在秋末冬初农闲季节择日举行,在庙门前的空旷处盖搭临时性金字厂一座,金字厂外又有若干厂为赌博场所,多为番摊馆,各番摊馆须交纳一至二百斤稻谷以资助“建醮”。
“建醮”时设神坛一处至两处,“八音”一处。
神坛由雇请的“喃呒”先生做法事,又租用“大山人”等巨大神像摆设在神庙门前,“大山人”神像高约五丈,形态狰狞,是神怪小说《封神演义》中的“哼哈”二将。
“喃呒”先生法事首先是“请神”与“建幡”,俗称“起幡”。
即在神庙大门前不远处立一丈多高竹竿或木竿,竿顶挂一布条,布条画有“符录”,经“喃呒”先生在该地处奉祀牲品、念经,意即招引四方孤魂野鬼前来神坛,以便普施超度,使有所依托,以免贻害人间。
“喃呒”先生法事最隆重的活动是“上刀山”与“过火炼”两场法事。
“上刀山”即用三至五丈长的巨木杆立起,由三条巨绳分三角形拉紧用钉桩固定,杆上每隔约近一尺处扎上锋利镰刀一把,由“喃呒”先生一人背挂吹号的“锡角”、“铜锣”法器,沿“镰刀”阶梯一步一步爬至杆顶扎有十字形木架处,该木架可坐可站,施法者在杆顶上或坐或站敲击铜锣,吹响锡角,伴以念唱经文或简易舞姿。
此时,在“上刀山”的木杆周围,密密集集站着四乡前来围观民众千余人或二、三千人,场面蔚为壮观。
“过火练”又称“踩火坑”,是在晚间近天亮时举行,预先在宽四、五尺,长二、三丈的场地铺上杂木柴,待烧成木炭冷却至尚能见有微红时,由“法师”口中念念有词做法事后,带领善男信女由此木炭火路上赤脚踏过。
意谓可以消除灾难,身体安康。
除“建醮”外,民间在小型的土地庙、宗祠、家宅中,亦不定期进行“安龙”、“藏花”法事。
“安龙”活动多在认为不吉利或人畜不平安的情况下进行,“安龙”仪式较简单,只请“喃呒”先生做一晚上法事,该法事除做一番祈神的念经外,主要在一草席上进行俗称“跳神”的舞蹈活动。
舞蹈时由一年青法师扮“花旦”,手持“锡角”法器,另一法师手持小铜锣,扮成“丑角”,另一法师在傍击鼓领唱,边唱边舞,伴以鼓声、锡角声、铜锣声,“花旦”、“丑角”两人在草席范围内相互身体手脚都不能接触,只相互扭动身躯或摇头骚首,或斜步摇动,或扭腰屈臂,边唱边舞,边吹“锡角”、边敲小铜锣,两人相对由左至右相互盘旋对舞,杂以打浑调笑,状极滑稽,场面热闹。
意谓通过“安神”的法事与“跳神”舞蹈活动,来取得神灵的欢心,使其能安居神位,以庇佑乡人、住宅人口平安。
“藏花”。
为了使小孩能平安成长,就请“喃呒”先生在家宅举行一个晚上的“藏花”仪式。
即在一洗澡大木盆内堆放细纱,再在细纱中插上新采来的鲜花。
男孩插白花,女孩插红花,不得混淆,否则不吉。
盆上端围盖一幅布罩,由法师念经护住白花或红花中贴上小孩姓名及其出生年、月、日,时辰“八字”中的所谓“三魂七魄”,以驱赶鬼魔邪神的侵犯。
由于迷信鬼神风气迷漫,操鬼神行业或与鬼神有关的迷信行业亦相应而生,如“喃呒”先生有二十多人,问神(俗称“问仙”)、卜卦、择日、算命、看相、堪舆(选择住宅、坟墓地址,俗称“风水”先生)等行业亦较为普遍盛行。
在宗教信仰中,还有“扶乩”、“同善社”、“耶稣教”三个特异情况的存在。
“扶乩”,俗称“箕笔”。
多在少数有文化的知识仕绅阶层中进行活动,由万角村人吴化良主持其事,吴氏读过儒家经典十多年,颇熟悉古文、古典诗词,“扶乩”仪式是在一直径约二尺的圆盘上(木板制造)置放大米,由|“扶乩”主持人手持长约一尺半,状若磨勾的“箕笔”,降坛后,手持的“箕笔”就在米盘上下左右慢慢移动,划出笔迹,另一执事人员用笔将字迹录写下来,就告竣事。
或询问何事时,箕笔亦在米盘上划出字迹回答。
