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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题完整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题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

▲当今世界，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思想领域的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任务艰巨。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

当今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核弹与火箭”退居幕后，“意志与思想”走向台前。

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基于国际、国内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国家。

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

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

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

美国的CBS、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

这种直接的文化渗透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

如今，借助互联网，直接的文化宣传更获得了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高科技平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

二战之前，西方敌对势力就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更加重视通过全面的文化输出对他国施加影响。

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体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

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渗透。

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名目众多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布赖特基金会等，拉拢和利用高层社科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意在培养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传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社会大众。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

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

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

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

他们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哲学价值观发展。

布热津斯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

这些社会思潮极具迷惑性，试图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和貌似客观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信服和认同，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

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

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

1991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

随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

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外因，也有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的内因；既有苏联实行僵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是由于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

世界各国对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评价不一。

一时，各种思想汇聚同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

有人抛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

在我国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的弱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四是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抢占发展先机。

富国强民、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目标。

这一目标的确立必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关注能源资源的新开发、关注科技人才的新发展，而少有关注传统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

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将人类纳入一个同质发展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

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源发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

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

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

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便于进行资本剥削。

因而，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避免陷入“发展的幻象”之中。

五是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此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既包含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极因素。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种所有制的并存、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和重视个体的利益和感受，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尺度，好坏优劣皆依主体自身加以判断。

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

另外，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不断向纵深拓展，各种文化思潮涌入我国，客观上也为多元价值取向的滋生提供了思想土壤。

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淡化。

六是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

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等特点。

借助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平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新的技术载体、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言论空间，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凝聚力。

但同时，信息网络化也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

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

此外，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言论表达的新途径，网络一定程度上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也可能不再被动接受主导媒体的灌输和教育，不再简单追随主流意识形态，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弱化。

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一）众多乡村人口与农产品供求

　　中国农产品价格自1997年以来出现连年下降，从而导致农民从农业中获得的收入也出现连续4年的持续下降。

1997年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4.5%，1998年下降8%，根据当年农村住户调查的资料反映，1998年农民出售的15种主要农产品中有12个品种的价格下降，而肉类价格跌幅最大，达12.7%。

1999年情况更加严峻，全国农产品收购价格总水平比上年下降12.2%，创改革以来最大跌幅。

统计的11种主要农产品价格，除木材上升1.4%外，其余10类农产品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下降。

从农产品批发市场和零售市场所反映的情况更加严重（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2002）。

2000年和2001年农产品价格虽然略有好转但尚没有从根本上扭转价格下降的颓势。

　　中国农业发展中出现了十分奇特的现象：

一方面是总体的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大宗农产品总体上缺乏国际竞争力，另一方面却是众多的农产品过剩和农产品价格的持续

表1　　1994~2000年主要农产品价格指数（%）（上年=100）

资料来源：

《中国统计年鉴》1994~2000年。

走低。

中央政府自1998年以来连续几年提出了农业结构调整的政策，积极支持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鼓励农民种植适合市场需求的优质农产品，淘汰过剩的和低品质的、以满足温饱为主要生产目的的农产品生产。

这些政策在一些地区和部分产品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是针对9亿多农民为仅3亿多城镇人口生产农产品的基本局面，农产品的过剩将是难以扭转。

这一轮农产品价格下跌，就是由于农产品产量的大幅度增加与城市人口农产品消费增长缓慢的矛盾加剧所造成的，是因为农产品收入弹性过低的缘故。

据专家测算，2000年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6年增加了1441.1元，但这4年中城镇居民人均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了53.6元，食品的收入弹性系数不足0.04，意味着在此阶段，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每增加1元，用于食品的开支只增加不到4分钱，还包括在外用餐费用的增加（陈锡文，2002）。

更值得关注的是，城镇居民1999年人均购买粮食比1996年下降近10公斤，鲜菜下降4公斤多，猪肉下降近2公斤（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1）。

考虑到3亿多城镇人口中还有大约1亿多非农业人口是生活在县和县以下，他们的生活水平比大中城市更低，因此鼓励农民进行优质农产品生产的政策所起作用的程度和范围也会是非常有限的。

由于农产品价格弹性和收入弹性都很低，当前农产品的过剩是商品农产品消费需求不足导致的过剩，是大量人口滞留于农村所致。

（二）众多乡村人口与农民收入

　　“九五”期间，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幅度逐年递减：

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仅为2.1%。

在“九五”后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年均增长速度仅为3.4%，尚不及同期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速度7.2%的1／2。