实际上是揣测心理的高级骗术,吴化良的“扶乩”,多托言神怪故事中“八仙”的吕洞宾降临,如其用吕氏口吻划写出:
“逍遥九天乐大虚,遨游四海下紫微,极目神州苍生苦,刀兵战火草萋萋”等诗词,以若有若无、似隐似现的飘渺语言,既点出当时中国社会战乱频仍的黑暗现实,又可以满足一些有闲阶层人士去追求飘渺的“神仙”境界以寄托空虚、苦闷的心灵,故能获到欢迎。
同善社。
属道教的派别组织,分坛设在毗邻的阳山县黎埠圩。
入社者多为知识分子阶层人士,寨岗地区加入的有二十余人。
该社内部等级森严,分为一至九层,层次越高地位越为尊崇,除念诵道经外,强调“座功”(“气功”的一种形式),主张通过练习气功,以求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传言“座功”达到最高境界时,可以进入“物我两忘”的寂静境界,心静如水,身如在母腹胎中。
平日间又提倡做建桥、修路等善事。
耶稣教。
1904年间,连州市基督教会派人在寨岗圩租用民房作为“福音堂”,揭开了宣传基督教的先声。
该教会为了扩大宣传,还出资在寨岗圩创办义学一间,免费收录附近儿童入学。
先后有宣教士林海光,易牧师(忘其名字),罗家东、黄敬修等外地及本地人主持宗教事务。
1934年又在官坑村、高滩营村设立布道点。
由于寨岗人仕“法天敬祖”思想浓厚,各姓宗法制度森严,对基督教强调“拜上帝”的说教,认为是“忘却祖先,无父无母的叛逆行为”,故入教者寥寥无几,工作开展十分困难,仅有外地入寨岗经商、手工业者四十余人入教,这些入教者备受当地各姓居民歧视,在抗战初期的1940年间被迫停办。
4.喜庆、丧事文化
(1)喜庆
喜庆活动主要有生子、寿庆、进火、婚嫁、节日五项。
生子。
对“生子”相当重视,认为是接继后代的重要喜庆,强调“不孝有三,无子为大”,列为儒家学说中“孝道”的主要内容。
生子后,于次年的农历正月十五日的元宵节,要在家中与宗祠点长明灯三日三夜,要将男孩姓名,(附上祖父、父亲等现存长辈名字,以示血统有序)出生年、月、日、时辰书写在红帖纸上,张贴在宗祠祖先灵位前面,让祖先知晓此事,并祈求祖先的庇佑。
并在元宵节这一天,具备牲礼,线香、红烛等物到宗祠及村内各神坛社庙祭拜,祈求庇佑。
满月时由母亲外家舅母等亲属数人送来小孩帽子、衣裳等生活用品。
主家则以牲品祭拜祖先及设宴招待亲戚,这些外亲都是女眷,男性仅有小孩未成年人男性参加。
若生下女孩,则无权利享受这些待遇,亦无上述这些祭祀仪式,称之为“赔钱货”,重男轻女的陋习相当严重。
因之,亦盛行“继子”习俗,即无子者,大都以近亲侄子入继为嗣子,以承祀与承传世系。
寿庆。
寿庆有“男做齐头女做出一”之说,凡男登50岁、女登51岁,男60岁、女61岁者,(余下类推)皆可举办寿庆。
小户人家仅请至亲好友一至两桌人吃寿酒庆贺,殷富人户乃大摆筵席,往往有数十桌人或上百桌人,以显示其家世地位。
进火。
新住宅落成后,择日迁居,俗称“进火”。
迁入新宅前,先由建房师傅关闭新宅大门,再由礼生唱礼开门,敦请新宅主人及其男女家属相偕入居新宅。
“进火”时,把原居旧屋的火种移到新屋去,要点燃大灯盏一路照明到新宅,一般都在晨早时入居新宅。
迁居时把粮、油、盐、鸡、鸭、猪、狗、家俬、杂物等凑成双份若干担,由家长领头,依长幼次序进入新宅。
接着鸣炮、挂红绸布条,拜祭天地,祭拜祖先,把各人自带的长明灯自行放置自己住房桌上,以示“各房有丁”。
(丁者即生男孩之意)。
接着至亲好友送贺联、贺礼,祝贺主人“乔迁之喜”,主人设宴待客。
婚嫁。
婚嫁普遍实行“父母之命,媒灼之言”的封建包办婚嫁制度。
婚嫁形式主要有三:
一是童养媳婚姻,此一形式多在生活穷困的小户人家中盛行,一般用一、二百斤稻谷和少许肉酒礼品,将一至数岁女孩买回家中为媳,待成年后再择日拜祖行礼完婚,可以不设婚宴,仅邀请家族中至亲长者数人参加婚宴即可。
可以大大节省费用。
此类婚嫁形式约占三分之一。
二是幼年订婚制。
即由双方家长做主,凭媒人居中说合,为幼年男女小孩订婚,待成年后再择日举行婚嫁仪式。
三是成人婚嫁。
即男女双方成人后,始由男女双方家长做主,请媒人居中说合婚嫁事宜,少数人由当婚者自行决定择婚对象。
此类形式婚嫁多在殷富、且有文化素质、社会地位的人户中盛行。
在上述三种形式的婚姻中,主要特点是嫁入夫家妇女皆屈居于服从和附属地位,无人身自由权、无财产继承权。
只有“相夫教子”的义务,要受到封建社会礼教“三从四德”,“三从”即在家从父、嫁出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即妇德、妇容、妇工、妇言和“七出”之条的束缚,丈夫可以随意转嫁妻子。
婚嫁主要过程仪式主要有“问采”、“纳礼”、“婚期”三种。
“问采”。
即在媒人居中说合下,经双方家长同意,由媒人将女方姓名及出生年、月、日、时辰的“年庚”写在由约二尺宽并折合成四页(面、底各一页,中间两页)红帖内并交送男家,男家将配偶双方的“年庚”八字请算命先生“合命”卜算,判定无“相冲相克”后,将女方“年庚”红贴放置宗祠或家中大厅神台香炉下,俗称“压年庚”。
在三日内家中平安(无人疾病及无损坏碗碟),即可完婚。
“纳礼”即双方议定礼金数额,一般礼金有稻谷1200、2400、3600司码斤(每一百司码斤折合今120斤)三等,礼品酒、肉各120斤,鸡、鸭各6只或8只等。
婚事议定后,男方先将一定数额礼金、礼物送给女家,俗称“落定”。
“婚期”即男家择日决定婚期后,须预先数月将婚期红帖及原定礼金,经过媒人中介送给女家,便于女家办置嫁妆。
嫁妆有衣柜、衣箱、木桌、木椅、浴盆、尿桶、罗帐、被褥、衣物、梳妆台、镜子等物。
迎亲前一日,男家将酒、肉、鸡、鸭等礼品送给女家,俗称“过礼”。
女家次日迎亲时早上宴请亲朋。
女家接收礼品后,须送回男家新郎礼帽一顶,金花一对,红绸布或红布9尺,裤布带一条、袜子一双、布鞋一对、黄糖一片、槟榔一棵。
黄糖象象徵夫妻感情似糖似蜜,槟榔象徵夫妻百年好合,女方一生只嫁一个郎。
同时,女方在接受礼品时,须先由媒人选取大鸡一只,俗称“开笼鸡”,另送媒人猪肉一块,以酬谢媒人的辛劳。
迎娶吉日早晨,男方新郎在家人陪同下,头戴女方赠送礼帽、插上金花一对,脚穿女方赠送新鞋、新袜,身穿自制成长衫新衣,裤缠女方赠送裤带,身披由左肩斜挂至右腰处缠上结口的女方赠送红绸带或红布带,具备牲品、线香、红烛到宗祠参拜后,然后到村内神坛社庙参拜,以祈求祖先及神祗的庇佑。
迎亲前夕,男家请暖房酒,新郎要沐浴斋戒,认有“契父母”的,要到“契父母”处沐浴,晚上由男孩陪睡,俗称“暖房”,意为新婚后早生贵子。
新娘出嫁前三天,由平日相好姐妹姑娣相聚,称为“陪哭嫁”。
新娘须“哭嫁”三日三夜,陪嫁人员亦相陪哭嫁。
哭嫁词七言一句,类似客家山歌体裁。
内容上至父母叔伯,下至兄弟姑嫂姐妹,嫁词多属感叹劝勉。
出嫁前夕,新娘要沐浴,由姑嫂用细线绞净脸上汗毛及修整眉毛,俗称“开眉开脸”。
出嫁时,梳高髻,带凤冠霞披(多是租用),头披红罗帕,身围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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