在目前的统计中，农民纯收入主要包括工资性报酬收入、家庭经营农业（农、林、牧、渔）收入、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和财产性收入四个部分。

2000年全国农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为701元，比上年增加71元，增长11.2%，是纯收入增量的165%，如果加上农户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338元，则农民从事非农产业的收入达1039元，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46%。

工资和非农经营收入的增量是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量的208.3%。

通过上述对农民收入特征的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到，乡镇企业及农民外出打工等工资性收入已经成为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的主要支撑。

尽管2001年农民收入增长有所回升，达到了4.2%的增长速度，但是收入的来源构成没有发生根本改变，同时与城市收入的增长速度相比仍然相差悬殊。

　　显然，众多的乡村人口是当前农民实现收入快速增长的主要障碍。

从中长期看，继续依靠政府提高大宗农产品收购价格来增加农民农业经营的收入，已经难以适应目前的体制环境和市场环境。

而大规模的商品农产品生产由于土地规模的限制，也不能对所有农民的收入带来决定性的影响。

人多地少构成了农户扩大农业生产经营规模的基本约束。

在此约束之下，非农业人口或城镇居民及整个国民经济所能够承受的农产品价格水平与农民农业经营收入的增长将是一对很大的矛盾。

依靠农产品价格的大幅攀升来提高农业经营者的收入，以使其成为农民收入增长的主体已经不会成为常态（陈剑波，2001）。

　　此外，长期维持相当大比例的乡村人口对整体经济发展所带来的问题还更加复杂，比如农业生产规模与效率的问题、生态和环境破坏问题、农产品加工工业发展过慢的问题（中国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一直受到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极大重视，但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与如此巨大的农业部门相比还很不相称。

显然这与能够消费农产品制成品的市场规模（城市人口规模）密切相关）等等，显然解决中国乡村人口的非农化问题已经成为经济发展中一个十分紧迫的任务。

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

（2）

　　二、县域中小工商业受到抑制，劳动力流动缺乏政策支持

　　县和县以下中小型工商业发展应该成为县域经济发展的重点，它将为乡村人口的迁移做出重大的贡献。

我们过去的乡镇企业的发展经验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目前中国的小城镇发展较为缓慢，除了各种体制的约束之外，十分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工业化和市场化严重不足。

而没有工业化的发展，城镇化的进程是难以顺利演进的。

　　近年来，作为县域内解决乡村人口非农就业主体的乡镇企业增长减缓，成为农村经济发展受阻、农民收入增长减缓的重要因素之一。

2000年乡镇企业个数比上年减少50万家，增加值为27300亿元，比上年仅增长10%，几乎为有史以来增长速度最低的一年。

而整个“九五”期间乡镇企业13.6%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也是历史上最低的水平。

2000年乡镇企业职工人数为12700万人，与上年持平，基本中止了就业人数下滑的趋势。

2000年乡镇企业增加值的增加额已经占GDP增加额的37%，占农村社会增加值的比重也由1995年的54.9%提高到2000年的63.6%。

农民人均从乡镇企业中获得的工资收入占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95年的30%上升到2000年的34.5%。

乡镇企业的发展对于居住着10亿多人口的县域经济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近年来乡镇企业增长幅度的下滑已经对县域经济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

乡镇企业发展受阻一定程度上延缓了乡村人口迁移的进程。

　　经历了20年来的改革开放，多数的县域经济已经脱离了仅仅依靠农业来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

乡镇企业或微型、中小型工商业作为县域经济发展的根基已成为不争的事实。

目前，县域内微型与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受到金融和税收体制两个方面的抑制。

在当前的税收体制下，县乡政府极难从工商业发展中获得充足的税源，因此地方政府和私人投资者都严重缺乏大力推动中小型工商业发展的积极性，地方政府也缺乏相应的扶持和支持政策，无法降低中小型工商业的私人投资的进入“门坎”。

　　当前乡镇企业发展中，最为突出的问题是融资问题无法解决，表现在：

第一，缺乏股权融资渠道，内部融资比例高。

乡镇企业在改制过程中或通过集资进行大量的股权融资，但由于没有可交易的市场，企业职工手中持有的股权不具有流动性，这样一方面企业股权持有者承担着无限风险，另一方面也妨碍了企业以此方式进一步融资的能力，致使企业无法降低负债比率，改善资本结构。

第二，债务融资渠道单一且存在很多问题。

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乡镇企业长期以来外部融资的主要渠道是债务融资，而债务融资的绝大部分来源于国有商业银行。

第三，中小企业债务融资信用普遍不足。

第四，缺乏为中小企业投资决策和经营管理提供咨询和政府相应的服务机构，造成投资失败率过高。

　　由于乡镇企业发展受到制约，也由于其就地转移劳动力的高昂成本，造成乡镇企业的发展减缓。

其直接的后果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减缓和城镇化步伐的减慢。

“九五”前4年城镇化平均每年仅增加0.46%，比整个改革时期的平均0.6%还低。

　　在乡镇企业发展减缓，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受阻的情况下，农村展开了大规模的劳动力自发流动。

开始了一个迂回曲折的城镇化的过程，问题的关键是在这个进程中，如何进行战略的选择。

长期以来，中国的城市化道路存在激烈的争论：

其焦点问题是让流动的乡村人口是停留在大城市还是小城镇，是应该叫城市化还是城镇化。

这一争论的核心，是让农民抛弃土地彻底断其后再到城市谋生，还是保持目前具有社会保障性质的土地制度——家庭承包责任制基础上的季节性的流动。

显然目前的农民季节性流动就业的模式将使乡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平滑，成本更低，也更有利于降低乡村居民城镇化的门坎。

　　事实上，尽管政策对于农民自己选择的流动就业模式还没有表现出明显的支持，尽管农民季节性流动还存在诸如户口、就业限制、福利保障、权益保障等等一系列问题，但是农民的自发流动就业已经成为中国劳动力转移不可阻挡的趋势，每年估计的流动数量大约在0.8~1亿人左右。

同时，近年来，农民人均纯收入之所以还能够保持低速增长，与农民的大规模季节性流动就业密不可分。

　　三、金融抑制和萎缩使县域经济发展成为无源之水

（一）国有商业银行垄断储蓄信贷市场且贷款连年下降

　　改革20多年来，中国信贷机构的垄断地位基本没有动摇，始终维持一个70%左右的市场份额。

这对于中央政府通过直接动员信贷资源支持城市和国有部门提供了极大便利。

与国家银行在信贷市场的垄断地位相对照，贷款增长速度的下降令人吃惊。

1997年国家银行的贷款余额比上年增长了25.05%，但随后的1998年和1999年分别下降为15%和8%。

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3）

表2　　国有银行存贷款占全国的比致

注：

国有银行包括：

政策银行、国有独资商业银行、交通银行、中信实业银行。

资料来源：

《中国金融年鉴》1994~2000年。

（二）金融资源大幅度向城市及国有企业集中

　　中国人民银行监测的5000户企业，虽然从1998年开始，大型企业的银行借款增幅下降，2000年起短期借款和长期借款分别下降8.2%和10.1%，但是实际的占有金融资源的比例仍然是非常高的。

表3　　1999年国有企业占有资金情况

资料来源：

马洪、王梦奎，2000。

　　表3的数据证明了国有部门在金融资源的配置中所具有的优先地位，金融资源向国有部门的倾斜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此外据抽样调查，2000年底全国省会（区府）和副省级城市的贷款余额占全国贷款余额近40%，是当年新增贷款的46%（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分析小组，2001/11/1）。

这充分说明1994年以后信贷资源配置的城市化倾向。

　　对于这样一种金融资源的配置格局，有的学者认为这是资本市场作用的结果，是资本逐利本性所致。

但问题似乎并没有这么简单。

鉴于国有商业银行在银行业中的绝对垄断地位，而国有独资的性质又使国有商业银行易于遭受行政干预，在这样情况下强烈的城市化的资金配置格局，很难说仅仅是由于市场竞争而导致的资金流动，也就是说不完全是竞争促使资本寻求更高收益而出现的配置格局。

这一配置格局的出现是与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阶段密切相关。

在这一阶段，政府或政府控制的市场主导了整个资源特别是金融资源的配置。

比如，大量的金融资源配置到低效率的国有部门就是一个最好的证明，说明目前的城市化倾向的资本配置格局，是与市场充分竞争条件下资本的逐利本性并不完全相干。

　　（三）县域内承受着严重的通货紧缩和信贷紧缩

　　对是否存在通货紧缩有许多争议（周骏等，2001；王宝清，2001）。

目前的紧缩是一种结构性的紧缩，而非全面紧缩。

城市部门，特别是大中型国有企业并没有特别感受到这种紧缩，而县及县以下的经济主体才是这种紧缩的对象。

这种紧缩的直接后果是县域内以解决就业为主的中小型工商业、乡镇企业出现衰退并由此带来县域经济的衰退、农民收入下降及县乡政府税源枯竭。

根据有关学者从全国总体的情况测算，1994~1998年间仅财政系统的净流出平均每年大约在1000亿元左右，而金融系统中不仅存贷差日渐扩大，而且每年从金融系统中流出资金大约在500~600亿元左右（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0）。

从县域内部的情况看更加严重。

一是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的分支机构基本没有放款权利，县域内的国有商业银行分支机构在1997年以后对县域内经济主体的贷款增加很少。

二是尽管金融机构中农业与乡镇企业贷款与农业和农户的存款（不含乡镇企业）在金融机构的全部存贷款所占的比例几乎相同（农村存款在1996~2000年间基本保持在12~13%的水平，而贷款保持在11%的水平），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却可以看出全面统计所掩盖的一些问题。

第一，在1996~2000年间信用社占据了整个农村信贷市场的65~70%的份额。

第二，国有商业银行对农村的放款主要是集中在大型基础设施、国债配套资金和生态建设的贷款等大型项目，而对迫切需要提供金融服务的农业生产和中小型工商业活动却处于全面紧缩的状态。

1999年全国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比1998年增加581亿元，占当年全部贷款增加额的8%（值得说明的是，乡镇企业的增加值已经占到GDP30%以上，吸收的就业是国有部门80%以上），同年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增加额为386亿元，占全部乡镇企业贷款增加额的66.4%。

2000年全部金融机构对乡镇企业的贷款不仅没有增加反而下降了101亿元，而同年农村信用社对乡镇企业的贷款却增加了361亿元（《中国金融年鉴》，2000，2001）。

　　仅观察全面的统计数据，难以清楚地看到农村中所普遍存在的货币和信贷的严重双重紧缩的。

从运行的情况

表4　　乡镇企业和农业贷款（单位：

亿元，%）

资料来源：

中国资讯行数据库（）；《中国金融机构信贷收支情况统计》1998~2000。

看，县及县以下正在承受严重的通货和信贷紧缩，表现在：

　　1.邮政储蓄只吸收储蓄不贷款，造成每年上千亿元的资金直接上存中央银行。

　　2.农村合作基金会清理——农村短缺近3000亿资金，不仅影响了县域内中小型工商业的发展，兑付农民存款的责任直接由县乡两级政府负担，对本身已经债务缠身的县乡政府无疑是雪上加霜。

当前农村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4）

　　3.国有商业银行大量减少县及县以下基层机构，贷款审批权限上收。

全国已经削减1万多个银行分理处和营业网点，裁员11万人（戴相龙，2001）。

　　4.农村信用社负担过重，难以全面支持农村发展。

农村信用社以占全部金融机构12%左右的储蓄存款余额支撑着60~70%的农业贷款和70~75%的乡镇企业贷款（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国家统计局农村社会经济调查总队，2002），但是鉴于当前农村信用社的产权问题、管理体制问题及沉重的历史包袱（累计亏损与不良资产），对于承担农村经济发展所需要的金融服务已独木难支。

　　5.民间信贷活跃，但缺乏规范。

由于正规金融难以满足当前农村经济发展的需要，民间借贷和高利贷十分活跃。

据对15省24个县市41个村的调查，民间借贷的发生率高达95%（温铁军，2001），温州民间高利贷的利息达到每月1~3%。

由于民间信贷缺乏正式的法律地位，因此也缺乏管理和引导，难以真正在信贷市场上正常发挥作用。

四、消除贫困与西部大开发：

经济发展的长期任务

（一）关于新的扶贫战略

　　中国农村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的贫困人口已从1978年的2.5亿人减少到2000年的3000万人，没有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重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2000年的3%（这是依据中国政府制定的贫困线标准的计算（以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为0.66美元/天）。

为比较国家间的贫困状况，世界银行提出了每天1美元（1985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